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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3 22: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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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july_zx 于 2022-2-25 13:33 编辑
第七周任务: 备内、南面、饰邪、解老
备内
(一)查字正音
缚:通“薄“,迫。
适:通“嫡“。
解:通“懈“,松懈,减弱。
鬵:釜类的烹煮器。
愬:通“诉“,申诉。
(二)翻译
君主的祸患在于相信别人。相信别人,就会被别人所控制。臣子对于他的君主,没有骨肉亲情,只是迫于君主的权势不得不侍奉。所以做臣子的,窥探他的君主的心思没有一刻停止,但君主却怠慢倨傲地出于朝堂之上,这就是世上有挟持神志谋杀君主事情发生的原因。做君主而太相信自己的儿子,那么奸臣就会利用君主的儿子来成就他的奸私,因此李兑辅助赵惠文王而将赵武灵王饿死。做君主而太相信自己的妻子,那么奸臣就会利用君主的妻子而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因此优施帮助丽姬杀掉了太子申生而立奚齐为太子。以妻子的亲近和儿子的亲情关系还不能相信,那么其余的人就没有可以相信的了。
况且拥有万乘兵车和千乘兵车的君主,他们的后妃、夫人和嫡亲儿子中做太子的,也有希望他们的君主早死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妻子与丈夫没有骨肉间的恩情,相爱就亲,不相爱就疏远。俗话说:“母亲漂亮儿子就受宠爱。”那么这句反过来说就是:母亲丑儿子就被疏远。男人年至五十而喜好女色的兴致还不减弱,女人一到三十岁美色已经衰退。凭美色衰减的女人去侍奉好色的男人,女人自己被疏远和贱视,她的儿子会怀疑自己不能做王位的继承人,这就是后妃、夫人希望她的君主早死的原因。只要母亲做太后儿子做君主,就能使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太后和君主的男女欢爱并不比老君主在位时有所减少,这就是在酒中下毒药、绞杀行刺这些手段被采用的原因。所以《桃左春秋》一书说:“君主因疾病而死的还占不到死亡君主总数的一半。”君主不懂得这个道理,奸臣作乱就会有更多的凭借。所以说认为君主死了对自己有利的人对君主就危险。因此王良喜欢马,越王勾践喜欢人,是为了战争和奔驰。医生善于吮吸别人的伤口,吸出别人的脓血,不是与别人有骨肉亲情,是利益加在这种行为上面。因此造车的人制造成车子,就希望别人富贵;造棺材的人制成棺材,就希望别人早死。这不是造车的人仁德,制棺材的人狠毒。别人不富贵,那么车子就卖不掉;别人不死,那么就没有人麦棺材。本意并不是憎恨别人,而是因为利益就在别人的死亡上。所以后妃、夫人、太子的私党形成就希望君主早死;君主不死,那他们的权势就不会加重。他们的本意不是憎恨君主,而是他们的利益在君主的死亡上。因此君主不能不留心那些认为自己死了对他们有利的人。所以日月外面有白色的光环围绕,内部必定有毛病,防备自己所憎恨的人,祸害却在自己所亲爱的人身上。因此明智的君主不作没有办法验证的事情,不迟不寻常的失误;打听远处的事观察近处的事来考察朝廷内外的过失,审视相同与不同的言辞了解朋党的区分,对比事前事后的检验结果来探求臣下陈言的实情;用事后的结果来对照事前的言行,按照法令来治理民众,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来检验观察;士民没有侥幸得到奖赏的,没有违反法令的行为;杀的一定当杀,有罪的不能赦免,那么奸邪就没有地方容身了。
统治者摊派下来的劳役太过,民众就会困苦;民众困苦,臣子就会产生权势;臣子的权势产生了,免除的徭役赋税就多了;免除的徭役和赋税锁了,贵人就富有起来了。用使民众困苦的办法来使贵人富有,用形成权势的途径来帮助人臣富贵,这不是国家的长远利益。所以说:徭役少,老百姓就安定;老百姓安定,臣下就没有过重的权力;臣下没有过重的权力,那么权势就会消灭;臣下的权势消灭了,那么恩德就属于君主了。现在那个水能灭火的道理已经清楚了,然而用锅之类的器具把水和火隔开,水在上面沸腾以致烧干,而火在下面却烧得十分旺盛,这是因为水失去了所以灭火的条件。仙子啊法治中禁止奸邪发生的道理又必这个还清楚,那些守法的臣子起了像釜鬵那样阻隔奸邪的作用,那么法律只在君主心中明白,却已经失去了它的禁奸的作用了。上古流传下来的传说,《春秋》这类史书上所记载的,都显示违法谋逆而构成大罪过的,差不多都出自尊贵的大臣。然而法令所防备的,刑罚所处罚了,通常是那些地位卑贱的人,因此百姓感到绝望,没有地方能够申诉。大臣们相互勾结,蒙蔽君主而串通一气,表面上相互憎恨而暗地里彼此要好,以表示他们没有私情,实际上相互作为耳目,以便等待钻君主的空子,君主被他们蒙蔽,无从得以听到实情,有君主之名而无君主之实,大臣垄断国家法令而独断专行,周天子就是这样的。旁落他手中的大权,那么君臣上下的地位就改变了,这是说君主是不能把自己的权势让给臣子的。
(三)心得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與人成與,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與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人不可信,人和人之间都是利害关系,所以君主应该防备宫内后妃和儿子等人的弑君篡位。基于陈老师对“信人,则制于人”的解释,对信什么有了新的理解。相信人,就会被人控制,那么应该相信什么呢?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别人做人做事的道理与我的相同,我才会“信人”。
南面
(一)查字正音
非:通“诽“,诽谤。
惛(hūn)主:使君主迷惑。惛,糊涂,愚笨。
无:通“勿“,不要。
殳(shū):古代的一种兵器,有长柄。
预:同“预“,预先。
(二)翻译
