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梦的《管子》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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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匡第十八
  齐僖公生公子诸儿、公子纠、公子小白。使鲍叔傅小白，鲍叔辞，称疾不出。管仲与召忽往见之，曰：“何故不出？”鲍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奠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贱臣傅小白也。贱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辞，无出，吾权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鲍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庙者，不让事，不广闲。将有国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齐国也，譬之犹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则必不立矣。吾观小白，必不为后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国人憎恶纠之母，以及纠之身，而怜小白之无母也。诸儿长而贱，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齐国者，非此二公子者，将无已也。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惕而有大虑，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下不幸降祸加殃于齐，纠虽得立，事将不济，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召忽曰：“百岁之后：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济，是吾义也。”管仲曰：“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鲍叔曰：“然则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则可。”鲍叔许诺。乃出奉令，邀傅小白。鲍叔谓管仲曰：“何行？”管仲曰；“为人臣者，不尽力于君则不亲信，不亲信则言不听，言不听则社稷不定。大事君者无二心。”鲍叔许诺。【侍奉君主】
  齐僖公生有公子诸儿、纠与小白。僖公委派鲍叔辅佐小白，鲍叔不愿干，称病不出。管仲和召忽去看望鲍叔，说：“为什么不出来干事呢？”鲍叔说：“先人讲过；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现在国君知道我不行，才让我辅佐小白，我是想不干了。”召忽说：“您若是坚决不干，就不要出来，我暂且保证说您要死了，就一定把您免掉。”鲍叔说：“您能这样做，哪还有不免我的道理呢？”管仲说：“不行。主持国家大事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不应该贪图空闲。将来继承君位的，还不知道是谁。您还是出来干吧。”召忽说：“不行。我们三人对齐国来说，好比鼎的三足，去其一，立不起来。我看小白一定当不上继承君位的人。”管仲说：“不对，全国人都厌恶公子纠的母亲，以至厌恶公子纠本人，而同情小白没有母亲。诸儿虽然居长，但品质卑贱，前途如何还说不定。看来统治齐国的，除了纠和小白两公子，将无人承担。小白的为人，没有小聪明，性急但有远虑，不是我管夷吾，无人理解小白。不幸上天降祸加灾于齐国，纠虽得立为君，也将一事无成，不是您鲍叔来安定国家，还有谁呢？”召忽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有违犯君命废弃我之所立，夺去纠的君位，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何况，参与了我们齐国的政务，接受君令而不改，奉我所立而不使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说：“我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纠个人而牺牲？我要为之牺牲的是：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只有这样，我才去死。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下来。我活对齐国有利，我死对齐国不利。”鲍叔说：“那么我应该怎么办？”管仲说：“您去接受命令就是了。”鲍叔许诺，便出来接受任命，辅佐小白。鲍叔问管仲说：“怎样作工作呢？”管仲说：“为人臣的，对君主不竭尽心力就不能得到亲信，君主不亲信则说话不灵，说话不灵则国家不能安定。总之，事奉君主不可存有二心。”鲍叔许诺了。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札秩如适。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襄公立后，绌无知，无知怒。公令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时而往，及瓜时而来。”期戍，公问不至，请代，不许，故二人因公孙无知以作乱。
  齐僖公的同母弟夷仲年生有公孙无知，得齐僖公的宠爱，衣服、礼数和世子一样待遇。僖公死后，因诸儿最长，立为国君，这就是齐襄公。齐襄公立后，废除无知的特殊地位，无知很恼怒。齐襄公曾派连称、管至父两人到葵丘去戊守，命令说：“瓜熟的时候派你们去，明年瓜熟的时候回来。”驻守了一周年，齐襄公的通知还不到，两人请求接替，襄公不允许。他们便依靠公孙无知起来造反。

  鲁桓公夫人文姜，齐女也。公将如齐，与夫人皆行。申俞谏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公不听，遂以文姜会齐侯于泺。文姜通于齐侯，桓公闻，责文姜。文姜告齐侯，齐侯怒，飨公，使公子彭生乘鲁侯胁之，公薨于车。竖曼曰：“贤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长虑，身得免焉。今彭生二于君，无尽言。而谀行以戏我君，使我君失亲戚之礼命，又力成吾君之祸，以构二国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祸理属焉。夫君以怒遂祸，不畏恶亲闻容，昏生无丑也。岂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鲁若有诛，必以彭生为说。”二月，鲁人告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死，请以彭生除之。”齐人为杀彭生，以谢于鲁。五月，襄公田于贝丘、见豕彘。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下，伤足亡屦。反，诛屦于徒人费，不得也，鞭之见血。费走而出，遇贼于门，胁而束之，费袒而示之背，贼信之，使费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孟阳代君寝于床，贼杀之。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杀公，而立公孙无知也。【失道生祸患】
  鲁桓公的夫人文姜，是齐国的姑娘。鲁桓公将去齐国，准备与夫人同行。申俞谏止说：“这不好。女有夫家，男有妻室，双方不相混乱，这是一种礼。”鲁桓公不听，还是带着文姜与齐侯在烁水之地相会。文姜私通于齐侯，鲁桓公知道了，责备文姜。文姜告诉了齐侯，齐侯发怒，在宴请桓公的时候，使公子彭生扶之上车拉断其肋骨，鲁桓公死在车上了。齐国大夫竖曼说：“贤者死于忠诚以消除人的疑惑，百姓就安定了；智者深究事理而考虑长远，自身就免祸了。彭生作为公子，仅次于国君，不忠谏而阿谈逢迎以戏弄国君，使国君失了亲戚之礼；现在又为国君闯了大祸，使两国结怨，彭生岂能免罪呢？祸败原因，归于彭生。君上您因怒而造祸，不顾交恶于亲戚之国，宽容了昏恶的彭生，就是无耻。那就不仅彭生一个人所能了事的了。鲁国若兴兵问罪，也一定用彭生作理由。”二月，鲁国果然通知齐国说：“我们的国君由于敬畏您的威望，不敢耽在家里，而到齐国修好。完成了外交之礼但没有生还，无所归咎，请用彭生来解除这个怨恨。”齐国于是就杀了彭生，以谢罪于鲁国。五月，齐襄公在贝丘打猎，见到一只野猪。侍从们说：“这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发怒说：“彭生怎么敢来见我？”用箭射它，这只野猪像人一样站着英叫起来。襄公害怕，从车上掉下来，伤了脚又丢了鞋。回来向一个名叫费的侍从人员要鞋，没有找到，用鞭子打费血。费跑出来，在大门遇到造反的叛贼，被捆绑起来。费脱掉衣服让他们看打伤的背，叛贼相信了他，让费进去捉齐襄公。费把齐襄公藏了起来而再出，与叛贼战死在门里。石之纷如也死在阶下。孟阳冒充齐襄公躺在他的床上，叛贼把他杀死以后说：“不是国君，相貌不像。”这时忽然在门下面发现齐襄公的脚，于是杀了齐襄公而拥立公孙无知为国君。

  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jǔ），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九年，公孙无知虐于雍廪，雍廪杀无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鲁人伐齐，纳公子纠。战于乾时，管仲射桓公中钩，鲁师败绩，桓公贱位。于是劫鲁，使鲁杀公子纠。桓公问于鲍叔曰：“将何以定社稷？”鲍叔曰：“得管仲与召忽，则社稷定矣。”公曰：“夷吾与召忽，吾贼也。”鲍叔乃告公其故图。公曰：“然则可得乎？”鲍叔曰：“若亟召，则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鲁施伯知夷吾为人之有慧也，其谋必将令鲁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则彼知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也，必将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将受鲁之政乎？其否也？”鲍叔对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纠也，为欲定齐国之社稷也，今受鲁之政，是弱齐也。夷吾之事君无二心，虽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于我也，曾若是乎？”鲍叔对曰：“非为君也，为先君也。其于君不如亲纠也，纠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齐之社稷，则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鲍叔曰：“夫施伯之为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杀也。”公曰：“诺。”施伯进对鲁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济，今在鲁，君其致鲁之政焉。若受之，则齐可弱也；若不受，则杀之。杀之，以悦于齐也，与同怒，尚贤于已。”君曰：“诺。”鲁未及致政，而齐之使至，曰：“夷吾与召忽也，寡人之贼也，今在鲁，寡人愿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与寡人贼比也。”鲁君问施伯，施伯曰：“君与之。臣闻齐君惕而亟骄，虽得贤，庸必能用之乎？及齐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济也。夫管仲天下之大圣也，今彼反齐、天下皆乡之，岂独鲁乎！今若杀之，此鲍叔之友也，鲍叔因此以作难，君必不能待也，不如与之。”鲁君乃遂束缚管仲与召忽。管仲谓召忽曰：“子惧乎？”召忽曰：“何惧乎？吾不蚤死，将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齐之左，必令忽相齐之右。虽然，杀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为生臣，忽为死臣。忽也知得万乘之政而死，公子纠可谓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诸侯，公子纠可谓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两立，行不虚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齐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闻之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生死之间】
  鲍叔牙事奉公子小白逃奔到莒国，管夷吾和召忽事奉公子纠逃奔到鲁国。鲁庄公九年，齐国的公孙无知因为虐待雍凛，雍凛杀了公孙无知。齐桓公从苔地先回到齐国。鲁国这时也动兵伐齐，要纳公子纠为君，双方在乾时那地方作战，管仲箭射桓公，仅中带钩。鲁军打了败仗，齐桓公即位为君了。于是齐国要胁鲁国，要鲁国杀公子纠。齐桓公问鲍叔说：“将怎样安定国家？”鲍叔说：“得到管仲和召忽，国家就安定了。”齐桓公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仇人呵。”鲍叔便把他们三人从前的谋划告诉了桓公。桓公说：“那么，能得到他们么？”鲍叔说：“要快快召回，就能得到，不快就得不到。因为鲁国的施伯知道管仲的才干，他会献计让鲁国把大政交给管仲。管仲如果接受，鲁国就知道如何削弱齐国了；管仲如不接受，鲁国知道他将回齐国，就一定把他杀掉。”齐桓公说：“那么，管仲将接受鲁国政务么？还是不肯接受呢？”鲍叔回答：“不会接受。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安定齐国，若接受鲁国政务，就是削弱齐国了。管仲对齐国没有二心，虽明知要死，也肯定不会接受的。”齐桓公说：“他对于我，也肯这样么？”鲍叔回答说；“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齐国先代的君主。他对您当然不如对公子纠更亲，对公子纠他都不肯死难，何况您呢？您若想安定齐国，就快把他接回来。”齐桓公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鲍叔说：“施伯的为人，聪敏然而怕事，您若及早去要，他害怕得罪齐国，一定不会杀的。”桓公说；“好。”鲁君施伯果然去对鲁君说： “管仲是有智谋的，只是事业未成，现在鲁国，您应把鲁国大政委托给他。他若接受，就可以削弱齐国；若不接受，就杀掉他。杀他来向齐国讨好，表示与齐同怒，比不杀更友好。”鲁君说：“好。”鲁国还未及任用管仲从政，齐桓公的使臣就到了，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叛贼，现在鲁国，我想要活着得到他们。如得不到，那就是鲁君您和我的叛贼站在一起了。”鲁国问施伯，施伯说：“您可以交还给他。我听说齐君性急而极为骄傲，虽得贤才，就一定能使用么？如果齐君真的使用了，管子的事业就成了。管仲是天下的圣人，现在回齐国执政，天下都将归顺他，岂独鲁国！现在若杀了他，他可是鲍叔的好友，鲍叔借此与鲁国作对，您一定受不了，还不如交还齐国。”鲁君便把管仲、召忽捆起来准备起行。管仲对召忽说：“您害怕么？”召忽说：“怕什么？我不早死，是等待国家平定。现在既然平定了，让您当齐国的左相，也一定让我当齐国的右相。但是，杀我君而用我身，是再一次对我的侮辱。您作生臣，我作死臣好了。我召忽既已明知将得万乘大国的政务而自死，公子纠可说有死事的忠臣了。您活着称霸诸侯，公子纠可说有生臣了。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生名与死名不能兼顾，德行也不能虚得。您努力吧，死生在我们两人是各尽其分了。”于是上路而行，一进入齐境，召忽就自则而死了。管仲也便回到齐国。君子们听到都说：“召忽的死，比活着更贤；管仲的生，比殉死更贤。”

  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hōng），公子纠践位。国人召小白。鲍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强武，虽国人召我，我犹不得入也。”鲍叔曰：“管仲得行其知于国，国可谓乱乎？召忽强武，岂能独图我哉？”小白曰：“夫虽不得行其知，岂且不有焉乎？召忽虽不得众，其及岂不足以图我哉？”鲍叔对曰：“夫国之乱也，智人不得作内事，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国乃可图也。”乃命车驾，鲍叔御小白乘而出于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试也。”乃将下，鲍叔履其足曰：“事之济也，在此时；事若不济，老臣死之，公于犹之免也。”乃行。至于邑郊，鲍叔令车二十乘先，十乘后。鲍叔乃告小白曰：“夫国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济也，老臣是以塞道。“鲍叔乃誓曰：“事之济也，听我令；事之不济也，免公子者为上，死者为下，吾以五乘之实距路。”鲍叔乃为前驱，遂入国，逐公子纠。管仲射小自，中钩。管仲与公子纠、召忽遂走鲁。桓公践位，鲁伐齐，纳公子纠而不能。
  另有一种说法是：齐襄公即位第二年，驱逐小白，小白逃入莒国。襄公在位十二年而死，公子纠即位。国人召小白回国。鲍叔说：“还不回去么？”小白说：“不行。管仲有智，召忽强武，尽管国人召我，我也是进不去的。”鲍叔说：“如果管仲的智谋确实发挥出来了，齐国为什么还会乱？召忽虽然强武，岂能单独对付我们呢？”小白说：“管仲虽然不得行其智，但毕竟不是没有智；召忽虽不得国人支持，他的党羽还是可以图害我们的。”鲍叔回答说：“国家一乱，智者无法搞好内政，朋友无法搞好团结，国家是可以夺到手的。”于是命令车驾出发，鲍叔赶车，小白乘坐而离开苔国。小白说：“管仲和召忽两人是奉君令行事的，我还是不可冒险。”说着就要下车。鲍叔用靴子挡住小白的脚说：“事如成功，就在此时；事如不成，就由我牺牲生命，您还是可以不死的。”于是继续前进。到了城郊，鲍叔命令二十辆兵车在前，十辆在后。鲍叔对小白说：“他们怀疑我们这些从人，但并不认识我。如果事情不成，我便在前面阻塞道路。”接着鲍叔对众宣誓说：“事情成功，都听我的命令；事情如果不成，能使公子免祸者为上，死者为下，我用五辆兵车的车徒器械拦路。”于是，鲍叔充当前驱，就进入齐国，驱逐了公子纠，管仲箭射小白，仅中带钩。管仲与公子纠、召忽就逃往鲁国去了。齐桓公即位以后，鲁国曾攻伐齐国，想立公子纠而没有办到。

