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梦的《管子》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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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字正音翻译



弟子职第五十九
  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无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饬。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
  先生施教，弟子遵照学习。谦恭虚心，所学自能彻底。见善就跟着去做，见义就身体力行。性情温柔孝悌，不要骄横而自恃勇力。心志不可虚邪，行为必须正直。出外居家都要遵守常规，一定要接近有德之士。容色保持端正，内心必合于规范。早起迟眠。衣带必须整齐；朝学暮习，总是要小心翼翼。专心遵守这些而不懈怠。这就是学习规则。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执事有恪，摄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彻盥，泛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危坐乡师，颜色毋怍。
  少年学子的本分，要注意晚睡早起。晨起清扫席前而后洗手漱口，做事要注意恭敬谨慎。轻提衣襟为先生摆设盥洗之器，先生此时正起。服侍先生洗完便撤下盥器，又洒扫室屋摆好讲席，先生便开始坐入讲席。弟子出入都要保持恭敬，其情景如同会见宾客。端正地坐着面向老师，不可随便地改变容色。

  受业之纪，必由长始；一周则然，其馀则否。始诵必作，其次则已。凡言与行，思中以为纪。古之将兴者，必由此始。后至就席，狭坐则起。若有宾客，弟子骏作。对客无让，应且遂行。趋进受命，所求虽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复业。若有所疑，捧手问之。师出皆起。
  接受先生讲课的次序，一定要从年长的同学开始，第一遍这样进行，以后则不必如此。首次诵读必须站起身来，以后也无需如此。一切言语、行动，以牢记中和之道为准则，古之将成大事者，一定由此开始。后到的同学入席就坐，旁坐者就应及时站起。若是有宾客来到，弟子要迅速起立。对客人不可失礼，边应边走，快进来向先生请示。即使来宾所找的人不在。也必须回来告知。然后回原位继续学习。学习中若有疑难，便拱手提出问题。先生下课走出，学生一律起立。

  至于食时，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摄衽盥漱，跪坐而馈。置酱错食，陈膳毋悖。凡置彼食，鸟兽鱼鳖，必先菜羹。羹胾中别，胾在酱前，其设要方。饭是为卒，左酒右酱。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饭二斗，左执虚豆，右执挟匕，周还而贰，唯嗛之视，同嗛以齿。周则有始，柄尺不跪，是谓贰纪。先生已食，弟子乃彻，趋走进漱，拚前敛祭。
  及至用饭之时，先生将食，弟子把饭菜送上。挽起衣袖洗漱之后，跪坐把饭菜献给师长。摆放酱和饭菜，饭桌陈列不可杂乱无章。凡一般上菜程序：肉食之前，必先上蔬菜羹汤。羹与肉相间排列，肉放在酱的前方，其席面应摆成正方形状。饭则上在最后，左右放漱口用的酒、浆。饭菜上完即可退下，拱手立于一旁。一般是三碗饭和两斗酒，弟子左手拿着空碗，右手拿着筷勺，将酒饭轮流添上，注意着杯碗将空的尊长。多人空碗按年龄分别先后。周而复始，用长勺就无需跪着送上。这都是添饭的规章。待先生吃饭完毕，弟子便撤下食具。赶忙为先生送来漱器，再清扫席前并把祭品收起。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齿相要，坐必尽席。饭必捧擥，羹不以手。亦有据膝，毋有隐肘。既食乃饱，循咡覆手。振衽扫席，已食者作。抠衣而降，旋而乡席，各彻其馈，如于宾客。既彻并器，乃还而立。
  先生吩咐之后，弟子才开始进餐。按年龄坐好，坐席要尽量靠前。饭须用手捧食，羹汤自不能用手拿拣。可以使两手凭靠膝头，不可使两肘依伏桌面。待至吃完吃饱，用手拭净嘴边。抖动衣襟移开坐垫，吃完即起，提衣而离开桌面。过一会又需回到席前，各自撤下所食，就象替宾客撤席一般。撤席后就要把食器收起，弟子又回去垂手站立。

  凡拚之道，实水于盘，攘臂袂及肘，堂上则播洒，室中握手。执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户而立，其仪不忒。执帚下箕，倚于户侧。凡拚之纪，必由奥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彻。拚前而退，聚于户内，坐板排之，以叶适己，实帚于箕。先生若作，乃兴而辞。坐执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协是稽，暮食复礼。
  关于洒扫的做法：把清水打进盆里，把衣袖挽到肘部，堂屋宽广可以扬手洒水，内室窄小应当掬手近泼。手拿畚箕使箕舌对着自身，畚箕里要同时放进扫帚。然后到屋里站立一会，其仪止不容差错。拿起扫帚就同时放下畚箕，一般是把它靠在门侧。凡按照洒扫的规矩行事，必须从西南的角落扫起。在屋里俯仰躬身进退，扫除时不要碰动其他东西。从前边往后边退着洒扫，最后把垃圾聚在门里。蹲下来月木板排进垃圾，注意使箕舌对着自己，还要把扫帚放进畚箕。先生若此时出来做事。便起来上前告止。再蹲下取箕帚又站起来，然后使出门倒掉拉圾。洒扫完仍然回来站立，这样就合乎规矩。晚饭时仍然要遵守礼仪。

  昏将举火，执烛隅坐。错总之法，横于坐所。栉之远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间容蒸，然者处下，捧椀以为绪。右手执烛，左手正栉，有堕代烛，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栉，遂出是去。
  到黄昏准备点燃火炬，弟子要执火炬坐在屋的一隅。要注意安放柴束的方法，应当是横放在所坐之地。要看着“烛烬”的长短，对火炬进行接续，如法在原处安放上去。柴束之间还要留有可容一柴的空隙。燃烧的灰烬落下，要捧碗来盛装火绪余灰。用右手拿着火炬，用左手修整“烛烬”。一人疲倦另一人及时接替，轮番交坐不可背向老师。最后把余烬收拾起来，到外边把它们倾倒出去。

  先生将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问何所趾。俶衽则请，有常有否。
  先生将要休息，弟子都起来服侍。恭敬地奉上枕席，问老师足向何处；第一次铺床要问清楚，以后即无需再提。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长其仪。周则复始，是谓弟子之纪。
  先生已经休息，弟子还会同学友学习。互相切磋琢磨，各自加深理解其所学的义理。以上要周而复始地坚持下去，这乃是弟子的规矩。




  形势解第六十四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则民奉养，父母慈而不解则子妇顺，臣下忠而不解则爵禄至，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故节高而不解，则所欲得矣；解，则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山，是万物中以崇高为其特征的。施惠于民，是君主的崇高行为。慈爱，是父母的崇高行为。忠君，是人臣的崇高行为。孝亲，是子、妇的崇高行为。所以，山高而不崩则人们烹羊设祭，君主施惠不懈则人民拥戴，父母慈爱不懈则子、妇孝顺，臣下忠君不懈则得爵禄，子、妇孝亲不懈则有美名。所以操行高尚而不懈，就能达到所要求的目的。懈，就达不到。所以说：“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渊者，众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则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宽裕纯厚而不苛忮，则民人附。父母者，子妇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训而不失理，则子妇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尽力事上，则当于主。子妇者，亲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顺亲，则当于亲。故渊涸而无水则沈玉不至，主苛而无厚则万民不附，父母暴而无恩则子妇不亲，臣下随而不忠则卑辱困穷，子妇不安亲则祸忧至。故渊不涸，则所欲者至；涸，则不至。故曰：“渊深而不涸则沈玉极。”
  渊，是众物生长的地方。渊深而水不枯，人们就会来投玉求神。君主，是人们所仰望而赖以生活的，能宽大纯厚而不苛刻刚愎，人民就会归附。父母，是子、妇都要接受其教育的，能慈爱教训而不离开正理，子、妇就会孝顺。臣下，是为君主服务的，能尽力事奉君上，就合君主的心意。儿子儿妇，是安养父母的，能孝悌顺亲，就合父母的心意。所以，渊枯竭而无水，投玉求神的就不肯来；君主苛刻而不宽厚，百姓就不肯归附；父母残暴而无恩，子妇就不亲；臣下怠惰而不忠，就遭到屈辱困难；子妇不安养双亲，祸患就要来临。所以，渊水不枯竭。所要求的就可以来到，枯竭，就不会来。所以说：“渊深而不涸，则沈玉极。”

  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和子孙，属亲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义，终而复治。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终而复始。爱亲善养，思敬奉教，子妇之常也。以事其亲，终而复始。故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则群臣得其义，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则子孙和顺，亲戚相欢。臣下不失其常，则事无过失，而官职政治。子妇不失其常，则长幼理而亲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乱。天未尝变，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变其常。”  天，覆育着万物，控制着寒暑，运行着日月，安排着星辰。这是天的常规。天总是依理行事。终而复始。君主，统治万民，治理天下，统率百官，这是君主的常规。君主总依法治事，终而复始。和睦子孙，团结亲戚，这是父母的常规。父母总是依义行事，终而复始。敦敬忠信，这是臣下的常规。臣下应当以此事奉君主，终而复始。亲爱且善养父母，尊敬并接受教导，这是子妇的常规。子妇应当以此事奉双亲，终而复始。所以，天不失其常规，寒来暑往就恰当其时，日月星辰就正常有序。君主不失其常规，群臣就行其正义，百官尽其职守。父母不失其常规，子孙就顺从，亲戚就和睦。臣下不失其常规，办事就没有过失，而且官吏称职政务得治。子妇不失其常规，就长幼有序，而亲疏和睦。所以按常规办事就治，不按常规办事就乱，天从来不曾改变它的常规，因而总是处于“治”的状态。所以说：“天不变其常。”

  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治安百姓，主之则也。教护家事，父母之则也。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尽力共养，子妇之则也。地不易其则，故万物生焉。主不易其则，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则，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则，故主无过失。子妇不易其则，故亲养备具。故用则者安，不用则者危。地未尝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则。”
  地，生养万物，这是地的法则。治理和安定百姓，这是作君主的法则。指导和监护家事，这是作父母的法则。对君主正谏死节，这是作臣子的法则。对父母尽力供养，这是作子妇的法则。地不改变它的法则，所以万物生长。君主不改变他的法则，所以百姓安宁。父母不改变他的法则。所以家事得治。臣下不改变他的法则，君主就可以没有过失。子妇不改变他的法则，双亲就被奉养得周到。因此，遵照法则办事就平安，不遵照法则办事就危险，地从来不曾改变它的法则，因而总是处于安定的状态。所以说：“地不易其则。”

  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赏赐刑罚，主之节也。四时未尝不生杀也，主未尝不赏罚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也。”
  春天，阳气开始上升，所以万物发生。夏天，阳气完全上升，所以万物成长。秋天，阴气开始降临，所以万物收敛。冬天，阴气完全降临，所以万物藏闭。故春夏生长，秋冬收闭，这是四时的节令。赏赐刑罚，这是君主的节度。四时从没有不实现生杀的。君主从没有不进行赏罚的。所以说：“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也。”

  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天，覆育而控制着万物；地，承载而生养着万物；四时，生长而藏闭着万物。从古至今，从来不改变这个常规。所以说：“古今一也。”

  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故曰：“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
  蚊龙，是水虫当中的神灵。有水，神就立；失水，神就灭。君主，是天下有权威的人。得人民拥护就有权威，失去人民，权威就消失。蚊龙得水而后才有神灵，君主得人民拥护而后才有权威。所以说：“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兽之猛者也，居深林广泽之中则人畏其威而载之。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故虎豹去其幽而近于人，则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门而迫于民，则民轻之而傲其势。故曰：“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
  虎豹，是兽类中最凶猛的。它们居住在深林大泽之中，人们就畏其威力而看重它们。君主，是天下最有势力的人。深居简出，人们就害怕他的势力。虎豹若离开深山幽谷而与人接近，人们就会把它捕起来而无视它的威力。君主若离开朝廷而与人民靠近，人民就轻慢他而不怕他的势力。所以说；“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

  风，漂物者也。风之所漂，不避贵贱美恶。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堕，不避小大强弱。风雨至公而无私，所行无常乡，人虽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
  风，是吹拂万物的。风吹起来不避贵贱美恶。雨，是淋湿万物的。雨，下起来，不管大小强弱。风雨是至公而无私心的，风吹雨下，没有既定方向，人们虽然遇到风吹雨打也不会发出怨言。所以说：“风雨无向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贵有以行令也。”
人君之所以做到令行禁止，一定是因为“令”发在人民所好的方面，“禁’’行在人民所恶的地方。人之常情没有不爱生而恶死的，也没有不爱利而恶害的。所以君主发令是使人生存和对人有利，命令就能推行；君主行禁是禁止杀人和禁止害人，施禁就能制止。命令之所以能够推行，必须是民乐其政，才能够推行下去。所以说：“贵有以行令。”
  
  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入则务本疾作以实仓廪，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虽劳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贱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贱有以亡卑。”
  人君之所以能使百姓尽力而亲近自己，必须为天下致利除害。所以要把德泽加于天下，恩惠施于万物，使家庭得以安居，群生得以养育，这样，万民便愿意尽力而为君主效劳。他们在家里努力耕作以充实国家仓廪，在战场尽节杀敌以保卫国家疆土，即使劳苦卑辱也是不敢叫苦的。这就是地位低的人可以忘其卑贱的原因。所以说：“贱有以亡卑。”

  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体累而寿命损。人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夫物莫虚至，必有以也。故曰：“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起居有定时，饮食有定量，寒热得当，则身体好而寿命长。起居无定时，饮食无定量，寒热调配不当，则身体弱而寿命短。人要懒惰而奢侈则贫，勤劳而节俭则富。事情是不会凭空而至的，一定有它的原因。所以说：“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故曰：“衔令者君之尊也。”
  法立而人民乐从，令出而人民接受，法令合于民心，就象符节那样的一致，君主就尊显。所以说：“衔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民受其辞则名声章。故曰：“受辞者名之运也。”
  君主出言合理，合于民情，臣民就接受他的指示。臣民接受指示则君主的名声显赫。所以说：“受辞者名之远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
  英明君主的治理天下，使人们安定而无所干扰，使人们安闲而无所劳累。不干扰，人民会自动守法；不劳累，人民会自动工作。所以说：“上无事而民自试。”

  人主立其度量，陈其分职，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则民循正。所谓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人君建立法度，公布职责，明确规范来统治他的臣民，而不是无用说话指挥，臣民就按正道行事了。所谓抱“蜀”，指的是祭器。所以说：“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将将鸿鹄，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义者，行之美者也。德义美，故民乐之。民之所歌乐者，美行德义也，而明主鸿鹄有之。故曰：“鸿鹄将将，维民歌之。”
  锵锵而鸣的鸿鹄，是长得很美的飞鸟。因为美，所以人们歌颂它。德义，是一种行为上的美。因为德义美，所以人们喜悦它。人民所歌颂喜悦的，乃是美貌和德义，而明君和鸿鸽恰好具有这些。所以说：“鸿鹄将将，维民歌之。”

  济济者，诚庄事断也；多士者，多长者也。周文王诚庄事断，故国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国治，竟内被其利泽，殷民举首而望文王，愿为文王臣。故曰：“济济多士，殷民化之。”
  “济济”，指的是诚实庄重而果断；“多士”，指的是许多有才德的人。周文王诚庄事断，故国家安定。他的群臣明理佐助君主，故君主英明。君主英明而国家安定，国内都得到他的好处和恩泽，殷民也举首而拥护文王，愿意作他的臣民。所以说：“济济多士，殷民化之。”

  纣之为主也，劳民力，夺民财，危民死，冤暴之令，加于百姓；憯毒之使，施于天下。故大臣不亲，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愿为文王臣者，纣自取之也。故曰：“纣之失也。”
  殷纣王为君，劳民力，夺民财，危害人民性命，把残暴的法令强加于百姓，又把惨毒的使臣派往天下各地。所以大臣不亲，小民怨恨，天下背叛而愿为文王的臣民，这是纣王的自作自受。所以说：“纣之失也。”

  无仪法程式，蜚摇而无所定，谓之蜚蓬之间。蜚蓬之间，明主不听也。无度之言，明主不许也。故曰：“蜚蓬之间，不在所宾。”
  不合乎法度规范，摇摆而没有定见，叫作飞蓬一样没有根据的言论。这种言论，英明君主是不听的。就象对于没有法度的言论一样，英明君主是不赞成的。所以说：“蜚蓬之问，不在所宾。”
  
  道行则君臣亲，父子安，诸生育。故明主之务，务在行道，不顾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顾。”
  行“道”，君臣就亲近，父子就和睦，生命就繁育。所以明主的职责，在于行“道”，而不在小的事物上。燕雀，是事物中的小东西。所以说：“燕雀之集，道行不顾。”

  明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故虽不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鬼神助之，天地与之，举事而有福。乱主之动作失义理，号令逆民心，诛杀不当其罪，赏赐不当其功，故虽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与，举事而有祸。故曰：“牺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明主的行动合乎理义，号令顺乎民心，诛杀与罪行相合，赏赐与功绩相称，所以他虽不用牛羊玉器祈祷于神鬼，鬼神也会帮助，天地也会支援，办什么事都得福。昏君的行动不合理义，号令逆乎民心，诛杀与罪行不相当，赏赐与功绩不相称，所以，虽用牛羊玉器祈祷于鬼神，鬼神也不帮助，天地也不支援，办什么事都得祸。所以说：“牺牲珪壁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宝币奚为？”
  君主的功绩，就是使国家富强。所以，国富兵强，诸侯就服从他的政令，邻邦也惧怕他的威力，虽然不用珍贵的宝币交结诸侯，诸侯也不敢侵犯他。君主的罪过，就是使国家贫弱。所以，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然用名器重宝来交结邻国，也不免于灭亡的祸患。所以说：“主功有素，宝币莫为？”

  羿，古之善射者也。调和其弓矢而坚守之。其操弓也，审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发而多中。明主，犹羿也，平和其法，审其废置而坚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举而多当。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发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后羿，是古代的善射者。他调和好弓箭而坚持掌握着。他操弓时，审明其高下，掌握必能射中目标的规律，故能百发百中。明主就象后羿一样，调和其治国的法度，审明其当废当立而坚持实行，掌握必治的规律，所以能做到多办事而事多办好。规律，使后羿必能命中，使君主必能治国。射箭的表面动作，不过是弓弦发出箭枝而已。所以说：“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驭马者也。善视其马，节其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走，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明主，犹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伤。故术者，造父之所以取远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驭者，操辔也。故曰，“造父之术非驭也。”
  造父，是善于驭马的。他爱护自己的马，调节它的饮食，度量马力了解它的速度，所以能驶行远路而马不疲累。明君也同造父一样，善于治理他的民众，度量民力，了解他们的技能，所以建立了事功而人民不感到疲困。所以，技艺方术，使造父驶行远路，使君主建立功名。至于驭马的表面动作，不过是掌握马的缰绳而已。所以说：“造父之术，非驭也。”

  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明主，犹奚仲也，言辞动作，皆中术数，故众理相当，上下相亲。巧者，奚仲之所以为器也，主之所以为治也。斫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斫削也。”
  奚仲的制造车器，方圆曲直都合乎规矩钩绳，所以机轴都很合适，用起来牢固快速，成器坚固持久。明君同奚仲一样，言词动作，都合乎方法策略，所以，各项治理都很适当，上下互相亲近。“巧”，使奚仲能制成车器，使君主能治好国家。至于木材的砍削，不过是刀斧的动作而已。所以说：“奚仲之巧非削也。”

  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故曰：“召远者使无为焉。”
  人民，有利则来，有害则去。人民趋利，就象水往下流一样，不管东西南北。所以，要招来民众，先创造对他们有利的条件，虽不招而民自至。如对他们有害，虽招而不来。所以说；“召远者使无为焉。”

  莅民如父母，则民亲爱之。道之纯厚，遇之有实，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莅民如仇雠，则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无实，诈伪并起，虽言曰吾亲民，民不亲也。故曰：“亲近者言无事焉。”
  统治人民要象父母一样，人民自然会亲近和爱戴。以纯厚来治理他们，用实惠来对待他们，虽然口里不说我亲近人民，人民也是会来亲近的。如把人民当作仇敌一般统治，人民自然就会疏远。治理他们不以厚道，对待他们没有实惠，欺诈和虚伪都用上了，虽然口头上说我要亲近人民，人民也是不会亲近的。所以说：“亲近者言无事焉。”

  明主之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也，为之在心。所谓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故曰：“唯夜行者独有之乎。”
  明君能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作用在于内心。所谓“夜行”意思就是“心行”。能做到内心行德，天下就没有人能够与之抗争了。所以说；“唯夜行者独有之乎。”

  为主而贼，为父母而暴，为臣下而不忠，为子妇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虽有小善，不得力贤。所谓平原者，下泽也，虽有小封，不得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于高？”
  作君主的，害人；作父母的，残暴；作臣下的，不忠；作子、妇的，不孝。这四项是人的大过失。有大过失在身，虽有小的优点，不得称之为贤。所谓平原，是指低洼的地面。虽有小的土堆，不能算作高。所以说：“平原之径，奚有于高。”

  为主而惠，为父母而慈，为臣下而忠，为子妇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虽有小过，不为不肖。所谓大山者，山之高者也，虽有小隈，不以为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于深？”
  作君主的，惠民；作父母的，慈爱；作臣子的，忠君；作子、妇的，孝亲。这四项是人们的大德。有大德在身，虽有小过，不算不肖。所谓大山，是山中最高的。虽有小沟，不算作深。所以说：“大山之限，奚有于深。”

  毁訾贤者之谓訾，推誉不肖之谓讆。訾讆之人得用，则人主之明蔽，而毁誉之言起。任之大事，则事不成而祸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与任大。”
  毁谤诽议贤者叫作“訾讆”，吹捧不肖之徒叫作“誓讆”。“訾讆”之人得用，君主的聪明就被蒙蔽，而毁谤或者吹捧的谗言就起来了。若是任用这种人管理大事，那就把事情办坏而祸患临头。所以说：“訾讆之人，勿与任大。”

  明主之虑事也，为天下计者，谓之譕臣。譕臣则海内被其泽，泽布于天下，后世享其功久远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与远举。”
  明君考虑事物，为天下全局打算，这叫作谋虑远大。谋虑远大则海内都受到他的恩泽，恩泽施布于天下，后世享受他的功业，愈久远而利益愈多。所以说：“譕巨者可与远举。”

  圣人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乐而后有忧者，圣人不为也。故圣人择言必顾其累，择行必顾其忧。故曰：“顾忧者可与致道。”
  圣人总是选择好可以说的话而后才说，选择好可以做的事而后才做。苟得其利而有后来之患，苟得其乐而有后顾之忧，圣人是不做这种事情的。所以圣人“择言”一定考虑其后顾之累，“择行”一定要考虑其后顾之忧。所以说：“顾忧者可与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适主意而偷说，备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虽速，祸患之至亦急。故圣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小人，不用正道来讨人欢喜，他总是迎合君意而苟且取悦于君，追求财利而苟且得其财利。这样的人，得利虽然很快，祸患的来临也很急。所以圣人总是远离他而不使用的。所以说：“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举一而为天下长利者，谓之举长。举长则被其利者众，而德义之所见远。故曰：“举长者可远见也。”
  办一件大事而为天下取得长远利益的，叫做“举长”。举长则受益的人众多，而德义的影响深远。所以说：“举长者可远见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万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载万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众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众之所比也。”
  天的材器大，所以能兼覆万物；地的材器大，所以能兼载万物；人君的材器大，所以能容纳各种事物而使众人信赖。所以说：“裁大者众之所比也。”

  贵富尊显，民归乐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怀乐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厌也，而民怀乐之。故曰：“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
  贵富尊显，使人民拥戴感激，君主没有不愿意的。问题是要求人民感怀自己，一定要行德而不厌倦，人民才可以感怀。所以说：“欲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