君主的过失,在于已经人用了大臣,又总是反过来用未被任用的人一起来防备已被任用的大臣,这样被任用的大臣和未被任用的人的意见一定互相对立,而君主反而被他所未被任用的人控制了。现在与君主一起防备别人的人,这是从前君主所要防备的人。君主不能彰明法度来控制大臣的威势,就没有办法得到小人的相信。君主抛弃法制而采用一些大臣来翻倍另一些大臣,那么大臣中关系好的就会互相勾结而彼此吹捧,关系不好的就会各自结成死党而相互诽谤。诽谤和吹捧争斗不止,那么君主就迷惑昏乱了。做臣子的,不互相吹捧和暗中请托就无法加官进爵,不违背法纪和擅权专断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威势,不假借忠信之名就无法逃脱法禁;这三项,是使君主祸乱和法制败坏的手段。君主要使臣子即使有智慧才能,不能违背法纪而专权;即使有才德的行为,不能在立功之前而提前得到奖赏;即使有忠信的品德,也不能放弃法制而不受制约。这就叫做彰明法度。
君主有被事情所迷惑的,有被言辞蒙蔽的,对这二者不可不注意。臣子中把事情说得很轻易的人,要求的代价少,用事情来欺骗君主。君主受这种人的欺骗而不教考察,因而夸奖他,那么臣下就反过来借这种事情控制了君主。像这种事情就叫做被诱惑,被事情诱惑的君主就会困于祸患。臣下对君主进言办事花费得很少,但下去办这件事实际花费得很多,事情即使办成了,也说明他讲的话不诚实。不诚实的热就有罪,事情即使办成了也不能赏赐,群臣就不敢修饰言辞来迷惑君主了。做君主的原则,假如臣子前面所说的和后面做的事不一致,后面所说的和前面所做的事不一致,即使事情有成败,也一定要使他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叫做使用臣下的方法。
臣子为君主筹划事情恐怕受到别人非议,就事先设计放出话来说:“议论这件事的人,就是嫉妒这件事的人。”君主将这番话听到心里,不在听取群臣的意见;群臣也害怕这种话,不敢议论这件事情。这两种局面起了作用,那么忠臣的话就不会被听取而沽名钓誉的臣子就会被专门受任用。像这种情况就叫做被言论所蒙蔽,被言论所蒙蔽的君主就会被臣下所控制。做君主的原则,要让人臣一定负有言辞得当的责任,又负有该说不说的责任。言论无头无尾、辩词无法验证的,这就有言论不当的责任;用不说话来逃避责任、保持其贵重权势的,这就有该说不说的责任。君主对于臣下中说话的人要心中明白他所说的来龙去脉,以便责求他的实效,对于不说话的人一定要问清他的态度以便明确他的责任,那么臣下就不敢乱讲,又不敢默不作声了,说话和不说话就都有他的责任。
君主准备做某件事,不全面掌握事情的始末,就将自己的想法表明,这样还去做这件事的话,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一定会受害。懂得这一点的君主就会顺应客观事理而去掉自己的主观欲望。办事情有它的原则,考虑到它所获得的利益多,它付出的代价少,就可以做。糊涂的君主不是这样,只考虑获得的利益,不考虑所付出的代价;付出的代价虽然成倍地超过所得到的利益,不知道他的危害,那么结果是名义上得到利益而实际却失去利益。像这样的话,就是功绩小而危害大。凡是计算功劳,一件事情获得的多,付出的少,才可以叫做功劳。现在花费很大却没有罪而获得很少却有功,那么臣下就会以大的花费去完成很小的成功,小的事功即使完成而君主也会被损害。
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不要改变古法,不要更改常规。”但改变还是不改变,圣人并不理会这些说法,正确地治理好国家就行了。既然这样,古法常规是否不加改变,在于古法常规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如果伊尹不改变殷朝的古法,姜太公不改变周朝的常规,那么商汤和周武王就不能统治天下。管仲不改变齐国的古法,郭偃不变更晋国的常规,那么齐桓公、晋文公就不可能称霸天下。凡是难以改变古法的人,是由于害怕改变民众安于旧传统的习惯。而不改变古法,是沿袭乱国的陈迹;适应民众的心愿,是放纵奸邪的行为。老百姓愚昧而不懂得祸乱,君主懦弱而不能改革现状,这是治理国家的失误。做君主的人,他的明智应该懂得如何治理好国家,他的严厉一定能执行法令,所以虽然他会违背民众的意愿,他也一定能确立治国的办法。这种说法变现在商鞅在朝内或外出时都要有兵甲守卫、层层盾牌预先戒备。所以郭偃刚刚实行法治的时候,晋文公身边安排有护卫的官兵;管仲开始推行法治的时候,齐桓公的周围有武装的战车;这都是防备民众的措施。因此鲁莽愚昧怠惰的民众,会为小的损失苦恼而忘却国家的大利,所以夤虎受到阿谤。而车辰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三)心得
君主南面治国,应遵守几点原则:一是不可”以臣备臣“,应该”以明法制大臣之威“;二是不可”诱于事、雍于言“,应该”知其端,责其实,言、默皆有责”。三是应变古”正治“,变革古法,讲求实效。
饰邪
(一)查字正音
饰邪:整饬邪恶。饰,通“饬“。
有有:又有。有,通“又“。
巵(zhī):古代盛酒的器具。
鸿水:即洪水。鸿,通“洪“。
从:通“纵“。
(二)翻译
用龟甲和蓍草预测吉凶,兆象说“大吉”,而根据这个兆象去进攻燕国的,是赵国。用龟甲占卜和蓍草预测吉凶,兆象说:大吉“,而根据这个兆象去进攻赵国的,是燕国。剧辛在燕国任职,没有建立功业而国家危险;邹衍为齐国效力。没有建立功业而国家几乎灭亡。赵国先战胜燕国,后战胜齐国,国内秩序不稳定但却趾高气扬,认为和秦国势均力敌了,这并不是因为赵国的龟卜灵验而燕国的龟卜骗人。赵国又曾经卜筮而向北攻打燕国,打算挟持燕国以抗拒秦国,兆象说”大吉“。刚开始进攻大梁,秦国就从上党出兵进攻赵国了;赵国军队到达燕国的釐地,自己的六座城已被秦国攻占了;赵军到达阳城,秦国已攻下邺地;等到赵将庞援率军往南救援时,鄣一带地方已全部被秦军占领了。所以我说赵国的占卜即使对攻打燕国缺乏远见,也应对临近的秦国攻打赵国有所预见。秦国却因此大吉,有开辟疆土的实惠,又有救援燕国的好名声。赵国因为占卜兆象上说”大吉“,疆土被侵削军队被打败,赵悼襄王也不得志而死。这也并不是秦国的卜筮灵验而赵国的卜筮不灵。当初的时候,为国连续几年往东万全攻占了陶、卫,又连续几年往西失掉了自己的国土,这不是因为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强、岁星这些吉星连续几年在西边秦国,也不是因为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这些凶星连续几年在东边魏国。所以说:卜筮鬼神不能用来推断战争胜负,星体在天空的方位不能决定战争的结果。但人们还凭信卜筮,真是再愚蠢不过了。