  桓公二年践位，召管仲。管仲至，公问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曰：“不能。”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异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诸侯之间无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公曰：“诺。”政未能有行也。【军民】
  桓公元年，召见管仲，管仲到后，桓公问：“国家能够安定么？”管仲回答说：“您能建立霸业，国家就能安定；建立不了霸业，国家就不能安定。”桓公说：“我不敢有那么大的雄心，只求国家安定就成了。”管仲再请，桓公还说：“不能。”管仲向桓公告辞说：“君免我于死，是我的幸运。但是我之所以不死于公子纠，是为了要把国家真正安定下来。国家不真正安定，要我掌握齐国政事而不死节于公子纠，我是不敢接受的。”于是走出，到大门，桓公又召管仲回来。管仲回来后，桓公流着汗说：“你一定要坚持，那就勉力图霸吧。管仲再拜稽首起来以后说：“今天您同意完成霸业，我就可以秉承君命立于相位了。”于是便发布命令使五官开始办理政事。过了一些时候，桓公对管仲说：“我想乘此诸侯间没有战事的时候，稍微加强一下军备。”管仲说：“不行。百姓生活困难，您应该先亲百姓而收敛军备，与其厚于军队，不如厚于人民。齐国的国家尚未安定，您不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而先扩充军备，那就将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百姓。”桓公说：“好。”这件政事没有能够实行。

  二年，桓公弥乱，又告管仲曰：“欲缮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听，果为兵。桓公与宋夫人饮船中。夫人荡船而惧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闻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公不听，果伐宋。诸侯兴兵而救宋，大败齐师。公怒，归告管仲曰：“请修兵革。吾士不练，吾兵不实，诸侯故敢救吾仇。内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齐国危矣。内夺民用，士劝于勇，外乱之本也。外犯诸侯，民多怨也。为义之士，不入齐国，安得无危？”鲍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听，乃令四封之内修兵。关市之征侈之，公乃遂用以勇授禄。鲍叔谓管仲曰：“异日者，公许子霸，今国弥乱，子将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诲，姑少胥其自及也。”鲍叔曰：“比其自及也，国无阙亡乎？”管仲曰：“未也。国中之政，夷吾尚微为焉，”乱乎尚可以待。外诸侯之佐，既无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争禄相刺，裚领而刎颈者不绝。鲍叔谓管仲曰：“国死者众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诸侯之为义者莫肯入齐，齐之为义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爱之？”【政战忠奸】
  桓公二年，国愈乱，又对管仲说：“我想加强军备。”管仲又说：“不行。”桓公不听，果然修治军备。桓公曾与宋夫人在船中饮酒，宋夫人摇荡船只吓唬桓公。桓公发怒，休了宋夫人，宋国则把宋夫人再嫁给蔡侯。第二年，桓公怒对管仲说：“我想伐宋。”管仲说：“不可以，我认为内政不修，对外用兵不会成功。”桓公不听，果然起兵伐宋。各诸侯兴兵救宋，把齐军打得大败。桓公发怒了，回来对管仲说；“请你加强军备。我的战士没有训练，兵力又不充实，所以各国诸侯敢救我们的敌国。必须在国内加强军备！”管仲说：“不可以，这样齐国就危险了。国内夺取民用，鼓励兵士打仗，这是乱国的根源。国外侵犯诸侯，各国人民多怨。行义之士，不肯到齐国来，国家还能没有危险？”鲍叔也说：“您一定要听纳夷吾的意见。”桓公不听，命令全部封地之内加强军备。增加了关税和市场税，桓公便用来按作战勇敢颁发禄赏。鲍叔对管仲说：“从前，桓公曾同意您兴举霸业，现在国家愈乱，您将怎么办？”管仲说：“我们的国君性急，其见解多有悔改，姑且等他自己觉悟吧。”鲍叔说：“等他自己觉悟，国家不就受损失了么？”管仲说：“不会。国家政事，我还在暗中办理着，混乱一些还有时间挽救。国外诸侯的大臣，既没有赶得上我们二人的，便无人敢来侵犯我国。”到下一年，朝廷里争夺禄位，互相残杀，折颈断头的事不断发生。鲍叔对管仲说：“国家死的人多了，这不是坏事么？”管仲说：“怎么能是？那些人都是贪民，我所忧虑的，各诸候国的义士不肯入齐，齐国的义士不肯作官。这才是我的忧患所在。象那样一些死者，我何必加以爱惜？”

  公又内修兵。三年，桓公将伐鲁，曰：“鲁与寡人近，于是其救宋也疾，寡人且诛焉。”管仲曰：“不可。臣闻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忌于辱，不辅其过，则社稷安。勤于兵，忌于辱，辅其过，则社稷危。”公不听。兴师伐鲁，造于长勺。鲁庄公兴师逆之，大败之。桓公曰：“吾兵犹尚少，吾参围之，安能圉（yǔ）我！”
  桓公又在国内加强军备。桓公三年，桓公将伐鲁国，说：“鲁国同我本来接近，所以他出兵救宋也快，我要讨伐他。”管仲说：“不可以。我听说有土之君，不勤于战争，不忌恨小辱，不重复过错，国家就能安定；勤于战争，忌恨小辱，重复过错，国家就是要危险的。”桓公不听，兴兵伐鲁，兵到了长勺。鲁庄公出兵抵抗，大败齐军。桓公说：“我的兵还是太少，我若以三倍的兵力包围它，它还怎能阻挡我？”

  四年，修兵，同甲十万，车五千乘。谓管仲曰：“吾士既练，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鲁。”管仲喟然叹曰：“齐国危矣。君不竞于德而竞于兵。天下之国带甲十万者不鲜矣，吾欲发小兵以服大兵。内失吾众，诸侯设备，吾人设诈，国欲无危，得已乎？”公不听，果伐鲁。鲁不敢战，去国五十里而为之关。鲁请比于关内，以从于齐，齐亦毋复侵鲁。桓公许诺。鲁人请盟曰：“鲁小国也，固不带剑，今而带剑，是交兵闻于诸侯，君不如已。请去兵。”桓公曰：“诺。”乃令从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诸侯加忌于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鲁君，诸侯又加贪于君，后有事，小国弥坚，大国设备，非齐国之利也。”桓公不听。管仲又谏曰：“君必不去鲁，胡不用兵？曹刿之为人也，坚强以忌，不可以约取也。”桓公不听，果与之遇。庄公自怀剑，曹刿亦怀剑，践坛，庄公抽剑其怀曰：“鲁之境去国五十里，亦无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走君，曹刿抽剑当两阶之间，曰：“二君将改图，无有进者！”管仲曰：“君与地，以汶为竟。”桓公许诺，以汶为竟而归。桓公归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自圉，辟人，以过，弭（mǐ）师。
  四年，桓公继续修治军备，齐整的甲士有十万人，兵车有五千乘。桓公对管仲说：“我的战士已经训练，军队已经增多，我要征服鲁国了。”管仲深深叹惜说：“齐国危险了，因为您不努力于德政而努力于甲兵。天下各国拥兵十万的不少，我们要发动小的兵力征服大的兵力，国内脱离民众，国外诸侯戒备，我们自己也只好行诈，国家想不危险能办到么？”桓公不听，果然伐鲁。鲁国不敢迎战，只在离国都五十里处，设关防守。鲁国请求以关内侯的依次，服从齐国，要求齐国也不再侵略鲁国。桓公许诺了。鲁国约请会盟说：“鲁是小国，当然不带兵器，若带兵器开会，就是以战争状态传闻于各国诸侯，您还不如作罢。这次会盟请都免带兵器。”桓公说：“可以。”使命令随员不带兵器。管仲说：“不行。各诸侯国对您都很忌恨，您还是就此告退为好。您真的借盟会削弱了鲁国，各诸侯国又会把‘贪’名加在您头上，以后的事，小国愈加顽抗，大国也组织防备，对齐国都不利。”桓公不听。管仲又谏止说：“您切不可去。鲁国人怎么能不带兵器？曹判的为人，坚强而狠毒，不是能用盟约来解决问题的。”桓公不听，果然与鲁国相会。鲁庄公怀中带剑，曹判也怀中带剑。上台后，庄公从怀里抽出剑来说：“鲁国边境，离国都只五十里了，也不过一死而已。”左手举剑对着桓公、右手比着自己说：“一同死了吧，我死在您的面前。”管仲跑向桓公，曹判抽举剑站在两个台阶之间说：“两位国君将改变原来计划，谁也不可进前。”管仲说：“君上请把土地归还给鲁国，以汶水为界好了。”桓公许诺了，确定以汶水为界而回国。桓公这次回来便努力整顿政治而不再增加军备，自守边境，不过问他人，停止过激行动并息兵罢战了。

  五年，宋伐杞。桓公谓管仲与鲍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无若诸侯何？夫杞，明王之后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对曰：“不可。臣闻内政之不修，外举义不信。君将外举义，以行先之，则诸侯可令附。”桓公曰：“于此不救，后无以伐宋。”管仲曰：“诸侯之君，不贪于土。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则多诈。夫诈密而后动者胜，诈则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则乱，内动则危于身。是以古之人闻先王之道者，不竞于兵。”桓公曰：“然则奚若？”管仲对曰：“以臣则不而，令人以重市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桓公问鲍叔曰：“奚若？”鲍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孙宿使于宋。宋不听，果伐杞。桓公筑缘陵以封之，予车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于齐，桓公筑夷仪以封之，予车百乘，卒干人。明年，狄人伐卫，卫君出致于虚，桓公且封之，隰朋、宾胥无谏曰：“不可。三国所以亡者，绝以小。今君封亡国，国尽若何？”桓公问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实。君其行也。”公又间鲍叔，鲍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筑楚丘以封之，与车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卫，明年，桓公问管仲：将何行？管仲对曰：“公内修政而劝民，可以信于诸侯矣。”君许诺。乃轻税，弛关市之征，为赋禄之制，既已，管仲又请曰：“问病。臣愿赏而无罚，五年，诸侯可令傅。”公曰，“诺。”既行之，管仲又请曰：“诸侯之礼，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齐以马往，小侯以犬报。”桓公许诺，行之。管仲又请赏于国以及诸侯，君曰：“诺。”行之。管仲赏于国中，君赏于诸侯。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币贺之；从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贺之；凡诸侯之臣有谏其君而善者，以玺问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聪明捷给，可令为东国。宾胥无坚强以良，可以为西士。卫国之教，危傅以利。公子开方之为人也，慧以给，不能久而乐始，可游于卫。鲁邑之教，好迩而训于礼。季友之为人也，恭以精，博于粮，多小信，可游于鲁。楚国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博于教，而文巧于辞，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游于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则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诺。”乃游公子开方于卫，游季友于鲁，游蒙孙于楚。五年，诸侯附。
  桓公五年，宋国伐记国。桓公对管仲和鲍叔说：“宋，本来是我要讨伐的，无奈各国诸侯要救他。杞国是伟大君主的后代。目前宋国伐他，我想去救，能行么？”管仲说：“不行。我认为自己内政不修，向外举兵行义就无人信服。您现在将要对外举兵行义，以实行先外后内的办法，对各国诸侯来说可以使之亲附么？”桓公说：“此时不救，以后将没有理由伐宋了。”管仲说：“一个诸侯国的君主，不应该贪得土地，贪地必然勤于动兵，勤动兵必然困乏人民，人民困乏则君主只好多行欺诈了。欺诈如行得机密而后动兵，是可以打胜敌人的；但对民行诈就不能取得人民信任。不信于民则必然动乱，国内一动乱则危及自身。所以古人懂得先王之道的，总是不在军事上互相竞争。”桓公说：“那么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依我之见，不如派人以重礼去宋国交涉，交涉不成，您就收留杞君并加封赐。”桓公问鲍叔说：“怎么样？鲍叔说；“您可按夷吾的意见行事。”桓公便派遣曹孙宿出使宋国。宋国不听，果然伐杞。桓公便修筑缘陵之城封赐给记君，还送予兵车百乘，甲士千人。翌年，狄国伐邢，邢国国君逃到齐国，桓公又修筑夷仪之城封赐邢君，也送兵车百乘，甲士干人。再一年，狄国伐卫，卫国国君逃到虚地，桓公还准备加以封赐。隰（xí）朋、宾胥无两人谏止说：“不行。三个国家之所以亡，只因为小。现在您只求封赐亡国，国土用尽怎么办？”桓公问管仲说：“怎么样？”管仲说：“您有了行义之名，便可赢得实际好处。您还应该照样干下去。”桓公又问鲍叔，鲍叔说：“您可按夷吾的意见行事。”桓公便修筑楚丘之城进行封赐，送予兵车五百乘，甲士五干人。封赐了卫国以后，过一年，桓公问管仲还应做什么事情，管仲回答说：“您在国内修明政治而劝勉人民，就可以取信于各国诸侯了。”桓公同意。于是减轻赋税，放宽关卡市场的征税，建立赋税与禄赏制度。实行了这些以后，管仲又请求说：“要实行间病制度。我希望对国内外有赏而无罚，行之五年，便可使各国诸侯亲附。”桓公说：“好。”实行以后，管仲又请求说：“在与各诸侯国的礼问当中，我们齐国以豹皮送给小国，让小国以鹿皮回报；我们齐国以马送给小国，让小国以狗回报。”桓公也同意并实行了。管仲又请求在国内外实行奖赏措施。桓公说“好”。也实行了。管仲负责在国中行赏，桓公则对各国诸侯行赏。凡诸侯国的君主有做好事情的，就以重礼祝贺他；国内列士以下有做好事情的，就送衣裳祝贺他；凡各诸侯国的大臣有谏诤君主而意见正确的，就送玺去慰问他，以赞许他的意见正确。桓公实行了这些措施以后，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说：“隰朋聪明敏捷，可任命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宾胥无坚强而纯良，可任命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卫国的政教，诡薄而好利。公子开方的为人，聪慧而敏捷，不能持久而喜欢创始，可以出使卫国。鲁国的政教，好六艺而守礼。季友的为人，恭谨而精纯，搏闻而知礼，多行小信，可以出使鲁国。楚国的政教，机巧文饰而好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这个人，博于政教而巧于辞令，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以出使楚国。小国诸侯既已服从，大国诸侯既已亲附，能做到这一步，就可以开始向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说：“好。”于是派遣公子开方到卫国，派遣季友到鲁国，派遣蒙孙到楚国出使。五年，各国诸侯都亲附了。