  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故义则求之，不义则止。可则求之，不可则止。故其所得事者，常为身宝。小人之求事也，不论其理义，不计其可否，不义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尝为赖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赖也。”
  圣人要干一件工作，首先问它是否合于理义，并估计其可能性。合于“义”则做，不合于“义”的则不做。有可能则做，没有可能则不做。所以他所做到的事情，常常是宝贵的。小人做一件事，不问它是否合乎理义，不估计可能与不可能。不义的做，不可能的也做。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是靠不住的。所以说：“必得之事，不足赖也。”

  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小人不义亦诺，不可亦诺，言而必诺。故其诺未必信也。故曰：“必诺之言，不足信也。”
  圣人对一件事情的承诺与否，首先问它是否合于理义，并估计其可能性。合于“义”则承诺，不合于“义”则不承诺；有可能则承诺，没有可能则作罢。所以他的诺言没有不兑现的。小人则是不义也承诺，没有可能也承诺，一张口就一定承诺。所以他的诺言是未必兑现的。所以说：“必诺之言，不足信也。”

  谨于一家，则立于一家；谨于一乡，则立于一乡；谨于一国，则立于一国；谨于天下，则立于天下。是故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谨者不大立。”
  谨慎对待一家的事情，则可在一个家庭里有所建树；谨慎对待一乡的事情，则可在一个乡里有所建树；谨慎对待一国的事情，则可在一国里面有建树；谨慎对待天下的事情，则可在天下的范围有建树。因此，谨慎处事的范围小，则其所建树的范围也小；谨慎处事的范围大，则其所建树的范围也大。所以说：“小谨者不大立。”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飺者，多所恶也。谏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体也。主恶谏则不安，人飺食则不肥。故曰：“飺食者不肥体也。”
  海不排斥水，所以能够成为大海；山不排斥土石，所以能成为高山；明君不厌恶人民，所以能实现人口众多；士不厌学，所以能成为圣人。飺，就是挑拣食品太严重。纳谏，是为了安定君位的；吃东西，是为了强壮身体的。君主怕人进谏，君位就不安定；人们挑拣食品，身体就不肥壮。所以说：“飺食者不肥体。”
  
  言而语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无弃者。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无弃之言，公平而无私，故贤不肖莫不用。故无弃之言者，参伍于天地之无私也。故曰：“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矣。”
  一讲话就讲道德忠信孝梯的，这是不能废弃的话。天公平而无私，所以美与恶无所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所以小与大无所不载。不能废弃的话，也是公平无私的，所以贤与不肖都可以应用。所以，不能废弃的语言，是同天地一样无私的。所以说：“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也。”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而责必备。夫虑事定物，辩明礼义，人之所长而蝚蝯之所短也；缘高出险，蝚蝯之所长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长责人，故其令废而责不塞。故曰：“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蝚蝯饮焉。”
  明君授官任事，用其所长，不用其所短，所以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昏君不懂得事物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而求全责备。比如考虑事情定计划，辩明礼义，是人之所长而却是猿猴之所短；爬高走险，是猿猴之所长而却是人之所短。用猿猴的所长要求人类，其政令就会失效而任务不能完成。所以说：“坠岸三仍，人之所大难也，而蝚蝯饮焉。”

  明主之举事也，任圣人之虑，用众人之力，而不自与焉。故事成而福生。乱主自智也，而不因圣人之虑；矜奋自功，而不因众人之力；专用己，而不听正谏，故事败而祸生。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明君做事，采用圣人的策划，使用众人的力量，而不用亲自去办。所以事成而得福。昏君自侍聪明，而不能运用圣人的策划；自己逞能，而不依靠众人的力量；一意孤行，而不听正谏。所以事败而生祸。所以说：“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虽不行于野，其养食马也，未尝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战也。故虽不守战，其治养民也，未尝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违其马。”
  马，是用来骑乘到野外跑路的。所以，虽不在野外跑路，在养马喂马上，也不能懈怠其事。人民，是用来守国杀敌的。所以，虽不适守土战争，在治民养民上，也不能懈怠其事。所以说：“不行其野，不违其马。”

  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天生有四时，地生有万财，它们以此养育万物而不取任何报酬。明君是与天地相比配的。他教育人民按时生产，鼓励人民耕织，以此提高人民生活，而不肯自矜其功，独占其利。所以说：“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简慢，以之事主则不忠，以之事父母则不孝，以之起事则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懒惰简慢，以此事君就是不忠，以此事父母就是不孝，用此来办事就不成功。所以说：“怠倦者不及也。”

  以规矩为方圜则成，以尺寸量长短则得，以法数治民则安。故事不广于理者，其成若神。故曰：“无广者疑神。”
  用规矩划方圆就能划成，用尺寸量长短就能量好，用法度、政策来治理民众就能安定。所以，事情不背于规范，其成效如神。所以说：“无广者疑神。”

  事主而不尽力则有刑，事父母而不尽力则不亲，受业问学而不加务则不成。故朝不勉力务进，夕无见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事奉君主而不尽力就要受刑，事奉父母而不尽力就无人亲近，受业问学而不加倍努力就没有成就。所以，早上不努力求进，晚上就没有成果。所以说：“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诚则名誉美矣，修行谨敬则尊显附矣。中无情实则名声恶矣，修行慢易则污辱生矣。故曰：“邪气袭内。正色乃衰也。”
  内心信诚，名誉就美了；修身严肃认真，尊显就来了。内心不诚实，名声就坏了；修身简馒松懈，污辱就来了。所以说：“邪气袭内，正色乃衰也。”

  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义以正其臣，则臣不知于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则臣不臣。”
  为人君主而不懂君臣之间的道理来规正臣下，臣下就不会懂得作臣下的道理来事奉君主了。所以说：“君不君则臣不臣。”

  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义以教其子而整齐之，则子不知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则子不子。”
  为人父亲而不懂父子之间的道理来管教子女，子女也就不会懂得作子女的道理来事奉父亲了。所以说：“父不父则子不子。”

  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故主有令则民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君臣相亲，上下协调，万民和睦，所以国君有命令，人民就会实行；上面有禁律，人民就不去违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协调，万民不和睦，所以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所以说：“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辞信，动作庄，衣冠正，则臣下肃。言辞慢，动作亏，衣冠惰，则臣下轻之。故曰：“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
  说话有信用，动作庄重，衣冠端正，臣下就严肃了。说话轻率，动作无礼，衣冠不整，臣下就轻慢了。所以说：“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

  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礼义者，尊卑之仪表也。故动有仪则令行，无仪则令不行。故曰：“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
  仪法，是万物的准则法式。法度，是万民的仪表；礼仪，是尊卑的仪表。君主的举动合乎仪法，政令就能推行；不合乎仪法程式政令就不能推行，所以说：“连退无仪则政令不行。”

  人主者，温良宽厚则民爱之，整齐严庄则民畏之。故民爱之则亲，畏之则用。夫民亲而为用，王之所急也。故曰：“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
  作君主的，温良宽厚则人民爱戴他；整齐庄严则人民敬畏他。人民爱戴就同他亲近，人民敬畏就可以为他所用。人民亲近君主而又为君主所用，这是君主所最需要的。所以说：“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

  人主能安其民，则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
  君主能使人民生活安定，人民事奉君主就会象事奉父母一样。这样，君主有忧人民可以为他分忧，国家有难人民可以为国死难。若君主视民如粪土，人民就不会为他所用。君主有忧就不肯分忧，有难也不会死难。所以说：“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于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则民之报上亦厚；上施薄，则民之报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责，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故曰：“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人民之所以肯于守国杀敌至死而不后退，是因为君主对人民施加了厚惠。所以，君主施惠优厚，人民报答他也优厚；上面施惠微薄，人民报答他也微薄。如果施惠少而求索甚多，君主就不能从臣下手里得到，甚至父亲也不能从儿子手里得到。所以说：“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乡，或以治国，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
  道，是扶持万物，使它们生长发展，而各自完成它们生命的。所以它或者可以用来治乡，或者可以用来治国，或者可以用来治理天下。所以说：“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

  闻道而以治一乡，亲其父子，顺其兄弟，正其习俗，使民乐其上，安其土，为一乡主干者，乡之人也。故曰：“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
  了解“道”而用它来治理一个乡，使一乡父子相亲，兄弟和睦，习俗归正，使人民怀乐君上，安居乐业，成为一乡之主干的，这就是治乡的人材。所以说：“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

  民之从有道也，如饥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阴也。故有道则民归之，无道则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
  人民归附有道的君主，如同饥饿时重视食品，寒冷时重视衣服，暑热时重视荫凉一样。所以，有道则民众归附，无道则民众离散。所以说：“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变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则言自顺，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设，身之化也。”
  道，是用来改造人的自身而使人走向正理的。所以，一个有道在身的人，言语自能通达，行为自能端正，事君自能忠诚，事父自能孝顺，对人自能顺理。所以说：“道之所设，身之化也。”

  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长守贵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满者与天。”
  天的道，满而不外溢，盛而不衰竭。明君效法天道行事，所以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懈。所以能长守富贵，久有天下而不失。所以说：“持满者与天。”

  明主救天下之祸，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祸安危者，必待万民之为用也，而后能为之。故曰：“安危者与人。”
  明君就是要解救天下灾祸，使天下危局趋于安定的。但救祸患与安危局，一定要依靠广大人民为其所用，然后才能办得到。所以说：“安危者与人。”

  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此盛满之国也。虽已盛满，无德厚以安之，无度数以治之，则国非其国，而民无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虽满必涸。”
  地大国富，民众兵强，这是繁荣的国家。虽然已经繁荣，如果没有深德厚惠来安定它，没有法度策略来治理它，国家还不是他的国家，而人民也还不是他的人民。所以说：“失天之度，虽满必涸。”

  臣不亲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离而不和，故虽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臣下不亲近他们的君主，百姓不信任他们的官吏，上下离而不和，虽然表面安定，必将走向危亡。所以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御其民，则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贵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则民离叛而不听从，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君主掌握天道，用来统治他的百姓，百姓就一心事奉君主，所以能够富贵而长久统治天下。如果违背天道，百姓就背叛而不服从，君主就危险而不得长久统治天下。所以说：“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务学术数，务行正理，则化变日进，至于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乱主淫佚邪枉，日为无道，至于灭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无形。”
  人君努力积累学识韬略，遵行正理，则每日都有发展进步，以至于成就大的事业，而愚人是不理解的。昏君淫逸邪枉，每天干无道的事情以至于灭亡，而自己还不知道原因。所以说：“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无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贵显而子孙被其泽。桀，纣、幽、厉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伤而子孙蒙其祸。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古代三王五霸都是利天下的君主，故自身贵显而子孙蒙其德泽。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都是害天下的君主，故自身因伤而子孙蒙其祸害。所以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故曰：“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
  神农氏教民耕作生产粮食，以利人民。大禹亲身疏浚河道，铲高治低，以利人民。商场王和周武王征伐无道，诛杀暴君，以利人民。他们的行动虽有所不同，其有利于人民则一。所以说：“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

  栋生桡不胜任则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爱也，不以其理动者，下瓦则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动者，虽覆屋不为怨；不以其理动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屋柱是新伐而又弯曲的木材，它不堪负荷而倒塌，人们并不埋怨，这是理该如此的。小孩子，是慈母所钟爱的，但他无缘无故地拆下屋瓦，慈母也要拿棍子打他。故理该如此的，虽房屋倒坍也埋怨不到它；而理不该如此的，拆屋瓦就一定要打棍子。所以说：“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垂。”

  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废天道，行私为，则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
  行事合于天道，出自公理，则远者都来亲近；废天道，按私心行事，则母子互相怨恨。所以说：“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过百里，战卒之众不过万人，然能战胜攻取，立为天子，而世谓之圣王者，知为之之术也。桀、纣贵为天子，富有海内，地方甚大，战卒甚众，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僇者，不知为之之术也。故能为之，则小可为大，贱可为贵。不能为之，则虽为天子，人犹夺之也。故曰：“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
  古时候，周武王地方不过百里，战卒不过万人，但是能战胜攻取，立为天子，而后世称之为圣王，是因为他懂得治国为君的方法。桀、纣贵为天子，富有海内，地方甚大，战卒甚多，而身死国亡，被天下所杀戮，是不懂得治国为君的方法。故善于为国的，小就可以变大，贱就可以变贵。不善于为国的，即使当了天子，人们也会夺取的。所以说：“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圹地，故天予之时，地生之财。乱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故曰：“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
  明君上不背天，下不废地，所以天给他有利的天时，地为他生产财富。昏君上违天道，下背地理，所以天不给他有利的天时，地也不给他生产财富。所以说：“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虽地小而民少，犹之为天子也。桀纣，天之所违也，故虽地大民众，犹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大必削。”
  古时候，周武王是天所帮助的君主，故虽土地小而人口少，仍然可以当天子。桀与纣，是天所抵制的君主。故虽土地大而人口多，仍然困辱而死亡。所以说：“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大必削。”

  与人交，多诈伪无情实，偷取一切，谓之乌集之交。乌集之交，初虽相欢，后必相咄。故曰：“乌集之交，虽善不亲。”
  与人交友，多行诈伪，不讲真实，苟且谋取一切，叫作乌鸦般的友谊。乌鸦般的友谊，最初虽然亲密，后来一定反目。所以说：“乌集之交，虽善不亲。”

  圣人之与人约结也，上观其事君也，内观其事亲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后约结。约结而不袭于理，后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
  圣人同人家结交，在朝上要看他如何事君的，在家里要看他如何事亲的，一定要根据可靠的条件，然后才与他结交。结交而不根据可靠的条件，以后一定背叛。所以说：“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

  明主与圣人谋，故其谋得；与之举事，故其事成。乱主与不肖者谋，故其计失；与之举事，故其事败。夫计失而事败，此与不可之罪。故曰：“毋与不可。”
  明君总是与圣人共同谋事，所以他的谋划得宜；与圣人共同举事，所以他的事业有成。昏君总是与不肖者共同谋事，所以他的计谋失误；与不肖者共同举事，所以他的事业失败。计谋失误与事业失败，这都是用人不可靠的过错。所以说：“毋与不可。”

  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夫令出而废，举事而败，此强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强不能。”
  明君用人总是衡量着每个人的力所能及，然后才加以使用。所以，命令人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命令就能推行；使役人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事情就能成功。昏君不衡量人的能力，命令人们做力所不及的事情，所以命令不能推行；使役人们做力所不及的事情，所以事业失败。令出而不行，举事而失败，这都是强加于“力所不及”的过错。所以说：“毋强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义、父子之理、贵贱之分，不信圣人之言也，而反害伤之。故圣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对于狂惑的人，若告诉他君臣之义、父子之理、贵贱之分，他非但不相信圣人的话，反而加以伤害。所以圣人是不肯告诉他的。所以说：“毋告不知。”

  与不肖者举事，则事败；使于人之所不能为，则令废；告狂惑之人，则身害。故曰：“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
  同不肖者共同举事，则事败；使人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则命令失效；把事理告知狂惑之人，则身受其害。所以说：“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

  常以言翘明，其与人也，其爱人也，其有德于人也，以此为友则不亲，以此为交则不结，以此有德于人则不报。故曰：“见与之友，几于不亲；见爱之交，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之所归，心行者也。”
常常用言语宣传他对人友好，对人亲爱和对人有德，以此与人交友就不会亲密，以此与人交往就不会结好，以此施德于人就不会赢得报答。所以说：“见与之友，几于不亲；见爱之交，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之所归，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则身逸而福多。乱主独用其智，而不任圣人之智；独用其力，而不任众人之力，故其身劳而祸多。故曰：“独任之国，劳而多祸。”
  明君不用他自己的智慧，而依靠圣人的智慧；不用他自己的力量，而依靠众人的力量。所以，用圣人的智慧思考问题，没有不了解的问题；用众人的力量举办事业，没有不成功的事业。能做到个人放手而依靠天下人的智慧与力量推动国事，那就自身安逸而多得其福了。昏君独用他个人的智慧，而不依靠圣人的智慧；独用他个人的力量，而不依靠众人的力量，所以他自身劳累而多遭祸患。所以说：“独任之国，劳而多祸。”

  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乱主内失其百姓，外不信于邻国，故有患则莫之忧也，有难则莫之救也，外内皆失，孤特而无党，故国弱而主辱。故曰，“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明君对内实行法度，对外实行理义。所以邻国亲近他，盟国信任他。有祸患邻国替他分忧，有危难邻国对他援救。昏君对内脱离人民，对外不取信于邻国。国有祸患没有人替他分优，国有危难没有人对他援救。内外都脱离了，孤立而无援，所以国弱而君辱。所以说：“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圣人，而后天下治；妇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圣人，则天下乖乱而民不亲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则丑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丑而不信。”
  明君的治理天下，一定任用圣人，而后天下治；女人求嫁夫家，必须通过媒人，而后家事成。因此，治理天下而不任用圣人，则天下乖乱而人民不会亲近；求嫁夫家而不通过媒人，则名声丑恶而没有信誉。所以说：“自媒之女，丑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见而有亲心焉者，有使民亲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
  明君，人们还没有见面就有了亲近之心，是因为他有使人亲近的治世之道。所以他总是地位安定而人民都来归附。所以说：“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

  尧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誉之而不厌，久远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来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
  尧舜，是古代的明主。天下人不厌倦地推祟他，不厌倦地赞誉他，历时久远而不忘记他，是因为他有使人民怀念不忘的治世之道，所以，他地位安定而人民都来归附。所以说：“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

  日月，昭察万物者也，天多云气，蔽盖者众，则日月不明。人主，犹日月也，群臣多奸立私，以拥蔽主，则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险秽不平易，则山不得见。人主，犹山也，左右多党比周以壅其主，则主不得见。故曰：“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
  日月，是照亮万物的。天空多有云气，掩盖的云层一多，日月就不那么明亮了。人君，就如同日月一样；群臣之中如果多奸邪之徒，树立私党，以蒙蔽君主，君主便不得明察其臣下，下情也不得上达。所以奸邪之臣愈多，君主愈受其蒙蔽。所以说：“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是物中最高的。但地面险恶不平，山也就看不见了。人君，就象山一样。左右近臣结党营私，以蒙蔽君主，君主也就看不清了。所以说：“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于民心，不悖于理义，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复言也。出言而离父子之亲，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众，此言之不可复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
  人君讲话不违背民心，不违弃礼义，他的话便足以安定天下，人们是唯恐他不多讲的。如果讲出话来使父子不亲，使君臣疏远，伤害天下的大众，这便是不应再说的错话，明君是不讲的。所以说：“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礼，遇人有理，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复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笑者，此不可复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人君自身行事端正，对待臣下有礼，与人相处有信，做出事来可为天下的表率，人们是唯恐他不多做一些事情的。如果自身行事不正，使用臣下暴虐，与人相处没有信用，所行之事为天下人耻笑，这是不可再做的错事，明君是不做的。所以说：“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复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贼暴也。故言而不信则民不附，行而贼暴则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灭亡之所从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复，行之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不应该再说的错话，这种话没有信用；不应该再做的错事，这种事害人至深。出言而无道，人民就不肯归附；行事而害人至深，天下就怨声载道。人民不归附，天下怨声载道，这是导致灭亡的根源，所以是明君所禁忌的。所以说：“凡言之不可复，行之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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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

  人君唯毋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然则内之不知国之冶乱，外之不知诸侯强弱，如是则城郭毁坏，莫之筑补；甲弊兵簓，莫之修缮。如是则守圉之备毁矣，辽远之地谋，边竟之士修，百姓无圉敌之心。故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
   人君只要听信废止军备的议论，群臣宾客便不敢讲求军事。那么，既不知国内的情况是太平还是动乱，又不知国外的诸侯是强大还是虚弱。这样城郭就毁坏，无人筑补；盔甲、兵器就破败，无人修缮了。这样也就使国防的设备归于毁灭了。远方的国土失落，边境的战士偷惰，百姓也将丧失御敌的斗志。所以说：“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

  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然则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如是则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与战，必不胜也。彼以教士，我以驱众；彼以良将，我以无能，其败必覆军杀将。故曰：“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人君只要听信泛爱人类的议论，就会把天下的民众都看成他自己的人，把别的国家都看成自己的国。这样就没有兼并争夺别国的心机，也没有战败敌军敌将的事迹。那么，射敌和车战的勇士没有厚禄，消灭敌军敌将的功臣没有贵爵，这些射敌和车战的勇士就要投奔外国去了。自己不攻打别人是可以做得到的、但不能管住人家不攻打自己。敌国要求割地给他们，自然不是我们所满意的，不割地而与之战斗，又一定打不赢。人家用经过训练的士兵，我们用临时征集的乌合之众；人家用良将，我们用无能之辈。其败局一定是军士覆亡而将领被杀。所以说：“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人君唯无好全生，则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养。生养何也？曰：滋味也，声色也，然后为养生。然则从欲妄行，男女无别，反于禽兽。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
  人君只要专好全生保命，群臣也就都来全生保命，而大讲养生之道。什么叫做养生呢？回答说：饮食滋味，声色享受，然后归结为保养生命就是了。那么，纵欲妄行，男女无别，就要返回到禽兽状态。那么，礼义廉耻就立不起来，人君就不肯自我约束了。所以说：“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

  人君唯无听私议自贵，则民退静隐伏，窟穴就山，非世间上，轻爵禄而贱有司。然则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
人君只要听信私立异说清高自贵的议论，人们就将要退身静处而隐匿行踪，窟居洞府而远就深山，反对世俗而对抗君上，看轻爵禄而无视官吏了。那么，君主对于他们简直是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所以说：“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

  人君唯无好金玉货财，必欲得其所好，然则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则尊爵重禄也。如是则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则贤者不为下，智者不为谋，信者不为约，勇者不为死。如是则驱国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
  人君只要喜好金玉财货，而且一定要得到它们，那么就必须有条件同它们交换。用什么来换取呢？只好用大官尊位，不然就是用高爵重禄。这样，不贤之辈就要在上面掌权了。那么，贤者将不肯甘为属下，智者将不肯设谋献策，信实的人将不肯相约办事，勇敢的人将不来效死。这样就等于把国家拿出来抛弃掉了。所以说：“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听群徒比周，则群臣朋党，蔽美扬恶。然则国之情伪不见于上。如是则朋党者处前，寡党者处后。夫朋党者处前，贤、不肖不分，则争夺之乱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
  人君只听信结交朋党的议论，群臣就要搞朋党活动，讲话蔽美扬恶，那么，君主就无法了解情况的真假。这样就形成有朋党的活跃在台前，党羽少的被挤到台后。有朋党的人们在台前活动，贤者与不贤者就将无法分清，争夺的祸乱就要发生，而君主就将处在危险境地。所以说：“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听观乐玩好，则败。凡观乐者，宫室、台池，珠玉、声乐也。此皆费财尽力伤国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奸人也。而人君听之，焉得毋败？然则府仓虚，蓄积竭；且奸人在上，则壅遏贤者而不进也。然则国适有患，则优倡侏儒起而议国事矣。是驱国而捐之也。故曰：“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人在上位。”
  人君只要听信观乐玩好的议论，就会导致失败。凡观乐之事，不外是宫室、台池、珠玉与声乐之类。这都是浪费钱财、消耗民力、伤害国家的事情。而用这些东西事奉君主的都是奸臣。君主若是听信他们。怎么能够不败亡？那么，府库空虚了，积畜枯竭了，而且奸臣掌权，阻碍着贤者不得进用了。那么，一旦国家有难，优伶丑角之流就都起来议决国事了。这也就等于把整个国家拿出来抛弃掉了。所以说：“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臣在上位。”