古代的先王尽力于亲近民众,从事于彰明法度。彰明法度,忠臣就能自我勉励;刑罚一定执行,奸臣就停止作恶。忠臣自我勉励,奸臣停止作恶而国土得到拓展,君主因此尊贵,秦国就是这样;群臣拉帮结派,紧密勾结来破坏法治,谋私营利因而使国土削弱,君主卑下,崤山以东的六国就是这样的。混乱弱小的国家就衰亡,这是人事的常规;社会安定而强盛的国家就称霸天下,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越王勾践依仗贵重的龟甲占卜来与无过打仗而不能取胜,自己做俘虏到无过去服贱役;回国以后抛弃龟卜,彰明法度、亲近民众以报复吴国,结果吴王夫差被他活捉。所以依仗鬼神保佑的就会忽视法治,依仗别的诸侯国的就会危害自己的国家。曹国依仗齐国而不听从宋国,齐国进攻楚国的时候宋国便灭掉了曹国。邢国依仗无过而不听从齐国,赵国攻打无过的时候齐国消灭了邢国。许国依仗楚国而不听从魏国,楚国进攻宋国的时候便灭掉了许国。郑国依仗魏国而不听从韩国,魏国攻打楚国的时候韩国就消灭了郑国。现在韩国弱小而依仗大国,君主不终始法制而听从秦国、魏国依仗齐国、楚国可以利用,而使韩国越来越衰亡。所以依仗别人不能拓广自己的疆土,但韩国却看不到这一点。楚国威力进攻魏国而对许、鄢用兵,齐国进攻任、扈而侵夺魏地,但这些都不足以保存韩国,而韩国不明白这一点。这些都是不彰明法律禁令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依仗外国的势力而使自己的国家灭亡的例子。
我所以说:认识到治理国家的法术,那么国家虽然小,可以富足;赏罚谨慎而诚信,民众虽然少,国家可以强盛。赏罚没有准则,国家虽广大,但军队弱小,那么土地可能会不属于自己,民众也会不属于自己。没有了土地和民众,尧舜也不能统治天下,夏商周三个朝代也不能强盛。君主又错误地给予奖励,臣民又白白地取得赏赐。那些置国法于不顾而谈论先王明君功绩的人,君主却把国事委托给他。我所以说:这是指望古代君主那样的功绩,用古代的君主给臣下的奖赏赏赐给今天的人。君主用这种形势错误地给予奖赏,臣下用这种形式白白地取得了奖赏,那么功劳就不显得尊贵。没有功劳的人受到奖赏,国家的财力就会匮乏而民众就会埋怨;国家财力匮乏而民众埋怨,那么民众就不会为君主尽力了。所以使用奖赏错误就会失去民众,使用刑罚太滥民众就不再害怕。有奖赏不能起到鼓励作用,有刑罚不能起到禁止的作用,那么一个国家即使强大,也一定会危险。
所以说:一点小聪明不可以去谋划事情,只对私人效忠的人不能让他掌管法则。楚共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交战,楚军战败,楚共王左眼被射伤。战抖打得最紧张的时候,楚国的司马子反口渴找水喝,他的亲信年轻的侍仆谷阳奉了一壶酒递过去。子反说:把它拿开,这是酒。“年轻的侍仆谷阳说:“不是的。”子反接过来把它喝了。子反这个人有嗜酒的特点,不能停口,喝醉了酒躺下。楚共王想再打一仗而找子反商量战事,让人来叫子反过去。子反用心病为借口推辞。楚共王驾车前去看望子反,进入到帐篷中,闻到酒气而回,说:“今天的战斗,我的眼睛受了伤,我所依仗的是司马,司马又醉成这样,这是忘记了楚国的江山不关心我的部众。我没有再战的条件了!”于是撤兵离去,杀了子反陈尸示众。所以说年轻的侍仆谷阳进献出酒来,本来不是要借此谋害子反,真实的心愿是用忠诚爱敬他,但恰恰只是起到了杀害他的效果而已。这就叫行小忠是大忠的祸害。如果让尽小忠的人掌管法制,那必将用相爱之心来赦免犯罪,这样他与下面的人就相安无事了,但却妨害了治理民众。
当魏国刚刚彰明《立辟》治法、遵从宪法律令行政的时候,有功劳的一定会受到奖赏,有罪行的人一定会受到惩罚,强盛得可以使天下归正,它的威名传遍四周的邻国;等到它的法令松弛,随便去给予奖赏,国家就日渐削弱了。当赵国刚刚彰明《国律》刑法,从事军队建设的时候,民众很多军队强盛,从齐国和燕国开辟了疆土;等到赵国的《国律》废弛,执政的人懦弱无能,而赵国就日渐削弱了。当燕国刚刚彰明《奉法》律令、重视官府判决的时候,往东把齐国的土地作为自己的郡县,往南完全占领了中山的土地;等到《奉法》律令消失,不实行官府判决,君主身边的亲信相互争斗不休,听从臣下来做出论断,结果军队衰弱而疆土被削侵,国家被临近的敌国所控制。所以说:法制严明国家就强盛,法制松弛国家就衰弱。强弱是如此的清楚,而君主不严明法制,国家衰亡就是应该的了。俗话说:“家庭有固定的产业,虽然遇到荒年也不会挨饿;国家有固定的法治,虽然遇到危难也不会衰亡。“舍弃固定的法制而凭个人的意志行事,臣下就会用智巧来粉饰自己;臣下用智巧来粉饰自己,法律禁令就起不了作用。这样,随心所欲的做法就通行起来,以法治国的原则就废弃了。依法治国的原则,是摒弃危害法制的行为,那么就能不被智能所困惑,不被虚假的名誉所欺骗。从前舜让官吏疏通洪水,在命令下达之前就立下功的舜杀掉了他们;禹在会稽山上接受各地诸侯的朝见,防风氏后到禹杀了他。由此看来,先于命令的就斩首,后于命令的要杀头,古代首先重视的是遵照法令办事。所以镜子保持清亮而不受干扰,美丑就自行显示出来了;衡器保持平正而不受干扰,轻重就得以衡量出来。摇动的镜子就不能清楚地照出事物,摇动的衡器就不能准确地衡量轻重,说的就是要遵守法制。所以先王把道作为治国的常规,把法作为立国的根本。法制严明,君主的名位就尊贵;法制混乱,君主的名位就丧失。凡是智能高强的人,有”道“和”法“作为根本原则才治国施政,没有”道“和”法“作为根本原则就作罢。所以智能之士一偏僻的小道,不能传给别人。”道“和”法“财势万全之策,而智能则往往容易失败。衡器设立起来了就知道轻重是否平衡,圆规设置起来了就知道是否画得圆,这就是万全之策。英明的君主由于让百姓用道来使自己端正的缘故,所以他不费力而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放弃圆规而凭技巧,放弃法制而凭智巧,是使人惑乱的办法。昏乱的君主使民众用智巧来粉饰自己,是不懂得道德缘故,所以劳而无功。放弃法令而听从私人请托,群臣在上面出卖官爵,从下面获取报酬,所以利益归于私门而威权落到了群臣手里。所以民众没有尽力侍奉君主的心意,而机理结交上面的臣子。民众喜欢结交上面的臣子,那么财务就会流向大臣而花言巧语的人就会被录用。像这样,立有功劳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奸臣越来越得到进用而有才能的臣子被斥退,那么君主就会迷惑而不知该怎么办,民众聚在一起也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些都是废弃法制、不看重功劳,任用虚假名誉的人、听从请托求情的过错。凡是败坏法制的人,一定要设下骗局、假托事故来亲近君主,又喜欢谈论天下少见的东西,这就是暴君乱主所以受迷惑,贤能的臣子所以受侵害的原因。所以臣子称颂伊尹、管仲的功劳,他们违背法制粉饰智巧就有了根据;称赞比干、伍子胥的忠诚而被杀,那么他们激烈地向君主进谏就有了借口。就任用伊尹、管仲而言称君主贤明,就纣杀比干、夫差杀伍子胥而言又声称君主残暴昏乱,这两种事情不能进行类比,像这样进行类比的行为要禁止。君主立法,认为它是正确的,现在大臣中很多人为了显示他的个人智巧而认为这些法制是不正确的,这就是用智巧来行奸邪,诋毁法制而标榜智巧。像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禁止,这是做君主的原则。