  狄人伐，桓公告诸侯曰：“请救伐。诸侯许诺，大侯车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车百乘，卒于人。”诸侯皆许诺。齐车千乘，卒先致缘陵，战于后。故败狄。其车甲与货，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县分之，不践其国。北州侯莫来，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曰：“狄为无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国；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听天子令，下无礼诸侯，寡人请诛于北州之侯。”诸侯许诺。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fú）之山，斩孤竹，遇山戎，顾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对曰：“君教诸侯为民聚食，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发。如此，则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余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齐，齐助之发。既行之，公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对曰：“君会其君臣父子，则可以加政矣。”公曰：“会之道奈何？”曰：“诸侯毋专立妾以为妻，毋专杀大臣，无国劳毋专予禄；士庶人毋专弃妻，毋曲堤，毋贮粟，毋禁材。行此卒岁，则始可以罚矣。”君乃布之于诸侯，诸侯许诺，受而行之。卒岁，吴人伐谷，桓公告诸侯未遍，诸侯之师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车千乘会诸侯于竟，都师未至，吴人逃。诸侯皆罢。桓公归，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从今以往二年，嫡子不闻孝，不闻爱其弟，不闻敬老国良，三者无一焉，可诛也。诸侯之臣及国事，三年不闻善，可罚也。君有过，大夫不谏；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进，可罚也。士庶人闻之吏贤、孝、悌，可赏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请事，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飨国四十有二年。
  狄国又在搞军事征伐，桓公通告各国诸侯说：“请出兵救助被伐的国家。如各国诸侯同意，大国出兵车二百乘，士卒二千；小国出兵车百乘，士卒一千。”各国诸侯都许诺了。齐国出了一千乘兵车，士卒提前到了缘陵，但会战则在全体都到达以后。所以打败了狄军。狄国的车甲与物资，由各小诸侯国受领；大诸侯国就近的，分得狄国的县，但不许践踏它的都城。北州诸侯没有到，桓公在召陵遇到南州诸侯说：“狄国无道，违犯天子之命而擅自征伐小国，我们由于天子的原故，敬顺天命，而下令援救被伐之国。但北州之侯不到，上不听天子之令，下无礼于各诸侯，我提请大家惩罚北州之侯。”各诸侯都同意。桓公于是北伐令支国，打下凫之山，取孤竹国，拦阻山戎。看着管仲发问说：“还要做些什么？”管仲回答说：“您可教各诸侯国为人民积聚粮食，至于各诸侯国的军备不足，您就发兵相助。这样，就可以对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便告示各诸候国，一定要备足三年的民食，用余力修治军队，军备不足，就把情况报告齐国，齐国发兵相助。这件事办了以后，桓公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回答说：“您考察他们君臣父子的关系，就可以施加政令了。”桓公问： “考察的办法如何？”回答说：“诸侯们不准擅自立妾为妻，不准擅自诛杀大臣，没有为国立功不准擅加禄赏。士与庶人不准擅自弃绝妻室，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囤集粮食，不准乱取山泽的木材。行之一年，不服从的，就可以给予处罚。”桓公便把这些公布于诸侯，各国诸侯都同意，接受而实行。行一年，吴国征伐齐国的谷城，桓公并没有普遍通告诸候，而各诸候国的军队都全部赶到，等待桓公。桓公以兵车干乘在国境接会诸侯；齐国的军队还没有开到，吴兵就逃出了。各诸侯国也同时罢兵。桓公回来问管仲说：“还做什么事情？”管仲说；“可以对各国诸侯施加政令了。”还说：“从今以后二年中，诸侯的世子不孝父母，不友爱兄弟，不敬国之良臣，三者无一，可以诛伐。诸侯的大臣办理国事，三年不闻有善政，可以处罚。国君有过，大夫不谏止，士庶人有好的表现，大夫不举荐，可以处罚。士庶人等，在官吏的了解中，“贤而孝悌的，可以赏赐。”桓公接受并实行了这些建议，邻近齐国的诸侯没有不请求事奉的，有兵车的集会有六次，和平友好的乘车集会有三次，享国达四十二年。

  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
  桓公即位十九年，放宽了关、市的征税，只取五十分之一的税收。收农赋用粮食数量计算，按土地肥瘠分别征收。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成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年景饥荒情况缓解后再收。
  桓公使鲍叔识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识不仕与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识工贾之有善者，国子为李，隰朋为东国，宾胥无为西土，弗郑为宅。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从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客与有司别契，至国八契费。义数而不当，有罪。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贵人子欲通，吏不通，二日，囚。凡具吏进诸侯士而有善，观其能之大小以为之赏，有过无罪。令鲍叔进大夫，劝国家，得之成而不悔，为上举。从政治为次。野为原，又多不发，起讼不骄，次之。劝国家，得之成而悔；从政虽治而不能，野原又多发；起讼骄，行此三者为下。令晏子进贵人之子，出不仕，处不华，而友有少长，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士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耕者农农用力，应于父兄，事贤多，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令高子进工贾，应于父兄，筝长养老，承事敬，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者，为次；得一者，为下。令国子以情断狱。三大夫既已选举，使县行之。管仲进而举言，上而见之于君，以卒年君举。管仲告鲍叔曰：“劝国家，不得成而悔，从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发，讼骄，凡三者，有罪元赦。”告晏子曰：“贵人子处华，下交，好饮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不敬老而营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耕者出入不应于父兄，用力不农，不事贤，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告国子曰：“工贾出入不应父兄，承事不敬，而违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于父兄无过，州里称之，吏进之，君用之。有善无赏，有过无罚。吏不进，廉意。于父兄无过，于州里莫称，吏进之，君用之。善，为上赏；不善，吏有罚。”君谓国子：“凡贵贱之义，入与父俱，出与师俱，上与君俱。凡三者，遇贼不死，不知贼，则无赦。断狱，情与义易，义与禄易，易禄可无敛，有可无赦。”
  桓公委派鲍叔考察官吏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曼子考察非官吏和种田者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高子考察工匠和商人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国子管理讼狱，隔朋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宾胥无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弗郑管理住宅。凡是当官的住进宫庭，不当官与种田的住近城门，工匠与商人住近市场。每三十里路设置驿站，贮备一些食品，立官管理。凡诸侯各国与齐国交涉办事，对从行官吏，派一个人用车替他负载行装；若是住宿，派人替他喂马并以所备食品招待。来客与管理者各执契券，客至本国要交契费。待客礼仪与收费数目如有不当，管理者有罪。凡庶人要与本乡交涉办事，官吏扣压不办者，过七天要处以囚禁。士有事要向上交涉，官吏扣压者，过五天要处以囚禁。贵人之子要向上交涉办事，官吏扣压者，过三天就要囚禁。凡县吏引荐其他诸侯国来到齐国做事的士人，引荐得好，看所荐对象能力的大小，给予赏赐。引荐有过，不予罪罚。派鲍叔管理大夫的选拔，对于劝勉国事，有功无过的，举为上等。从政，治绩属第二位；田野土地又多不荒废，办案严肃不骄的，属于其次。劝勉国事，有功而亦有过；从政，虽有治绩而无能力，野原又多荒废，办案骄傲轻忽，行此三者，属于下等。派曼子管理贵人之子的选拔，对于外出不邪僻，居处不奢华，能友爱青年和长辈的，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属于其次；具备一条的，属于下等。士，立身谦恭，敬重老人、官长，交游不失礼节，行此三者，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属于其次；具有一条，属于下等。种田者，非常出力，顺于父兄，而且多服其劳，有此三者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具有一条，属于下等。派高子管理工匠、商人的选拔，顺于父兄，事长养老，接受任务能严肃对待，有此三条，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只有一条，属于下等。还委派国子按情节判断刑狱。三位大夫的选拔举荐工作做完以后，命令县去执行。管仲要进一步与被选拔举荐的人谈话，然后上报与国君见面，终年如此，由国君举用。管仲告知鲍叔说：“劝勉国事，无功而有过；为政无治绩而无能力，野原又多荒废，办案骄傲轻忽，凡有此三条缺点的，有罪无赦。”告知曼子说：“贵人之子，居处奢华，压制朋友，嗜好酒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规，不敬老人，并且营利谋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种田者，出入不顺于父兄，用力不勤，有事不服其劳，行此三者，也是有罪无赦。”告知高子说：“工匠、商人，出入不顺于父兄者，接受任务不严肃对待，而遗弃老人行事诡诈，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是对父兄无过，州里称赞的人，官吏应该举荐，国君即行任用。做得好也无赏，有过也无罚。但官吏应荐不荐，则废除其职务。对父兄虽然无过，但州里无人称赞的，官吏举荐，国君也可使用，好的给上等赏，不好的则官吏受罚。”桓公也告知国子说：凡贯彻贵贱的准则，在家里应该与父亲共同履行，出家与师长共同履行，到上面与国君共同履行。这三件大事，受到损害而不能以死捍卫，或者有损害而不知道的，则不赦其罪。判断刑狱的人，使人情与义理通融，使义理与禄位通融，使有禄位者可以不加检束，这也是罪在不赦的。



中匡第十九


  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公曰：“吾子犹如是乎？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入者不说，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壤可以为粟，木可以为货。粟尽则有生，货散则有聚。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办军事矣，则可乎？”对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诛大国之不道者，可乎？”对曰：“爱四封之内，而后可以恶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后可以危救敌之国；赐小国地，而后可以诛大国之不道者；举贤良，而后可以废慢法鄙贱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后必有废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故何也？”对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问曰：“古之亡国其何失？”对曰：“计得地与宝，而不计失诸侯；计得财委，而不计失百姓；计见亲，而不计见弃。三者之属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huī）国家，陨社稷者，非故且为之也，必少有乐焉，不知其陷于恶也。”
  管仲计算国家的开支，三分之二用于国外宾客，用于国内的仅占三分之一。管仲惶恐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桓公。桓公说：“您还至于这样么？四方邻国的宾客，来者满意，出者称赞，好名声就布满天下；来者不满意，出者不称赞，坏名声就布满天下。有土地可以生产粮食，有木材可以制造商品。粮食用尽可以再生产，商品卖完可以再买进。治国家者，名声最为贵重，钱财何必在意呢？”管仲说：“这实在是您的明鉴。”桓公说：“人民已致力于军事了，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么？回答说：“不可。盔甲兵器还不够用，请用减刑的办法来增加盔甲兵器。”于是，规定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犯人用盔甲兵器来赎罪。死罪用犀牛皮的甲加上一支戟来赎，刑罪用护胁的盾牌加上一支戟来赎，犯过失者罚以金属一钧，没有什么冤屈而轻自诉讼的，罚一束箭了事。桓公说：“盔甲兵器已经够用了，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了吧？”回答说：“首先施爱于国内，然后才能排斥国外的不善者；先安定卿大夫的家，然后才能危害仇敌之国；先赐予小国土地，然后才能诛伐无道的大国；先举用贤良的人才，然后才能取缔慢法鄙贱的人们。因此：先王必先有立而后有废，必先有所利而后才有所害。”桓公说：“从前夏禹、商汤、周武王，既然杀了国君，现在谈仁义的，却一定要以三王为典范，不知是什么原故？”回答说：“从前，禹平定天下，到夏桀就乱了，汤放桀，是安定了禹的功业；汤平定天下，到商纣就乱了，周武王伐纣，是安定了汤的功业。况且善的征伐不善的，自古及今，从无改变，您何必有所怀疑呢？”桓公又问：“古之亡国者，都有什么过失？”回答说：“只考虑取得土地与财宝而不考虑脱离诸侯，只考虑财物的积累而不考虑脱离百姓，只考虑所亲而不考虑所弃。以上三条有一条，就足以削弱；全都具有，就灭亡了。古代败坏国家伤害社稷的，都不是专门故意去做的，必然是少有暂时的欢乐，而不知不觉陷入罪恶的深渊。”