  人君唯毋听请谒任誉，则群臣皆相为请。然则请谒得于上，党与成于乡。如是则货财行于国，法制毁于官，群臣务佼而不求用，然则无爵而贵，无禄而富。故曰：“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
  人君只要听信请托保举的议论，群臣就都来互相拉拢请托。那么，请托之风在上面发展，结党之事也就在乡中完成。这样，财货礼物在国内到处通行，法律制度也就在官府遭到破坏。群臣都努力发展私交而不求为国效力；那么，无爵位也可以成为贵者，无俸禄也可以发财致富。所以说：“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

  人君唯无听谄谀饰过之言，则败。奚以知其然也？夫谄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过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则谋臣死而谄臣尊矣。故曰：“谄谗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
  人君只要听信阿谀奉承、掩饰过错的议论，就会导致失败。为什么是这样呢？谄媚之臣是常常使君主不知悔过又不知改过的，所以君主受迷惑而自己尚不觉察。这样，就导致谋臣死亡而谄臣高升了。所以说：“谄谗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春生于左，秋杀于右；夏长于前，冬藏于后。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尽应。治不尽理，则疏远微贱者无所告；事不尽应，则功利不尽举。功利不尽举则国贫，疏远微贱者无所告则下饶。故臼：“凡将立事，正彼天植。”
  法，就是效法天地的方位，模拟四时的运行，来治理天下的。四时的运行，有寒有暑，圣人效法它，所以有文有武。天地的方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效法它，建立国家纲纪。春生在左，秋杀在右；夏长在前，冬藏在后。属于生长之事，是文；属于收藏之事，是武。因此，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模仿这些，来实行法令，来判断事理。凡有关法度之事，掌握不可以不正。掌握不正则判断不公，判断不公则治狱不完全合理，办事不完全得当。治狱不完全合理，疏远微贱的人们就无法申诉；办事不完全得当，功利事业就不能充分举办。功利事业不充分举办则国家贫穷，疏远微贱者无法申冤则民间扰乱。所以说：“凡将立事，正彼天植。”


  天植者，心也。天棺正，则不私近亲，不孽疏远。不私近亲，不孽疏远，则无遗利，无隐治。无遗利，无隐治，则事无不举，物无遗者。欲见天心，明以风雨。故曰：“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
  天植，就是心。心正，就不会偏厚于近亲，也不会加害于疏远。不偏厚于近亲，不加害于疏远，则国财没有流失，民间没有冤案。国无失财，民无冤案，则事业没有不兴办起来的，财物也没有被弃置了的。要想了解天心，需要在风雨的情况上判明。所以说：“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

  万物尊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天者，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贵风雨者，为其莫不待风而动待雨而濡也。若使万物释天而更有所受命，释风而更有所仰动，释雨而更有所仰濡，则无为尊天而贵风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专在君，而有所分散，则君日益轻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经既饬，君乃有国。”
  万物都尊祟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崇天，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接受天的意旨的；所以贵风雨，是因为万物没有不靠风吹动、靠雨滋润的。若使万物离开天而接受另外什么东西的意旨，离开风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吹动，离开雨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滋润，那就无需尊天而贵风雨了。现在人君之所以位尊而身安，就是因为他树立了权势并且推行了政令。其所以能树立权势和推行政令，就是因为权势和财利两者的掌握没有不在君主手里的。若使权势和财利的掌握不专在君主之手，而有所分散，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而权势财利也将日益衰减，这是一条发生侵夺暴乱的道路。所以说：“三经既饬，君乃有国。”　

  乘夏方长，审治刑赏，必明经纪，陈义设法。断事以理，虚气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祸乱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骤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众之所忿，寡不能图。”
  乘夏天白日方长，要审理刑赏大事。这必须宣明纲纪，公布仪法、制度，依理断事。这要求虚气平心，而排除个人喜怒。如果背弃法令而按照个人喜怒行事，祸乱便会发生，君位就会危险。所以说：“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今乃废。骤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众之所忿，寡不能图。”

  冬既闭藏，百事尽止，往事毕登，来事未起。方冬无事，慎观终始，审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后难者，有始不足见而终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举，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轻行之，人轻行之，则必困难成之事；始不足见者，人轻弃之，人轻弃之，则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数困难成之事，而时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审察事理，慎观终始，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谓之妄举。妄举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
  冬天万物收闭，百事尽止，过去一年的事情全部完成，来年的事情尚未开始。乘此冬日无事，就来慎重考察国事的全部过程，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有的工作，开头感到容易而后来才发现困难；有的工作，开头不被注意而后来却无法补救。这往往是利途不能开发，国事遇到困难的原因。开头感到容易的，人们就轻易对待它，轻易对待，就一定办不到难成的大事；开头不被注意的，人们就轻易放弃它，轻易放弃，就一定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经常办不到难成的大事，经常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这便是衰耗事业的道路。因此，英明君主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慎重考察国事的全过程，办事情一定预知它的成就，有成就一定预知它的作用，有作用一定预知它的利害后果。办事而不预知其成就，有成就而不预知其作用，有作用而不预知其利害后果，叫作轻举妄动。轻举妄动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所以说：“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礼义也。夫民无礼义，则上下乱而贵贱争。故曰：“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
  凡是人君，都愿意百姓遵行礼义。人民若无礼义，则上下混乱而贵贱争夺。所以说：“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众之亲上乡意也，欲其从事之胜任也。而众者，不爱则不亲，不亲则不明，不教顺则不乡意。是故明君兼爱以亲之，明教顺以道之，便其势，利其备，爱其力，而勿夺其时以利之。如此则众亲上乡意，从事胜任矣。故曰：“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凡是人君，都希望百姓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希望百姓为国办事而办事胜任。就民众来说，不爱护他们就不来亲近，不教训他们就不顺从君意。因此，英明君主总普遍施爱来亲近他们，宣明教训来引导他们，顺应他们力量，促进他们富足，爱惜他们的劳力，而不侵夺他们的农时，用这些为他们谋福利。这样，民众就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为国家办事就胜任了。所以说：“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顺，事有称量。人心逆则人不用，事失称量则事不工。事不工则伤，人不用则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质。”
治国的根本有两条：一曰人，二曰事。治人要求他一定效力，治事要求它一定完善。人有逆有顺，事情有分量尺度。人心逆就不肯效力，事不合分量尺度就不可能完善。事情不完善意味着有伤，人不肯效力意味着有怨。所以说：“取人以己，成事以质。”

  成事以质者，用称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故曰：“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矣。”
  所谓成事以质，就是要根据实际分量尺度行事；所谓取人以己，就是要考虑按“恕”道行事。考虑恕道，就是想着比照自己，自己所不接受的，不要施加于他人。所以说：“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拂)，用力苦则劳矣。”

  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则事不工，事不工而数复之，故曰劳矣。用财啬则不当人心，不当人心则怨起。用财而生怨，故曰费。怨起而不复反，众劳而不得息，则必有崩阤堵坏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而不悟，民乃自图。”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使用民力过头，事情就不会做得完善。不完善而不断返工，所以叫作“劳”。君主用财吝啬，就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则发生怨恨。用财而造怨，所以叫作“费”(拂)。民众怨起而不得平复，疲劳而不得休息，就一定产生摧毁破坏的想法。所以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而不悟，民乃自图。”

  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故曰：“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僇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国家没有法律，民众就不知道做什么；没有制度，行事就没有一个准则。但有法律而不公正，有制度而不明确，则行政管理不灵。行政管理不灵则国家混乱。所以说：“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恶罚而畏罪。是以人君严教以示之，明刑罚以致之。故曰：“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有过以惩之，杀僇犯禁以振之。”
  凡是人民，没有不恶刑而畏罪的。所以，人君要严加教训来告示他们，申明刑罚来做戒他们。所以说：“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有过以惩之，杀戮犯禁以振之。”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能胜六攻而立三器，则国治；不肖之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不治。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畏众，非禄赏无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富。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畏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畏众，禄赏不足以劝民，则人君无以自守也。然则明君奈何？明君不为六者变更号令，不为六者疑错斧钺，不为六者益损禄赏。故曰：“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则国家称治；昏君不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故国家不治。什么是三器呢?就是：号令、刑杀、禄赏。什么是六攻呢?就是：亲者、贵者、财货、女色、巧佞之臣、玩好之物。三器的用途是什么呢?回答说：没有号令就无法使役臣下，没有刑杀就无法威服民众，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人民。六攻的坏处是什么呢?回答说：虽不听法令而可以安然存在，虽违犯禁律而可以豁免罪刑，虽没有立功而可以发财致富。国家有不听法令而安然存在的情况，号令就不能推动臣下；有违犯禁律而免于刑罪的情况，刑杀就不能威慑民众；有无功而发财致富的情况，禄赏就不能鼓励百姓；号令不能推动臣下，刑杀不能威慑民众。禄赏不能鼓励百姓，人君就没有可以保全自己地位的东西了。那么，英明君主应该怎么办呢?英明君主是不为这六者变更号令，不为这六者疑止或施加刑杀，也不为这六者增加或减少禄赏的。所以说：“植固不动，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载万民而兼有之，烛临万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时为主、为质，以治天下。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地载而无弃也，安固而不动，故莫不生殖。圣人法之以覆载万民，故莫不得其职姓，得其职姓，则莫不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无亲。”
  凡是人君，都保护着亿万民众而占有他们，督察着亿万部族而使役他们。因此，他运用天地、日月、四时，作为主宰，作为根据，来治理天下。天覆万物而没有例外，其恩惠无所不在；地载万物而没有遗弃，稳定而不动。故无不生长繁育。圣人效法它们来保护万民，所以，万民没有不得到经常生计的。得到经常生计，就没有不为君主效力的了。所以说：“法天合德，象地无亲。”

  日月之明无私，故莫不得光。圣人法之，以烛万民，故能审察，则无遗善，无隐奸。无遗善，无隐奸，则刑赏信必。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止。故曰：“参于日月。”
  日月的光明没有偏私，所以没有得不到光照的地方；圣人效法它们，来烛照万民，所以能够明察，这就没有看不到的善良行为，也没有隐蔽得住的恶事。没有看不到的善行和没有隐蔽着的恶事，就可以做到赏罚准确而坚定。赏罚准确坚定，则好事得到鼓励，坏事得到禁止。所以说：“参于日月。”

  四时之行，信必而著明。圣人法之，以事万民，故不失时功。故曰：“伍于四时。”
  四时的运行，准确、固定而明显。圣人效法它，使用万民，所以事情总是不失时效。所以说：“伍于四时。”

  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爱施俱行，则说君臣、说朋友、说兄弟、说父子。爱施所设，四固不能守。故曰：“说在爱施。”
  凡是民众，对他们爱护，他们就亲近；为他们谋利益，他们就归附。因此，明君实行福利措施来招引他们，表明爱护之意来亲近他们。只谋利而不爱护，民众就归附而不亲近；只爱护而不谋利，民众就亲近而不肯归附。爱与利兼而行之，那就君臣喜悦，朋友喜悦，兄弟喜悦，父子喜悦了。爱、利兼行的结果，在战时，敌国的四境虽固都不能据守。所以说：“悦众在爱施。”

  凡君所以有众者，爱施之德也。爱有所移，利有所并，则不能尽有。故曰：“有众在废私。”
  凡国君之所以能赢得民众拥护，是因为有爱民和施利于民的德惠。爱民之心若是有了改变，对于财利若是有所吞并，就不能完全赢得民从了。所以说：“有众在废私。”

  爱施之德虽行而无私，内行不修，则不能朝远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故曰：“召远在修近。”
  君主虽有爱民和施利的德惠，并且也没有偏私之处，但君主的个人操行不好，也是不配朝会远方君主的。因此要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整顿家庭之间的名分，整饬男女的分别，区别亲疏远近的不同，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彰明显著，这样，近处的民众都来亲近，远国的民众也来归附。所以说：“召远在修近。”

  闭祸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无怨也。凡祸乱之所生，生于怨咎；怨咎所生，生于非理。是以明君之事众也必经，使之必道，施报必当，出言必得，刑罚必理。如此则众无郁怨之心，无憾恨之意，如此则祸乱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闭祸在除怨也。”
  关于“闭祸在除怨”，不是说有了怨才去清除，而是要保持所在之地经常不发生人怨。凡是祸乱的发生，乃生于怨咎；怨咎所生，生于非理。因此，明君管理民众一定要有原则，使役他们一定要有道德，施予报酬一定要恰当，说话一定要正确，刑罚一定要合理。这样，民众就没有郁怨之心，也没有憾恨之意了。这样祸乱就不会发生，君主地位也不至陷于危险。所以说：“闭祸在除怨。”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贤佐也。佐贤则君尊、国安、民治，无佐则君卑、国危、民乱。故曰：“备长存乎任贤。”
  凡人君所以能保持尊严而安定，在于有贤的佐臣。佐臣贤，则君主尊严，国家安定，人民得治；得不到贤的佐臣，则君主卑辱，国家危殆，人民叛乱。所以说：“备长在乎任贤”。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隳；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人，没有不爱利恶害的。因此，与天下人同利的，天下人就拥护他；独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图谋他。天下人所图谋的，地位虽然确立也必然倒台；天下人所拥护的，地位虽然尊高也没有危险。所以说：“安高在乎同利。”


明法解第六十七
  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得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竟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谓治国。故《明法》曰：“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
  英明的君主，掌握权谋策略而不可欺瞒，明确法度禁令而不能侵犯，分清上下职事而不容颠倒混乱。所以，群臣不敢行私舞弊，贵臣不能压制贱者，近臣不能阻碍远者，孤寡老弱不会丧失经常供养，国内尊卑分明而没有互相僭越的情况。这个就叫作治理得好的国家。所以，《明法》篇说：“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术者，下之所以侵上乱主也。故法废而私行，则人主孤特而独立，人臣群党而成朋。如此则主弱而臣强，此之谓乱国。故《明法》曰：“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明法，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役使臣下的；私术，是臣下用来侵犯朝廷扰乱君主的。所以，法度废而私术行，人君就没有依靠而陷于孤立，臣下就拉帮结派而形成朋党。这样就形成主弱臣强的局面，这个就叫作混乱的国家。所以，《明法》篇说：“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
  明君在上位，有必治的权势，群臣便不敢为非作歹。所以，群臣之所以不敢欺君，并不是喜爱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的权势；百姓之所以争为君用，也不是喜爱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法令。因此，明主掌握着必胜的策略，来统治不得不被使用的人民；控制着“必尊”的势力，来制服不得不服从的臣子，这样就令行禁止，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所以，《明法》篇说：“尊君卑臣，非亲也，以势胜也。”

  明主之治也，县爵禄以劝其民，民有利于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罚以威其下，下有畏于上，故主有以牧之。故无爵禄则主无以劝民，无刑罚则主无以威众。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爱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无奸者，非以爱主也，欲以爱爵禄而避罚也。故《明法》曰：“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明君治国，立爵禄来鼓励人民，人民可以得利于君主，故君主能使役他们；立刑罚来镇慑人民，人民就将畏惧于君主，故君主能统治他们。所以，没有爵禄，君主就没有办法鼓励人民；没有刑罚，君主就没有办法镇慑人民。故人臣遵守规范执行君命，并非出于爱君，不过是出于趋利而避害；百官执行法度不行恶事，也不是出于爱君，不过是出于接受爵禄而躲避刑罚。所以，《明法》篇说：“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处卑贱，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职，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则乱，臣行主道则危。故上下无分，君臣共道，乱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则乱。”
  君主，专擅生杀，据有威势，掌握令行禁止的大权来驾御他的群臣，这就是为君之道。人臣，处在下位，奉行君令，严守本身职责，做好分内工作，这就是为臣之道。君行臣道则陷于混乱，臣行君道则陷于危亡。所以，上下没有分别，君道与臣道混同，是乱国的根本。所以，《明法》篇说：“君臣共道则乱。”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谨事主者，以欲生而恶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恶死，则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杀之柄，专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尝有也。故治乱不以法断而决于重臣，生杀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专以其威势予人，则必有劫杀之患；专以其法制予人，则必有乱亡之祸。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专授则失。”
  人臣之所以惶恐而谨慎地事奉君主，是因为要求生存怕死。假使人们都不要求生存，都不怕死，那就无法控制了。生杀之权专在大臣之手，而君主不危亡的事，是没有的。所以，国家治乱如不决定在法度，而是由重臣决定；生杀权柄如不掌握在君主自身，而是旁落在下面，这就是寄生的君主。所以，为人君主专愿把权势送给别人，就一定有被劫杀的忧患；专愿把法度送给别人，就一定有乱亡的祸事。这些都是亡国之君所走的道路。所以，《明法》篇说：“专授则失。”

  凡为主而不得行其令，废法而恣群臣，威严已废，权势已夺，令不得出，群臣弗为用，百姓弗为使，竟内之众不制，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如此者，灭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谓之灭。”
  凡是身为君主而不得行其政令，法度废驰而对群臣放任，威严已经丧尽，权势已被剥夺，政令发不出去，群臣不为所用，百姓不为所使，国内的民众不能为所控制，那么，国就不是属于他的国，民也不是属于他的民。这种情况，乃是被欺灭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令本不出谓之灭。”

  明主之道，卑贱不待尊贵而见，大臣不因左右而进，百官条通，群臣显见，有罚者主见其罪，有赏者主知其功。见知不悖，赏罚不差。有不蔽之术，故无壅遏之患。乱主则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远隔闭而不得闻。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谓之壅。”
  明君的做法，接触下层人士不等待贵臣介绍，进用国家大臣不依靠左右进言，对百官的联系是顺畅的，对群臣的了解是明白的。对受罚的，君主明见他的罪；对受赏的，君主知道他的功。所见与所知没有谬误，所赏与所罚没有差错。因为他有不受蒙蔽的办法，所以没有被“堕遏”的忧患。昏君就不是如此，他的法令通不到人民群众，被疏远隔绝而不得了解情况。这种状况，乃是被壅遏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令出而留谓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为奸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则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间，而使美恶之情不扬闻，祸福之事不通彻，人主迷惑而无从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谓之塞。”
  人臣之所以能弄权行恶，是因为揽夺君权。人臣中一有揽夺君权的，君令就不能贯彻，下情就不能上通。以人臣的力量，就能隔离在君臣之间，使好坏的情况不得发表，祸福的事例不得通报，人君迷惑而无从觉悟，这种情况，便是被闭塞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不上通谓之塞。”

  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群臣之道，下得明上，贱得言贵，故奸人不敢欺。乱主则不然，听无术数，断事不以参伍。故无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专国，主明蔽而聪塞，忠臣之欲谋谏者不得进。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明君，多听独断，听取意见的门户是很多的。对群臣的政策，也要求下级可以提醒上级，贱者可以评说贵者。所以奸臣不敢对他欺骗。昏君则不然，了解情况没有办法，裁决事情又不用参考验证。所以，无能的人上来，邪曲之臣专政，君主的视听被蒙蔽阻塞，忠臣想要设谋进谏的，又不得进用。这种情况，乃是被侵夺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具故其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则主尊显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赏罚之所立者不当，则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党而劫杀之。故《明法》曰：“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人君治国，没有不具备法令和赏罚的。所以，法令明确而赏罚规定得当，君主就尊显而不出奸臣；法令错误而赏罚规定不当，群臣就一方面行私而蔽塞君主，另一方面结党而劫杀君主。所以，《明法》篇说：“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案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
  法度，是君主用来控制天下而禁止奸邪的，是用来统治海内而事奉宗庙的。私意，是可以产生祸乱、滋长奸邪而危害公正原则的，是可以蒙蔽君主、丧失正道而导致危亡的。法度得行则国治，私意得行则国乱。英明君主，虽对自己心爱的人，无功也不赏；虽对自己憎恶的人，无罪也不罚。按照法度规程来检验得失，与法度无关的事是不留意的。所以，《明法》篇说：“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

  明主之治国也，案其当宜，行其正理。故其当赏者，群臣不得辞也；其当罚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赏功诛罪，所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则是使民轻上而易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为也。故《明法》曰：“不为惠于法之内。”
  明君治国，总是根据恰当合适的原则，执行正确道理。所以，对于当赏的，群臣不得推辞；对于当罚的，群臣不敢逃避。赏功罚罪，本来是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杂草不铲除，就危害庄稼；盗贼不惩治，就伤害良民。如果弃公法而行私惠，那就等于便利奸邪而助长暴乱了。因为行私惠而赏了无功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贪图侥幸而谋求向上讨好；行私惠而赦了有罪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轻慢君主而轻易为非作歹。弃公法而行私意，明君是不肯干的。所以，《明法》篇说：“不为惠于法之内。”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群臣并进，策之以数，则私无所立。故《明法》曰：“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大凡君主没有不要求人民效力的。使人民效力，就必须建立法度而推行政令。所以治理国家使役人民莫如有法，禁止淫乱抑制暴行莫有刑。贫者并非不愿意夺取富者的财物，然而他不敢，是法度不让他夺；强者并非不能施加暴行于弱者，然而他不敢，是畏惧法度的惩治。所以，百官的工作，都按法度检查，奸邪就不会产生；暴慢之人，都用刑律惩治，祸乱就起不来；群臣并进，都用政策来驾御，私术就无法建立。所以，《明法》篇说：“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故威势在下，则主制于臣；威势在上，则臣制于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门守其户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势也。故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故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法政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故《明法》曰：“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君主之所以能控制臣下，靠的是权势。所以，权势旁落在下，君就被臣控制；权势掌握在上，臣就被君控制。一个被蒙蔽的君主，并不是谁堵塞和封守着他的门户，然而他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所要求的什么也得不到，就是因为丧失了权势的缘故。所以，权势独揽在君主手里，群臣就畏惧恭敬；法度政令由君主独自决定，天下就服从听命。如果权势分散于臣下，命令就无法推行；法度政令产生于臣下，百姓就不会听命。所以，明君治理天下，坚持独揽权势，而不与臣下共分；坚持独定法度政令，而不许出自臣下。所以，《明法》篇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明君，统一法规，建立准则，而且坚决地维护它们。所以，命令一下人民就服从。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准则。执法官吏，是牵制着人民生命的。所以明君治国，对于阻碍法令的就罚。这样，依法治罪，人民受死也无所抱怨；依法量功，人民受赏也不必感恩。这些都是按照法度处理事情的功效。所以，《明法》篇说：“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明君，握有一种法度的控制力量，所以群臣都出于正确的治理而不敢行恶。百姓也理解君主是依法办事的，所以官吏对他们的派使，合法则服从，不合法则抵制不动。人民用法度和官吏互相牵制，下面凭法度与上面办理事务。所以奸诈的人不能欺骗君主，嫉妒的人无法行害人之心，进谗面谀之人不能用其机巧。千里之外，人们都不敢为非作歹。所以，《明法》篇说：“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权衡者，所以起轻重之数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恶利也，权不能为之多少其数，而衡不能为之轻重其量也。人知事权衡之无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权衡平正而待物，故奸诈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
  权衡，是用来计算轻重数字的，然而人们不去事奉它，并非心里不爱财，而是因为“权”不能替他创造数量的多少，“衡”不能替他创造重量的轻重。人们看到事奉权衡本身没有益处，所以不去事奉它。所以，有明君处在上位，官不能枉法，吏不能行私，人们看到事奉官吏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就不用财货行贿于官吏了。能做到权衡公正来处理一切事情，奸诈的人就不能行私。所以，《明法》篇说：“有权衡之称者，不可以欺以轻重。”