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一定明确公私的区分,彰明法制,抛弃不符合法制的私人恩惠。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是君主的公义;一定要实现自己个人的打算,讲朋友之间的信用,不能被国家的奖赏所鼓励,不能被君主的处罚所阻止,这是臣子的私义。私义实行,国家就乱;公义实行,国家就治。臣子有私心,有公义。修养身心、廉正洁白做符合公义的事情,做官不谋私利,这是臣子的公义;玷污操作、放纵欲望,求自己的安乐和家庭的利益,这是臣子的私心。英明的君主在上,那么陈子就会摒弃私心而实行公义;昏乱的君主在上,那么臣子就会摒弃公义而实行私心。所以君臣心愿不同,君主用算计来蓄养臣子,臣子用算计来侍奉君主,君主和臣子的交往,靠的是算计。有害于自身而有利于国家,臣子不作这样的事;对国家有害而对臣子有利,君主不做这样的事。臣子的本心,有害于滋生就谈不上利益;君主的本心,有害于国际就谈不上亲近。君臣之间是用算计结合起来了。遇到危难一定拼死效忠,接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是法度使他们这样做的。所以先王彰明奖赏来鼓励他们,用严峻的刑罚来威慑他们。赏罚严明,那么臣民就会尽死力效忠;臣民尽死力效忠,那么国家就会军队强大而君主尊贵。刑赏不明,臣民就会没有功劳而希望获得奖赏,有罪行而侥幸企图免罚,国家就会军队弱小而君主卑下。所以先王贤德的辅佐竭尽自己的智能。所以说:公私界限不可不清楚,法律禁令不可不分明,先王懂得这个道理。
(三)心得
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明法以匡正奸邪,万全之道也。迷信龟数,依恃大国,玩弄智巧,都是治国的邪术、法治的大敌,不可不整饬。”君臣也者,以计和者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君臣之间是用算计结合起来的。遇到危难一定拼死效忠,竭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基于人性本恶论,韩非赤裸裸的揭露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圣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故而明公私,审法禁。
解老
(一)查字正音
信:通“申“,申明。
适:通“谪“,责备。
离:通“罹“,遭到。
牸(zì)马:快生出小驹的母马。
(二)翻译
德,是内骨具有的东西。得,是外部得到的东西。“上德不德“,是说人的精神不游移在自身之外。精神不游移在自身之外,那么自身内在的本职就会保存,保存了自身内在的本质就叫德。德,是说具有自己内在的本质。凡是德,都是以无为来积聚,用无欲来成就,以不思虑来获得安定,用不役使来得到巩固的。你有作为有欲望,德就游移在外而没有归宿;德游移在外没有归宿,就不全了。你使用它思虑它,德就不能巩固,不巩固,就没有功效;没有功效,就是由于自以为有德。自以为有德就是没有德,不自以为有德就保全了德。所以说:”最高的德不自以为有德,因此它才是有德。“
推崇无为、无思作为虚的原因,是说这样人的心意可不受任何牵制。那么没有掌握道术的人,故意用无为、无思来表现虚。故意用无为无思来变现虚,他的心中就常常不能忘记虚,这就被虚所牵制了。虚,是指人的心意不受任何东西牵制。现在被虚所牵制,这就不是真正的虚。真正的做到虚的人的无为,是不把无为当作经常要注意的事的。不把无为当作经常要注意的事,就虚了;心意中虚了,德就充实;德充实了就是最高的德。所以说:“上德是无为而又无所不为的。”
仁,是说内心高兴自然而然地爱人;他喜欢别人得到幸福,而不喜欢被人遭到祸患;是出自内心抑制不住的情感,并不是为了求得别人的报答。所以说:“最高的仁有所表现但不是为了什么而表现的。”
义,是指君臣上下的关系,父子贵贱的差别,知己朋友的交往,亲疏内外的分别。臣子侍奉君主恰如其分,儿子侍奉父亲恰如其分,卑贱的侍奉尊贵的恰如其分,知己朋友的相互帮助恰如其分,血缘关系亲近的人靠近自己而血缘关系疏远的人保持距离也恰如其分。义,说得是各种关系处理得很适宜,适宜才去做。所以说:“最高的义就是要去做而且要做得非常恰当。”
礼,是用来表现内在实情的,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有条理的表现,君臣父子的交往准则,贵和贱、贤和不肖分别的形式。内心怀有尊敬的感情而不能说出,所以就用疾趋备拜的动作来表明心意;内里却是有所爱慕而他人并不了解,所以要用美好动听的言辞来加以申述。礼,是用外在的文饰形式来表明内心情感的方式。所以说:礼是表现情感的。凡是人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有所动作,并不懂得这种动作就是他自身的礼。一般的人行礼,是用来尊重他人的,所以有时认真有时马虎。君子行礼,是为了自身表现真情的需要;为了他自身的需要,所以要专心对待它而使之成为最高的礼;行最高的礼专心一意而一般的人则三心二意,所以两方面不能相应;两方面不能相应,所以说:“最高的礼实行起来却没有人相应。”一般的人虽然行礼时三心二意,圣人却任然保持恭敬去实行一举一动合乎规范的礼仪而不懈怠。所以说:“奋臂而仍然实行礼。”