  桓公谓管仲曰：“请致仲父。”公与管仲父而将饮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执爵，夫人执尊，觞三行，管仲趋出。公怒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寡人自以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鲍叔、隰朋趋而出，及管仲于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与言。少进中庭，公不与言。少进傅堂，公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自以为脱于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对曰：“臣闻之，沉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于政，害于国家者危于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为修也，仲父年长，虽寡人亦衰矣，吾愿一朝安仲父也。”对曰：“臣闻壮者无怠，老者无偷，顺天之道，必以善终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宾客之礼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愿闻国君之信。”对曰：“民爱之，邻国亲之，天下信之，此国君之信。”公曰：“善。请间信安始而可？”对曰：“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公曰：“请问为身。”对曰：“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公曰：“请问为国。”对曰：“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公曰：“请问为天下。”对曰：“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菀浊困滞皆，法度不亡，往行不来，而民游世矣，此为天下也。”
  桓公对管仲说：“请仲父来饮酒。”桓公将设馆晏请管仲，挖了一口新井，用柴草覆盖着。斋戒十天，召见管仲。管仲到了以后，桓公拿着酒爵，夫人拿着酒杯敬酒。但酒过三巡，管仲就走了。桓公发怒说：“我斋戒十天来晏请仲父，自以为够严肃了。仲父却不辞而出，原因何在？”鲍叔与隰朋也赶着出来，追管仲于途中说：“桓公发怒了。”管仲回来，进院中，背靠屏风而立，桓公不同他讲话；再往前进到中庭，桓公还不同他讲话；再往前走，接近堂屋，桓公说：“我斋戒十天而晏请仲父，自以为无所得罪了。您不辞而出，不知是什么原因？”管仲回答说：“沉溺于曼乐的就沾染忧患，厚于口味的就薄于德行，怠慢于听朝的缓于政事，有害于国家的危于社稷，我就是因为这些而敢于走出的。”桓公立刻下堂说：“我非敢自为苟安，仲父年长，我也衰老了，我希望安慰一下您。”管仲回答说：“我听说壮年人不懈怠，老年人不苟安，顺天道办事，一定有好结果。夏桀、商纣、周幽三王之所失，并不是一个早上淬然而到的，您为什么有所苟安呢？”管仲走出，这回桓公是以宾客之礼再拜而送出的。第二天，管仲上朝，桓公说；“我想听一听建立国君威信的问题。”回答说：“人民爱戴，邻国亲睦，天下信任，就是国君威信。”桓公说：“好。请问怎样才能建立威信？”回答说：“开始在治身，其次在治国，最终在治天下。”桓公说：“请问治身。”回答说：“导治血气，以求得寿命长、谋虑远和施德广、这就是治身。”桓公说：“请问治国。”回答说：“充分举用贤人并慈爱百姓，对外保全灭亡了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世家，起用死于王事者的子孙；薄收税敛，减轻刑罚，这就是治国的大礼。”桓公说：“请问治理天下。”回答说：“法令能够推行而不苛刻，刑罚精简而不妄赦罪人，官吏宽厚而不迟慢拖拉，屈辱困窘的人们，法度也能加以保护，往者来者都无所约束，而人民和乐，这就是治理天下。”



小匡第二十

  桓公自莒（jǔ）反于齐，使鲍叔牙为宰。鲍叔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冻饥，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胃执枹，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亲射寡人，中钩，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鲍叔曰：“彼为其君动也，君若宥（yòu）而反之，其为君亦犹是也。”公曰：“然则为之奈何？”鲍叔曰：“君使人请之鲁。”公曰：“施伯，鲁之谋臣也。彼知吾将用之，必不吾予也。”鲍叔曰：“君诏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愿请之以戮群臣。’鲁君必诺。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将致鲁之政。夷吾受之，则鲁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必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受乎？”鲍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无二心。”公曰：“其于寡人犹如是乎？”对曰：“非为君也，为先君与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庙，则亟请之，不然，无及也。”公乃使鲍叔行成，曰：“公子纠，亲也。请君讨之。”鲁人为杀公子纠。又曰：“管仲，仇也。请受而甘心焉。”鲁君许诺。施伯谓鲁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将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在楚则楚得意于天下，在晋则晋得意于天下，在狄则狄得意于天下。今齐求而得之，则必长为鲁国忧，君何不杀而受之其尸。”鲁君曰：“诺。”将杀管仲。鲍叔进曰：“杀之齐，是戮齐也。杀之鲁，是戮鲁也。弊邑寡君愿生得之，以徇于国，为群臣僇；若不生得，是君与寡君贼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谓也，使臣不能受命。”于是鲁君乃不杀，遂生束缚而柙以予齐。鲍叔受而哭之，三举。施伯从而笑之，谓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鲍叔之，忍不僇贤人，其智称贤以自成也。鲍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国，管仲、召忽奉公子纠后入，与鲁以战，能使鲁败，功足以。得天与失天，其人事一也。今鲁惧，杀公子纠、召忽，囚管仲以予齐，鲍叔知无后事，必将勤管仲以劳其君愿，以显其功。众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犹尚可加也，显生之功将何如？是昭德以贰君也，鲍叔之知，不是失也。”
  齐桓公从莒回到齐国以后，任命鲍叔牙当宰相。鲍叔牙辞谢说：“我是您的庸臣。国君要加惠于我，使我不至于挨饿受冻，就算恩赐了。如果一定要治理国家，则非我之所能，那只有管夷吾才可以当此重任。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惠爱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好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可以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勇气倍增，我不如他。管仲，好比人民的父母，将欲治理儿子，就不可不用他们父母。”桓公说：“管夷吾亲自射我，射中了带钩，几乎使我丧命，现在竟要起用他，可以吗？”鲍叔说：“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君主这样做的。您只要赦罪而让他回国，他将同样为您效力。”桓公说：“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鲍叔说：“您可派人到鲁国去要回他。”桓公说：“施伯是鲁国的谋臣。他知道我将起用管仲，一定不肯放回给我。”鲍叔说：“您教使者这样说：‘我君有一个不忠之臣在贵国，需要引渡回来在群臣面前处死。’鲁国的国君必然应允。不过，施伯知道夷吾的才干，一定设法让他在鲁国执政。夷吾如果接受，鲁国就能削弱齐国。夷吾不接受，他估计管仲将要回齐，一定要杀死他。”桓公说：“那么你估计管夷吾会接受么？”鲍叔说：“不会，夷吾事君，是没有二心的。”桓公说：“他对我也能这样么？”回答说：“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先君和国家的原故。您若想安定国家，就赶快去要回他，否则，就来不及了。”桓公派遣鲍叔去鲁国议和，对鲁国说：“公子纠，是亲人，请您们替我国杀掉。”鲁国便替齐国杀了公子纠。又说：“管仲是我们的仇人，请交我国自己处理才甘心。”鲁君答应了。施伯对鲁侯说：“不要交回。齐国不是要杀他，而是要用他为政。管仲是天下的贤人，是大材。楚国用他则楚国得志于天下，晋国用他则晋国得志于天下，狄国用他则狄国得志于天下。现在齐国要是得到他。将来必为鲁国之患，您何不把他杀掉而还之以尸体呢。”鲁君说；“好。”将要杀管仲，鲍叔进言说：“在齐国杀，是杀齐国的犯人；在鲁国杀，是杀鲁国的犯人。我们国君要得到活的，把他处死在齐国，是为教育群臣而行杀；若是得不到活的，就等于您和我们国君的叛贼站在一起了，这不是我们国君所要求的。使臣我不敢从命。”于是鲁君不杀管仲，把管仲活着捆起来押送回齐。鲍叔接收以后，大声哭叫三次。施伯则跟着笑起来，对大夫们说：“管仲一定不会死。以鲍叔之仁，不会杀戮贤人，他是懂得举用贤人以自成其事的。鲍叔辅佐小白，先入齐而得国，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后入，鲍叔与鲁国一战，能使鲁军败退，功劳是太大了。无论是得天之助与失天之助，他都一样地克尽人事。现在鲁国害伯，杀公子纠和召忽，囚送管仲以送回齐国，鲍叔看到无后顾之忧，一定要帮助管仲而烦其国君下顾，以显其定齐之功。人们也一定称他为有德。如果说，为国死事的功，是可以增益的；那么，荣显管仲这个活人的功劳，将更大了。这样，宣扬管仲之德以使他立于相位，鲍叔的才智是不会落空的。”

  至于堂阜之上，鲍叔祓（fú）而浴之三。桓公亲迎之郊。管仲诎（qū）缨插衽（rèn），使人操斧而立其后。公辞斧三，然后退之。公曰：“垂缨下衽，寡人将见。”管仲再拜稽首曰：“应公之赐，杀之黄泉，死且不朽。”公遂与归，礼之于庙，三酌而问为政焉，曰：“首先君襄公，高台广池，湛乐饮酒，田猎罼（bì）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戎马待游车之弊，戎士待陈妾之余。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吾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敢问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合群国，比校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美以相应，比缀以书，原本穷末。劝之以庆赏，纠之以刑罚，粪除其颠旄（máo），赐予以镇抚之，以为民终始。”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谨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杀、生、贵、贱、贫、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五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máng），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具，备其械器用，比耒耜谷芨。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遬（sù）。首戴苎蒲，身服袯襫（shì），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tè），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yù）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相地而衰其政，则民不移矣。正旅旧，则民不惰。山泽各以其时至，则民不苟。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惑。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劳，则牛马育。”
  到了堂阜地区，鲍叔为管仲举行除灾仪式并使他沐浴了三次。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屈下帽缨掩着衣襟，使人拿着斧子站在背后，桓公三次下令执斧人走开，然后他们退出。桓公说：“既已垂下帽缨，拉下衣襟了，我将立即接见。”管仲叩头再拜说：“承受您的恩赐，就是死在黄泉，也不朽了。”桓公便与管仲同回，在庙堂上礼见，三酌以后，请教为政之道说：“从前我们齐国的先君襄公，筑高台，修广池，耽乐饮酒，田猎捕射，不理国政。卑视圣贤，侮慢士子，只知爱宠女色，九妃六嫔，陈妾数千之多。他们食必梁肉，衣必文绣，而战士挨饿受冻。战马的补充等待游车用完的老马，战士的给养等待侍妾食用的剩余。歌舞、杂技的艺人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所以国家不能日新月异地发展。我真伯宗庙无人打扫，社稷无人祭祀，请问该怎么办呢？”管子回答说：“从前我们的先王，周昭王和周穆王效法文武的远迹，以成其名。集合年高有德的老人，考察人民当中表现好的，立典型以为规范。准备有格式的表券，使人们原原本本地加以填写。然后用赏赐劝勉好人，用刑罚纠正坏的；有的剪掉顶发，有的用赏赐安抚，治理人民始终如一。”桓公说“还要怎么办？”管子回答说：“从前圣王治理人民，国分为三，鄙划为五，以安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用此为治民体制。还严格实行‘六秉’，这样民心就可以掌握而百姓可以统治了。”桓公说：“什么是六秉？”管子说：“杀、生、贵、贱、贫、富，这就是六秉。”桓公说：“怎么叫国分为三？”管子回答说：“定全国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您统帅十一个乡，高子统帅五个乡，国子统帅五个乡。三国就成了三军。您还要安排三国官府的官吏：市场立有三乡，手工业立有三族，湖泽立有三虞，山林立有三衡。确定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一连，连有连长。十连为一乡，乡有良人。五乡定为一帅。”桓公说：“五鄙又怎么办？”管子回答说：“确定五家为轨，轨有轨长。六轨为一邑，邑有邑司。十邑为一卒，卒有卒长。十卒为一乡，乡有良人。三乡为一属，属有大夫。五属设五个大夫。武事听从于属，文事听从于乡，各自保证其所管，不准有所荒怠。”桓公说：“划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应怎么办？”管子回答说：“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之民，不可使他们杂居，杂居则说的话做的事都不一样。因此，圣王总是安排士住于闲静之地，安排农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场。使士人们居处相聚而集中，闲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朝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学问，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常为士人。使农家居处相聚而集中，分别四季，安排用具，置备器械。搞齐全耒耜枷镰等等。在天气尚冷的时候。就铲除杂草修整土地，以待时而耕，耕得深，种得均，盖土又快。在降雨之前就除草松土，以等待时雨。时雨一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从事农活，脱下常服，以就功役，分别苗的好坏，排好苗的疏密。他们头戴草笠，身披蓑衣，一身泥水，暴露发肤，竭尽其四肢之力，而积极在地里劳动。他们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农家的子弟常是农人。他们朴实而不奸恶，其优秀人材能够成为士人的，就可以信赖。让他们种地，粮食就多；让他们做官，贤才就多。所以，圣王总是敬农而爱农。要使工匠居处相聚而集中，察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考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要注意齐全和精致。这样，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智慧。他们整天从事于此，来教育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工匠的子弟常为工匠。要使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他们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摈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一类的产品，一国内就有浮余。奇怪的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他们整天从事这些，来教育子弟。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从少年就习惯于此，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商人的子弟常为商人。按土地肥瘠而差别征收租税，人民就不会外流。施政不遗弃功臣故旧，人民就不会不敬。伐木、捕鱼，各有定时，人民就不会苟且从事。高原、山地、平地都能公平处理，人民就不疑惑，不夺农时，则百姓富裕；祭祀不妄取于民，则牛马繁殖。”
  桓公又问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其可平？”管子对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对曰：“始于爱民。”公曰：“爱民之道奈何？”管子对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亲，则可以使之乎？”管于对曰：“举财长工，以止民用；陈力尚贤，以劝民知；加刑无苛，以济百姓。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出言必信，则令不穷矣。此使民之道也。”
  桓公又问说：“我想修明政事以行时于天下，可以做到么？”管子回答说：“可以。”桓公说：“从哪里做起呢？”管子回答说：“从爱民做起。”桓公说：“爱民之道如何？”管子回答说：“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他们事业互相关系，俸禄互相补助，人民就相亲了。宽放旧罪，救助旧宗，为无后者立嗣，人口就增殖了。减少刑罚，薄收赋税，人民就富裕了。各乡选用贤土，使之施教于国，人民就有礼了。出令不改，人民就务正了。这些就是爱民之道。”桓公说：“人民富裕而又团结了，该如何使用他们呢？”管子说：“开发财源提倡百工，以保障人们的需用；贡献才力而尊崇贤士，以奖励人们求知；施刑罚不要苛刻，以有利于百姓。实行这些措施没有私心，就能够团结众人；说话一定算数，法令就不会失灵。这就是役使人民的办法。”
  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对曰：“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对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战之事，则小国诸侯之臣有守圉之备矣。然则难以速得意于天下。公欲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则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里，三分齐国，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乡有行伍，卒长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桓公曰：“善。”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师，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以田，曰蒐（sōu），振旅。秋以田，曰猕，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圉也。
  桓公说：“民居已定，事功已成，我想从事于天下诸侯，可以么？”管子回答说：“不可以。民心还没有安定。”桓公说：“怎样才能安定民心？”管子回答说：“修正旧法，选择好的，举用而严格执行；慈爱人民，救济贫户。宽缓征役，敬重百姓，则国富而人民安心了。”桓公说：“人民安心，就可以了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您要整顿军队，修治甲兵，其他大国也将整顿军队，修治甲兵；您有征战的举动，各小国诸侯的大臣就早有防御的准备；那样，是难迅速得意于天下的。您想迅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就应该行事有一些隐藏的东西，行政有一些藏寓的内容。”桓公说：“那怎么办？”管子回答说：“行内政而寓有军令。建立高于所管辖的里，国子所管辖的里和您所管辖的里，三分齐国，作为三军。选拔贤能，委作里君。每乡都有行伍编制，卒长效法军事制度与号令，并以此进行田猎，实行赏罚，就使百姓懂得军事了。”桓公说：“好。”于是，管仲制定五家为一轨，轨设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连，连设长。十连为乡，乡设良人。这样来实行军令。因此，五家为轨，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里，五十人为一小戎，里有司率领。四里为连，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乡，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之帅来率领。三军中有中军的鼓，有高子的鼓，有国子的鼓。春天田猎，叫作“蒐”，训练回兵；秋天田猎，叫作“猕”，训练出兵。所以卒伍之政在里内确定，军旅之政在郊野完成。内部教令告成，军令就不得再变。因此，卒伍的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年少同居住，年长同交游，祭祀互相祝福，死丧互相抚恤，祸福互相关切，居处互相娱乐，行作互相配合，哭泣互相哀悼。因此，夜间作战声音相闻，就可以不乱；白天作战，眼睛一看，就可以相识。欢欣的情谊足以互相殉死。所以，用来防守则阵地巩固，用来战争则取得胜利。一个国君有这样经过教练的士兵三万人，用来横行于天下，惩治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天下大国的君主就谁也不能加以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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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的四章，霸形第二十二，霸言第二十三，问第第二十四，谋失第二十五（缺）；加上戒第二十六。