  尺寸寻丈者，所以得长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长，则万举而万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故《明法》曰：“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尺、寸、寻、丈这些单位，都是用来取得长短实数的。所以用尺寸计量短长，就万元一失。尺寸的计量，虽对于富贵众强的人们，不替他增长；虽对于贫贱卑辱的人们，也不替他减短。它是公平而没有偏私的，所以奸诈的人不能制造错误。所以，《明法》篇说：“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国之所以乱者，废事情而任非誉也。故明主之听也，言者责之以其实，誉人者试之以其官。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是故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受官。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督其实，故群臣以虚誉进其党；任官而不责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则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务多其佼而不为主用。故《明法》曰：“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国家之所以乱，是因为办事不根据事实而根据诽谤夸誉的议论。所以英明君主在听取意见的时候，对于提建议的，要责成他拿出真实证据；对于夸誉人的，要用试官的办法考验。言而不实的，给予惩罚；试官而败坏官职的，也给予惩罚。所以，假话无人敢说，不肖之徒不敢接受官职。昏君则不是如此，听取意见不考核其真实性，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名来推荐私党；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因而愚污的官吏就进入朝廷。这样，群臣就互相吹捧他们的美名，互相借助他们的功劳，力求扩大交结而不为君主效力了。所以，《明法》篇说：“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乱主不察臣之功劳，誉众者，则赏之；不审其罪过，毁众者，则罚之。如此者，则邪臣无功而得赏，忠正无罪而有罚。故功多而无赏，则臣不务尽力：行正而有罚，则贤圣无从竭能；行货财而得爵禄，则污辱之人在官；寄托之人不肖而位尊，则民倍公法而趋有势。如此，则悫愿之人失其职，而廉洁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昏君不肯明察臣下的实际功劳，只看夸誉的人多，就行赏；也不肯详察臣下的实际罪过，只看诽谤的人多，就处罚。这样一来，就形成邪臣无功而得赏，忠臣无罪而受罚。功多而无赏，臣下就不肯尽力；行为忠正而受罚，圣贤就无法竭能报国；行贿赂而得爵禄，恶浊的人就混进宫府；委托重任的人不贤而官位很高，人民就背离公法而趋炎附势了。因此，忠诚之士反而失其职守，廉洁之官反而治理不好。所以，K明法》篇说：“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无私，则奸臣不得其利焉。此奸臣之所务伤也。人主不参验其罪过，以无实之言诛之，则奸臣不能无事贵重而求推誉，以避刑罚而受禄赏焉。故《明法》曰：“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
  一般官吏为官，如行法而不掏私，奸臣便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样，奸臣就力求对他诬陷中伤。人君若不对他的“罪过”调查核实，根据不实之词惩罚他，作人臣的就不得不事奉权贵来求得他们的夸誉，以便躲避刑罚而谋求禄赏。所以，《明法》篇说：“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

  奸臣之败其主也，积渐积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则相为候望于主，下则买誉于民。誉其党而使主尊之，毁不誉者而使主废之。其所利害者，主听而行之，如此，则群臣皆忘主而趋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为慝，是故忘主私佼，以进其誉。”
  奸臣的败坏君主，总是采取渐渐败坏的方法，使君主迷惑而不自觉察。他们在上面对君主进行侦查，在下面向人民收买名誉。他们夸誉同党让君主重视，诽谤非同党的人让君主废黜。对他们所要利之、害之的，如君主听而行之，这样，群臣就全都忘掉君主而发展私交了。所以，《明法》篇说：“比周以相为匿，是故忘主死伎，以进其誉。”

  主无术数，则群臣易欺之；国无明法，则百姓轻为非。是故奸邪之人用国事，则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则奸人为之视听者多矣。虽有大义，主无从知之。故《明法》曰：“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君主没有权谋策略，群臣就容易对他欺骗；国家没有修明的法度，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因此，奸邪之人若是执掌国政，群臣的切身利害仰望于他，这样，替奸臣作耳目的人就多了，虽有不义之人，君主也是无从知道的。所以，《明法》篇说：“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法术，日夜佐主明于度数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奸邪之臣知法术明之必治也，治则奸臣困而法术之士显。是故邪之所务事者，使法无明，主无悟，而己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则奸邪之臣困伤矣，是方正之与奸邪不两进之势也。奸邪在主之侧者，不能勿恶也。唯恶之，则必候主间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则忠臣无罪而困死，奸臣无功而富贵。故《明法》曰：“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凡是所谓忠臣，都是力求修明法度政策，日夜帮助君主掌握法度政策的道理，来治理天下的。奸臣知道法度政策修明国家必治，国治则奸臣困难，而坚持法度政策者尊显。所以，奸臣所努力争取的，就是法度不要修明，。君主不要觉悟，而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正直之臣得用则奸臣因伤，这乃是正直与奸邪不能并用的必然趋势。奸臣在君主左右，不能不憎恶忠臣。唯其憎恶，就必然窥伺君主的时机而日夜进言危害。君主若不明察而错用其言，忠臣就会无罪而困死，奸臣就会无功而富贵。所以，《明法》篇说：“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恶也。失天下，灭宗庙，人主莫不恶也。忠臣之欲明法术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恶者，奸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则忠臣无从进其公正之数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君没有不愿意的。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君没有不愿意的。蒙蔽、欺骗、侵权、僧越，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失天下，灭宗庙，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忠臣修明法度、政策以实现国君的所愿，消除国君的所恶，奸臣的专权者，便用行私来进行危害，忠臣就无从进用他的公正政策了。所以，《明法》篇说：“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乱主之行爵禄也，不以法令案功劳；其行刑罚也，不以法令案罪过。而听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赏，主为赏之；臣欲有所罚，主为罚之。废其公法，专听重臣。如此，故群臣皆务其党，重臣而忘其主，趋重臣之门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
  昏君的授爵赐禄，不是依据法度审查功劳；判处刑罚，也不是依据法度审查罪过。而全是听从权重之臣的主意行事。所以，重臣要赏的，君主就替他赏；重臣要罚的君主就替他罚。废其公法，专听重臣的主意。这样，群臣就发展私党，重视其臣而忘掉其君，奔走于重臣的家门而不肯进入朝廷。所以，《明法》篇说：“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

  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乱主则不然。故群臣处官位，受厚禄，莫务治国者，期于管国之重而擅其利，牧渔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虑其家，不一图其国。”
  明君的治理臣下，明确他们的职务，而监督他们完成。胜其任者留官，不胜其任才废免。所以群臣都竭尽能力来完成职务。昏君则不是这样行事的。所以群臣只占据官位，接受厚禄，而没有致力于治理国家的，只期望掌握重要部门而独专其利，只期望统治搜刮人民而独富其家。所以，《明法》篇说：“百虑其家，不一图其国。”

  明主在上位，则竟内之众尽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职致治以安国家。乱主则不然，虽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虽有圣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国也。故属数虽众，不得进也；百官虽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无其实。故《明法》曰：“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
  明君在上面掌权，国内民众就都能尽心竭力来拥护君主，百官也分工治理来安定国家。昏、君在上面掌权就不是这种情况。虽然国内有勇力之士，却被大臣们私养起来，不让他事奉君主；虽然有圣智之士，却被大臣们私用起来，不让他治理国家。所以，统率的人数虽多，却不能进用；百官虽然完备，却不能支配。这种情况就是有君主之名而无其实。所以，《明法》篇说：“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

  明主者，使下尽力而守法分，故群臣务尊主而不敢顾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审，故大臣各处其位而不敢相贵。乱主则不然，法制废而不行，故群臣得务益其家；君臣无分，上下无别，故群臣得务相贵。如此者，非朝臣少也，众不为用也。故《明法》曰：“国无人者，非朝臣衰也，家与家务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也。”
  明君，使臣下尽力工作而守法，故群臣努力尊君而不敢顾其私家；使君臣本分明确，地位分明，故大臣各安其位而不敢私相抬举。昏君则不然，法度废而不行，故群臣可努力发家；君臣无分，上下无别，故群臣可以私相抬举。这种情况，不是朝臣少，而是众朝臣不为君主所用。所以，《明法》篇说：“国无人者，非朝臣衰也，家与家务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也。”

  人主之张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诛盗贼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则爵尊而禄厚；其所任官者小，则爵卑而禄薄。爵禄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乱主之治也，处尊位，受厚禄，养所与佼，而不以官为务。如此者，则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禄养佼，不以官为事，故官失职。”
  君主的安官设吏，不只是尊重他们、厚养他们就算完事了，而是使他们遵行君主的法度，执行君主的政令，来治理百姓镇压盗贼的。因此，谁担任的官职大，那就爵尊禄厚；谁担任的官职小，那就爵低禄薄。爵禄，正是君主用来使用和治理官吏的。至于昏君的官员，则是处在尊高的地位，拿着优厚的俸禄，养着自己的党羽，而不以官职为本务。这种情况，官吏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明法》篇说：“小臣持禄养佼，不以官为事，故官失职。”

  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白黑之分。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试，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以官任其身而课其功，专任法不自举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
  明君选拔贤者，对于号称有勇的人，用当兵作试验；对于号称有智的人，用当官作试验。在军队里试验有功的就提拔他，在官府里试验干得好的就任用他。所以，用战功的事实鉴定勇怯，用官职的治绩鉴定愚智，这样，勇怯愚智的表现，就象黑白一样分明了。昏君则不然，听言论而不试验，所以说假话的人也得以举用；任用人材而不试官，所以不肖者也没有什么困难。因此，英明君主用法度验证人的言论以求其实际，把官职放在人的身上以考其成果，是专靠法度取人而不搞个人举荐的。所以，《明法篇》说：“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

  凡所谓功者，安主上，利万民者也。夫破军杀将，战胜攻取，使主无危亡之忧，而百姓无死虏之患，此军士之所以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内，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万民欢尽其力而奉养其主，此吏之所以为功也。匡主之过，救主之失，明理义以道其主，主无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有功者赏，乱治者诛，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与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凡所谓功劳，乃是指安定国君，谋利于万民的。破敌军，杀敌将，战而胜，攻而取，使君主没有危殆灭亡之忧，百姓没有死亡被俘之患，这是军士用来作为功劳的。奉行君主的法、度，管好境内的政事，使强者不欺凌弱者，人多势众的不残害人少势弧的，万民竭尽其力来事奉君主，这是官吏用来作为功劳的。匡正君主的过错，挽救君主的失误，申明礼义以开导君主，以致君主没有邪僻的行为，也没有被欺蒙的忧患，这是大臣用来作为功劳的。所以明君的治国，分清职务而考计功劳，有功者赏，乱治者罚，赏罚之所加，各得其宜，而君主不用搞私人干预。所以，《明法》篇说：“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审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功充其言则赏，不充其言则诛。故言智能者，必有见功而后举之；言恶败者，必有见过而后废之。如此则士上通而莫之能妒，不肖者困废而莫之能举。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败不可饰也。”
  明君治国，分辨是非，考察事物情况，都是用法度审核。合于法度则实行，不合则不实行。客观成果能证实其人的主张，就给予赏赐；不能证实者，给予惩罚。所以，对所谓有智能的人，必须见到成果而后才用他；对所谓有恶行败德的人，必须见到罪过而后才免他。这样，士人就可以下情上通而无人能够妒忌，不肖者就困窘失败而无人能够举用。所以，《明法》篇说；“能不可蔽而败不可饰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而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罚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如此则群臣之举无功者，不敢进也；毁无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
  明君的治国之道，是定出人民所喜欢的措施来促使他们立功，所以规定爵禄鼓励他们；定出人民所厌恶的措施来禁止他们行恶，所以规定刑罚震慑他们。因此，按其功而行赏，按其罪而行罚，这样则群臣即使夸誉无功的人，也不敢进用，即使诽谤无罪的人，也不可能废免。所以，《明法》篇说：“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

  制群臣，擅生杀，主之分也；县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势尊显，主之分也；卑贱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听从，臣之分也。故君臣相与，高下之处也，如天之与地也；其分画之不同也，如白之与黑也。故君臣之间明别，则主尊臣卑。如此，则下之从上也，如响之应声；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随形。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以令则行，以禁则止，以求则得。此之谓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间明别，则易治。”
  控制群臣，专擅生杀，是君的本分；牢记君令，接受节制，是臣的本分。威势尊显。是君的本分，卑贱畏敬，是臣的本分。令行禁止，是君的本分；奉法听从，是臣的本分。所以君臣之间的高下地位，有如天之与地；其划分的差别，有如白之与黑。所以，君臣的界限分明，就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这样，臣下服从君主，就象回响适应声音一样；臣下效法君主，就象影子跟随身体一样。所以，上面发令而下面响应，君主行事而臣子听从；令则行，禁则止，求则得，这就是所谓容易治理。所以，《明法》篇说：“君臣之间明别，则易治。”

  明主操术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进其长技。故智者效其计，能者进其功。以前言督后事，所效当则赏之，不当则诛之，张官任吏治民，案法试课成功。守法而法之，身无烦劳而分职。故《明法》曰：“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明君有一套策略来任用臣下，使群臣可以献出他们的智能，贡献他们的专长。因此，智者便献出他的计策，能者便献出他的成果。用他们的前言核对后果，所贡献的合宜，就赏赐他；不合宜，就惩罚他。设官任吏治民，都根据法度检查成果。遵循法度而又以法治理之，自身既不烦劳而又可使百官分工尽职。所以，《明法》篇说：“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巨乘马第六十八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乘马。”管子对曰：“国无储在令。”桓公曰：“何谓国无储在令？”管子对曰：“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五〕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桓公曰：“善哉！”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算计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原因出在政令上。”桓公说：“为什么说国无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只能种百亩土地，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谣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干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这就叫做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镇压，就要发生所谓‘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管子曰：“策乘马之数求尽也，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
  管仲接着说：“这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利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那些成王业的君主，从不侵夺百姓的农时，所以能五谷丰收。但是五谷丰收后，战士就往往轻视爵禄，百姓也难免轻视国家奖赏。那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能使农民努力耕作而成果归于君上，妇女勤于纺织而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民意，而是实行了利用物价高低的理财政策，就不能不是这样的结果。”

  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曰：“虞国得策乘马之数矣。”桓公曰：“何谓策乘马之数？”管子曰：“百亩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春秋，子谷大登，国谷之重去分。谓农夫曰：‘币之在子者以为谷而廪之州里。’国谷之分在上，国谷之重再十倍。谓远近之县，里、邑百官，皆当奉器械备，曰：‘国无币，以谷准币。’国谷之櫎，一切什九。还谷而应谷，国器皆资，无籍于民。此有虞之策乘马也。”
  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说：“古代虞国是真正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的。”桓公说：“到底什么是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管仲说：“对于种百亩田的农民们，下达一个通令说：‘这个大约二十五天的时间，归你们自己进行春耕，国家并发给你们贷款。’到了大秋，五谷大熟，国内粮价下降了一半。这时又通告农民们说：‘你们的贷款，都要折成粮食偿还，而且要送交州、里的官府收藏。’等到国内市场的粮食有一半控制在国家手里时，就可使粮价提高二十倍。于是又通告远近各县、各里、各邑的官吏们，要求他们都必须交纳兵器和各种用具备用。同时通告说：‘国家没有现钱，用粮食折成现钱购买。’这便在国内粮食价格上，一律取得十分之九的大利。经过偿还粮食来支付器械的贷款，国家的器物都得到供应，而用不着向百姓直接征收。这就是虞国运用计算筹划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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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字正音和翻译


乘马数第六十九

  桓公问管子曰：“有虞策乘马已行矣，吾欲立策乘马，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战国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国常失其地用。王国则以时行也。”桓公曰：“何谓以时行？”管子对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开阖皆在上，无求于民。”
  桓公问管仲说：“古代虞国是早已实行经济的计算筹划了，我也想实行它，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从事战争的国家致力于城池的修建，所以，这类国家常常耽误它们的农业生产。成王业的国家则按照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桓公说：“何谓按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管仲回答说：“发布平准的号令，既及时掌握农业生产，又及时掌握物价政策，因而经济上开放收闭的主动权全在国家，不直接求索于百姓就是了。”

  “霸国守分，上分下游于分之间而用足。王国守始，国用一不足则加一焉，国用二不足则加二焉，国用三不足则加三焉，国用四不足则加四焉，国用五不足则加五焉，国用六不足则加六焉，国用七不足则加七焉，国用八不足则加八焉，国用九不足则加九焉，国用十不足则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五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今至于其亡策乘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时终始，作功起众，立宫室台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诸春策，又失诸夏秋之策数也。民无�髀糇邮�矣。猛毅之人淫暴，贫病之民乞请，君行律度焉，则民被刑僇而不从于主上。此策乘马之数亡也。”
  “成霸业的国家只能掌握财富的一半，君主与民间总是游动在半数之间来保持国用充足。成王业的国家，由于掌握财富产生的开始，使国家财用缺一补一，缺二补二，缺三补三，缺四补四，缺五补五，缺六补六，缺七补七，缺八补八，缺九补九，缺十补十。国君控制物价的高低，可以做到每年贮备粮食十分之三，十年必有三年的积蓄。如果遇上大旱大水的灾年，百姓无法务农，则修建宫室台树，雇用那些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观赏之乐，而是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至于那种不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国君，春秋冬夏，不分年始年终，兴工动众；建筑宫室台榭。百姓不能经营农事，君主还不知道他已失去了春天的理财时机，又丢掉了夏天、秋天的理财时机。人民饥饿而卖儿卖女的多起来了。强悍的人发生严重暴乱，贫病之民乞讨求食，国君若动用法律制裁，人民则宁受刑杀也不肯服从君主。这都是没有运用计算筹划理财方法的结果。”

  “乘马之准，与天下齐准。彼物轻则见泄，重则见射。此斗国相泄，轻重之家相夺也。至于王国，则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谓持流？”管子对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齐力而功地。田策相圆，此国策之时守也。君不守以策，则民且守于下，此国策流已。”
  “经过计算筹划的物价标准，应当同各诸侯国的标准保持一致。各类商品，价格偏低则泄散外流，偏高则别国倾销取利。这便是对立国家互相倾销商品，理财家互相争利的由来。至于成王业的统一国家，控制住国内市场流通就可以了。”桓公说：“何谓控制流通？”管仲回答说：“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五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四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三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只够两人食用的。他们都是花费同样劳力种地的。掌握他们的农业生产与掌握国家的物价政策相辅而行，这就是国家理财政策在按时进行控制了。如果君上不用政策去控制流通，富民商人就会在下面控制，这样，国家的理财政策就落空了”

  桓公曰：“乘马之数尽于此平？”管子对曰：“布织财物，皆立其赀。财物之货与币高下，谷独贵独贱。”桓公曰：“何谓独贵独贱？”管子对曰：“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
  桓公说：“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就到此为止了么？”管仲回答说：“对布帛和各种物资，也都要规定价格。各种物资的价格，要与所值的货币多少相当。粮食则单独定其贵贱。”桓公说；“单独定其贵贱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粮价高则百物贱，粮价贱则百物贵。”

  公曰：“贱策乘马之数奈何？”管子对曰：“郡县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章四时，守诸开阖，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于地。此之谓策乘马之数也。”
  桓公说：“经常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还要怎么办？”管种回答说：“对郡县上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中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下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由此，按土地好坏确定征收，则百姓安定；贩济贫困而补助不足，百姓也对君主满意。所以，国家用上等土地提供的盈余，补下等土地的空虚，控制四时的物价变化，掌握市场的收放大权，则百姓的安定，就象把方形的东西放在平地上一样、这就叫作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



事语第七十一
  桓公问管子曰：“事之至数可闻乎？”管子对曰：“何谓至数？”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仲说：“治理国事的最佳办法，可以说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什么叫最佳办法？”桓公说：“秦奢教我说：‘不修饰车帷车盖，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依礼用牛，大夫依礼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美修华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出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这是错误办法。”桓公说：“为什么说是个错误办法？”管仲回答说：“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里天子的管辖，方圆干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象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致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而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过分奢侈的办法，不可用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桓公说：“好。”

  桓公又问管子曰：“佚田谓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诸侯权以制夭下？’”管子对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且无委致围，城脆致冲。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岁藏一，十年而十也。岁藏二，五年而十也。谷十而守五，绨素满之，五在上。故视岁而藏，县时积岁，国有十年之蓄，富胜贫，勇胜怯，智胜愚，微胜不微，有义胜无义，练士胜驱众。凡十胜者尽有之，故发如风雨，动如雷霆，独出独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权舆。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问管仲说：“佚田对我说：‘善于治国的人，能够运用不归他所有的资财，使用不归他所有的人力，为什么不利用各诸侯盟国的外援来控制天下呢？’”管仲回答说：“佚田的话不对。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总是使国内荒地开发，人民就安心留住；仓廪粮食充裕，人民就懂得礼节。而且国无积蓄将受敌国围困，城防不固将受敌国冲击。内部不安定，就无法掌握天下。佚田的话是不对的。”管仲接着说：“每年贮备粮食一成，十年就是十成。每年贮备二成，五年就是十成。十成粮食由国家掌握五成，注意用蔬菜补助民食，就可以保住这五成常在政府手里。这样，看农业年景加强贮备，积年累月，国家若有十年的积蓄，就可以做到以富胜贫，以勇胜怯，以智胜愚，以用兵精妙胜不精妙，以有义胜不义，以有训练的士卒战胜无训练的乌合之众，这全部制胜的因素都具备了。于是发兵如风雨，动作如雷霆，独出独入，无人阻止，根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所以佚田的话是不对的。”桓公说：“好。”




海王第七十二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藉于台雉何如？”管子对曰：“此毁成也。”“吾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此伐生也。”“吾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此杀生也。”“吾欲藉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你看如何？”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拆毁房子。”“我要征收树木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我要征收牲畜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杀死幼畜。”“我要对人口征收赋税，又怎么样？”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收闭情欲。”桓公说：“那么，**什么来管理国家呢？”管仲回答说：“只有专营山海资源才是可行的。”
  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桓公曰：“何谓正盐策？”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
  桓公说：“什么叫作专营山海资源？”管仲回答说：“靠大海资源成王业的国家，要注意征税于盐的政策。”桓公说：“什么叫作征税于盐的政策？”管仲回答说：“十口之家就是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是百人吃盐。一个月，成年男子吃盐近五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男小女近二升半。这是大概数字。盐一百升为一釜。使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一釜可收入五十钱。每升增加一钱，一釜可收入百钱。每升增加二钱，一釜可收入二百钱。一钟就是二千，十钟就是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就是二百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人口总数千万人。合而算之。约计每日可行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可行六千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征人口税的当征为数为一百万人，每月每人征税三十钱，总数才不过三千万。现在我们没有向任何大人小孩直接征税，就有相当于两个大国的六千万钱的税收。假设君上发令说：我就要对全国大人小孩直接征税了，那就一定会引起全国大喊大叫地反对。现在取给于盐的政策，即使百倍归于君主，人们也是无法规避的，这就是理财之法。”

  “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
  “现在铁官的理财方法是这样的：每一妇女必须有一根针和一把剪刀，然后才能够做她的事；每一耕者必须有一把犁、一个铧和一把大锄，然后才能够做他的事；每一个修造各类车辆的，必须有一斧、一锯、一锥、一凿，然后才能够做他的事。不具备上述工具而能做成上述事情的人，天下无有。使针的价格每根增加一钱，三十根针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使剪刀每把加价六钱，五六三十，五把剪刀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使铁铧每个加价十钱，三个铁铧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其他铁器的价格高低，均可准此而行。那么，只要人们动手干活，就没有不负担这种税收的。”

  桓公曰：“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雠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数也。”
  桓公说：“那么，没有山海资源的国家就不能成王业了么？”管仲说：“可以依靠别国的山海资源加以借用。让有海的国家，把盐卖给本国，以每釜十五钱的价格买进，而官府专卖的价格为一百。本国虽不参与制盐，但可以接受别人的生产，用加价推算盈利。这就是利用他人条件的理财方法。”