道是有积聚而成的,而积聚就有功效;德,就是道的功效。功效有实际的表现而实际表现就有光辉;仁,就是德德光顾。光辉有色泽而色泽有表现它的事情;义,就是表现仁的事情。事情有礼的规定而礼表现有文饰;礼,就是义的文饰。所以说:“失去了道之后也就失去了德,失去德之后也就失去了仁,失去仁之后也就失去了义,失去义之后也就失去了礼。”
礼是内心情感的表现,文彩是内在本质的修饰。君子只要内在情感而不要外在表现,喜欢内在本质而厌恶外在文饰。如果依靠外在的表现而评论内在的情感,那么这种情感就是不好的;需要等待外在的文饰而讨论内在本质,那么这种本质一定是虚弱的。凭什么这样说呢?和氏之璧,不用五彩来装饰;随候之珠,不用白银和黄金来装饰。他们二者的内在本质美到了极致,其他物质都不配来装饰它们。一件事物要等待其他东西来装饰以后才流行,它的本职肯定不美。因此父亲和儿子之间,使用得利益就很质朴而不拘形式,所以说礼是浅薄的。大凡事物不能同时旺盛,阴阳就是这样的;事理相互之间正反互相排斥,威德就是这样的;实情深厚的外貌却淡薄,父子之间的礼就是这样的。由此看来,礼仪繁琐的人内心的真实情感就衰弱。既然这样,说明施行礼,这种事情是为了沟通人的朴实的内心。一般人施行礼,别人回应就轻佻地欢乐,不回应就怨愤责备。现在行礼的人把本来用于沟通人的朴实之心的方式变成了一种提供众人互相职责的尺度,这能不发生正直吗?有争执就乱,所以说:“礼,是忠信淡薄的表现,而且是争乱的开端。”
在事物出现之前就行动、在事理表现出之前就判断叫做前识。前识,是没有根据而主观臆测。凭什么这样断言呢?詹何在屋里坐,弟子在旁边侍候,有牛在门外鸣叫。弟子说:“正在叫的是一头黑牛,额头是白色的。”詹何说:“是这样的,这是一头黑牛,白色在它的角上。”让人去看,果然是一头黑牛,用白布缠着它的角。用詹子的道术,来扰乱众人的心,华而不实且太劳神费心了!所以说:“前识只是道的外在文饰。”如果试着抛弃詹何的智慧明察,而派一个五尺高的小孩去察看一下,也可以知道那是一头黑牛用白布裹着角。所以凭詹子的明察,劳心伤神,而后不过得到与五尺高的无知小孩相同的功效,因此说:“这是愚蠢的开端“。所以《老子》说:”前识,是道德华而不实的外在文饰,是愚蠢的开端。“
所谓“大丈夫“,是说他的智慧很高。所谓”处其厚不处其薄“,是说表现出来真实的情感而去掉外表的礼貌。所谓”处其实不处其华“,是指不安事理行动而胡乱行事。所谓”去彼取此“,是指去掉外表的礼貌和不安事理行事的行为而遵循事理、喜好真实的情感。所以说:”去掉那些,采取这些。“
人有了灾祸,心里就会害怕恐惧;心中害怕恐惧,行为就会端正无邪;行为端正无邪,思虑就成熟;思虑成熟,就能掌握事物的法则。行为端正无邪,就没有祸害;没有祸害,就可以尽享天年。掌握了事物的法则,就一定会成功。能尽享天年,就可保全生命而且长寿。一定能成功,就可以富与贵。全身、长寿又富贵就叫做福。而福却原本于祸。所以说:“祸啊原是福的依存之物。“因为它成就了人的功业。
人有了福,富贵就来了;富贵来了,衣食就美好;衣食美好,人的骄傲之心就会产生;骄傲之心产生,人的行为就邪恶不正且举动违背常理。行为邪恶不正,那么身体就会早死;举动违背常理,就不会取得成功,自身有早死夭折的灾难而在外又没有成功的名声,这是很大的灾祸。而灾祸却根源于福。所以说:“福啊乃是灾祸潜伏的地方。“
根据事物固有的法则来办事,没有不成功的。没有不能成就的事业,往大的方面讲就能成就天子的权势,而从小的方面说则很容易取得卿相将军的赏赐与爵禄。抛弃事物的内在法则而轻举妄动,即使上有天子诸侯的尊贵权势,下有猗顿、陶朱、卜祝的财富,还是会失去他的人民丧失他的财产。一般的人之所以轻易地违背道理而轻举妄动,是由于不懂得祸福转化的道理深渊广阔得像这个样子,所以《老子》明白地告诉人们说:“谁知道它的究竟呢?“
人没有不希望富贵长寿的,但却无人能避免贫贱死亡
夭折的灾祸。心里想要富贵健康长寿,但现在却贫贱夭折而死,这说明不能达到他想要得到的。凡是失掉他所要走的路而胡乱行走就叫做“迷“,”迷“就不能达到他所要达到的地方。现在一般的人不能到达他们所想要到达的目的地,所以叫”迷“。一般的人不能达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从开天辟地以来直到如今都是这样。所以说:”人们陷入迷途,日子的确已经很久了。“
所谓方,是指人的额内心和外表一致,说得和做的相符。所谓廉,是指人能舍生忘死,淡泊物质利益。所谓直,是指人行为一定公正,公正而无偏私。所谓光,是指人的官爵尊荣贵重,以昭华里鲜亮。现在遵循道德的人,虽然内心和外表都真诚和顺,但并不因此议论困苦堕落的人;虽然能轻财死节,但并不因此侮辱软弱无能的人和耻笑贪利的人;虽然品行端正不偏私结党,但并不因此抛弃行为不端的人和责罚自私自利的人;虽然地位尊贵衣着光鲜,但并不因此藐视卑贱的人和侮辱贫穷的人。这是什么缘故?假如迷失路径的人肯听从熟悉情况的人的意见并向懂得的人请教,就不会成为迷路的人了。现在一般人之所以想要成功反而成为了失败者,是由于他们本人不懂得事物的法则,而又不肯向懂得的人请教和听从能干的人的意见。一般的人不肯请教懂得的人和听从能干的人,而圣人硬要拿他们惹出的祸乱之事来责备他们,他们就会怨恨一般的人人数多而圣人人数少,人数少的胜不过人数多的,这是必然的道理。如果一举一动都和天下的人作对,那就不是保全身体和长寿的办法,因此圣人用遵循法则引导人们。苏一说:“方正,却不割伤人;有棱角,却不刺伤人;正直,却不放纵;有光彩,却不炫人眼目。“
听力、视力和聪明睿智,是自然赋予的;动、静和思考问题,是人有意识的作为。人,凭借自然赋予的视力看东西,依靠自然赋予的听力听声音,仗着自然赋予的智力来思考问题。所以视力用得过度,眼睛就不明亮;听力用得过度,耳朵就不灵敏;思考问题过度,就会智识昏乱。眼睛不明亮,就不能辨别黑白的区分;耳朵不聪明,就不能分别声音的清浊;智识昏乱,就不能细察成败得失的根据。眼睛分不清黑白的区别,就叫做盲;耳朵分不清声音的清浊,就叫做聋;心不能分别成败得失的根据,就叫做狂。盲就不能避开白天容易发现的危险;聋就不能知道声如雷霆那样的危害;狂就不能免除人间法令的祸害。《老子》中所说的“治人“,就是要调适人的动、静的节奏,简省思考问题的耗费。所谓”事天“,是说不用尽耳目之力,不能竭尽智识的承受能力。如果将视力、听力和智虑的能力用到极限,那么耗费的精神就多;耗费的精神多,那么盲、聋、狂的祸患就会到来,因此要吝啬它们。吝啬它们,是指爱惜人的精神,吝啬人的智识。所以说:”治人事天没有比吝啬更重要的了。“