霸形第二十二
一、查字正音、翻译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见。立有间，有贰鸿飞而过之。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对。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对？”管子对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对。”桓公曰：“仲父胡为然？盍不当言，寡人其有乡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桓公坐在位置上，管仲、隰朋进见。站了一会儿，有两只鸿雁飞过。桓公叹息说：“仲父，那些鸿雁时而南飞，时而北飞，时而去，时而来，不论四方多远，愿到哪里就到哪里，是不是因为有两只羽翼，所以才能把它们的意向通达于天下呢？”管仲和隰朋都没有回答。桓公说：“你们两位为什么都不回答？”管子回答说：“君上您有成就霸王之业的心愿，而我则不是成就霸王之业的大臣，所以不敢回答。”桓公说：“仲父何必这样，为什么不进直言，使我有个方向呢？我有仲父，就像飞鸿有羽翼，过河有船只一样，仲父不发一言教导我，我虽然有两只耳朵，又怎么听到治国之道和学得治国的法度呢？”管子回答说：“您要成就霸王之业兴举大事么？这就必须从它的根本事情做起。”桓公移动身体离开席位，拱手而发问说：“敢问什么是它的根本？”管子回答说：“齐国百姓，便是它的根本。百姓很怕饥饿，而当前收税很重；百姓很怕死罪，而当前刑政严酷；百姓很怕劳顿，而国家举事竟没有时间限定。您若能轻征赋税，百姓就不愁饥饿；宽缓刑政，百姓就不愁死罪；举事有时间限定，百姓就不愁劳顿了。”桓公说：“我听到仲父说的这三点，算是懂得了。我不敢私听这些话，要举荐给先君才行。”于是命令百官有司，削好木板并备好墨笔。第二天，全体都在太庙的门庭朝见，为百官确立了法令。使纳税者只出百分之一，孤幼不准处刑，水泽按时开放，关卡只查问而不征税，市场只书契而不深税，对近处示以忠信，对远处示以礼义。这样实行了几年，人民归附之众，竟好象流水一样。
  此其后，宋伐杞，狄伐邢、卫。桓公不救，裸体纫胸称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有疾病，姑乐乎！”管子曰：“诺。”于是令之县钟磬之榬，陈歌舞竽瑟之乐，日杀数十牛者数旬。群臣进谏曰：“宋伐杞，狄伐邢、卫，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又疾病，姑乐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国也，伐邻国也，子无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桓公起，行笋虡之间，管子从。至大钟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乡对之，大钟鸣。桓公视管仲曰：“乐夫，仲父？”管子对曰：“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者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钟磬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今君之事，言脱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钟磬之间，而有四面兵革之忧。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宫中虚无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矣，请问所始于国，将为何行？”管子对曰：“宋伐杞，狄伐邢、卫，而君之不救也，臣请以庆。臣闻之，诸侯争于强者，勿与分于强。今君何不定三君之处哉？”于是桓公曰：“诺。”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今又将何行？”管子对曰：“臣闻诸侯贪于利，勿与分于利。君何不发虎豹之皮、文锦以使诸侯，令诸侯以缦帛鹿皮报？”桓公曰：“诺。”于是以虎豹皮、文锦使诸侯，诸侯以缦帛、鹿皮报。则令固始行于天下矣。此其后，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其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而畏齐，曰思人众兵强能害己者，必齐也。于是乎楚王号令于国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贤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于是楚国之贤士皆抱其重宝币帛以事齐。桓公之左右，无不受重宝币帛者。于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闻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将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对曰：“不可。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思人众兵强而能害己者，必齐也。是欲以文克齐，而以武取宋、郑也，楚取宋、郑而不知禁，是失宋、郑也；禁之，则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内，兵困于外，非善举也。”桓公曰：“善。然则若何？”管子对曰：“请兴兵而南存宋、郑，而令曰：‘无攻楚，言与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郑城与宋水为请，楚若许，则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许，则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于是遂兴兵而南存宋、郑，与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嫡子，无置妾以为妻。”因以郑城与宋水为请于楚，楚人不许。遂退七十里而舍。使军人城郑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郑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逾方城，济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修钟磬而复乐。管子曰：“此臣之所谓乐也。”

  在这以后，宋国攻伐杞国，狄人攻伐邢国和卫国，桓公没有出兵援救，光着身子缠着胸部称病。召见管仲说：“我有千年的食品，而没有百年的寿命，现在又有疾病，姑且行乐一番吧!”管子说：“好。”于是下命令悬起钟磬，陈设歌舞吹竽鼓瑟的音乐，每天杀牛数十头，连续了几十天。群臣都来进谏说：“宋国伐杞，狄国伐邢、卫，君上您不可不出兵援救。”桓公说：“我拥有千年的食品，而没有百年的寿命，现在又有疾病，姑且行乐吧!而且，人家并没有进攻我的国家，不过是征伐邻国，你们都是平安无事的。”宋国已经取得杞国，狄国已经攻下邢、卫了。桓公还盘桓在钟磬的行列里。管子跟着他，走在大钟的西侧，桓公面南而立，管仲面北对站着，大钟响奏起来。桓公看着管仲说：“快乐么，仲父？”管子回答说：“我说这是悲哀，而不是乐。据我所知，古代君王称得上行乐于钟碧之间的，不是这种情况。而是话说出口命令就行于天下；游于钟磬之间，而没有四面兵革的忧虑。现在您的情况是：话说出口，命令并不能行于天下；身在钟磬之间，而存在四面兵革的忧虑。这就是我的所谓悲哀，而不是乐呵。”桓公说：“好。”于是砍掉钟磬的悬列，撤除歌舞音乐，宫中空虚无人了。桓公说：“我已经砍掉钟磬的悬列，撤除歌舞音乐了，请问国事将开始做些什么？”管子回答：“宋国伐杞，狄国攻伐邢、卫，您没有出兵援救，我是为您庆幸的。据我所知，诸侯争强的时候就不必与之分强。现在，您何不安下三国国君的居处呢？”桓公说：“好。”于是命令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缘陵封给杞国；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夷仪封给邢国；又以车五百乘，士卒五千人，把楚丘封给卫国。桓公说：“我已经安下三国国君的居处了，现在还要做些什么事？”管子回答说：“据我所知，诸侯贪利的时候，就不必与之分利。您何不送出虎皮、豹皮和花锦，让使臣给予各诸侯国，而只要各诸侯国用素帛、鹿皮回报呢？”桓公说：“好。”于是就用虎皮、豹皮和花锦出使各诸侯国，各诸侯国也只用素帛和鹿皮回报。这样，齐国的命令便开始通行天下各国了。这以后，楚国攻伐宋国和郑国：火烧郑地，使郑国城池坏得不堪重建，屋毁不可复修，又使人男女丧其配偶，屋室如鸟巢鼠洞一样。楚国又拦截宋国的农田，从两侧堵塞两条河水，使其不能东流，结果东山的西面，水深没墙，四百里以外才能种地。楚国想吞并宋、郑而害怕齐国，他考虑人众兵强能够加害于自己的，一定是齐国。于是楚王在国内发令说：“我在国君中称其为明的，莫如桓公；在人臣中称其为贤的，莫如管仲。称明其君又称贤其臣，我愿意事奉他们。谁能够替我交好齐国，我不吝借用一个封侯的君长赐给他。”于是，楚国的贤士都拿贵重的宝物和布帛来事奉齐国。桓公左右，没有不接受其贵重宝物和布帛的。于是桓公召见管仲说：“我听说，对人好人家也对他好。现在楚王对我已是太好了，我不修好，将是不合道理的。仲父何不就同楚国交好呢？”管子回答说：“不可。楚人攻伐宋国和郑国：火烧郑地，使城坏不堪重建，屋毁不可复修，又使人男女丧其配偶，居室如鸟巢鼠洞；拦截宋国的农田，从两旁堵塞两道河流，使水不得东流，结果东山的西面，水深没墙，四百里以外才能种地。楚国要吞并宋国和郑国，但考虑人众兵强而能加害于自己的，一定是齐国。所以要用‘文’的办法胜齐，而用武的办法取得宋、郑。楚国攻取宋、郑，而我们不予禁止，就等于脱离宋国和郑国；予以禁止，则又失信于楚国。计谋失误于国内，军队就会被困于国外。交楚不是一个好办法。”桓公说：“好，那么怎样进行？”管子回答说：“请兴兵而南下保全宋、郑，同时下令说：‘不要反攻楚国，我将与楚王相遇。’到相遇的地方，就提出郑城和宋水的问题。楚国若答应，就等于我们用‘文’的方式命令他；楚国若不答应，就用武力命令好了。”桓公说：“好。”于是便兴兵南下保全宋国和郑国，与楚王遇在召陵的地方。桓公在相遇之处下令说：“不准囤集粮食，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擅自废除嫡子，不准立妾为妻。”同时就提出郑城与宋水问题，问于楚国。楚国没有同意。遂退七十里屯驻军队。命令军队在郑国的南边筑城，立了百代城。指明：从此处往北到黄河，由郑国自己建立城郭，楚国是没有敢于拆毁的。东面开放了宋国的田地，从两面处理两道河流，使水再向东流，而楚国也没有敢于堵塞。于是南伐楚国，越过方城。渡过汝水，奔向汶山，南进而召见吴、越的国君。而且西伐秦国，北伐狄国，东回保全晋公于南部；北伐孤竹，回程保全燕公。兵车的会集诸侯有六次，乘车的会集诸侯有三次，共九次会集诸侯，在桓公反位已成霸业之后，又修治钟磬乐器并重新宴乐起来了。管子说：“这才是我所说的快乐呵！”


霸言第二十三
  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工残之：僇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夫王者有所独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争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夫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邻国亡焉。天下有事，则圣王利也。国危，则圣人知矣。夫先王所以王者，资邻国之举不当也。举而不当，此邻敌之所以得意也。
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然后能用天下之权。夫兵幸于权，权幸于地。故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好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王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术术乎大德哉，物利之谓也。夫使国常无患，而名利并至者，神圣也；国在危亡，而能寿者，明圣也。是故先王之所师者，神圣也；其所赏者，明圣也。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轻者马与玉，其所重者政与军。若失主不然，轻予人政，而重予人马；轻予人军，而重与人玉；重宫门之营，而轻四境之守，所以削也。
夫权者，神圣之所资也；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此三者，圣人之所则也，圣人畏微，而愚人畏明；圣人之憎恶也内，愚人之憎恶也外；圣人将动必知，愚人至危易辞。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夫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绝坚而攻国，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标，埊近而攻远。以大牵小，以强使弱，以众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诸侯而不拂，近无不服，远无不听。夫明王为天下正，理也。按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继绝世，此天下之所载也，诸侯之所与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知盖天下，继最一世，材振四海，王之佐也。
  霸业和王业的规模形势是这样的。它模仿上天，效法大地，教化世人，改换朝代，创立天下法制，分列诸侯等次，使四海宾服归属，并乘时匡正天下；它可以缩小大国的版图，纠正邪曲的国家，削弱强国，降低权重之国的地位，兼并乱国，摧残暴虐的国君：处分其罪恶，降低其地位，保护其人民，然后就统治其国家。本国富强叫作“霸”，兼正诸侯国叫作“王”。所谓王者，总有其独明之处。德义相同的国家，他不去攻取；道义一致的国家，他不去统治。历来争夺天下，以威力推翻危乱的暴君，是王者的常事。统治人民必须有道，称王称霸必须合于时机。国政修明而邻国无道，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有利条件。因为国家的存在与邻国有关，国家的败亡也与邻国有关。邻国有事，邻国可以有所得；邻国有事，邻国也可以有所失。天下有事变？总是对圣王有利；国家危殆的时候，才显出圣人的明智。先代圣王之所以成其王业，往往是利用邻国的举措不当。举措不当，是邻国敌人所以得意的原因。
想要掌握天下的权力，首先必须施德于诸侯。因此，先王总是有所取，有所予，有所屈，有所伸然后才能掌握天下的大权。兵胜在于有权，权胜在于得地利。所以，诸侯得有地利的，跟着有权力；失地利的，权就跟着丧失了。争夺天下，还必须先得人心。懂得天下大计的，得人；只打小算盘的，失人。得天下大多数拥护的，能成王业；得半数拥护的，能成霸业。因此，圣明君主总是谦恭卑礼来对待天下贤士而加以任用，均分禄食来吸引天下民众而使为臣属。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人不认为贪，就是因为他顺乎天下大计的原故。用天下的财物，来谋利于天下人；用巨大威力的震慑，来集中天下的权力；用施行德政的行动，来取得诸侯的亲附；用惩治奸佞的罪行，来规、范天下人的思想；借助天下的兵威，来扩大明王的功绩；攻下逆乱的国家，来赏赐有功的劳臣；封树圣贤的德望，来宣示天子的行状，这样，百姓就安定了。先王之取天下，那真是丰盛的大德呵！也就是以物利人的意思。使国家经常没有忧患而名利兼得的，可称神圣；国家在危亡之中而能使之保全的，可称明圣。所以，先王所师法的，是神圣；所尊祟的，是明圣。一句话而能保全国家，不听而国即亡，这样的话就是大圣人的话。一个英明君主总是看轻骏马与宝玉，而看重政权与军队。至于失天下的君主就不这样了，他轻视予人政权，而重视予人骏马；轻视予人军队，而重视予人宝玉；重视宫门的营治，而轻视四境的防守，所以国家就削弱了。
　　权谋，是神圣君主所依赖的。独到的明智，好比天下的利器；独到的判断，好比一座精密的营垒。这二者是圣人所要效法的。圣人总是戒慎事物细小的苗头，而愚人只看到事物暴露以后；圣人憎恶内心的恶劣，愚人憎恶外形的恶劣；圣人一动就知其安危，愚人至死也不肯改变。圣人都是能捕捉时机的，但不能违背时机。智者善于谋事，但不如抓好时机。精于时机，总是费力少而成果大。谋事无主见则陷于困境，举事无准备则归于失败。所以，圣王务求做好准备而慎守时机。以有所准备等待时机，按适当时机兴举大事，时机一到而开始兴兵。绝坚壁而攻下敌国，破大城而控制敌地，根本雄厚而目标很小，保全近国而攻伐远敌，用大国牵制小国，用强国役使弱国，用人多招取人少，德利百姓，威震天下；令行于诸侯而不遭反抗，近的无不服从，远的也无不听命了。本来一个明王担当天下的领导者，是合理的。抑强助弱，禁暴国而阻贪君，保全亡国而安定危局，继承绝世，这都是天下拥戴，诸侯亲附，百姓称利的事，所以天下乐推以为王。至于智谋盖天下，断事冠一世，才能震四海的人，这便是王业的佐臣了。