国蓄第七十三
  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而人民的粮食还不够吃，人民就想用自己的技能求取君主的俸禄；国君不经营山海(盐铁)的大量收入，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人民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换取君主的金钱。所以，国君能控制粮食，掌握货币，依靠国家的有余控制民间的不足，人民就没有不依附于君主的了。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手段。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掌握他们的流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他们生命的粮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力了。

  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
  人们总是相信爱己之人而死于谋求财利，这是普天下的通例。百姓又总是予之则喜，夺之则怒，这也是人之常情。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要求形式鲜明；在夺取人民利益时，则要求不露内情。这样，人民就与君主亲爱了。“租籍”，是强制进行征收的；“租税”，是经过谋划索取的。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避免强制征收的形式，保留他经过谋划的索取，这样，天下就乐于服从了。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杜绝民间谋取高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因此，予之、夺之决定于国君，贫之、富之也决定于国君。这样，人民就拥戴国君有如日月，亲近国君有如父母了。

  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

  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繦，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
  年景遇上丰收，农民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年景遇上灾荒，买粮一釜要花十贯钱，而且道有饿民。这难道是因为地力不足而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往年粮价太低，猪狗都吃人食，所以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商品遇上落价，就按照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出去，人民生产不够本钱。商品遇上涨价，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手，人民需要不得满足。这难道是由于东西本来太少，生产和贮存不够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错过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机，财物价格就波动起来。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出，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民间物资不足就肯于高价买进，故君主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

  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镶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
  轻重之术的巨大利益，就在于先用较高价格购取廉价的商品，然后再用较低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的物资。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掌握。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干万贯的钱币；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干钟粮食和一百万贯的钱币。春天用来供应春耕，夏天用来供应夏锄。一切农具、种籽和粮食，都由国家供给。所以，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那么这样做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严肃认真地发展农业。春耕时放贷于民，用以敛收丝绸；夏锄时发放贷款、用以收购秋粮。这样、人民既不会荒废农业，国家也不会流失财利于私商了。

  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遍行而不尽也。故天子籍于币，诸侯籍于食。中岁之谷，粜石十钱。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岁凶谷贵，籴石二十钱，则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发号令收啬而户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谨，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一人廪食，十人得余；十人廪食，百人得余；百人廪食，千人得余。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
  粮食是万物之主。粮食价格高则万物必贱。粮价低则万物必贵。粮价与物价是互相对立的，而涨落不同。所以，君主要驾御粮价与物价的交替涨落，在其涨落变化中进行掌握，即使不向万民征税，国家财利也可以归于君主。若是征收房屋税，会造成毁坏房屋；若是征收六畜税。会限制六畜繁殖；若是征收田亩税，会破坏农耕；若是按人丁收税，会断绝人们情欲；若是按门户收税，无异优待富豪。这五者不能全面实行。所以，成王业的君主虽然每一种都曾用过，但不能同时完全采用。因此，天子应该靠运用货币来“征”得收入，诸侯应该靠买卖粮食来“征”得收入。粮食在中等年景，每卖出一石如果加价十钱，每月成年男子吃粮四石，就等于每月征收四十钱的税；成年女子吃粮三石，就等于每月征收三十钱的税；小孩吃粮二石，就等于每月征收二十钱的税。若是凶年谷贵的情况，买粮每一石加二十钱，则成年男子每月纳八十钱的税；成年女子纳六十钱的税，小孩纳四十钱的税。这样，人君并不需要下令挨户征税，只认真掌握粮食的生产和贮备，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就没有不纳税的了。一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十人交人丁税还有余；十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百人交人丁税还有余；百人从国家仓库买粮，就比千人交税还有剩余了。各种商品都是多则贱，寡则贵，抛售则价跌，囤积则价涨。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根据国内市场物资的余缺状况来控制国内市场的财物。粮食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粮食，布帛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布帛。再观察物价的涨落而用平准之法来控制。这样，即可以调剂物价高低，君主又能够得其好处。

  前有万乘之国，而后有千乘之国，谓之抵国。前有千乘之国，而后有万乘之国，谓之距国。壤正方，四面受敌，谓之衢国。以百乘衢处，谓之托食之君。千乘衢处，壤削少半。万乘衢处，壤削太半。何谓百乘衢处托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处，危慑围阻千乘万乘之间，夫国之君不相中，举兵而相攻，必以为捍挌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乡。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陈系累获虏，分赏而禄。是壤地尽于功赏，而税臧殚于继孤也。是特名罗于为君耳，无壤之有；号有百乘之守，而实无尺壤之用，故谓托食之君。然则大国内款，小国用尽，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国，官赋轨符，乘四时之朝夕，御之以轻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国，封天财之所殖，诫器之所出，财物之所生，视岁之满虚而轻重其禄，然后千乘可足也。万乘之国，守岁之满虚，乘民之缓急，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然后万乘可资也。
  前有万乘之国，后有千乘之国，这种国家叫作“抵国”。前有千乘之国，后有万乘之国，这种国家叫作“距国”。国土见方，四面受敌，这种国家叫作“衢国”。以百乘小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其君主谓之寄食之君。干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国土将被削去大半。万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国土也将被削去少半。什么叫作百乘而四面受敌的寄食之君呢？以一个仅有百辆兵车的小国，处在干乘与万乘大国的威胁与包围之中。一旦大国之君不和，互相举兵相攻，必然会把这小国当作攻守的工具。即使有战果小国也不得享受。而小国的大臣战死在外，还需要分封土地酬功；将士俘获敌虏，还需要分给奖赏加禄。结果，土地全用于论功行赏，税收积蓄全用于抚恤将士的遗孤了。这样的国君仅是虚有其名，实际上没有领土。号称拥有百乘的国家力量，实无一尺的用武之地，所以叫寄食的君主。那么，大国财力空虚，小国财用耗尽，怎样才能补给呢？办法是：百乘的小国可以由国家发行法定债券，然后根据不同季节的物价涨落，运用轻重之术的调节措施加以掌握，这样百乘小国就可以得到补给了。千乘的中等国家，可以封禁自然资源的基地，这是器械和财物的来源。再根据年景的丰歉，运用轻重之术来调节官吏军队的俸禄。然后干乘之国就可以得到满足了。万乘的大国可以根据年景的丰歉，利用人民需要的缓急，正确运用号令．而掌握全国性的经济调节。然后万乘之国也就可以够用了。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
  玉出产在禺氏地区，金出产在汝河汉水一带，珍珠出产在赤野，东西南北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山水隔绝，舟车不能相通。先王因为这些东西距离遥远，得来不易，所以就借助于它们的贵重，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握之不能取暖，食之不能充饥，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掌握民用，而治理天下的。现在君主向民间征收货币税，命令规定限十天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一。命令规定八天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二。命令规定限五天交齐，财物价格就下降一半。早晨下令限在晚上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九。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向百姓直接求取钱币，而是运用轻重之术的号令来征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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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国轨第七十四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官国轨。”管子对曰：“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国家统计理财工作的管理。”管仲回答说：“土地有统计，人口有统计，需用有统计，常费有统计，货币有统计，乡有统计，县有统计，整个国家都要有统计。不懂得统计理财方法而想要主持国家，不行。”

  桓公曰，“行轨数奈何？”对曰，“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谷重若干？曰：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重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曰：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而櫎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别群轨，相壤宜。”
  桓公说：“实行统计理财方法应该怎么办？”回答说：“一个乡有土地多少？用费的一般标准多少？粮食总值多少？还有：一个县的人口多少？土地多少？货币多少才合于该县需要？谷价多高才合于货币流通之数？全年计算供应人食后，余粮多少？还有一乡的女劳力全年进行纺织，其成品多少？应当把成品按时价算出总值，全年，供全部人口穿用后，余布多少？还要有另外一组统计项目，调查土地的情况。”

  桓公曰：“何谓别群轨，相壤宜？”管子对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今四壤之数，君皆善官而守之，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亩十鼓之壤，君不以轨守，则民且守之。民有过移长力，不以本为得，此君失也。”
  桓公说：“为什么要用另一组统计项目，调查土地情况呢？”管仲回答说：“有生长芜蒲的沼泽地，有生长竹箭檀朽的山地，有污下潮湿的低洼地，有生长鱼鳖的水溏地。这四种土地，君主若都善于管理和控制，就可以从产品上取得收入，而不必向人们征税。至于亩产十鼓的上等土地，君主若不纳入统计来控制其产品，富民商人就要来控制。他们手中有钱，从不以务农为重，这便是君主的失策了。”

  桓公曰：“轨意安出？”管子对曰：“不阴据其轨，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某乡田若干？食者若干？某乡之女事若干？余衣若干？谨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众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余食若干。’必得轨程，此谓之泰轨也。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岁，丰年，五谷登，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櫎若干，请为子什减三。’谷为上，币为下。高田抚间田山不被，谷十倍。山田以君寄币，振其不赡，未淫失也。高田以时抚于主上，坐长加十也。女贡织帛，苟合于国奉者，皆置而券之。以乡櫎市准曰：‘上无币，有谷。以谷准币。’环谷而应策，国奉决。谷反准，赋轨币，谷廪重有加十。谓大家委赀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币。’谓邻县曰：‘有实者皆勿左右。不赡，则且为人马假其食民。’邻县四面皆櫎，谷坐长而十倍。上下令曰：‘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谷为下，币为上。百都百县轨据，谷坐长十倍。环谷而应假币。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
  桓公说：“统计预测的内容怎样产生？”管仲回答说：“此事如不保守机密，朝廷就将受制于下面的富民商人。”桓公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一个乡土地多少？吃粮人口多少？一乡从事纺织的妇女有多少？余布有多少？认真巡视各州各里后，有的情况是：‘地多少，人多少，粮食不够有多少。’有的情况是：‘地多少，粮食剩余有多少。’必须调查出一个标准数据来。这叫作总体的统计。然后就计划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超过口粮消费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山地和中等土地的农户，是全年口粮不够消费的，也要借钱给他们，以保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次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官府就对据有上等土地的农户说：‘我所贷给你们的共多少钱？乡中粮食的现价多少？请按照十成减三的比例折价还粮。’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就会下跌。因为上等土地的余粮被官府掌握起来，中等土地又无法补足山地的缺粮，故粮价将上涨十倍。但山地农户因已有国家贷款，接济其不足，也不至于过分损失。只是上等土地的余粮及时被国家掌握，使粮价坐长了十倍。这时对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用，都加以收购并立下合同。合同按乡、市的价格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这样又用卖回粮食办法清偿买布的合同，国家需用的布帛便可以解决。接着粮价又降回到原来水平了。再贷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再进行囤集粮食，粮价又上涨十倍。这时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们说：‘国君将巡行各地，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还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行用粮不够，国君将为解决人马食用向民间借粮。’邻县四周都由此影响粮价，粮价又坐涨十倍。国君便下令说：‘从富家所借的钱，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这样，粮食的市价又会降下来了，币值又要上升了。全国的百都百县，其统计理财工作都可按此法行事。首先使粮价坐长十倍。其次用粮食支付借款。再其次因国家货币的九成在官府，一成在民间，币值高而万物贱，便收购物资而投出货币。再其次因货币放在民间，物资都集在官府，万物价格乃上涨十倍；府官便按照市价抛售物资，至物价回降而止。这样的国家统计理财工作，安排在产品未成之前，掌握经营在产品已成之后，运用国家号令而收放进退，不必向民间直接求索。所以叫作国家的‘统计理财’。”

  桓公间于管子曰：“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何求于民。”桓公曰：“何谓官天财？”管子对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守诸四务。”
  桓公曰：“何谓四务？”管子对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缣衣、夏单衣、捍、宠、累箕、胜、籯、屑、��，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公衣，功已而归公衣，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
  桓公问管仲说：“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统计理财工作做得及时，又能管好自然资源，何必向民间征税呢？”桓公说：“何谓管好自然资源？”管仲回答说：“除春天是人民种地与服徭役的时节外，夏天就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秋天与冬天也都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这都是富民乘时控制市场的时节，这又是物价涨落、贫富兼并的时节。君主一定要注意掌握‘四务’。”
  桓公接着说：“什么叫作四务呢？”管仲回答说：“大春，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夏，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秋，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冬，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春，安排农事的时候就计算好：春天的夹衣、夏天的单衣、竿子、篮子、绳子、青箕、口袋、筐子、竹盒、捆绳等物品，使用多少天，使用的人有多少。凡无钱的农家都可以租借这些工具器物：口袋、筐子、竹盒、绳子和公衣等。完工后归还公家，并毁掉合同。所以，劳力出自百姓，器用出自国家。春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耕种，夏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锄草，秋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收获，冬季最紧要的二十天不误整治土地，这就叫作保证按照农时进行作业了。”

  桓公曰：“善。吾欲立轨官，为之奈何？”管子对曰：“盐铁之策，足以立轨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对曰：“龙夏之地，布黄金九千，以币赀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币。周岐山至于峥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币称贫富而调之。周寿陵而东至少沙者，中田也，据之以币、巨家以金、小家以币。三壤已抚，而国谷再什倍。粱渭、阳琐之牛马满齐衍，请驱之颠齿，量其高壮，曰：‘国为师旅，战车驱就敛子之牛马，上无币，请以谷视市櫎而庚子。’牛马在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马归于上。”
  管子曰：“请立赀于民，有田倍之。内毋有，其外外皆为赀壤。被鞍之马千乘，齐之战车之具，具于此，无求于民。此去丘邑之籍也。”
  桓公说：“好，我想筹办一个统计理财的机构，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利用盐铁专营的收入，就足够办好这个机构了。”桓公说：“筹办后怎样展开工作？”管仲回答说：“在龙夏地区，贷放黄金九千斤，可以用钱币辅助黄金。大户用金。小户用币。在歧山周围至峥丘以西的塞丘地区，是山地之田，只贷放钱币，而且按贫富分别调度。在寿陵周围往东至少沙一带，是中等土地，也用贷款控制，大户用金，小户用币。三个地区的出产都已掌握起来以后，粮价就可以涨二十倍。梁渭、阳琐两家的牛马遍齐国田野，请去区分一下牛马的岁口，验看一下它们的高壮程度，然后就对这两家说：‘国家为建设军队，将为配备战车征购你们的牛马，但国家手里无钱，就用粮食按市价折算偿付。’这样，牛马为国家掌握，粮食归此两家。两家把粮食出卖以后，粮价回到原来的水平，牛马则落到国家手中了。”
  管仲接着说：“请国家与人民订立合同，有田者加倍贷放预购款。内地可不办，边地都是订合同的地区。这里可用之马足够配备千辆兵车，齐国战车的配备，就在这里解决，不必向民间求索。这也就免除按丘、邑等单位向居民征课马匹了。”

  “国谷之朝夕在上，山林廪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轻重在上。行田畴，田中有木者，谓之谷贼。宫中四荣，树其余曰害女功。宫室械器非山无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于山，曰：握以下者为柴楂，把以上者为室奉，三围以上为棺椁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椁之租若干。”
  管子曰：“盐铁抚轨，谷一廪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无怨咎。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谓之国轨。”
  “国内粮价的涨落决定于国家，山林和库藏械器的价格涨落决定于国家，春秋冬夏的物价高低也决定于国家。下一步还要巡行各地的农田，凡在田地里面植的树，都把它叫作粮食之害来除掉。凡房屋四周不种桑树而要种其他杂木的，都斥为妨害妇女养蚕禁止之。使盖房子、造器械的人们，不靠国家的山林就没有其他来源。然后，君主就可以确定三个等级的租税：树粗不足一握的叫小木散柴，一把以上的为建筑用材，三围以上是制造棺停的上等木材；小木散柴应收租税若干，建筑用材应收租税若干，棺停用材应收若干。”
  管仲说：“用盐铁的收入来办理统计理财事业，可以使粮食经过囤积而一涨为十，国家得利九倍，人民还照常衣食服役，安而无怨。现在又免除田赋，收税于山林资源：富户厚葬者出高价，小户薄葬者出低价；富户盖好房子出高价，贫户盖小房子出低价。君主设立统计制度于国内，就象使用绳索一样控制人民的贫富，这就叫作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山权数第七十五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权数。”管子对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桓公曰：“何为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饘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权之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梁山之阳綪��、夜石之币，天下无有。”管子曰：“以守国谷，岁守一分，以行五年，国谷之重什倍异日。”管子曰：“请立币，国铜以二年之粟顾之，立黔落。力重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不备天权，下相求备，准下阴相隶。此刑罚之所起而乱之之本也。故平则不平，民富则不如贫，委积则虚矣。此三权之失也已。”
  桓公曰：“守三权之数奈何？”管子对曰：“大丰则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对曰：“隘则易益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以阨守丰，阨之准数一上十，丰之策数十去九，则吾九为余。于数策丰，则三权皆在君，此之谓国权。”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通权达变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天以天时水旱体现其权变，地以财物多寡体现其权变，人以能力高低体现其权变，君主以发号施令为权变。君主如不能掌握天的权变，人、地的权变也无从掌握。”桓公说；“为什么不掌握天权，人地之权就无从掌握？”管仲回答说：“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这就是掌握天时以对待天的权变的办法。”桓公说：“好。我想实行掌握‘三权’的理财方法，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梁山南面所产的綪茜和山东掖县一带的石壁，是天下稀有的珍宝。”管仲接着说：“用这些东西换取粮食，每年贮备一分，行之五年，国家就有力量使粮价比以前上涨十倍。”管仲接着说：“要铸钱立币，拿出两年的贮备粮雇人采铜，建立冶铜铸币的场所。但物价的水平则要与别国保持一致。因为商品价格偏高，别国就来倾销射利；商品价格偏低，物资会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价一致。物资泄散外流，就等于本国失权；被人射利，就等于本国失策了。国家不能防备天时水旱之变，民间只好互相借贷以求自备，等于使人民私相奴役。这是刑罚所起和乱国的根本原因。均平变为不均平，富裕沦为贫穷，国家积累就陷于空虚了。这就是天地人三种权变都没有掌握的表现。”
  桓公说：“掌握‘三权’的理财方法如何？”管仲回答说：“如果大丰收的年份，完成国家长期贮备的一半；歉年也要完成一半。”桓公说：“歉年应当补助，为什么也要完成一半呢？”管仲回答说：“歉年则粮价容易增高，一可为十，十可为百。用歉年掌握丰年，歉年的粮食价钱，一斤可以买上十斤粮；丰年的收粮数字，十斤可以省下九斤钱。国家就有九倍的赢利。然后再用轻重之术策划丰年粮食的经营，‘三权’都将由君上掌握了。这就是国家的通权达变。”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国制。”管子对曰：“国无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谓国无制，地有量？”管子对曰：“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其余皆属诸荒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粟贾一，粟贾十，粟贾三十，粟贾百。其在流策者，百亩从中千亩之策也。然则百乘从千乘也，千乘从万乘也。故地有量，国无策。”桓公曰：“善。今欲为大国，大国欲为天下，不通权策，其无能者矣。”
  桓公问管仲：“请问国家固定不变的政策。”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因土地有产量的差别。”桓公说：“何谓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是因土地有产量之别么？”管仲回答说：“上等地亩产十石，中等地亩产五石，下等地亩产三石，其余都属于荒地。一个农民，一般种田百亩。市场粮价在上述四类地区必然反过来分别表现为一、十、三十和一百。那种精通商品流通理财之法的国家，百亩地的收益就可以赶上并等于千亩地的收益数字。那么，百乘之国就赶上千乘之国，千乘之国就赶上万乘之国了。所以，土地若没有各种不同的产量，国家就不存在所谓理财之策，自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政策。”桓公说：“好。如今想成为大国，进而由大国统一天下，不懂得通权达变的理财之策，看来是无所作为的了。”

  桓公曰：“今行权奈何？”管子对曰：“君通于广狭之数，不以狭畏广；通于轻重之数，不以少畏多。此国策之大者也。”
  桓公曰：“善。盖天下，视海内，长誉而无止，为之有道乎？”
  管子对曰：“有。曰：轨守其数，准平其流，动于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为用。徐疾之数，轻重之策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决塞。”
  桓公曰：“何谓决塞？”
  管子曰：“君不高仁，则国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则君请以国策十分之一者树表置高，乡之孝子聘之币，孝子兄弟众寡不与师旅之事。树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财散而轻。乘轻而守之以策，则十之五有在上。运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终复。此长有天下之道，谓之准道。”
  桓公说：“现实行权变之策，后果又将如何？”管仲回答说：“君上若通晓广狭的理财之术，就不致因为国土小而怕国土大的；若通晓轻重之术，就不会因为资财少而怕资财多的。这乃是国家理财政策的大事。”
  桓公说：“好。那么要用它统一天下，治理海内，并永远垂誉无穷，有办法做到么？”
  管仲回答说：“有。那就是：使经济统计工作掌握理财方法，使物价调节工作能平衡商品流通，采取措施在物资尚未形成以前，控制成果在事情已成之后，使财物一变为十，九倍为国家赢利。号令缓急的方法轻重之策的作用，就在于使财物一个增长为十个，十个增长为一百。然后再把十成的收入对开，用半数的五分之四为贮备，另外的半数则用来搞理财措施，由君主操纵经济上的开放与收闭。”
  桓公说；“什么叫开放与收闭？”
  管仲说：“君主不提倡仁，国人就没有互助的风气；君主不提倡慈孝，人们就怠慢双亲而轻于犯过。这是最大的祸乱。君主就要把上述理财成果中的十分之一，用来树表柱立高门表彰仁孝。对于乡中的孝子都送礼聘问，孝子的兄弟不论多少都免服兵役。由于树表柱立高门提倡仁与慈孝，社会财物将广为施散而轻贱下来。国家乘此轻贱之机而运用理财之策掌握之，十分之五的财物又进到国家之手。再运用五成财物继续按照从前的办法去做，象日月不停地运转一样进行。这便是长久享有天下的办法，也可以称之为‘平准之道’。”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教数。”
  管子对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旦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者也。国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澹，然后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驱屏万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
  桓公曰：“何谓五官技？”
  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六家者，即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无失策，万物兴丰；无失利，远占得失，以为末教；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棅。”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利用教育的理财方法。”
  管仲回答说：“百姓中凡有精通农事的，为他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养牲畜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精通园艺树木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种瓜果蔬菜使其产量提高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于治病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通晓天时的；即能预言灾情，预言某种作物歉收或丰收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懂得养蚕不生病的，也都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要认真听取这些专家的讲授并把记录保存在官府，要使兵役之事对他们无所干扰。这是国家理财之策的一件大事。这样做可保证国家财用上下消费都很充足，各级积蓄都很充裕。然后就给物资流通划定四方限界，在境内灵活掌握号令的缓急，吞吐物资，用理财之策来控制经济。为做好这些还需要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
  桓公说：“何谓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
  管仲说；“文笔好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懂天时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懂春秋的可用来记述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可指导行路的顺逆，懂易的可用来掌握吉凶与成败，懂卜的则可预测凶吉与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艺者，都赐给一匹马所能耕种的土地，一斤金所能买到的衣服。这是有助于国君摆脱蒙昧愚妄的一种措施。这五家都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懂‘时’的官，使他在事前更早的时候说明情况，君主就不致错过时机，错行理财之策，而带来财源兴盛的结果；懂‘春秋’的官，可以远占得失，以为后来的教训；懂‘诗’的官，记述人们的行动而免于差错；懂‘出行’的官，详述道路的情况而免生误解；懂‘易’的官，可以掌握祸福凶吉，不至于发生错乱。管理这些人应是君主的权柄。”