一般的人使用心神很浮躁,浮躁就会耗费多,耗费多就叫做浪费。圣人使用心神很平静平静就耗费少,耗费少就叫吝啬。吝啬作为一种方法,产生于事物固有的法则。人能吝啬,这就是遵循事物的法则而服从于事理。一般人之所以遭遇祸患,是由于他们陷于祸害,还不懂得退避,不服从事物的法则。圣人虽然没有见到祸患的征兆,就虚静无为地服从于事物的法则,因此叫做早服。所以说:“因为能吝啬,因此称为早服。
懂得安排人生的人,他的思虑就平静;知道依自然法则使用人的自然能力的人,他的眼、耳、口、鼻等器官就保持畅通。思虑平静,原有的德就不会离去;孔窍畅通,和气就不断地进来。所以说:“重新再积累德。”能让原有的德不离去,新鲜的和气不断地进来,就是“早服”之人。所以说:“早服,这就是重新再积累德。”积累德而后能心神安静,心神安静而后能和气增多,和气增多而后计谋得当,计谋得当而后能控制万物,能控制万物就能容易战胜敌人,容易战胜敌人那么他的思想理论就一定能称雄于世,思想理论能称雄于世,所以说:“无往而不胜”。无往而不胜根源于重新再积累德,所以说:“重新再积累德,就可以无往而不胜”。战斗容易胜过敌人,那么就可以兼并天下;思想理论一定能称雄于世,民众就会服从。进可以兼有天下而退可以使民众服从,这种术很深远,所以一般人就看不出它的根由底细。看不出它的根由底细,因此就没有人知道它的究竟。所以说:“无往而不胜,就没有人知道它的究竟。”
凡是具有国家而后又让它灭亡了,拥有身体而后又使它遭受灾殃,这样的人不能说是能够据有国家、能保全身体。能够据有国家,一定能安定国家江山;能保全身体,一定能享尽它的自然寿命;而后才可能说的上能够据有国家。能够保全身体。能够据有国家、保全身体的,将一定能实践道。实践道,那么他的智识就深远;他的智识深远,那么他的计谋就会久远;他的计谋久远,一般人就不能见出他的究竟。只有那样才可让人不能看出他的究竟,不能让人看出他的究竟的人称为能保全自身、据有国家。所以说:“没有人知道他的究竟。”“没有人知道他的究竟,就可以据有国家。”
所谓“有国之母”:母,是指治国之道;道,产生于据有国家的方法,所以称之为“有国之母”。用道来应接世事的人,他的生命就会长久,保持禄位就能久远。所以说:“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树木有蔓延的细根,有直立的主根。直立的主根,就是《老子》书上所说的“柢”。柢,是树木所建立生命的根本;蔓延的细根,是树木所以保持生命的条件。德,是人所以建立生命的根本;禄是人呢所以保持生命的条件。如果人的生命建立于事物自然的法则之上,他的爵禄就能保持长久,所以说:“深其根。“实践着人生之道的人,他的生命就一天天增长,所以说:”固其柢。“根柢巩固,就能生长;根本深远,就可以存活长久,所以说:”使它的根深远,使它的柢巩固,这是生存长久的方法。“
有技艺的人屡次变更他的作业就会丧失功效,劳动的人经常变动他手中的活计就会没有成绩,一个人工作,每天去掉半天石坚,十天就少了五个人的功效;一万个人工作,每天去掉半天时间,十天就少了五万人的功效。这样看来屡次变更工作,这样的人越多,造成的损失就会越大。凡是法令变更了,利害的情况就改变了,利害改变了而民众的事务也就跟着变化,从事的事情变化了就叫变更作业。所以从事理上来看,役使民众而屡次变更他们的而作业,就会减少他们的功效;收藏贵重的物品而经常搬动它,就会造成很多损坏;烹煮小鱼而屡次翻动它,就会伤害他的光泽;治理大国而经常变更法令,就会使老百姓受苦。因此懂得治国之道的君主推崇安静,不重视经常变更法令。所以说:“治理大国就像烹制小鱼。“
人在生病的时候就尊重医生,有灾祸的时候就害怕鬼神。圣人在上面统治时,民众就欲望很少;民众欲望少,那么就会血气调和而举动符合法令;举动符合法令,祸害就少。一个人体内没有各种疾病的危害,而外面没有刑罚惩处的祸患,他就会把鬼神看得很轻淡。所以说:“一句道来统治天下,那些鬼怪就不灵了。“太平盛世的民众,与鬼神不互相妨害。所以说:”不是鬼神不显灵了,而是他们显灵也不能伤害人。“鬼怪使人疾病叫做鬼神伤人,人赶跑除掉了鬼怪叫做人伤鬼。民众违反法令叫做民众伤害君主,君主用刑罚杀戮民众叫做君主伤害民众。民众不违反法令,呢么君主也就不惩处民众;君主不惩罚民众就叫做君主不伤人。所以说:”圣人也不伤害民众。“君主与民众互不相害,而人与鬼神也不相伤,所以说:”两不 相伤。“民众不敢犯法,那么君主对内就不需要用刑罚,对外不从事于贪求民众财物的事业。君主对内不用刑罚,对外不从事贪求民众财物的事业,那民众就剩下兴旺了。民众生息兴旺积蓄就会很多。民众生息兴旺而积蓄很多就叫做有德。大凡所以作怪,就是人丧魂落魄精神错乱,精神错乱就是无德。鬼神部队人作怪那么人的魂魄就不离去,魂魄不离去精神就不会错乱,精神不错乱叫做有德。君主使民众积蓄很多而鬼怪又不能使民众精神错乱,那么德就都在民众中了。所以说:”两不相伤,那么德就同时归于君主和民众了。“说的是那个德上下两方面都丰盛而归于民众了。
有道的君主,对外在邻国中没有怨仇,但对内对于人民确有恩泽。对外在邻国中没有怨仇,那么就说明他对待外面的各诸侯国有礼节仁义;对国内的人民有恩泽,就说明他治理民事时努力于发展农业生产。对待诸侯有礼节仁义,那么国家的劳役就少;治理民事努力于发展农业,那么过度的奢侈就会停止。马的大用处,是对外供用兵打仗,而对内共给你给过度的奢侈。现在有道的君主,对外很少用兵打仗,而对内禁止过度的奢侈。君主不用马去战斗追逐败逃的敌人,而民众不用马到远处去运输奢侈的物品,马所积聚的力量只用于农耕。积聚的力量只用于农耕,一定会用于施肥和灌溉。所以说:“天下太平无事,就会把奔跑的马歇下来施肥。”
君主无道,对内就会残暴地虐待他的百姓,而对外就会侵略欺骗他的邻国。对内暴虐,就会把他的百姓的产业搞光;对外侵略欺诈,战争就会接连不断。百姓的产业耗尽,那么蓄养的家禽就会少;战争连续不断,那么士兵就会耗尽。蓄养的牲畜少,那么战马就缺乏;士兵拼光,那么军队就会危险。战马缺乏,那么快生产的母马也要被征用去打仗;军情危急,那么君主的近臣就要服役。马,是军队种重要的战略物资;郊,是说离君主身边很近的地方。现在所用来供应给军队的都是快生产的母马和君主身边的近臣了,所以说:天下无道,战马就在郊外生产马驹。“
人心中有欲念,他的计划谋虑就会混乱;计划谋虑混乱,就会使欲念更强烈;欲念更强烈,那么邪恶的心愿就会压倒一切;邪恶的心愿压倒一切,那么办事的准则就会丢失;办事的准则丢失,那么祸乱灾难就会产生。由此看来,祸患灾难产生于邪恶的心愿,邪恶的心愿又是受可引起欲望的东西得引诱而产生。可以引起欲望的那类东西,进一步说可使好人为奸,退一步说可以使善人有灾祸。奸诈的事发生了,向上就会侵害和削弱君主;灾祸到来,那么百姓就会受到很大伤害。这样看来可以引起欲望德那类东西,向上会侵害和削弱君主而向下会伤害人民。向上侵害和削弱君主而向下伤害人民的行为,是很大的罪过。所以说:“祸害没有比可引起人的欲望的东西更大的了。“因此圣人不被五色所引诱,不沉溺于音乐;英明的君主轻视珍贵的玩物而抛弃过分华丽的东西。