  千乘之国得其守，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万乘之国失其守，国非其国也。天下皆理己独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令己独孤，国非其国也；邻国皆险己独易，国非其国也。此三者，亡国之徵也。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大而不为者，复小；强而不理者，复弱；众而不理者，复寡；贵而无礼者，复贱；重而凌节者，复轻，富而骄肆者，复贫。故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观备者观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将如贤而非贤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贵而不臣，非其卿也；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
  千乘之国，只要具备应守的条件，也可以臣服诸侯，据有天下。万乘之国，如果失其应守的条件，就不能保有其国。天下皆治而自己独乱，就不能保有其国；诸侯都和好而自己孤立，就不能保有其国；邻国都有险可守而自己平易不备，也不能保有其国。这三者都是亡国的征象。国大而政绩小，国家地位也会跟着政绩一样小；国小而政绩大，国家也跟着强大。国大而无所作为，可以变为小；国强而不加治理，可以变为弱；人众而不加治理，可以变为少；地位高贵而无礼，可以变为贱；权重而超越范围，可以变为轻；家富而骄奢放肆，可以变为贫。所以看一个国家，要看国君如何；看一个军队，要看将领如何；看一国战备，要看农田如何。如果国君似明而不明，将领似贤而不贤，人民好似耕者而不耕种土地，失掉这三个应守的条件，国家就不能保有了。地大而不耕，叫作“地满”；人多而不治，叫作“人满”；兵威而不正，叫作“武满”。不制止这“三满”，国家也就不能保住了。地大而不耕，就不是他的土地；卿贵而不行臣道，就不是他的卿相；人多而不亲附，就不是他的人民。

  夫无土而欲富者忧，无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夹而下苴、国小而都大者弑。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抟不听。尧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
  权谋，是神圣君主所依赖的。独到的明智，好比天下的利器；独到的判断，好比一座精密的营垒。这二者是圣人所要效法的。圣人总是戒慎事物细小的苗头，而愚人只看到事物暴露以后；圣人憎恶内心的恶劣，愚人憎恶外形的恶劣；圣人一动就知其安危，愚人至死也不肯改变。圣人都是能捕捉时机的，但不能违背时机。智者善于谋事，但不如抓好时机。精于时机，总是费力少而成果大。谋事无主见则陷于困境，举事无准备则归于失败。所以，圣王务求做好准备而慎守时机。以有所准备等待时机，按适当时机兴举大事，时机一到而开始兴兵。绝坚壁而攻下敌国，破大城而控制敌地，根本雄厚而目标很小，保全近国而攻伐远敌，用大国牵制小国，用强国役使弱国，用人多招取人少，德利百姓，威震天下；令行于诸侯而不遭反抗，近的无不服从，远的也无不听命了。本来一个明王担当天下的领导者，是合理的。抑强助弱，禁暴国而阻贪君，保全亡国而安定危局，继承绝世，这都是天下拥戴，诸侯亲附，百姓称利的事，所以天下乐推以为王。至于智谋盖天下，断事冠一世，才能震四海的人，这便是王业的佐臣了。

  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
  千乘之国，只要具备应守的条件，也可以臣服诸侯，据有天下。万乘之国，如果失其应守的条件，就不能保有其国。天下皆治而自己独乱，就不能保有其国；诸侯都和好而自己孤立，就不能保有其国；邻国都有险可守而自己平易不备，也不能保有其国。这三者都是亡国的征象。国大而政绩小，国家地位也会跟着政绩一样小；国小而政绩大，国家也跟着强大。国大而无所作为，可以变为小；国强而不加治理，可以变为弱；人众而不加治理，可以变为少；地位高贵而无礼，可以变为贱；权重而超越范围，可以变为轻；家富而骄奢放肆，可以变为贫。所以看一个国家，要看国君如何；看一个军队，要看将领如何；看一国战备，要看农田如何。如果国君似明而不明，将领似贤而不贤，人民好似耕者而不耕种土地，失掉这三个应守的条件，国家就不能保有了。地大而不耕，叫作“地满”；人多而不治，叫作“人满”；兵威而不正，叫作“武满”。不制止这“三满”，国家也就不能保住了。地大而不耕，就不是他的土地；卿贵而不行臣道，就不是他的卿相；人多而不亲附，就不是他的人民。

  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列不让贤，贤不齿第择众，是贪大物也。是以王之形大也。夫先王之争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齐，其理之也以平易。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及。四封之内，以正使之；诸侯之会，以权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远而不听者，以刑危之。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满，德也。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骥之材，而百马伐之，骥必罢矣。强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国必弱矣。强国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强。小国得之也以制节，其失之也以离强。夫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王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尝有先能作难，违时易形，以立功名者；无有常先作难，违时易形，无不败者也。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夫先王之伐也，举之必义，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时。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战而后攻，先攻而后取地。故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膬，释难而攻易。
  王者之心，方正而不走极端。列爵不排斥贤人，选贤不择年齿地位，这是为贪更大的利益。所以王业的形势是伟大的。先王在争夺天下的时候，坚持方正的原则；在建立天下的时候，实行整齐划一的措施；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则实行平和简易的方针。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兴举大事用天道。因此，先王从事征伐，都是伐逆而不伐顺，伐险恶而不伐平易，伐太过头的而不伐落后的。本国之内，通过政令来驾驭；国外会集诸侯，运用权力来召集。对就近而不服从的国家，用侵削土地加害它；对离远而不听命的国家，用强大形势威胁它。背叛则征伐之，这是武；服从则赦免之，这是文。文武兼备，这才是德。关于国家轻重强弱的形势问题，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则强，孤立则弱。骐骥之材，用百马轮流与它竟逐，它也一定疲惫；冠绝一代的强国，举天下者去攻它，也一定会弱下来。强国的正确作法是容纳小国，其失误在于自恃其强；小国的正确作法是折节事强，其失误在摆脱强国。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谋算；无论强弱，都有自己的形势。征服近国而威胁远国，是保持王国的形势；联合小国以攻击大国，是保持势均力敌国家的形势；以负海之国攻伐负海之国，是保持中原国家的形势；折节事奉强国以避罪，是保持小国的形势。从古到今，没有首先起事，违背时机，变更形势，而能建立功业的；也没有经常首先起事，违背时机，变更形势，而不失败的。凡是要以臣伐君征服四海的，不可只依靠举兵进攻取胜。必须首先定好规划，占据有利地形，权衡有利的结局，密切盟国的关系，然后再待机而动，才是王者的策略。先王的征伐，举兵必合于正义，用兵必须迅猛，看形势而断定可否举兵，量实力而断定能否进攻，考虑得失而断定行动时机。因此，先王从事征伐，必须先战斗而后进攻，先进攻而后取地。所以善于进攻的，都要算计好我军人数以针对敌军人数，算计好我军粮草以针对敌军粮草，算计好我军装备以针对敌军装备。以人对人，如敌军兵众有余，则不可以进攻；以粮对粮，如敌军存粮有余，则不可以进攻；以装备对装备，如敌军装备有余，则不可以进攻。应该避开实力而击其空虚，避开坚固而击其脆弱，避开难攻之地而击其易被摧毁的地方。

  夫抟国不在敦古，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夫举失而国危，刑过而权倒，谋易而祸反，计得而强信，功得而名从，权重而令行，固其数也。
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刑，争权。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谋也；令国一轻一重者，刑也；令兵一进一退者，权也。故精于谋，则人主之愿可得，而令可行也；精干刑，则大国之地可夺，强国之兵可圉也；精于权，则天下之兵可齐，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谋，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归，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邻国之所不亲也。权动所恶，而实寡归者强。擅破一国，强在后世者王。擅破一国，强在邻国者亡。

  掌握国家不在于敦敬古道，治世不在于精通旧事，成王成霸不在于抄袭典故。举措失当国家就会危险，错过形势权力就会倾倒，谋事轻率则招祸，计划得宜则发挥强力，功得则名誉随之而来，权重则命令容易推行，这些都是规律性。
  凡是争强的国家，必先竞争谋略，竞争形势，竟争权力。使人君有喜有怒，在谋略；使国家有轻有重，在形势；使军队有进有退，在权力。所以，精于谋略则人君的愿望可以实现，而号令可以推行；精于形势则大国土地可以夺取，而强国之兵可以包围；精于权力则天下的兵力可剪除，诸侯国的君主可以召见了。神圣的君主，都是根据天下的形势，了解当代的谋算，了解兵力的攻向，了解土地的归属，了解政令所加的对象。凡是攻伐所憎之国而以利归己的，这就会造成邻国的不亲。威权侵犯所恶之国而利少归己的，就可以图强。专破一国，造成后世的强盛，可成王业。专破一国，造成邻国的强盛，那就要败亡了。




问第二十四
  凡立朝廷，问有本纪。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禄予有功，则士轻死节。上帅士以人之所戴，则上下和。授事以能，则人上功。审刑当罪，则人不易讼。无乱社稷宗庙则人有所宗。毋遗老忘亲，则大臣不怨。举知人急，则众不乱。行此道也，国有常经，人知终始，此霸王之术也。
  凡主持朝廷政事，进行调查要遵守一些根本原则。爵位授给有德的人，大臣们就提倡行义；禄赏赐予有功的人，战士就不怕牺牲。君主任用人所爱戴的将领治兵，军中上下就团结和睦；按才能安排工作，人们就讲求功效。判处刑罚恰当其罪，人们就不轻易诉讼；社稷宗庙不被渎乱，人们就有信奉的中心。不遗忘老臣和宗亲，大臣就不会抱怨；充分了解人们的疾苦，民众就不会作乱。执行这些准则，国家便有常规常法，人们也知道行动的规范，这是实现霸王之业的政策。
  然后问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
  然后就进行调查，问事应先从大事开始，治理则要由小处入手。
  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问死事之寡，其饩廪何如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问五官有制度，官都有其常断。今事之稽也何待。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理园容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吏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几何人？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官贱行书，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几何人？官承吏之无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人？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几何人？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
  调查死于国事者的子孙，有无尚未得到田宅的？调查青壮年中未服兵役的有多少人？调查死于国事者的遗寡，他们应领的口粮，供给情况如何？调查国内建立大功的人们，都是哪些部门的官吏？调查各州的大夫，都是什么地方的人？现为官吏，是凭什么条件提拔的？调查：判案有常法可循，不能改变，现在却常期积压，为什么？调查：五官各有制度，“官都”也经常断事，现在却拖延事情不办，还等待什么？调查鳃夫、寡妇、孤穷、病人各有多少？调查国中因犯罪而被放逐的，都是哪个家族的子弟？调查乡中富户，奴役、收养的人有多少？调查邑内穷人，依靠借债度日的有多少家？调查依靠经营园圃为生的有多少家？开荒种田的有多少家？士人亲自耕田的多少家？调查乡中的贫人，是何族的后裔？调查嫡长子收养兄弟者，或因贫而寄食于兄弟之家者，各多少？余子，作官而有封地，现今仍在交税的，有多少人？以孝行闻名于乡里的子弟，有多少人？余子，父母健在，但无力赡养父母而自身出赘者，有多少人？士人，有田禄而不服任使的，有多少人？他们厌恶什么工作？士人，有田产而不耕作的，有多少人？他们从事什么工作？群臣之中，有爵位而无禄田的，多少人？外国人前来投奔而尚无田宅的，多少家？本国子弟出游别国的，多少人？贫士向大夫借债的，有多少人？收养贱者经商，自身出外，职务由家臣代理的，有多少人？低级官吏之中，没有田禄而白白干事的，多少人？群臣之中，有在官大夫家里兼职的，多少人？外人来游本国，住在官大夫家里的，多少人？乡中子弟，力田耕作，可以为人表率的，多少人？城市子弟中，身无常业，衣食奢侈，带着青年弃农打猎取乐的，有多少人？男女不守规矩，影响乡中子弟胡作非为的，有没有？调查贷出粮食，握有借券的，有多少家？