  桓公问于管子曰：“权棅之数吾已得闻之矣，守国之固奈何？”
  曰：“能皆已官，时皆已官，得失之数，万物之终始，君皆已官之矣。其余皆以数行。”
  桓公曰：“何谓以数行？”
  管子对曰：“谷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辅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贫，下贫而君富，此之谓事名二。国机，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缪而已矣。”
  桓公曰：“何谓度法？何谓禁缪？”
  管子对曰：“度法者，量人力而举功；禁缪者，非往而戒来。故祸不萌通而民无患咎。”
  桓公曰：“请闻心禁。”
  管子对曰：“晋有臣不忠于其君，虑杀其主，谓之公过。诸公过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晋之过失也。齐之公过，坐立长差。恶恶乎来刑，善善乎来荣，戒也。此之谓国戒。”
  桓公问管仲说：“利用权柄的理财方法，我已经明白了，要维护国家巩固又该怎么办呢？”
  回答说：“有专能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懂天时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通晓得失规律、万物始终的人才，君上都已经授官使用了，其余则依照一般方法管理就行了。”
  桓公说：“何谓按一般方法管理？”
  管仲回答说：“粮食是人们生命的主宰，知识是人们治事的帮助。但百姓知识多了君主就可能愚昧，就好象民富则君贫，民贫则君富一样。这叫作看到事情的两个方面。国事的关键，全在于政策缓急得当；为君之道，全在于设计法度得宜；人心的整治，全在于禁止邪恶产生。”
  桓公说：“何谓设计法度得宜？何谓禁制人心邪恶？”
  管仲回答说：“设计各种法度，要注意量力行事；禁制人心邪恶，要注意惩前毖后。这样，祸事就不会发生，百姓也没有犯罪的忧虑了。”
  桓公说：“再请谈一谈禁制人心的邪恶。”
  管仲回答说：“晋国有臣不忠于国君，想杀害君主，属于政治性的大罪。对所有犯罪的各家，晋国一律都判定他们全家不准任职事君。这就是晋国的不对了。齐国处理此等事件，则按照主从分别定罪。惩治坏人用刑罚，表彰好人用奖赏，这就是戒止人心邪恶的做法。这种做法也可以称之为‘国戒’。”

  桓公问管子曰：“轻重准施之矣，策尽于此乎？”
  管子曰：“未也，将御神用宝。”
  桓公曰：“何谓御神用宝？”
  管子对曰：“北郭有掘阙而得龟者，此检数百里之地也。”
  桓公曰：“何谓得龟百里之地？”
  管子对曰：“北郭之得龟者，令过之平盘之中。君请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龟之家曰：‘赐若服中大夫。’曰：‘东海之子类于龟，托舍于若。赐若大夫之服以终而身，劳若以百金。’之龟为无赀，而藏诸泰台，一日而衅之以四牛，立宝曰无赀。还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无赀之宝于此。吾今将有大事，请以宝为质于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乡再拜，入粟，不敢受宝质。
  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为子者不知此数。终受吾质！’丁氏归，革筑室，赋籍藏龟。还四年，伐孤竹，谓丁氏之粟中食三军五月之食。桓公立贡数：文行中七，年龟中四千金，黑白之子当千金。凡贡制，中二齐之壤策也，用贡：国危出宝，国安行流。”
  桓公曰：“何谓流？”
  管子对曰：“物有豫，则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为天下者，操于二豫之外。”
  桓公曰：“何谓二豫之外？”
  管子对曰：“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以此与令进退，此之谓乘时。”
  桓公问管仲说：“上述轻重平准之法都付诸施行以后，理财之策是否就此结束啊呢？”
  管仲回答说：“没有，还有御神用宝。”
  桓公说：“何谓御神用宝？”
  管仲回答说：“北郭有人掘地而得龟，用这龟就可得到相当于百里土地的利益。”
  桓公说：“何谓得龟相当于百里之地？”
  管仲回答说：“让得龟者把龟放在大盘里。君上立即派出使臣，配备十乘马车，携带黄金百斤，到得龟人的家下令说：‘国君赏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还说：‘这是东海海神的后代，样子象龟，寄居在你的家里，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终身享用，并给你百斤黄金的报酬。’于是把这龟奉为无价的贵物而收藏在大台之上，每天要血祭四条牛，立名为无价之宝。过四年后，征孤竹国，了解富户丁家所藏的粮食，足够三军五个月吃用，便把丁家主人召来向他说：‘我有一件无价之宝在这里，现在我有出征的大事，想把这个宝物抵押给你，借用你的粮食。’丁氏向北再拜领命，送到粮食，但不敢接受这个作为抵押的神宝。桓公便对丁氏说：‘我老了，儿子又不了解这里的前前后后。你一定要收下这个抵押品。’丁氏回家后，便改建房屋，辅设垫席，把龟收藏起来了。过四年，在兵伐孤竹的时候，即可公开宣布丁家粮食确实满足三军吃了五个月。桓公再举办一种利用贡龟的理财办法：确定文行价值七千金，年龟价值为四千金，黑白子的龟价值为一千金。凡用贡龟制度所得收入，相当两个齐国领土的数字。贡龟的使用：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就把它作为宝物抵押出去，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就让它在物资流通中起作用。”
  桓公说：“何谓流通中的作用？”
  管仲回答说：“市场物价若出现投机诈骗的现象，则国无理财之法而民无生活之路。所以，善治天下者，要掌握粮食、钱币两大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
  桓公说：“何谓两个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
  管仲回答说：“万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万金的库藏龟宝，千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千金的库藏龟宝，百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百金的库藏龟宝。利用这种后备的宝物，同国家政策号令的进退相结合，这就可以叫做乘时调节市场的物价。”


  山至数第七十六
  桓公问管子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梁聚之言如何？”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廪虚则倳贱无禄。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倳贱。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什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士半禄而死君，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彼善为国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贫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无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我讲：‘古时候实行轻税而薄征，这算是税收政策中最适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见如何？”管仲回答说：“梁聚的话不对。轻赋税则国家仓凛空虚，薄征收则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则皮、帛不能出口，国家仓凛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对外，皮货和丝帛不能输出于天下各国；对内，国家的战士又处境低贱。梁聚的话显然是错误的。国君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如能用钱币折算粮食发放全国俸禄，粮食就全都囤集在国家手里，粮价可上涨十倍。农民晚睡早起，不用驱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产量。这样一来，战士只要有从前一半的粮食俸禄，就可以为国效命；农民又晚睡早起而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语驱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必直接用言语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这样，使百姓没有不为他所用、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见是错误的。”桓公说：“好。”

  桓公又问于管子曰：“有人教我，谓之请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对曰：“何谓百能？”桓公曰：“使智者尽其智，谋士尽其谋，百工尽其巧。若此则可以为国乎？”管子对曰：“请士之言非也。禄肥则士不死，币轻则士简赏，万物轻则士偷幸。三怠在国，何数之有？彼谷十藏于上，三游于下，谋士尽其虑，智士尽其知，勇士轻其死。请士所谓妄言也。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
  桓公又问管仲说：“有一个名叫请士的人对我说：何以不对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管束？”管仲说：“何谓管束有才能的人？”桓公说：“就是为了使智者全部拿出智慧，谋士全部拿出谋略，百工全部拿出技巧。这样做，就可以治国么？”管仲回答说：“请士的话是错误的。俸禄轻，士人就不肯死难；币值低，士人就轻视奖赏；物价低，谋生易，士人就苟且偷生。国家有此三种怠情现象，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粮食的七成操纵在国家手里，只让三成在下面流通，谋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谋略，智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智慧，勇士也就不惜生命了。请士的话是错误言论，因为不懂得轻重之术，就只能叫作错误的言论。”

  桓公问于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于天下，而夺于其下。何数也？”管子对曰：“君分壤而贡入，市朝同流。黄金，一策也；江阳之珠，一策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策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轨出之属也。”
  桓公曰：“天下之数尽于轨出之属也？”
  管子曰：“今国谷重什倍而万物轻，大夫谓贾之：‘子为吾运谷而敛财。’谷之重一也，今九为余。谷重而万物轻，若此，则国财九在大夫矣。国岁反一，财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财物在下，币之九在大夫。然则币谷羡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时出。熟谷之人亡，诸侯受而官之。连朋而聚与，高下万物以合民用。内则大夫自还而不尽忠，外则诸侯连朋合与，熟谷之人则去亡，故天子失其权也。”
  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仲说：“从前周朝享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行于天下，然而竟被下面篡夺了。下面是用的什么办法呢？”管仲回答说：“国君在不同地区得到贡物，是放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这样，利用黄金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江阳之珠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个办法。这叫作以少变多，以小变大，也属于轻重之数的范围。”
  桓公说：“天下的理财方法全属于轻重之术么？”
  管仲说：“例如现在粮价上升十倍而其他物资价格尚低，大夫便把商人找来说：‘请替我贩卖粮食而收购其他物资。’如果粮食原价为一，这就有九倍盈利。由于粮贵而其他物资尚贱，这样，大夫就买进来九倍的物资。待粮价恢复原状，又把这九倍的物资加价销出去。货物推销到民间，九倍的货币又进入大夫之手。结果钱、粮的赢余收入都归大夫了。天子成了客位，大夫却随时出头露面。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外逃，被别国诸侯接纳为官。他们结聚朋党，操纵物价，包揽市场民用。就国内说，大夫自谋私利而不肯尽忠；就国外说，诸侯串通结聚朋党。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则外逃。所以天子便丧失了他的政权。”
  桓公说：“讲得好。”


  桓公又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
  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之于吾国。”
  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
  管子对曰：“国之广狭、壤之肥墝有数，终岁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于是县州里受公钱。泰秋，国谷去参之一，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谷重一也，以藏于上者，国谷三分则二分在上矣。泰春，国谷倍重，数也。泰夏，赋谷以市櫎，民皆受上谷以治田土。泰秋，田：‘谷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敛谷以币。’民曰：‘无币以谷。’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策。君用大夫之委，以流归于上。君用民，以时归于君。藏轻，出轻以重，数也。则彼安有自还之大夫独委之？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诸侯谷二十，吾国谷十，则吾国谷归于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谷倍重，故诸侯之谷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利不夺于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轻，国常有十国之策也。故诸侯服而无正，臣櫎从而以忠，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谓之数应。”
  桓公又问管仲说：“保证终身享有天下而不失。有办法做到么？”
  管仲回答说：“这办法不要先在普天下实行，只可先在本国实行。”
  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管仲回答说：“国内土地的大小和土壤的肥瘠是有定数的，全年粮食的消费和剩余也有定数。主持国政的，只需经营好粮食就行。也就是说，无论某县的土地多大，也无论某县多小，都必须有一笔货币贮备。在该县州里向农民贷放公款。到了大秋，粮价下降三分之一，国君便下令通告郡县属大夫管辖的里邑都来向政府交售粮食。粮价与时价相同，为国家把粮食贮藏起来。结果，国内粮食如果算作三分，有二分掌握在国家手里。翌年春天，粮价成倍上涨，就是因为此法。夏天，便把粮食按市价发放民间，此时百姓正需要粮食经营农事。到了大秋，就对农民说：‘过去存在你手里的粮食是多少，现在国家要求折成钱数归还。’百姓说：‘手里无钱只好还粮。’结果农民剩下的十分之三的粮食又归国家了。这样，利用粮价的上涨，掌握季节的变化，无不是国家的理财之道。君主取用大夫的存粮，是通过流通拿到国家手里的；取用百姓的粮食，是通过季节价格变化拿到手里的。囤积低价的粮食，再用高价卖出去，这都是有效的办法。这样做，哪里还容有自谋私利的大夫独自囤粮食呢？至于各诸侯国的粮食，如果他们的粮价是十，我们是二十，那么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流归我国了。如果他们是二十，我们是十，我们的粮食就流归各诸侯国了。所以，善治天下者，必须严守高价流通政策，各诸侯国就无法泄散我国的粮食。粮食流向高价的地方，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我们国家并不是发生灾荒，而是投放货币加以囤积，使粮价加倍提高，所以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来到了。这就是我们藏一分就可以吸取各诸侯国的一分。财利不致被外国所夺，大夫也不能占有粮食过多。这种‘以重藏轻’的政策，使国家可以常保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所以诸侯服从而不会发生征战，本国臣子也服从而尽其忠心。这就是以轻重之术驾御天下的办法，谓之为理财方法的实效。”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会。”
  管子对曰：“君失大夫为无伍，失民为失下。故守大夫以县之策，守一县以一乡之策，守一乡以一家之策，守家以一人之策。”
  桓公曰：“其会数奈何？”
  管子对曰：“币准之数，一县必有一县中田之策，一乡必有一乡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时守郡为无与，不以时守乡为无伍。”
  桓公曰：“行此奈何？”
  管子对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
  桓公曰：“何谓藏于民？”
  曰：“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上岁之二分在下，下岁之二分在上，则二岁者四分在上，则国谷之一分在下，谷三倍重。邦布之籍，终岁十钱。人家受食，十亩加十，是一家十户也。出于国谷策而藏于币者也。以国币之分复布百姓，四减国谷，三在上，一在下。复策也。大夫聚壤而封，积实而骄上，请夺之以会。”
  桓公曰：“何谓夺之以会？”
  管子对曰：“粟之三分在上，谓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谷相靡而重去什三，为余以国币谷准反行，大夫无什于重。君以币赋禄，什在上。君出谷，什而去七。君敛三，上赋七，散振不资者，仁义也。五谷相靡而轻，数也；以乡完重而籍国，数也；出实财，散仁义，万物轻，数也。乘时进退。故曰：王者乘时，圣人乘易。”
  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管仲回答说：“国君对大夫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部属；对百姓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基础。掌握大夫经济情况要根据一个县的调查计算，掌握县要根据一个乡的调查计算，掌握乡要根据一个家庭的调查计算。”
  桓公说：“其统计理财方法如何？”
  管仲回答说：“货币流通的标准数量，在一个县须有适合于该县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乡须有适合于该乡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家必须有适合于一家人口用度的数字。所以不及时掌握郡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无人相与，不及时掌握县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没有部属。”
  桓公说：“怎样实行？”
  管仲回答道：“成王业的藏富于民，成霸业的藏富于大夫，败国亡家则是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
  桓公说：“何谓藏富于民？”
  管仲说：“请拿出栈台所存的钱币，贷放在城阳一带；拿出鹿台的钱币，贷放在济阴一带。国君还向百姓下令说：‘百姓富君主不会穷，百姓穷君主不会富，因此国家不向百姓征收钱币，府库也不积累钱财，把财富都藏在百姓手里。’等到年景丰收，五谷丰登。粮价大降，比上年降低一半，就要用这笔贷款收购，使粮食归国家，货币散在民间。这样因钱币都投在民间，币值下跌，粮价则上升一半。上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下，下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上，两年有四分粮食在上。则只有一分在民间流通，粮价可继续上涨到三倍。国家按人口征税，每户一年才收十钱，如每家都向政府买粮。把每十亩地产粮食加价十钱，就可以从一户得到相当于十户的人口税收入。这正是来自粮食销售政策和利用货币的作用。然后用国家所掌握的货币的半数，再次发放于百姓，分粮食为四分，使之三分在国家，一分在民间，就又形成此项政策的再一次反复。至于大夫，由于他封地多，囤积粮而对抗君主，也请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他。”
  桓公说：“何谓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
  管仲回答说：“统计有四分之三的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时，就通知百姓都来买粮，按照君主之所藏尽量出卖。粮价就会互相影响而跌价十分之三。剩下的粮食以货币收购，粮价按跌落回来的标准，大夫也就无法抬高粮价了。国君发放俸禄也用钱而不用粮，全部粮食就都被国家掌握起来。最后国君把其中十分之七的粮食拿出来，也就是留三成，贷出七成，赈济贫民，也是一种仁义的举动。这样，采取措施使粮价跌落，是对付大夫的一个办法；靠乡的市场管住粮价，而对大夫所住的城市进行收取，是对付大夫的又一个办法；投出粮食与物资，既博得仁义之名，又平抑其他物资价格，是对付大夫的最后一个办法。一切都要掌握时机而决定进退。所以说：成王业者善于掌握时机，称圣人的善于掌握变化。”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领，泰啬。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垄，美其室，此夺农事及市庸，此非便国之道也。民不得以织为�箸�而貍之于地。彼善为国者乘时徐疾而已矣。谓之国会。”
  桓公问管仲说：“特告诉我：‘把天子的葬衣定为三百件，固然太吝啬了，但要想削减大夫财富，则可以照此而行。’这项使大夫散财厚葬的主意如何？”管仲说：“这不是法家的办法。让大夫把坟墓修得很高，把墓室修得很美，必然侵夺农事和市场上的佣工，不是利国之道。百姓死后也不可用彩帛作为覆棺之物，而埋于地下。善于治国的人，只需掌握市场时机而采取有缓有急的措施，就可以控制大夫了。这叫作运用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争夺之事何如？”
  管子曰：“以戚始。”
  桓公曰：“何谓用戚始？”
  管子对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轻重之家复游于其间。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争夺之事是怎样出现的？”
  管仲回答说：“是从宗戚开始的。”
  桓公说：“何谓由宗戚开始？”
  管仲回答说：“一国的国君，生下弟兄十人，就分封为十个国家；生弟兄五人，就分封为五个国家。他们传了三代以后，彼此仅是同族同祖的关系而已。传了十代以后，仅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关系而已。所以争夺起来闹得伏尸满地，用兵决斗不止。轻重家们还从中乘机谋利。所以说：不可把土地分封于人，不可把财富资源授让于人。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灭的。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所以，能够与天地共同长久不败，这正是一统天下君主的大权。”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币乘马。”
  管子对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六人而奉一乘。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币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
  桓公曰：“行币乘马之数奈何？”
  管子对曰：“士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赀在下。国谷什倍，数也。万物财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君实乡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从责者，乡决州决’。故曰：就庸一日而决。国策出于谷轨，国之策货，币乘马者也。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皆在贾人，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彼谷重而。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货币的计算筹划。”
  管仲回答说：“当初是三夫为一家的生产单位，占用六里见方的土地，出兵车一辆，配备二十七人。所谓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以六里见方的土地为单位，计算其好地瘠地各有多少，产粮多少，粮价高低多少，六里见方土地需要货币多少，以及就其粮食价格来计算应需要货币多少。因此，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把这个需要量推算于全国，使货币的数字与全国的土地数量相适应，这就叫作货币的计算筹划。”
  桓公说：“货币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应该怎样实行？”
  管仲回答说：“士的俸禄用货币支付，大夫封邑的租税也用货币，官府的人夫、马匹等一切开支也用货币支付，这样，粮食就全部留存在国家手里，货币就散布在民间流通。粮价上涨十倍左右，就是因为此法；其他物资因粮贵而降价二成左右，也是这项政策的结果。然后就对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及其他财物，如合乎国器规格和君主需用的，都订立收购合同。国君的粮食本来就是贮藏在各乡各州的。于是就发出通告说：‘某月某日，凡与国家有合同的债务关系的，即可在本乡本州就近解决。’这就是说，雇用车马人夫运物领粮只需一天时间就可以办完。国家理财政策，固然是出于粮食的统计，但国家谋取上述物资，也是货币计算筹划的作用。如今，钱币虽然贮藏在官府，但巧法使用货币和操纵物价的都是商人。市场上凡币值上升则物价下降，币值下降则物价上升，粮价上升金价下降。人君能掌握好粮食、货币、黄金的平衡关系，天下的经济秩序就可以安定了。这也是控制天下的一种办法。”

  桓公问于管子曰：“准衡、轻重、国会，吾得闻之矣。请问县数。”
  管子对曰：“狼牡以至于冯会之日，龙夏以北至于海庄，禽兽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国策哉？”
  桓公曰：“何谓通国策？”
  管子对曰：“冯市门一吏书赘直事。若其事唐（谀）圉牧食之人养视不失捍殂者，去其都秩，与其县秩。大夫不乡赘合游者，谓之无礼义，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门、山之祠。冯会、龙夏牛羊牺牲月价十倍异日。此出诸礼义，籍于无用之地，因扪牢策也。谓之通。”
  桓公问管仲说：“平准之法，轻重之术以及国家的统计理财，我都知道了。请问利用祭祀的理财方法。”
  管仲回答说：“从狼牡到冯会口，从龙夏以北到海庄，是禽兽牛羊生长的好地方，何不利用这个条件来贯彻国家理财之策呢？”
  桓公说：“何谓贯彻理财之策？”
  管仲回答说：“在冯会口这类牧场设一官吏，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若是从事牧养的官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就从‘都’一级提升为县级。若是查到大夫不肯提供种牛种马配种繁殖的，就叫作目无祭祀礼仪，禁止他春秋两季用牛羊进行祭袍。一般百姓有此行为的，禁止他祭把门神与山神。由于加强管理，冯会、龙夏一带牛羊的月价将比往日上涨十倍。这项政策，是从祭把礼仪出发的，取得收入于山林无用之地的，垄断牛羊市场的政策。这正是对国家理财政策的‘贯彻’。”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势。”管子对曰：“有山处之国，有氾下多水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有水泆之国，有漏壤之国。此国之五势，人君之所忧也。山处之国常藏谷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国常操国谷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国常操国谷十分之三，水泉之所伤，水泆之国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此准时五势之数也。”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内的地势问题。”管仲回答说：“有山区，有低洼多水地区，有山陵平原各占一半的地区，有常年溢水为害的地区，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这五种不利地势，是人君所忧虑的事。山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低洼多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山陵平原对开的地区尚可贮备粮食的十分之三，被水泉伤害，常年溢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十分之二，唯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就只好努力掌握外国粮食。发展手工业的精美木器生产来掌握各诸侯国的粮食，这就是准时解决五种不良地势问题的办法。”

  桓公问管子曰：“今有海内，县诸侯，则国势不用已乎？”管子对曰：“今以诸侯为（阙）公州之饰焉，以乘四时，行扪牢之策。以东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为诸俟，则高下万物以应诸侯；遍有天下，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利有足则行，不满则有止。王者乡州以时察之，故利不相倾，县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谓之国簿。”
  桓公问管仲说：“如海内统一，控制了天下诸侯，解决地势的政策就不用了么？”管仲回答说：“现今还是诸侯掌握天下各州的余财，还要利用季节的变化，实行操纵市场的办法，使东西南北相补助，为取得一致而加以调节。所以说：在诸侯分立条件下，则直接掌握物资贵贱来对付各诸侯国；在天下统一的条件下，则利用货币掌握物价涨落，使之调平就是了。东西充足则使之调出，不足则制止之。统一天下的君主按时视察各乡、各州的经济情况，故百姓谋求财利不至于互相倾轧，生活极为稳定。国君则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这叫作国家整体的经济统计谋算。”