人没有长羽毛,不穿衣就不能御寒;上不与天相连而下不粘着于地,以肠胃为生存的根本,不吃东西就不能存活;因此就不能免除贪图得利的心思。贪图利益的心思不除掉,这是他身上的忧患。所以圣人穿衣只要能御寒就行,吃东西只求填饱肚子,这样就没有忧患了。一般的人则不是这样,大到做了诸侯,小到储备有千金的资本,他的想要贪求利益的欲念还不能除掉。犯有轻罪的苦役有时可以免罪,犯有死罪的人有时可遇救得活。现在那些不知足的人的忧患一辈子也没法解除。所以说:“祸害没有比不知道满足更大的了。“
因此想要得利的欲望的危害超过了忧患,忧患就会产生疾病;疾病产生了那么智慧就会衰减;智慧衰减,就会失去行为准则;失去行为准则,就会行为举止失措,祸害就会到来;祸害到来而内心就会被疾病缠绕;内心被疾病缠绕,外面就会受痛苦和祸患所侵扰;痛苦和祸害在外面侵扰,那么身心的痛苦就会深入到内心的深处;身心的苦痛达到了肠胃这类身体的深处,那么对人的伤害就会非常惨痛。非常惨痛就会退下来自己悔恨自责,退下来自己责备一切痛苦的根源都产生于欲利。所以说:“罪责没有比贪利更惨痛的了。“
道,是万物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万理的总汇合。理,是构成万物的条理;道,是万物所以构成的根据。所以说:“到,是能使万物条理化的东西。”事物各有自己的理,不会互相侵扰;所以理成为万物的制约力量。万物各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理,而道完全汇合了万物的理,所以道不能不随着具体事物而变化;由于不得不发生变化,所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因此死生的气都禀受于它,一切智慧都从它哪里吸取养分,万事万物的兴废都由它决定。天获得它而高,地获得它而包孕万物,北斗众星得到它可以成就自己的威势,日月得到它会永恒地发出它们的光芒,五行获得它会永远固定再它们的位置,众星获得它可以运行在它们正确的轨道,四时获得它可以用来控制变化的节气,黄帝得到它可以独自掌控四方,赤松子得到它能与天地同寿,圣人得到它可以成就礼乐刑政等文物制度。道,与尧、舜在一起提现为智慧,与接舆在一起提现为猖狂,与桀、纣在一起提现为灭亡,与汤、武在一起提现为昌盛。说它近吧,它遨游在极远的地方;说它远吧,又常在我们的身边;说它昏暗吧,它的光是那么明亮;说它明亮吧,作为一种物又很昏暗。它的功效成就了天地,它酝酿化成雷霆,天地间的万物,都依靠它而生成。道德情实,不制作也不显形,柔弱随侍变化,同万物的理相适应。世上万物因得道而死,因得道而成;万物因得道而失败,因得道而成功。道可以说如同水,落水的人喝多了就会死,口渴的人适量饮用就可以生存;又如同是剑戟,愚蠢的人用他泄愤就会生祸,圣人用它来除暴就会造福。所以说因得道而死,因得道而生,因得道而失败,因得道而成功。
人很少看见活的象,而得到了死象的骨头,根据死象骨骼的模样想见象活着时的样子,所以人们将所想象的东西叫做“象”。现在道虽然不能听到看见,圣人根据它表现出的功效来推知它的形象。所以说:“道是没有形状的形状,没有具体事物的物象。”
理,是万物的方圆、短长、粗细、坚强和脆弱的区别,所以理确定以后事物才能得到说明。因此确定的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万物有存有亡,忽生忽死,开始时兴盛而过后就衰败了,这就不能称为恒常。只有那个与天地的开辟一起产生,到天地消散而仍然不死亡衰败的才叫做恒常。而恒常,就是无所变化,没确定的理。没确定的理,不处在固定不变某个场所,因此无法说明。圣人观察到道德玄妙悠远,依据它普遍运行的法则,勉强给它取名字叫做“道”,但却不能论说。所以说:“道如果能用话说出来,就不是恒常的道了。”
人的生命从生下来开始从死亡时结束。开始叫做“出”,结束叫做“入“。所以说:出就是出生而入就是死亡。”人的身体有三百六十个关节,四肢、九窍,这是人的重要部件。四肢和九窍的总数为十三,这十三个部件的一动一静都属于生的范围。属于生的范围就叫做“生治类”,所以说:“生之类的部件有十三个。”等到人死后,这十三个部件都反过来属于死亡一边,死亡之类的部件也有十三个,所以说:“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大凡民众生息不止,而活着的人本来就要动,动得过度就会受损害;而人的活动不停止,这种损害就不会停止。损害不停止,生命就耗尽了;生命耗尽就叫死,那么人的十三个部件就都成了不断走向死亡得条件。所以说:“人开始生下来,生下来就要动,动都要走向死亡,这都是借助人的十三个身体的部件。”
因此圣人爱惜他的精神而看重置身宁静。不爱惜精神、不看重居于宁静之处,这里面的危害比野牛和老虎的危害还大。野牛和老虎的活动有一定的地域,它们是动是静有一定的时间。避开它们活动的区域,弄清其活动时间,就可以免除它们的危害。人们只之道野牛和老虎有爪牙和头角,而不知道世上万物偶有爪牙和头角。所以就不能避免万物的伤害。拿什么来证明它呢?一场及时雨下来之后,旷野闲静,而人起早贪黑地跋山涉水,那么风露的爪牙和头角就会伤害人。侍奉君主不忠,随便违犯禁令,那么刑法的爪牙和头角就会伤害他。生活在乡里不知节制情绪,爱憎没有一定得准则,那么争斗的爪牙和头角就会伤害他。嗜欲没有满足的时候,动静咩有节制,那么疾病的爪牙和头角就会伤害他。喜欢使用个人的小智巧而不顾事物的普遍法则,那么法网的爪牙和头角就会伤害他。野牛和老虎的活动有一定的区域,而各种危险都有它的根源,避开它危害的区域,堵塞危害的根源,就可以避免这些危害了。大凡武器和盔甲是防止各种伤害的。重视自己生命的人,即使深入到行伍之中也没有忿怒争斗的心思;没有忿怒争斗之心,那么就用不上武器和盔甲这类救护危害的工具。这里不只是说得处在野外的军队。圣人在世上活动,没有害人的心理;那么就一定没有人危害他;没有人危害他,就不用防备人。所以说:“在陆地上走也不会遇到野牛和老虎。”走到山里不依靠武装来防备伤害,所以说:“进入到军队中也不准备武器和盔甲。”远离各种危害,所以说:“野牛没有地方使用它的角,老虎没有地方施行它的利爪,刀剑没有地方用上它的锋刃。”不设置房费措施而一定不会被伤害,这是自然之间的固有法则。体验自然的法则,所以说:“不会陷于死地。”活动而不会接近死地,这就叫做“善于保存自己的身体”。