  问国之伏利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问男女有巧伎，能利备用者几何人？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冗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问一民有几年之食也？问兵车之计几何乘也？牵家马軶家车者几何乘。处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帅众莅百姓者几何人？士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城粟军粮其可以行几何年也。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车、旌旗、鼓铙、帷幕、帅车之载、几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张、衣夹铗钩弦之造、戈戟之紧，其厉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视？而造修之官，出器处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乡师车辎造修之具，其缮何若？工尹伐材用，毋于三时，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备用必足。人有余兵，诡陈之行，以慎国常。时简稽帅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举之。其就山薮林泽食荐者几何，出入死生之会几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几之。守备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处藏。问兵官之吏，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者几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
  调查国内尚未开发的资源，其中可以解决人之急需的，有哪几处？人们认为有害于乡里的，是哪些东西？调查拥有田宅而在军中服役的士，有多少人？余子当中，够当兵条件而有军籍的，多少人？调查有技术的男女，能用在制造兵器方面的，多少人？能从事手工劳动的少女，有多少人？调查国内不耕而食的，有多少人？调查一个农民可以提供几个人的口粮？调查兵车总数共多少乘？其中用私马驾私车的多少乘？未作官的士，道德高尚，足以教人，可使率领群众治理百姓的，有多少人？士人，国家急难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人？工匠，其技术水平可以战时协助军旅，平时维修城郭、补充守备者，有多少人？城市积粟与军粮，可以维持多少年？官吏，国家急难时可供调遣的，有多少人？大夫呈报的军器：甲胄、兵器、兵车、旌旗、鼓号、帐篷以及帅车的车盖有多少？所呈报的各项藏器：弓弩的套袋、剑矛的外鞘、钩弦的收藏器、戈裁的套衣，其磨损程度如何？其中应修而未修的，应怎样查看？而制造、修理的馆舍，发放、储藏的处所，应建而未建的，还等待什么？乡、率修造战车和辐重车的设备，其修缮情况如何？工尹砍伐木材，不可在春、夏、秋三季。各种木村长大才确定制造什么军器。冬天，完整良好的兵器必须造足。人们所有的剩余兵器，都要陈放在兵营，以严法纪。要经常视察乡、率马牛的肥瘦，对其中衰老、死亡的，要有记录；放牧在山林湖泽的健壮牛马有多少？其卖出、购进、死亡、繁殖的总数有多少？至于城郭建筑的厚薄，护城河的浅深以及门楼的高低，宜修而未修的，朝廷必须向守备的军队进行稽查。要使器物不缺收藏的设备，淫雨时有地方收藏。调查带兵的官吏和豪杰之士，他们在国家危急时能够跟从君主赴难的，有多少人？打仗，是危险的事情，侥幸取胜，不义而得，都未必是好事。不加谋虑而失败，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要慎重谋虑，才可以保住国家。
  问所以教选人者何事？问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筑城郭修墙闭绝通道阨阙深防沟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盗贼，除人害者几何矣？
  调查教练和选拔人材都采用哪些标准？调查各个担任官都职务的，都任职多少年了？他们任内所开垦的荒地，使人们受益的有多大面积？他们所提的奏议，可以增加人们财利的有什么内容？他们建筑的城郭，修筑的墙垣，设置的路障，安设的门楼以及加深的护城河，有益于守卫国土的，共有哪些？所捕盗贼，并消除人害的事情，有多少？
  制地。君曰：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君臣之礼，父子之亲，覆育万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国，城郭之险，外应四极，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民荒无苛人，尽地之职，一保其国。各主异位，毋使谗人乱普，而德营九军之亲。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十六道同身外事谨，则听其名，视其名，视其色，是其事，稽其德。以观其外则，无敦于权人，以困貌德。国则不惑，行之职也。问于边吏曰：小利害信，小怒伤义，边信伤德，厚和构四国以顺貌德。后乡四极，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无失经常
  关于如何掌握国土地利的问题，君主说：治国之道，应当以充分发挥土地的利益作为首要事务。君臣间的礼仪制度，父子间的亲情依附，也都应取决于国土收入，地德能覆盖化育万民。官府的储藏，用以增强军力保卫国家；城郭的险要，用以向外应付四方诸侯的来犯。都依靠土地产业。市场是天地间财物集中齐具陈列的场所，万民因入市交易而相互得利，也是地德之道的产物。百姓自治生业，施政不要操切急迫，他们就能各自努力，皆尽地利，自然人心齐一国家有保证。市场上货主各有其位，不要因邪人扰乱而替换各自职守，那么德泽将遍九州各国。关隘，是各诸侯国边界的通行要道，吸引国外财货资产进入的门户，百姓万民行走的必经之地。应当将关市之征的法令彰明于道路，并庄严郑重地反复告示：对于行商之人，只征收关卡税，入市则不再征税；对于铺肆商贾，只征收市场税，出入关卡则不再征税；空车经过者不索取关卡税，徒步负重入市交易者不收取市场税，用这些措施招徕他方远道商贾，齐国各条要道共同遵守。亲自号召外事，做事要小心谨慎，要辨明外来者的名书身份，要察看他的形色神情，观察他的行事作为，稽查他的品德言行，再对照他的外表容貌。这样就不会让貌似忠厚的奸人有机可乘。这样国事就不会陷于惑乱，这是掌管道路和外交事务者的职责。告示边境官吏说：小利有害诚信和睦，小怒有伤仁行正义，应当敦厚谦让和睦交接周边国家，优厚对待四方宾客，这样就做到了外貌和内德的统一。命令执法官吏说，执行法度必须严明，不要忽视常规常法的有效畅行。



戒第二十六
  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管仲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人，无亡荒之行于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宝法也。”管仲复于桓公曰：“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无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谨声，以严尊生。此谓道之荣。桓公退。再拜，请若此言。管仲复于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涂之畏者莫如口，期而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涂至远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数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对曰：“滋味动静，生之养也。好恶喜怒哀乐，生之变也。聪明当物，生之德也。是故圣人齐滋味而时动静，御正六气之变。禁止声色之淫。邪行亡乎体，违言不存口。静无定生，圣也。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仁故不代王，义故七十而致政。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所以谓德者。不动而疾，不相告而知，不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动，四时云下，而万物化；君不动，政令陈下，而万功成；心不动，使四肢耳目，而万物情。寡交多亲，谓之知人。寡事成功，谓之知用。闻一言以贯万物，谓之知道。多言而不当，不如其寡也。博学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庆也。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
  桓公准备东游，就向管仲问道：“我这次出游，想要由芝果南至琅邪。司马却提出意见说：也应该同先王的出游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先王的出游，春天外出，是为了调查农事上经营有困难、农耕资本不够或缺乏本钱务农的百姓，称作‘游’；秋天外出，是为了补助居民生活日用中有衣食不足的贫困者，称作‘夕’。那种率众田猎、人马同行、前呼后拥，徒然吃喝老百姓的粮食、耗费其日用的，则称作‘亡’；放纵游乐而不思回返的，则称作‘荒’。先王常有游、夕的事业，而没有荒、亡的行径。”桓公退后，两次拜谢管仲，称赞管仲的话是至宝贵的法度之言。管仲又对桓公说：“没有双羽而能飞行的，是声音；没有根基能够巩固而牢靠的，是人的情感；不用什么方法就能全备的，是人的生命。您应当巩固情义，谨慎言谈，以端肃的态度养护生命，这就叫作顺道的荣耀。”桓公退后，再次拜谢管仲所言，并表示说：“情愿遵从这番教导。”管仲又对桓公说：“负担再重莫如身体沉重，经历再险莫如口舌之险，时间再长莫如年代久远。能够肩负重任，行经险途并长久坚持的，唯有君子才能做到。”桓公退后，再次拜谢后说：“请夫子快把关于这方面的言论道理教给我。”

  桓公明日弋在廪，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脱釬，而迎之曰：“今夫槛鹄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时，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于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于天下，非皆二子之忧也。”桓公再言，二子不对，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对乎？”管仲对曰：“今夫人患劳，而上使不时，人患饥，而上重敛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远有德。虽槛鹄之有翼，济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将若君何？”桓公蹙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盖人患劳，而上使之以时，则人不患劳也。人患饥，而上薄敛焉，则人不患饥矣。人患死，而上宽刑焉，则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远有色，则四封之内，视君其犹父母邪，四方之外，归君其犹流水乎。公辍射援绥而乘，自御，管仲为左，隰朋参乘，朔月三日，进二子于里官。再拜顿首曰：“孤之闻二子之言也，耳加聪而视加明，于孤不敢独听之，荐之先祖。”管仲隰朋再拜顿首曰：“如君之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于是管仲与桓公盟誓为令曰：“老弱勿刑。参宥而后弊，关箭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山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正也。”草封泽盐者之归之也譬若市人。三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车践乘，遂南伐楚，门傅施城。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叔，布之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诸侯。
  管仲回答说；“饮食和作息，是对生命的滋养；好、恶、喜、怒、哀、乐，是生命的变化；明理遵礼聪慧地处事待物，是生命的德性。因此，圣人总是注意调节饮食和合理依时作息，正确掌握六气的变化，严格禁止声色淫逸的侵蚀，邪僻的行为从不存于身，悖理的言论从不出于口，欲望贞洁清静，心性安宁淡定，这就是所谓的圣人。仁，是从内心由衷地发出；义，是外在行为的适宜表现。因为心仁，所以从不利用天下去谋求私利；因为行义，所以从不利用天下来猎取私名。因为有仁，所以依道辅君而不肯取代天下自立为王；因为守义，所以年老至七十才交还政务。因此，圣人总是以仁德为上，而以功业为次，尊重道义，而轻视名利。因为身存道德，所以不被名利外物所诱惑。因此，即使身在茅舍陋室之中，也毫无忧惧之色；面南而坐身居帝位，手握天下重权，也没有骄傲之态。只有做到这样，而后才可成为天下能够成就王业的君主。之所以称其为有德性，是因为不需要动员，百姓也知道奋发努力勤勉而行；不必用言语召告，子民们也能够自动领会；不需要着力所为，事情也能成功；不必去呼唤号召，民众也能踊跃到来，这就是德性所体现出的作用和力量。所以，上天不必有所行动，春夏秋冬已经依四时自行运转，下面的万物就自然得到化育；仁君不用行动，经过政今发布，下面就能万事成功；心识意念不用起动，通过四肢耳目的作用，万事万物都能感知其心念情意。交往少而能亲附者多的，叫作善知人意。费力少而能成效好的，叫作善于处事。听一言就能够贯通万物的，叫作善于闻道。言多而不得体，不如少言；博学多闻而不懂得自我反省和过滤，必然容易产生邪心恶念。孝与悌，是仁爱的基础和根本；忠与信，是游历交友的依托和凭证。内心不能用孝悌来自我反省，外行不能用忠信来自我端正，离开孝、悌、忠、信这四条做人原则，而只懂得死记学问、空谈道理，必定会迷失自身的。”
  桓公外舍，而不鼎馈。中妇诸子谓宫人盍不出从乎？君将有行，宫人皆出从。公怒曰：“庸谓我有行者？”宫人曰：“贱妾闻之中妇诸子。”公召中妇诸子曰：“女焉闻吾有行也？”对曰：“妾人闻之，君外舍而不鼎馈，非有内忧，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馈，君非有内忧也，妾是以知君之将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与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语女。吾欲致诸侯而不至，为之奈何？”中妇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为人持接也，未尝得人之布织也。意者更容不审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圣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第二天，桓公在米仓附近射鸟，管仲、照朋一同前来朝见。桓公看到两人后，就收起弓弩、脱下臂铠，迎上前去说：“你们看眼前这些鸿鸽，春天北飞、秋天南去，从来不误时令，还不是因为有两只羽翼的帮助，才能在天下畅意翱翔吗?现如今我不能够畅意于天下，难道这不也是你们两位的忧虑吗?”桓公又重复说了一遍，两人仍然没有回答。桓公说：“我既然都说了两遍了，两位怎么还不回答我呢?”管仲回答说：“现在民众正在忧虑劳役之苦，而国君仍旧没有时间限制地役使他们；百姓正在忧虑饥荒挨饿，而国君仍旧在加重收取他们的赋税；臣民正在忧虑死亡，而国君仍然加紧施用酷刑。不但这样，还加上国君亲近女色，疏远贤德之人，就算您能像鸿鹄那样有双翼，过大河时有舟桨，又将对国君您起什么作用呢?”桓公闻言顿时不安起来，显得不知所措。管仲说：“从前先王治理民众，看到民众忧虑劳役之苦，国君就限定农闲时间派遣他们来服役，人们就不再忧虑劳役之苦了；见到子民忧虑饥荒时挨饿，国君就减轻收取其赋税，国民就不再忧虑忍饥挨饿了；见到臣民忧虑死亡，国君就宽刑缓用，民众就不再忧虑死亡了。做到这些后、再加上国君又亲近有贤德义行之人，疏远女色，因而四方之内的百姓，对待君主就像对待父母一样啊！四方之外其他诸侯国的民众，前来归顺和亲附君主的百姓，就像那些流水奔向大海一般踊跃了！”桓公马上停止了打猎，拉着车绳上了车。亲自驾车，他请管仲居左边尊位，请隰朋为右边陪乘，一起回宫。