地数第七十七

  桓公问管桓公曰：“地数可得闻乎？”
  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封禅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
  桓公曰：“何谓得失之数皆在此？”
  管子对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而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
  桓公说：“利用地理条件的理财方法，可以讲给我听听么？”
  管仲回答说：“土地的东西广度二万八千里，南北长度二万六千里。其中山脉八千里，河流八千里，出铜的矿山四百六十七处，出铁的矿山三千六百零九处。所有这些，是人们分别土地种植粮食的条件，也是兵器和钱币的最初来源。善于利用这些条件的，财用有余；不善于利用的，财用不足。古今封泰山、禅梁父的七十二代君王，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在这里面。这叫国家的财政。”
  桓公说：“为什么说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在这里？”
  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梁霸有全部天下而财用不足，商汤只有‘薄’地七十里而财用有余。并不是天专为商场降下粮食，也不是地专为商汤长出财物，而是由于伊尹善于经营交换、善于轻重之术、善于由国家掌握经济的开闭与决塞，伊尹还精通物价高低和号令缓急的政策来集中操纵这些条件。从前，黄帝也曾问过伯高说：‘我想把天下结合为一家，有办法么？’伯高回答说：‘请除掉各地矿山上的杂草而树立国有的标记，我们努力铲除各地的武装势力，天下就可以合为一家。’黄帝说：‘这个道理能进一步讲讲么？’伯高回答说：‘山地表面上有丹沙的下有金矿，表面有慈石的下有铜矿，表面有陵石的下有铅、锡、红铜，表面有赤土的下有铁矿，这都是山上出现矿苗的情况。如发现山有矿苗，国君就应当严格封山而布置祭祀。离封山十里之处造一个祭坛，使乘车到此者下车而过，步行到此者快步而行。违令者死罪不赦。这样人们就不敢随便开采了。’然而黄帝行此禁令仅在第十个年头，葛卢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制造了剑、销、矛、戟，这年与九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雍狐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制造了著名的戟和戈，这年与十二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因此，天下各国国君顿戟一怒，形成伏尸遍野的局面，这种矿权分散的结果简直是大战的根源。”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天财所出？地利所在？”
  管子对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鉒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此天财地利之所在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以天财地利立功成名于天下者谁子也？”
  管子对曰：“文武是也。”
  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
  管子对曰：“夫玉起于牛氏边山，金起于汝汉之右洿，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而至难。故先王各用于其重，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先王权度其号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币而制下上之用，则文武是也。”
  桓公问管仲说：“请再谈谈天然的资源从那里来？地下的财利在那里？”
  管仲回答说：“山地表面上有赤土的下有铁矿，表面有铅的下有银矿。另一种说法是：‘表面有铅的下有主银，表面有丹沙的下有鉒金，表面有慈石的下有铜。’这些都是山上出现矿苗的情况。如发现山有矿苗，国家就应当严格封山而禁人出入。有破坏封山的死罪不赦。有犯令的，左脚踏进，砍掉左脚；有脚踏进，砍掉有脚。这样人们就不敢触犯禁令了。因为这正是天地财利资源之所在。”
  桓公又问管仲说：“以利用天地财利资源立功成名于天下的，有谁？”
  管仲回答说：“周文王和周武王。”
  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涵义？”
  管仲回答说：“玉产在牛氏的边山，黄金产在汝河、汉水的右面洼地一带，珍珠产在赤野的末光一带。这些东西部与周朝中央相距七千八百里，路远而难得。所以先王区别它们的贵重程度，规定珠玉为上等货币，黄金为中等货币，刀布为下等货币。国家号令急就会导致金价上涨，号令缓则金价下跌。先王能够考虑号令的缓急，调节黄金价格的高低，而控制下币刀布和上币珠玉的作用，那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
  管子对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其行事奈何？”
  管子对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桥之粟贵籴之数。”
  桓公曰：“为之奈何？”
  管子对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举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国谷二什倍，巨桥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市缯帛，军五岁毋籍衣于民。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衡黄金百万，终身无籍于民。准衡之数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
  管子对曰：“可。夫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以当武王之数。十口之家，十人咶盐，百口之家，百人咶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盐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
  桓公曰：“何谓籍于时？”
  管子曰：“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丈夫毋得治宫室，毋得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
  桓公对管仲说：“我要保住国内资源，不被天下各国捞取，反而要外取于天下，可以么？”
  管仲回答说：“可以。水流激荡则流势湍急，征收的号令急则物价上升。先王就是掌握号令的缓急，对内据守国财而对外取之于天下的。”
  桓公继续问管仲说：“他们是怎么做的？”
  管仲回答说：“从前，武王曾用过提高巨桥仓粮食价格的办法。”
  桓公说：“做法如何？”
  管仲回答说：“武王故意设立了一种‘重泉’的兵役，下令说：“百姓自家储粮一百鼓的，可以免除此役。’百姓便尽其所有来收购粮食以逃避这个兵役，从而国内粮价上涨二十倍，巨桥仓的粮价也随之贵二十倍。武王用此二十倍的巨桥仓粮食收入购买丝帛，军队可以五年不向民间征收军服；用此项收入购买黄金百万斤，那就终身不必向百姓收税了。这就是‘准衡’的理财之法。”
  桓公接着问：“现在也可以照此办理么？”
  管仲回答说：“可以。楚国有汝、汉所产的黄金，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燕国有辽东所煮的盐。运用这三者也可以相当于武王的理财之法。一个十口之家就有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有百人吃盐。关于吃盐的数量，每月成年男子近五升，成年女子近三升，小孩近二升。如每升盐价提高半钱，每釜就增加五十钱；每升提高一钱，每釜就是百钱；每升提高十钱，每釜就是干钱。君上若下令砍柴煮盐，征集起来使之达三万钟，阳春一到，就可以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了。”
  桓公说：“何谓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
  管仲回答说：“在阳春农事开始时，命令百姓不许筑墙垣，修坟墓，大夫不可营建宫室台树，同时也命令北海居民一律不准雇人煮盐。那么，盐价必然上涨四十倍。君上用这涨价四十倍的食盐，沿着黄河、济水流域，南运到梁、赵、宋、卫和濮阳等地出卖。粗食无盐则人们浮肿，保卫自己国家，用盐特别重要。君上通过砍柴煮盐以取得收入于天下，那么，天下就无法削弱我们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富本而丰五谷，可乎？”管子对曰：“不可。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干天下；五谷兴丰，巨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富国而只是丰产粮食，可以么？”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国富而财物繁多，不能经营掌握，则将被天下各国捞取；粮食丰产，我们贱而别国贵，也将被天下各国捞取。那样，我国百姓就成为天下各国经虏掠的对象了。善于治国的人，就象大海行船一样，观察风势的起源，天下各国粮价高我们就高，粮价低我们就低。如果天下各国粮价高而我们独低，我们的财利就将被天下各国捞取去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事尽于此乎？”
  管子对曰：“未也。夫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出。令有徐疾，物有轻重，然后天下之宝壹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桓公问管仲说：“理财之事就到此为止了么？”
  管伸回答说：“没有。齐国是一地处交通要冲的国家，是四通八达的地方，从而是游客富商的必经之处。外人来到我国，吃我们的粮食，用我们的钱币，然后，好马和黄金也就提供出来了。我们掌握号令要有缓有急，掌握物价要有高有低，然后天下的宝物都可以为我所用。善治国者，可以使用不是他自己所有的东西，也可以役使不是他自己管辖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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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任务：


  揆度第七十八
  齐桓公问于管子曰：“自燧人以来，其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鲁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
  桓公问管仲说：“从燧人氏以来，历史上的重大经济筹算，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从燧人氏以来，没有不运用轻重之术治理天下的。共工当政的时代，天下水域占十分之七，陆地占十分之三，他就利用这个自然形势来控制天下。到了黄帝当政的时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限制他们制造武器，烧山林、毁草薮、火焚大泽、驱逐禽兽，实际上都是为控制他人，这然后才得以统治天下。至于尧舜当政，之所以能把天下治好，是因为在北方取用禺氏的玉石，从南方取用江汉的珍珠，他们还在驱捕野兽时，使大夫参与其事。”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他们命令：‘各国诸侯之子到本朝为臣的，都要穿两张虎皮做成的皮裘。国内上大夫要穿豹皮袖的皮裘，中大夫要穿豹皮衣襟的皮裘。’这样，大夫们就都卖出他们的粮食、财物去购买虎豹皮张，因此，山林百姓捕杀猛兽就象驱逐父母的仇人那样卖力。这就是说，国君只消冠冕堂皇地坐在堂上，猛兽就将被猎获于野外；大夫们散其财物，百姓都可在流通中得利。这就是尧舜曾经用过的轻重之术。”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声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国，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势，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国之至机也，谓之国机。”
  桓公说：“在‘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这句话里，什么叫作‘事名二’呢？”管仲回答说：“天道为阳，地道为阴，这就是事名二。”“什么叫正名五呢？”回答说：“权、衡、规、矩、准，这就是正名五。它们体现在颜色上，就分青、黄、白、黑、赤；体现在声音上，就分宫、商、羽、微、角；体现在味觉上，就分酸、辣、咸、苦、甜。这里的利用‘二五’，同上面的‘童山竭泽’一样，都是人君用来控制人们的。五味，是用来控制人们饮食的；五声是用来控制人们听欲的；五色，是用来控制人们观赏的。人君丢掉了‘二五’，就会亡国；大夫丢掉了‘二五’，就丧失权势；普通人丢掉了‘二五’，也不能治理一家。这是国家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叫作‘国机’。”

  轻重之法曰：“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杀其身以衅其社；自言能为官不能为官者，劓以为门父。”故无敢奸能诬禄至于君者矣。故相任寅为官都，重门击柝不能去，亦随之以法。
  轻重家的法典上讲：“自己说能作司马的官，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杀掉他以血祭鼓；自己说能作农业的官，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杀掉他以血祭祀社神；自己说能作一般官吏，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砍掉他的双脚罚他守门。”这样，就不会有人敢在君主面前吹嘘自己以骗取禄位了。这样，无论被人推荐当官的，或者守门小事都不称职的，也都可以依法处理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大准。”管子对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无我焉；此谓大准。”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而去。贸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大准也。”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失准的问题。”管仲回答说；“失准就是天下各国都控制我们，而我们无能为力，这就叫作失准。”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起兵进攻我们，对于凡能谋划利国定民的大臣，就要割地而封；凡能作战成功立名的大臣，也要割地而封。这样。实际上是天下在封赏您的大臣了，而不是您本人进行封赏。天下已经使您把十里土地封给大臣，而随着天下每一次动兵，又要把二十里土地再次“封给”富民商人。您国的富民不是您使他发财致富，而是天下使他们致富。邻国每动一次兵，都会造成您国的富民商人多发一次财，弄得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这就是失准的必然结局。”桓公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出兵攻打我国，百姓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出外打仗，那么，举国不能种地，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国君在战时，早晨下令征税晚上就要交齐，百姓只好抛卖财物、粮食，折价一半脱手。商人买进而加以囤积，那么，‘国内的一半财货就进入商人之手。战争结束，百姓复归旧业，物价会回到战前水平。商人在此时售出他所囤积的财物，可以把国内市场一少半的货币积藏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币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货物价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这贵贱十分之三中买来卖去，国家财物将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国君是束手无策的。百姓贫富之间不断地互相奴役，国君无能为力，这些就是轻重的失准。”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谷者，守之春秋；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故物动则应之。故豫夺其涂，则民无遵；君守其流。则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以利相守，则数归于君矣。”
  管仲说：“人君掌握了本，富民商人就抓不到末；人君掌握了开始，富民商人就抓不到结局。对于贩运过程的商品，必须在通衢要道市场上谋取收入；对于粮食，必须在春秋两季来掌握；对于其他物质，则订立预购合同。这样，商品一动，措施就跟上去。预先阻断买卖的途径，商人就无法行事；君主控制流通，商人就无法抬高物价。所以，掌握好各地物价的涨落，国内没有投机商人，商品贵贱相当，这就叫作‘国衡’。能够用理财之法来掌握，财利就自然归于君主了。”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不察于终始，不可以为至矣。动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国之策也；盐铁二十国之策也；锡金二十国之策也。五官之数；不籍于民。”
  管仲说：“善于管理商业的，就要由国家同时办商业；国家办商业，市场就清淡冷落；市场清淡冷落，农业劳动力就充足；农业劳力充足，人民财物就丰富；人民财物丰富，君主的税收就取之不竭了。现在的情况则不然，商人贵卖，君主跟着贵买，贵而不能使之贱；商人贱卖，君主跟着贱买。贱而不能使之贵。天下善于管理的不是这样，私商卖贵则国家商业卖得贱，私商买贱则国家商业买得贵。这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理财方法。所以，凡国家不能调剂民财，就不能做到大治；不洞察商业始终，就不能把管理做得最好。由国家掌握利用物价涨跌，可取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盐铁商业，也可取得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锡金商业，又可取得相当二十年财政年度的收入。这五种官商的理财之道，都不是向民间直接征税的。”

  管子曰：“一岁耕，五岁食，粟贾五倍。一岁耕，六岁食，粟贾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且天下者，处兹行兹，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仲说：“要做到一年耕种，够五年吃，就把粮价提高五倍来促进；要做到一年耕种，够六年吃，就把粮价提高六倍来促进。果能这样，两年耕作的产量就可能够十一年的消费了。对富者能够夺取，对贫者能够给予，才能够主持天下。而对天下的人们，能使之安于这项政策，遵行这项政策，这样，就可以统一调度了。对于天下的人们，驱使他们不要明白表示驱使，利用他们不要明白表示利用。因此，善治天下的君主，不直接说出驱使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直接说出利用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

  管子曰：“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羸。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
  管仲说：“善于主持国家的，就象把黄金和秤锤放在天秤上一样，只要加重秤锤，金子就能够倾跌下来。所以，讲求通权达变则国家力量强盛，讲求遵循常道则国家力量衰弱。现在，粮食在我国价高，在其他诸侯国价低，各国的粮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样流入我国。所以，价格高则财货聚来，价格低则财货散走，有因高价聚来而跌价尚未散走的物资，我们及时动手掌握之，天下的这项财富就归于我们了。把财货囤积起来则价格上涨，发售出去则价格下降，放散于民间则显得充足。钱币贵重则人们拼命追求，钱币贬值则人们弃而不用。所以，总是要把钱物贵贱的幅度调整到合乎理财之术的要求而后止。”

  “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令重于宝，社稷重于亲戚’，胡谓也？”对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无生臣。亲没之后，无死子。此社稷之所重于亲戚者也。故有城无人，谓之守平虚；有人而无甲兵而无食，谓之与祸居。”
  “粮食，是人们生命的主宰；钱币，是物资流通的渠道；号令，是控制经济过程缓急的。所谓‘号令重于宝物，社稷重于父母’，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当城郭陷落，国家宗庙不能继续血食时，大臣都要殉难；但父母死亡，却没有殉死的儿子。这就是社稷重于父母的例证。而且，卫国者有人而无城，等于是空守平墟；有人而无武器和粮食，也只是与灾祸同居而已。”

  桓公问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策，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阴山之礝碈，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发、朝鲜之文皮，一策也；汝、汉水之右衢黄金，一策也；江阳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禺氏边山之玉，一策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天下之数尽于轻重矣。”
  桓公说：“我听说海内珍贵货币的利用有七种办法，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使用阴山所产的需，是一种办法；使用燕地紫山所产的白银，是一种办法；使用发和朝鲜所产带花纹的皮张，是一种办法；使用汝水、汉水所产的黄金，是一种办法；使用江阳所产的珍珠，是一种办法；使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种办法；使用禺氏边山所产的玉石，是一种办法。这些都是以少掌握多，以狭掌握广的办法。天下的理财之法，莫过于轻重之术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阴山之马具驾者千乘，马之平贾万也，金之平贾万也。吾有伏金千斤，为此奈何？”管子对曰：“君请使与正籍者，皆以币还于金，吾至四万，此一为四矣。吾非埏埴摇炉櫜而立黄金也，今黄金之重一为四者，数也。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黄金起于汝汉水之右衢，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高下中币，利下上之用。”
  桓公问管仲说：“阴山的马，可供驾驶兵车之用的有四千匹。每匹马的价格是一万钱，每斤黄金也是一万钱，我只存有黄金一千个，应当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君上可以命令所有纳税的人们，必须按钱数交纳黄金。我们就可因金价上涨而得到四万钱的收入，这就一变为四了。我们并没有使用冶金柑涡和鼓风炉来冶炼黄金，现在黄金之所以一变为四，只是运用理财之术的结果。珍珠来自赤野的末光，黄金出在汝水、汉水的右衢，玉石出在禺氏的边山。这些地方估计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路途遥远，来之不易。所以先王按其贵重程度而加以利用，规定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正是通过提高或降低中币黄金的币值，制约着下币刀布、上币珠玉的作用。”

  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虑，二日定载，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
  百乘之国，在中央地区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五十里路。一天确定计划，两天装载货物，三天运出国境，五天可以来回。百乘之国要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五天。百乘之国，拥有耕地一万顷，户数一万户，人口十万人，有纳税义务的一万人，兵车百乘，战马四百匹。干乘之国，在中央地区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一百五十里路。两天确定计划，三天装载货物，五天运出国境，十天可以来回。干乘之国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十天。干乘之国，拥有耕地十万顷，户数十万户，人口百万人，有纳税义务的十万人，兵车千乘，战马四千匹。万乘之国，在中央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五百里路。三天确定计划，五天装载货物，十天运出国境，二十天来回。万乘之国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二十天。万乘之国，拥有耕地百万顷，户数百万户，人口千万人，有纳税义务的百万人，兵车万乘，战马四万匹。

  管子曰：“匹夫为鳏，匹妇为寡，老而无子者为独。君问其若有子弟师役而死者，父母为独，上必葬之：衣衾三领，木必三寸，乡吏视事，葬于公壤。若产而无弟兄，上必赐之匹马之壤。故亲之杀其子以为上用，不苦也。君终岁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宫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赐之；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之，当壮者遣之边戍：民之无本者贷之圃强。故百事皆举，无留力失时之民。此皆国策之数也。”
  管仲说：“单身男子叫作鳏，单身女子叫作寡，老而没有儿女的叫独。国君要调查了解凡有子弟因兵役而死亡的，父母也算作‘独’，必须由政府负丧葬之责：衣食要有三领，棺木要厚三寸，乡中官吏亲管其事，葬于公家墓地；战死者如是独生，还要赏给父母一匹马一天所能耕种的土地。因此，作父母的即使牺牲自己的儿子为君主效力，也不引以为苦了。国君每到年终都视察邑里，看到劳力与别户相同而住房独好的人家，一定是好百姓，是努力耕作的人，要用两束干肉、一石酒奖赏他们。对于体力充足而闲游不肯劳动的，如是老年人，则遣责之，如是壮年，则遣送边疆服役。对于无本经营农业的，则贷与土地和钱币。由此，百业皆兴，没有懒惰和失掉农时的百姓。这都是国家政策的具体办法。”

   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饥寒冻饿，必起于粪土。故先王谨于其始，事再其本，民无�髡呗羝渥印Ｈ�其本，若为食。四其本，则乡里给。五其本，则远近通，然后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然则奸涂不可独遵，货财不安于拘。随之以法，则中内��民也，轻重不调，无（米亶）之民不可责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国之数也。
  上等劳力的农民可负担五口人吃饭，中等劳力可负担四口，下等劳力可负担三口。上等劳力的妇女可供应五口人穿衣，中等劳力可供应四口，下等劳力可供应三口。农民要经常耕作，妇女要经常纺织。一农不耕，人民就可能有挨饿的；一女不织，人民就可能有受冻的。饥寒冻饿总是起因于土地经营。所以先王认真对待这个起因。农事收获达到成本的二倍。农民才没有卖儿卖女的；达到三倍，才可以正常备粮吃饭；达到四倍，乡里富裕；达到五倍，则余粮远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安葬了。如果农事收入达不到成本的二倍，君主再征敛不止，那么，为非作歹的路上，单人都不敢出行，财货放在手上也不安宁了。随着用法律镇压，就等于自己在残害百姓。物价失调，饥民不能管理，百姓卖出的儿子，自己不能依靠使用，君失其民，父失其子，这乃是亡国之道。

  管子曰：“神农之数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十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
  管仲说：“神农之术告诉我们：‘一种粮食无收成，则缺少一种粮食，粮食的卖价将上涨十倍；两种粮食无收成，则缺少两种粮食，粮食的卖价将上涨二十倍。’遇此情况，国家应当提倡用瓜菜补充民食。而对于没有口粮的农户，由国家供给旧年的陈粮；对于没有种籽的农户，由国家贷给可用的新粮。这样，才不会出现赢利十倍的奸商，也不会出现加倍收息的高利贷者。”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之数恶终？”管子对曰：“若四时之更举，无所终。国有患忧，轻重五谷以调用，积余臧羡以备赏。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
  桓公问管仲说：“轻重之术何时终止？”管仲回答说：“有如四季周而复始的运转一样，没有终止之时。当国家遭遇战争忧患时，就调节粮价高低来解决国家用度，积累余财赢利来筹备战士奖赏。当天下归服海内统一时，就加富诚信仁义的人士，使百姓崇尚礼让，而不搞轨外的活动。可见，轻重之术的用处，在各诸侯国尚不则帧时，可以为战争服务；在各诸侯国归顺时，就可用来推行仁义的政教。”



国准第七十九

  桓公问于管子曰：“国准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国准者，视时而立仪。”桓公曰：“何谓视时而立仪？”对曰：“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
  桓公问管仲说：“国家的平准措施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国家的平准措施是按照不同时代而制定不同政策的。”桓公说；“何谓按不同时代而制定不同政策？”管仲回答说：“黄帝当政的时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虞舜当政的时代，断竭水泽，伐尽山林。夏后氏当政的时代，焚毁草薮和大泽，不准民间增加财利。殷人当政的时代，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和工具。周人当政的时代，统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材，集中贮备各种物资。五家的办法虽有不同，而集中统一的作用是一样的。”

  桓公曰：“然则五家之数，籍何者为善也？”管子对曰：“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猛兽众也。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利，逃械器，闭智能者，辅己者也。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义，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
  桓公说：“那么，对此五家的政策，借用哪家为好呢？”管仲回答说：“烧山林、毁草菇、火焚大泽等措施，是因为禽兽过多。伐尽山林，断竭水泽，是因为君智不足。焚烧草薮大泽，不使民间增加财利，既取消工具武器的发展，又闭塞人们的生产能力，都是为了加强自己。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工具，是为了不过分生产武器和工具而统一民心。派官吏管理人才，禁止私造刀枪，提倡仁义道德，是在稳固基础上安定自己地位。五家的政策虽有不同，而作用是一样的。”

  桓公曰：“今当时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对曰：“请兼用五家而勿尽。”桓公曰，“何谓？”管子对曰：“立祈祥以固山泽，立械器以使万物，天下皆利而谨操重策。童山竭泽，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币，存菹丘，立骈牢，以为民饶。彼菹菜之壤，非五谷之所生也，麋鹿牛马之地。春秋赋生杀老，立施以守五谷，此以无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数皆用而勿尽。”
  桓公说：“现时当政的王者，采用哪家的政策为好？”管仲回答说：“可以兼用五家之法而不可全盘照搬。”桓公说：“此话涵义如何？”管仲回答说：“设立祭神的坛场来封禁山泽，统一制造武器工具来运用物资，使天下同来经营但却严格着物价政策。实行伐尽山林与断竭水泽的办法，控制财利并掌握流通。开发矿山以铸造钱币，保存草地以建立牧场，使人民富饶起来。因为杂草丛生的洼地，不适合粮食生长，应作为饲养糜鹿牛马的牧场。春秋两季，把幼畜供应百姓，把老畜杀掉卖出，发行货币来掌握粮食。这就利用了无用的土地吸收百姓余粮。五家的政策都采用了而没有全盘照搬。”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尽天下数矣，来世之王者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国准也。”
  桓公说：“上述五个朝代，已经概括了人们所知的各种办法了。以后成王业的君主如何，可以再谈一谈么？”管仲回答说：“重视调查而做到有条不紊，积极改革而不留恋过去，条件成熟就应当实行，条件已变就应放弃。成王业的具体政策是不能事前安排好的。这里所说，只能是五家的平准措施。”