爱子女的人就会对子女十分怜惜,重视自己生命的人就会对自己的身体特别怜惜,看重事功的人就会对自己的事业很谨慎。慈母对它的幼小的孩子,致力于给他幸福;致力于给他幸福,就会从事于除去他的灾祸;从事于除去他的祸害,就会思虑成熟;思虑成熟,就能掌握事物的法则;掌握了事物的法则,就一定不会成就事功;成就事功,那么行动起来就没有疑惑;没有疑惑就叫做勇。圣人对于世间万事,全都像慈母为幼小的孩子那样考虑,所以能看到一定能实行的道理。看到了一定能实行的道理就明智,圣人做事时没有疑惑;没有疑惑就叫用。没有疑惑来自于慈爱之心,所以说:“慈爱,因此能勇敢。”
周公说:“冬天里冰冻得如果不坚固,那么春夏时节草木的生长就不茂盛。”大自然不能总是浪费与消耗,更何况是人呢?所以万物一定有盛也有衰,万事一定有弛也有张,国家一定有文也有武,官府办事一定有赏也有罚。因此智慧之士节省着使用他的资财就可以家庭赋予,圣人珍视他的精神就精力旺盛,君主不轻易打仗他的民众就多,民众多国力就宽裕。因此称之说:“节俭,所以能宽裕。”
大凡物体有形状的就容易裁断,容易分割。凭什么这样说呢?有形体,就有短长;有短长,就有大小;有大小,就有方圆;有方圆,就有坚强和脆弱之分;有坚强和脆弱之分,就有轻重之别;有轻重之别,就有黑白之异。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就叫做事物的条理。条理确定了物体就容易分割。所以经过在朝廷中议论而后发表的主张就能成立,善于权衡各种议论的人之道这一点。因此想要画成方圆而遵循规矩,出谋献言的人,就是要计算人们的行为如何才符合这些规矩。圣人所有的言行都依据事物的规矩,所以说:“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事情就没有做不好的,功业就没有不能成就的,而他的议论一定超过世上的人,想要不处在重要职位上,这可能吗?处在重要职位就叫做办事的首领。因此这个缘故就说:“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为办事的首领。”
对子女慈爱的人不敢断绝供给子女的衣食,怜惜身体的人不敢背离法令制度,看重方圆的人不敢舍弃规矩。所以临阵而爱惜士兵官吏那么战斗就能取胜,爱惜器械就能固守城池。所以说:“慈,于战则胜,以守则固。”那些能自我保全而处处都遵循万物的法则的人,必将有自然产生的东西。这个自然产生的东西,就是产生思想,所以天下的道都通过这种思想反映出来。如果用慈爱来护卫它,那事情一定万无一失,而行为也无不妥当,这就叫做宝。所以说:“我有三件宝贝,掌握而且珍视它。”
《老子》书上所说的“大道”,是指的正道。所说的“施”,是指的邪道。所说的把“径”当大路,是因为这种小径精美华丽。而精美华丽的小路,也就是邪道的一部分。官府里很脏,是因为诉讼案件繁多。诉讼案件繁多就会使田园荒芜,田地荒芜就会使国家的府库粮仓空虚,府库粮仓空虚国家就贫困,国家贫穷而民俗淫逸奢侈那么人民的衣食之业就会断绝,衣食之业断绝了人民就不能装饰巧诈,装饰巧诈就知道尧漂亮的打扮,知道漂亮的打扮就叫做“服文采”。诉讼的案件多,仓库空虚,而又以淫逸奢侈为习俗,那么国家受到的伤害就像用利剑刺的一样。所以说:“带着利剑。”那些装饰智巧以至于伤害国家的人,他的私家一定富有;私家一定富有,所以说:“财物有多余的。”一个国家有像这样的人,那么愚昧的民众就不会没有办法来效仿他们;仿效他们就会产生小盗贼。由此看来,大的奸诈兴起,那么小的盗贼就会跟着发生;大的奸诈首先唱,小的盗贼就会附和。竽,是五音中领头的,所以竽先吹奏起来,钟、瑟都会随之演奏,竽先吹出音乐那么各种乐器都会来附和。现在的奸诈兴起世俗的庸人也就跟着唱,世俗的庸人唱小的盗贼一定附和。所以“从事于漂亮的打扮,配带着利剑,饮食充足,而财物有余的人,这就叫做盗贼中的领唱的竽“。
人不论愚昧还是聪明,都会有追求和舍弃。清静寡欲平平安安的时候,没有人不知道祸福如何得来。被好恶情绪支配,被奢侈的东西所诱惑,而后引起思想的变乱。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被外物引诱,被珍贵好玩的物品扰乱内心。清静寡欲就有取舍的方向,平平安安就知道祸福的计划。但现在被珍贵的玩物变乱了,被外物所引诱;引诱他就跟着走,所以说:“拔“。至于圣人却不是这样:牢固建立起自己的取舍标准,即使见到爱好的东西也不会被引诱,不会被引诱就叫做”不拔“;专一不改变自己的性情,即使有能引起欲望德东西,精神也不为所动,精神不为所动这就叫做”不脱“。作子孙的人,实践这个原则来守护宗庙,宗庙的香火不灭就叫做”祭祀不绝“。身体以积累精气为得,家庭以积蓄财物为德,乡国和天下都以获得民众为德。现在修治自身而外物不能扰乱他的精神,所以说:”贯彻这个原则修养他自己的精神,他的德就真“真,是说守护得很牢固。治理家庭,没有用的东西不能改变他的计划,那么资财就会有余,所以说:”贯彻这个原则修治他的家庭,他的德就有余。“治理乡里的人实行这一原则,那么家庭的赢余就会更多,所以说:”贯彻这个原则修治他的乡里,他的德就增长。“治理国家的实行 这一原则,那么他的乡里的有德的人就更多,所以说:”贯彻这个原则修治他的国家,他的德就丰盛。“君临天下的人实行这一原则,那么他的人民无不受到他的恩泽,所以说:”贯彻这一原则修治天下,他的德就普及广大。“修治自身的人拿这个原则来区别君子和小人,治理乡里、国家和君临天下的人用这一原则对照观察生长和损耗,那么就可以万无一失。所以说:”用自身来观察自身,用家庭来观察家庭,用乡里来观察乡里,用国家来观察国家,用天下来观察天下。我怎么知道天下是这样的呢?就是用这个原则。“
(三)心得
本篇韩非借老子的《道德经》的大道思想阐述法家的法、术、势的治国思想,从侧面看出韩非。对篇中文意的理解大多浮于表面,能对号入座。印象深刻的是对“吾有三宝,持而宝之”的解释。三宝即为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我的理解是,“不敢为天下先”,君主不轻易显露自己的想法主张,处于虚静无为的状态;俭,以养德;并用慈爱加以守护,那么事情一定万无一失,而行为也无不妥当,这就叫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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