轻重甲第八十
  桓公曰：“轻重有数乎？”管子对曰：“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不能来大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桓公曰：“何谓来天下之财？”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篡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桓公曰：“何谓致天下之民？”管子对曰：“请使州有一掌，里有积五窌。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长度。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故圣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动言摇辞，万民可得而亲。”桓公曰：“善。”
  桓公说：“掌握轻重之策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掌握轻重之策没有定数。物资一动，措施就要跟上；听到消息，就要及时利用。所以，建设国家而不能吸引天下的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则国家不能成立。”桓公说：“何谓吸引天下的财富？”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桀时，女乐有三万人，端门的歌声，清晨的音乐，大路上都能听到；她们无不穿着华丽的衣服。伊尹便叫薄地无事可做的妇女，织出各种华美的彩色丝绸。一匹织物可以从夏桀那里换来百钟粮食。桀的国家是天子之国，但他不肯为天下大事忧劳，只追求女乐享乐，所以伊尹便取得了他的粮食并操纵了他的市场商品流通。这就叫作吸引天下的财富。”桓公说：“何谓招引天下的人民？”管仲回答说：“请在每个州设一个主管官吏，在每个里贮备五窖存粮。对那种纳不起税的穷苦人家给予长期借贷，对那种无力埋葬死者的穷苦人家，给予安葬费用。如做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到安葬，穷者得到救济，那么，天下人归附我们就会象流水一样。这就叫作招引天下的人民。所以。圣明君主善于利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富，善于役使不属于自己统辖的人民，一旦发出号召，就能使万民亲近。”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对曰：“桀者冬不为杠，夏不束柎，以观冻溺。弛牝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兢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天下归汤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汤得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华者，桀之所爱也，汤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汤事之以千金。内则有女华之阴，外则有曲逆之阳，阴阳之议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汤之阴谋也。”
  桓公曰：“轻重之数，国准之分，吾已得而闻之矣，请问用兵奈何？”管子对曰：“五战而至于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请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仲说：“商汤仅用七十里的‘薄’地，就兼并了桀的天下，其原因何在呢？”管仲回答说：“梁不许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桥，夏天在河里渡筏，以便观赏人们受冻和受淹的情况。他把雌虎放在市街上，以便观赏人们惊骇的情态。商汤则不是如此。收贮蔬菜和粮食，对饥饿的人给饭吃，对挨冻的人给衣穿，对贫困的人给予救济，天下百姓归附商场如流水，这就是夏架丧失天下的原因。”桓公说：“夏桀何以导致商汤达到这种目的呢？”管仲说：“女华，是桀所宠爱的妃子，汤用千金去贿赂她；曲逆，是桀所亲近的大臣，汤也用千金去贿赂他。内部有女华的暗中相助，外则有曲逆公开相助，暗地与公开计议相配合，而汤得成其为天子。这是商场的机密策略。”
  桓公说：“轻重的理财之法，国准的五种区别，我都已知道了，请问用兵怎么办？”管仲回答说：“经过五个方面的战斗就可以作用到军事上了。”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请在平衡供求上作战，在调节物价上作战，在物资流通上作战，在运用权术上作战，在利用形势上作战。这就是所谓经过五个方面的战斗就可以作用到军事上了。”桓公说：“好。”

  桓公欲赏死事之后，曰：“吾国者，衢处之国，馈食之都，虎狼之所栖也，今每战舆死扶伤，如孤，茶首之孙，仰倳戟之宝，吾无由与之，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吾国之豪家，迁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故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此吾国之豪也，故君请缟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迁封、食邑、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曰：‘城肥致冲，无委致围。天下有虑，齐独不与其谋？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请以平贾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釜鏂之数，不得为侈弇焉。困穷之民闻而籴之，釜鏂无止，远通不推。国粟之贾坐长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贫病，视独老穷而无子者；靡得相鬻而养之，勿使赴于沟浍之中，若此，则士争前战为颜行，不偷而为用，舆死扶伤，死者过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战而轻死，轻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想对死难者的后代进行抚恤，他说：“我们国家，是处在四面受敌地位的国家，是依靠国外输入粮食的国家，又是虎狼野兽栖息的山区。现在每次战争都有死伤。对于死难者的孤儿：那些白发老人的孙子，对靠丈夫当兵过活的寡妇，没有东西救济他们，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我们国家的豪门大族：那些升大官、有采邑囤积财物的人们，国君若控制这些人的财物，市场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控制就下降；若把这些人的财物掌握起来，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掌握就下降。因为当大官的、有采邑的、富商、蓄贾、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都是我们国家的富豪。所以，国君要穿上白布丧衣到官府去，召集那些功臣、世家、当大官的、有采邑的、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对他们说：‘城防不固容易被敌人攻破，没有粮食贮备容易被敌人围困，天下各国都如此，齐国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你们各位大夫凡存有粮食的都不可自由处理。要用平价向你们收购。’接着就定好合同。粮食数量，不许他们夸大或缩小。这样一来，缺粮无粮的百姓，都闻风而纷纷买粮，买多的、买少的，络绎不绝；远道的、近道的，不推而自来。国内粮价坐涨达四十倍。国君就可以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赈济孤儿寡妇，收养贫病之人，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使他们不至于卖身为奴而得到生活供养，也使他们不至于死于沟壑。这样，广大战士就会争先作战而勇往直前，不贪生惜命而为国效力，舆死扶伤，为国牺牲者可达到半数以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战士们并非好战而轻死，是轻重之术的作用使之如此的。”

  桓公曰：“皮、干、筋、角之征甚重。重籍于民而贵市之皮、干、筋、角，非为国之数也。”管子对曰：“请以令高杠柴池，使东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见。”桓公曰：“诺。”行事期年，而皮、干、筋、角之征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杠、池平之时，夫妻服簟，轻至百里，今高杠柴池，东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广泽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马之力所无因。牛马绝罢，而相继死其所者相望，皮、干、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马之贾必坐长而百倍。天下闻之，必离其牛马而归齐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马而损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说：“皮、干、筋、角四种兵器材料的征收太重了。由于重征于百姓而使市场上皮、干、筋、角的价格昂贵，这不是治国之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高桥深池，使行人站在桥东看不到桥西，站在桥南看不到桥北。”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皮、干、筋、角的征收减少一半。人民在这方面的负担也就减少了一半。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桥和池平坦的时候，夫妻两人拉着车子，可以轻松地走百里路。现在高架桥而深挖池，东西南北的行人互相看不到对方，一旦天下小雨，十个人的力量也不能推车上桥；洼地遇雨，十个人的力量也靠不住。除了利用牛马的力量别无其他方法。牛马骡被累坏了，而且不断死在路上，牛马的皮、干、筋、角白送都没有人要。牛马的价格也必然上涨百倍。天下各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势必象流水一样赶着牛马到齐国抛卖。所以，高架桥而深挖池，正是用来招引天下的牛马而减少人民这项负担的办法。诚如《道若秘》所说：‘重视财物的生产，不如重视财物的收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车多）者，而重籍于民，奉缮工，而使弓弩多匡（车多）者，其故何也？”管子对曰：“鹅骛之舍近，鹍鸡鹄（鸟包）之通远。鹄鹍之所在，君请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诺。”行事期年，而上无阙者，前无趋人。三月解（去勹），弓弩无匡（车多）者。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鹄鹍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泽之民闻之，越平而射远，非十钧之弩不能中鹍鸡鹄（鸟包）。彼十钧之弩，不得（上非下束）擏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医而弓弩无匡（车多）者，此何故也？以其家习其所也。”
  桓公说：“我们的弓弯很多扭曲不好用的。我们向百姓收取重税，养活工匠，而弓弩反多扭曲碍用，这个原因是什么？”管仲回答说：“鹅、鸭的窝巢很低，{昆鸟}鸡、天鹅和大鸨则飞行很高。对于射有天鹅、{昆鸟}鸡的人家，请君上您送上玉壁去聘请他们。”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上面的弓弩供应没有短缺不足，眼前也没有随处奔走的闲人了。三个月解开弓衣检查，弓弩也没有权曲不能用的了。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对于射有天鹅、鹃鸡的人家，您用玉壁礼聘，住在水草丰茂地方的百姓们知道以后，就都要越过平地去远方射猎。另外，没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就不能射中鹃鸡、天鹅和大钨。那些具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如不使用矫正弓身的“非木扌敬”，它本身是不会正的。所以，三个月解开弓衣而弓弩没有扭曲碍用的，其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做弓的人家都熟悉这项专业的缘故。”

  桓公曰：“寡人欲藉于室屋。”管子对曰：“不可，是毁成也。”“欲藉于万民。”管子曰：“不可，是隐情也。”“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不可，是杀生也。”“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则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对曰：“君请藉于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万民、室屋、六畜、树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对曰：“厌宜乘势，事之利得也；计议因权，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势，圣人乘幼，与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昔尧之五吏五官无所食，君请立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原鱼以为脯，鲵以为肴。若此，则泽鱼之正，伯倍异日，则无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谓设之以祈祥，推之以礼义也。然则自足，何求于民也？”
  桓公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毁坏房屋。”又说：“我想征人口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让人们抑制情欲。”又说：“我想要征收牲畜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宰杀幼畜。”又说：“我想征收树木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那么，我征收什么税才行呢。”管仲回答说：“请您向鬼神征税。”桓公很不高兴地说：“人口、房屋、牲畜、树木尚且不能征税，还能向鬼神征税么？”管仲回答说：“行事合宜而乘势，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大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桓公说：“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袍，君上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尧的五个功臣。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新谷为祭；用生鱼做成色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可以比从前增加百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就叫作举行了鬼神祭袍，又推行了礼义教化。既然自己满足了财政需要，何必再向百姓求索呢？”

  桓公曰：“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君请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为乐，则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大舟之都有深渊，垒十仞。令曰：‘能游者赐千金。’未能用金千，齐民之游水，不避吴越。”桓公终北举事于孤竹、离校。越人果至，隐曲蔷以水齐。管子有扶身之士五万人，以待战于曲菑，大败越人。此之谓水豫。
  桓公说：“天下各国，没有比越国再强的了。现在我想北伐孤竹、离枝，恐怕越国乘虚而至，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管仲回答说：“请君上阻住原山的流水，让大夫建筑游水大池，让人们跳水游水为乐。这样，越国还敢于乘虚而至么？”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三川、建圆形水池，还要修造能行大船的湖。这个行大船的湖应有深渊，深度达七十尺。然后下令说：‘能游者赏十金。’还没有用去千金，齐国人的游泳技术就不弱于吴越的人了。”桓公终于北伐孤竹和离枝。越国果然兵到，筑堤屯堵淄水的曲处淹灌齐国。但管仲有善于游泳的战士五万人，应战于淄水的曲处，大败越军。这叫作水战的预有所备。

  齐之北泽烧，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贺桓公曰：“吾田野辟，农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岁租税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万乘之国、千乘之国，不能无薪而炊。今北泽烧。莫之续，则是农夫得居装而卖其薪荛，一束十倍。则春有以倳耜，夏有以决芸。此租税所以九月而具也。”
  齐国的北部草泽发生大火，火光照射到齐国的朝堂之下。管仲祝贺桓公说：“我国的土地将得到开辟，农民也一定有百倍的财利可得了。”当年的租税果然在九月就交纳完毕，粮食的收成也好。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任何万乘之国或千乘之国，做饭都不能没有柴草。现在北部草泽起火，柴草无以为继，这样，农夫从容装车出卖薪柴，一捆柴草可以价高十倍。春天得以耕种土地，夏天得以除草耘苗。这就是租税能在九月交纳完毕的原因。”

  桓公忧北郭民之贫、召管子而问曰、“北郭者，尽屦缕之甿也，以唐园为本利，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请以令：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不得为唐园，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树葵菜，若此，则空闲有以相给资，则北郭之甿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园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桓公忧虑北郭百姓的贫苦生活，召见管仲询问说：“住在北郭的都是编织草鞋的贫民，又以种菜为主要收入来源，有办法帮助他们么？”管仲回答说：“请下令：有百钟存粮的富家不得做鞋，有千钟存粮的富家不得经营菜园，住在城郊三百步以内的家庭不得自种蔬菜。这样失业的人家就可以得到帮助，北郭的贫民就可以打开产品销路。他们的劳动成果和菜园收入，都将由此有十倍的大利。”

  管子曰：“阴王之国有三，而齐与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闻平？”管子对曰：“楚有汝、汉之黄金，而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阴王之国也。且楚之有黄金，中齐有蔷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沸火水为盐，正而积之。”桓公曰：“诺。”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召管子而问曰：“安用此盐而可？”管子对曰：“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若此，则盐必坐长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粜之梁、赵、宋、卫、濮阳，彼尽馈食之也。国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桓公曰：“诺。”乃以令使粜之，得成金万一千余斤。桓公召管子而问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对曰：“请以令使贺献、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长而百倍。运金之重以衡万物，尽归于君。故此所谓用若挹于河海，若输之给马。此阴王之业。”
  管仲说：“大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三个，齐国也在其内。”桓公说：“这话的涵义能说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楚国有汝河、汉水的黄金，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燕国也有辽东所产的盐。这当然是大地资源丰富的国家。不过楚国的拥有黄金，相当于齐国的拥有甾石，如果经营不好，运用不当，天下也是不以为贵的。若是我管夷吾拥有楚国的黄金，就可以使农民不耕而食，妇女不织而衣了。现今齐国既拥有渠展的盐产，就请君上您下令砍柴煮盐，然后由政府征收而积存起来。”桓公说：“好。”从十月开始征集，到次年正月，共有成盐三万六干钟。于是召见管仲询问说：“这些盐要怎样经营运用？”管仲回答说：“初春一到，农事即已开始，规定各大夫家里不得修坟、修屋、建台榭和砌墙垣。同时就规定北海沿岸的人们不得聚众雇人煮盐。这样，盐价一定要上涨十倍。”桓公说：“好。下一步如何行事？”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卖到梁、赵、宋、卫和淄阳等地。它们都是靠输入食盐过活的。国内无盐则人们浮肿，守卫自己国家，用盐特别重要。”桓公说：“好。”于是下令出卖，共得黄金一万一千多斤。桓公又召见管仲询问说：“如何用这些黄金呢？”管仲回答说：“请下令规定，凡朝贺献礼或交纳捐税的都必须使用黄金，金价将上涨百倍。运用黄金的高价收入，来折算收购各种物资，一切财富就全都归于君上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用财象从河海中取水一样丰富，又像不断地送来计算钱数的筹码一般。这就是大地资源丰富国家的事业。”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此给之。私爱之于民，若弟之与兄，子之与父也，然后可以通财交殷也，故请取君之游财，而邑里布积之。阳春，蚕桑且至，请以给其口食筐曲之强。若此，则絓丝之籍去分而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时制之：春日倳耜，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树麻，次日绝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时制之，臣给至于国都。善者乡因其轻重，守其委庐，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为天下王。”
  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的产品为交税而急于抛售，往往降价一半，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府供应他们。对百姓的爱护，能够像弟之与兄，子之与父的关系一样，然后就可以沟通财利，直接相互支援了。因此，再请君上拿出一部分余钱，把它分别存放在各个邑里。阳春，养蚕季节一到，就用这笔钱预借给百姓，作为他们买口粮、买养蚕工具的本钱。这样一来，国家对丝的征收也可以减少一半。如果这样做四方百姓还不来投奔我国，那就还要掌握好六个时机：春天的耕地时机，下一步的收麦时机，再其次的种芋时机，再其次的种麻时机，再其次的除草时机，最后是大雨季节将临、农田的锄草培土时机。抓好这六个时节的农贷，老百姓就将被贷款吸引到我们国都来了。善治国者，一向是利用轻重之术，掌握充足的钱物贮备，所以，事件发生不至于混乱。这而后，才可以成就天下的王业。”

  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故事再其本，则无卖其子者；事三其本，则衣食足；事四其本，则正籍给；事五其本，则远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是使奸涂不可独行，遗财不可包止。随之以法，则是下艾民。食三升，则乡有正食而盗；食二升，则里有正食而盗；食一升，则家有正食而盗。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卖其衣屦，农夫粜其五谷，三分贾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阜。持戈之士顾不见亲，家族失而不分，民走于中而士遁于外。此不待战而内败。”
  管仲说：“一个农民不耕田，人民就有可能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人民就有可能受冻。农事收益达到工本的两倍，农民就没有卖儿卖女的；三倍，则衣食充足；四倍，则赋税有保证；五倍，则余粮远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地安葬。农事收益若达不到工本两倍，君主又不停地征收苛捐杂税，那就路右盗贼，单人不敢走路，钱财不敢放在手里了。国家如果再用法律镇压，就等于暗中谋害百姓。五谷中只有三谷成熟，每个乡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二谷成熟，每个里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能收到一熟，每个家庭都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了。如果人们老是干着不够本钱的职业，吃着涨价四十倍的口粮，还想要他们不流离失所，是办不到的。加上君上早上下令征税，晚上就限令交齐，有钱人家拿得出来，穷苦人家只好变卖衣物，农民卖粮交税，仅能按十分之三的价钱出售。这就等于国君的朝廷命令一过头，财物就流失于天下了。国君对百姓的征敛没有止境，百姓无力应付，就只好逃亡而进入山林。战士见不到自己亲人，家庭破灭而不能各自存在。平民在国内流亡，而士人逃奔国外，这样，不用战争就会从内部垮台的。”

  管子曰：“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今君躬犁垦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亩之数，然而有饿馁于衢闾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故为人君不能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君虽强本趣耕，发草立币而无止，民犹若不足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今欲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不然，则世且并兼而无止，蓄余藏羡而不息，贫贱鳏寡独老不与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数乎？”管子对曰：“唯轻重之家为能散之耳，请以令轻重之家。”恒公曰：“诺。”东车五乘，迎癸乙于周下原。桓公问四因与癸乙、管子、宁戚相与四坐，桓公曰：“请间轻重之数。”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数欺诸侯者无权与。”管子差肩而问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车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邻国？”癸乙曰：“唯好心为可耳！夫好心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知万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夺于天下。夺于天下者，国之大贼也。”
  桓公曰，“请问好心万物之可因？”癸乙曰：“有余富无余乘者，责之卿诸侯；足其所，不赂其游者，责之令大夫。若此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能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为天下。故申之以号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归我若流水。此轻重之数也。”
  管仲说：“现今主持国家拥有土地治理人民的君主，要注重四时农事，保证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才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现在君上亲身示范犁田垦地，开发草土，是可以得到粮食的。人民的口粮，每人也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保证。然而大街小巷为什么还有挨饿受冻的人呢？这是因为粮食被人囤积起来了。现在君上铸造钱币，人民用来交易，每人也合有几百几十的数目。然而为什么还有卖儿卖女的呢？这是因为钱财被人积聚起来了。所以，作为人君，不能分散囤积的粮食，调节物价的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即使他加强农业，督促生产，无休止地开发荒地和铸造钱币，人民也还是要贫穷的。”
  桓公问管仲说：“现在我想调节物价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散开囤积的粮食，否则社会上将会无休止地兼并，不停息地积累，贫贱、鳏寡以及老而无子的人们就将生活无着了。那么，这种‘散’和‘分’都有什么办法呢？”管仲回答说：“只有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能解决这个分散的问题，请下令召见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好了。”桓公说：“好。”于是束车五乘，从周下原接来癸乙。桓公与癸乙、管仲、宁戚四人坐定。桓公说：“请问关于轻重之术？”癸乙说：“向人民征税过重，就失掉人民支持；对各国诸侯多次失信，就没有盟国追随。”管仲肩挨肩地问他说：“我不向人民征税，用什么供养军队？不向人民征税，靠什么抵御邻国入侵？”癸乙说：“只有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才行。弄空他们的积财则货物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货物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跌，物价下跌则万物可以利用了。懂得万物可以利用而不用，财货就流失到其他国家，流失到其他国家，是本国的大害。”
  桓公说：“请问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而使财货可以利用的做法。”癸乙回答说：“国内财货有余但战车不足，就责成卿和附庸诸侯提供出来。个人家资富足但不拿外事费用，就责成令和大夫提供出来。这样财货就可以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财货可以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降，物价下降则财货可以利用。所以，懂得三种调节措施依据同一政策的人，才能够主持天下，不懂就不能主持天下。所以要把这种措施用号令明确起来，配合以缓急合宜的步骤，天下百姓就会象流水般地归附于我们。这就是轻重之术。”

  桓公问于管子曰：“今倳戟十万，薪菜之靡日虚十里之衍；顿戟一噪，而靡币之用日去千金之积。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对曰：“粟贾平四十，则金贾四千。粟贾釜四十则钟四百也，十钟四千也，二十钟者为八千也。金贾四千，则二金中八千也。然则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一农之事乃中二金之财耳。故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贾。釜四百，则是钟四千也，十钟四万，二十钟者八万。金贾四千，则是十金四万也，二十金者为八万。故发号出令，曰一农之事有二十金之策。然则地非有广狭，国非有贫富也，通于发号出令，审于轻重之数然。”
  管子曰：“湩然击鼓，士愤怒；枪然击金，士帅然。策桐鼓从之，舆死扶伤，争进而无止。口满用，手满钱，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禄重赏之所使也。故轩冕立于朝，爵禄不随，臣不为忠；中军行战，委予之赏不随，士不死其列陈。然则是大臣执于朝，而列陈之士执于赏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禄重赏为然耳，故不远道里而能威绝域之民，不险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国，发若雷霆，动若风雨，独出独入，莫之能圉。”
  桓公问管仲说：“现在十万甲兵，每天烧柴与吃菜的消耗可以用掉十里平原的收入；一次战争，每天的费用可以用掉千金的积蓄。久而久之，怎样维持下去？”管仲回答说：“粮食的中等价格每釜四十钱，而金价为每斤四千钱。按粮价每釜四十钱计算，每钟才四百，二十钟才是八千钱。金价按每斤四千计算，两斤就是八千钱。这样，一个农民每年耕地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过二十钟，一个农民的耕作仅合两斤黄金的价值。粮贵黄金就贱，黄金贵粮食就贱，两者涨落刚好相反。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就是要提高粮食价格。如每釜提为四百，每钟就是四千钱，十钟四万，二十钟就是八万。金价每斤仍为四千，十斤才是四万，二十斤才八万。这样，君主一发号令，就能使一个农民一年的耕作有了二十斤黄金的收入。由此可见，国土不在广狭，国家不在贫富，关键在于善于发号施令和精通轻重之术。”
  管仲说：“咚咚击鼓，战士就愤怒前进；锵锵鸣金，战士就肃然而停。继续用战鼓驱动他们，则有的战死，有的受伤，不停地争相前进。他们战斗得口角流沫，手满伤痍，并不是重在报父母之仇，而是厚赏重禄使之如此的。所以君相在朝廷上，如果安排的爵禄跟不上，臣下就不肯尽忠；统帅在行军中，如果提供的奖赏跟不上，士卒就不肯死战。由此看来，大臣是被朝廷制约着，而打仗的战士是被奖赏制约着的。所以，要使作父亲的舍得出自己的儿子，作哥哥的舍得出自己的弟弟，作妻子的舍得让丈夫牺牲，唯有重禄重赏才可以做到。能够做到了，将士们就可以不怕远征，而威震边地的臣民；不怕险阻，而征服有险可守的国家；发兵像雷霆一样猛烈，动兵像风雨一样迅速，独出独入，任何力量都抵挡不住。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于天下而伤寡人，寡人之行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吴越不朝，珠象而以为币乎？发、朝鲜不朝，请文皮、�Ψ�而为币乎？。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故夫握而不见于手，含而不见于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吴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
  桓公说：“四夷不肯臣服，他们的叛逆政策怕会影响天下而使我受害，我们有办法解决么？”管仲回答说：“吴国和越国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发和朝鲜不来朝拜，就用他们的高贵皮张和皮服作为货币。北方的禺氏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玉壁作为货币。西方的昆仑虚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良玉美石作为货币。所以，那种拿在手里或含在口里看不见而价值于金的东西，是珍珠；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吴越就可以来臣服朝拜了。一张豹皮，是价值干金的；用它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发和朝鲜就可以来朝拜了。揣在怀里或挟在腋下都不显眼而价值干金的，是白玉，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禺氏就来臣服朝拜了。发替耳饰之类而能价值千金的东西，是良玉琳和美石琅汗，用它们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昆仑虚就来朝拜了。所以，对这些宝物若无人主持管理，对各地的经济事业若不去联系，远近各国不能互利，四夷也就不会前来朝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