  管仲寝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讳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将安移之？”管仲未对。桓公曰：“鲍叔之为人何如？”管子对曰：“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曰：“然则庸可？”管仲对曰：“隰朋可，朋之为人，好上识而下问，臣闻之，以德予人者，谓之仁；以财予人者，谓之良；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国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则必朋乎。且朋之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门，居公门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举齐国之币。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问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犹能以国宁乎？”管仲对曰：“君请矍已乎，鲍叔牙之为人也好直，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宁戚之为人也能事，孙在之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庸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则其不以国宁，何也。”对曰：“鲍叔之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国诎，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国诎。宁戚之为人也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孙在之为人也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闻之，消息盈虚，与百姓诎信，然后能以国宁，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为人也，动必量力，举必量技。”言终，喟然而叹曰：“天之生朋，以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曰：“夫江黄之国近于楚，为臣死乎，君必归之楚而寄之。君不归，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则不可，救之，则乱自此始矣。”桓公曰：“诺。”管仲又言曰：“东郭有狗啀啀，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爱，将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啀啀，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今夫竖刁，其身之不爱，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啀啀，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今夫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愿也得于君者，将欲过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诺。”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五味不至，于是乎复反易牙。宫中乱，复反竖刁。利言卑辞不在侧，复反卫公子开方。桓公内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邻。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与卫公子，内与竖刁，因共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故公死七日不敛，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诸侯以伐齐，战于甗，大败齐师，杀公子无亏，立孝公而还。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管仲卧病，桓公去慰问，说：“仲父的病很重了，这是无需讳言的。设不幸而此病不愈，国家大政我将转托给谁呢？”管仲没有回答。桓公说：“鲍叔的为人怎样？”管仲回答说：“鲍叔是个君子。即使千辆兵车的大国，不以其道送给他，他都不会接受的。但是，他不可托以国家大政。他为人好善，但憎恶恶人太过分，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说：“那么谁行？”管仲回答说：“隰朋行。隰朋的为人，有远大眼光而又虚心下问。我认为，给人恩惠叫作仁，给人财物叫作良。用做好事来压服人，人们也不会心服；用做好事来薰陶人，人们没有不心服的。治国有有所不管的政务，治家有有所不知的家事，这只有隰朋能做到。而且，隰朋为人，在家不忘公事，在公也不忘私事；事君没有二心，也不忘其自身。他曾用齐国的钱，救济过路难民五十多户，而受惠者不知道是他。称得上大仁的，还不是隰朋么？”桓公又问说：“我不幸而失去仲父，各位大夫还能使国家安宁么？”管仲回答说：“请您衡量一下本国吧！鲍叔牙的为人，好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宁戚的为人，能干；曹孙宿的为人，能说。”桓公说：“这四人，谁能得到一个？他们都是上等人材。现在我全都使用，还不能使国家安宁，那是什么原故呢？”回答说：“鲍叔的为人好直，但不能为国家而牺牲其好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但不能为国家而牺牲其好善；宁戚的为人能干，但不能适可而止；曹孙宿的为人能说，但不能取信以后就及时沉默。据我所知，按照消长盈亏的形势，与百姓共屈伸，然后能使国家安宁长久的，还不是隰朋才行么？隰朋为人，行动一定估计力量，举事一定考虑能力。”管仲讲完话，深叹一气说：“上天生下隰朋，本是为我作‘舌’的，我身子死了，舌还能活着么？”管仲还说：“江、黄两个国家，离楚很近，如我死了，您一定要把它们归还给楚国。您如不归还，楚国一定要吞并。他吞并而我不救，那不对；要去救，祸乱就从此开始了。”桓公说：“好。”管仲又说道：“东城有一只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它得逞。现在的易牙，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怎么能爱君？您一定要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又说道：“北城有一只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之得逞。现在的竖刁，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怎能爱君？您一定要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又说道：“西城有一只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它得逞。现在的卫公子开方，弃掉千乘之国的太子来臣事于您。这就说明他的欲望是：从您身上得到的，将远超过一个千乘的国家。您一定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死了。死后十个月，隰朋也死了。桓公免去易牙、竖刁和卫公子开方。但由于吃东西五味不佳，于是又把易牙召回来；由于宫中乱，又召回竖刁；由于没有甘言蜜语在身边，又召回卫公子开方。桓公内不量国力，外不计国交，而征伐四邻。桓公死后，六子都求立为君。易牙和开方勾结竖刁，共杀百官，拥立公子无亏。所以，桓公死后六十七天没有入殓，九个月没有安葬。齐孝公跑到宋国，宋襄公率诸侯伐齐，战于甗地，大败齐军，杀掉公子无亏，立了齐孝公而回。宋襄公共立十三年，齐桓公立四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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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第二十七
  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参具者也。主明、相知、将能之谓参具。故将出令发士，期有日数矣；宿走所征伐之国，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议成败，人主之任也。论功劳，行赏罚，不敢蔽贤有私；行用货财，供给军之求索，使百吏肃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缮器械，选练士，为教服，连什伍，遍知天下，审御机数，此兵主之事也。

  凡军中主帅，必首先详知地图。盘旋的险路，覆车的大水，名山、大谷、大川、高原、丘陵之所在，枯草、林木、蒲苇茂密的地方，道里的远近，城郭的大小，名城、废邑、贫瘠之地及可耕之田等等，都必须完全了解。地形的出入交错，也必须心中完全有数。然后，就可以行军袭邑，举措先后得宜而不失地利，这都是地图的意义。
  人数的多少，士兵的精粗，武器的优劣，都应全部了解，这便是所谓“知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所以，用兵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君主明、宰相智、将帅能，就叫作三个条件具备。所以，出令、发兵，都限定日期实现；预定所伐之国，使群臣、大官、父兄、便嬖左右都不能妄议成败，这是君主的任务。论功劳，行赏罚，不敢有私心埋没贤才；动用财货，供给军需，使百吏严肃，不敢怠惰邪僻，这样来完成君令，是宰相的任务。备齐武器，选拔战士，实行教练，编制什伍，全面了解天下情况，明确掌握战机与策略，这乃是将帅的职事。




参患第二十八
凡人主者，猛毅则伐，懦弱则杀，猛毅者何也？轻诛杀人之谓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诛杀人之谓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轻诛者杀不辜，而重诛者失有皋，故上杀不辜，则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皋，则行邪者不变。道正者不安，则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变，则群臣朋党；才能之人去亡，则宜有外难，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杀也。
凡为人君，猛毅就为人所伐，懦弱就被人所杀。什么叫猛毅呢？轻易杀人的，叫作猛毅。什么是懦弱呢？姑息于杀人的，叫作懦弱。此二者各有所失。凡轻易杀人的，会杀了无罪的人；凡姑息于杀人的，会遗漏真正的罪犯。国君杀了无罪的人，正人君子就心怀不安；遗漏真正的罪犯，干坏事的就不肯改正。正人君子不放心，人材就会外流；做坏事的不改正，群臣就结党营私。人材外流，势必带来外患；群臣结党，势必带来内乱。所以说，猛毅之君为人所伐，懦弱之君将被人所杀。
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若夫世主则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诛暴，则地必亏矣。内不以刑，而欲禁邪，则国必乱矣。
决定君主尊卑、国家安危的，没有比军队更重要的了。征伐暴国，必用军队；镇压坏人，必用刑杀。于是军队是对外用于征伐暴国，对内用于镇压坏人的。因此，军队是尊君安国的根本，不可废置。现时的君主则不然，对外不用军队而想征伐暴国，那就必然要丧失国土；对内不用刑杀而想镇压坏人，国家就一定混乱了。
故凡用兵之计，三惊当一至，三至当一军，三军当一战；故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今交刃接兵而后利之，则战之自胜者也。攻城围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则攻之自拔者也。是以圣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时，不空地利，用日维梦，其数不出于计。故计必先定而兵出于竟，计未定而兵出于竟，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也。
凡用兵的计划，三次警备等于一次出征，三次出征等于一次围敌，三次围敌等于一次交战。所以，一年的军费，要准备消耗十年的积蓄；一战的费用，要准备用光几代的积累。现在，如果等到两国交兵以后，才创造有利于备战的条件，那只好一接战就自己宣告失败。如果等到攻城围邑以后，才知道守城者易子而食，烧骨为炊的顽强抵抗，那只好一进攻就自己宣告拔寨而退了。所以圣人总是对小的征战有大的警惧、争取不失天时，不失地利，白天作战夜间就计划好。其各项办法都不超出于计划，所以，计划必须先定而后才兴兵出境，没有计划好而兴兵出境，那是战起来自己就失败，攻起来自己就毁灭的。
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俴者同实。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入，与无镞者同实。将徒人，与俴者同实。短兵待远矢，与坐而待死者同实。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故曰：“器滥恶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将予人也；将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无战心。二器成，惊夫具，而天下无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无聚众。”所谓无战心者，知战必不胜，故曰无战心。所谓无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无守城。所谓无聚众者，知众必散，故曰无聚众。




拥有众多军队但不得军心，实质上和单人行动一样；兵器既不齐全又不锋利，实质上和没有兵器一样；盔甲既不坚固又不严密，实质上和无甲单衣者一样；弓弯射不远，实质上和短兵器一样；射而不能中，实质上和没有箭支一样；射中而不能穿，实质上和没有箭头一样；率领未经训练的人作战，实质上和自我残杀一样；用短兵器抵御远射的弓箭，实质上和坐而待毙一样。所以，凡是用兵，都有几项重大的考评。必须首先考评武器，考评士兵，考评将领，考评君主。所以说，武器粗恶不良，等于把士兵奉送给敌人；士兵不可用，等于把主将送给敌人；主将不懂用兵，等于把君主送给敌人；君主不能坚持不懈地注重军事，就等于把国家送给别人了。有一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再有敢于出征的战士，则天下没有战心；有两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再有智勇惊众的战士，则天下无可守之城；有三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再有才辩游说的人士，则天下都不敢聚集兵众迎战了。所谓没有战心，就是知道了战争一定不能打胜，所以说不敢有战心；所谓无可守之城，就是知道了城堡一定被攻破，所以说无守住之城；所谓不取聚集兵众，就是知道兵众必然逃散，所以说没有人敢于聚集兵众迎战了。




制分第二十九
  凡兵之所以先争，圣人贤士，不为爱尊爵。道术知能，不为爱官职。巧伎勇力，不为爱重禄。聪耳明目，不为爱金财。故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武王非于甲子之朝而后胜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遍知之，筑堵之墙，十人之聚，日五闲之。大征遍知天下。日一闲之。散金财，用聪明也，故善用兵者，无沟垒而有耳目。兵不呼儆，不茍聚，不妄行，不强进，呼儆则敌人戒。茍聚则众不用。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故坚其坚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铁，则刃游闲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从。人事荒乱，以十破百。器备不行，以且击倍。故军争者不行于完城，有道者不行于无君。故莫知其将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将去也，去而不可止。敌人虽众，不能止待。
  举凡用兵先要争取具备的条件是：圣人贤士不为贪图尊高的爵位，有道术能力的人不为贪图国家的官职，有武艺勇力的人不为优厚的俸禄，到敌方侦查的人员不为金钱和财货。伯夷、叔齐不是饿死以后才有名的，因为以前就注重修德；周武王不是在甲子那天以后取胜的，因为以前就多行善政。所以，小规模的征战，要了解千里地的情况。就是一墙之隔，十人之聚集，也要每天侦查五次。至于大规模的征战，那就要了解天下的情况了。所谓每日频繁地侦查五次，就是要花钱购买耳目的意思。所以，善用兵者，即使没有沟垒工事，也要有从事侦查的耳目。兵不可高声呼警，不可草率集合，不可徒劳行军，不可勉强进攻。高声呼警，则敌人知所警惕；草率集合出动，则兵众不肯效力；徒劳行军，则士卒困乏；勉强进攻，则精兵受挫。所以，用兵的人，攻坚则容易受挫，攻弱则收得神效。攻坚，其薄弱环节也会变得坚固；攻弱，其坚固部分也会变得薄弱。所以要稳住其坚固环节，削弱其薄弱环节。屠牛坦一天割解九只牛而屠刀还能削铁，就是因为刀刃总是在空隙间活动的原故。所以，在天道不顺的时候，敌人穷屈，也不宜追逐；敌国人事荒乱，就可以以十破百；敌国兵器不备，就可以以半击倍，所以，军事争夺不打坚固的城池，有道义的不打无君的国家。要使人不知其将要来到，到了就无法防御；要使人不知其将要离去，去了便不能阻止。敌人虽多，也是不能阻拦和防御的。
  治者所道富也，而治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后能富。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知强之数，然后能强。强者所道胜也，而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胜者所道制也，而胜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后能制。是故治国有器，富国有事，强国有数，胜国有理，制天下有分。
  治，可以导致国富，但治未必就是富，必须懂得富国的生产，然后才能富。富，可以导致国强，但富未必就是强，必须懂得强国的措施，然后才能强。强，可以导致胜利，但强未必就能胜，必须懂得胜利的正理，然后才能胜。胜，可以导致控制天下，但胜未必就能控制，必须懂得控制天下的纲领，然后才能控制。所以，使国治要有军备，使国富要有生产，使国强要有措施，使国胜要有理，控制天下则要有纲领。




君臣上第三十
  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君道不明，则受令者疑；权度不一，则修义者惑。民有疑惑贰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则百姓之与间，犹揭表而令之止也。是故能象其道于国家，加之于百姓，而足以饰官化下者，明君也。能上尽言于主，下致力于民，而足以修义从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业，上下相希，若望参表，则邪者可知也。
  吏啬夫任事，人啬夫任教。教在百姓，论在不挠，赏在信诚，体之以君臣，其诚也以守战。如此，则人啬夫之事究矣。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如此，则吏啬夫之事究矣。人啬夫成教、吏啬夫成律之后，则虽有敦悫忠信者不得善也；而戏豫怠傲者不得败也。如此，则人君之事究矣。是故为人君者因其业，乘其事，而稽之以度。有善者，赏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有过者，罚之以废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杀生不违，而民莫遗其亲者，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做人君的，要讲求统属众官的方法，而不要干预众官职责以内的事务；做人臣的，要处理职责以内的事，而不要干预到职责以外去。君道不明，奉令干事的人就发生疑虑；权限不划一，奉公守法的人就感到迷惑。如果人民有疑惑犹豫的心理，国君不能加以纠正，那末百姓对国君的隔阂疏远，就像明帖告示叫他们止步不前一样。所以，为国家树立君道，用于百姓，而能够治官化民的，那就是明君。上面对君主言无不尽，下面为人民出力办事，而能够奉公守法服从命令的，那就是忠臣。上面顺从君道，下面谨守职责，上下相互观察，就像看着测验日影的木表一样，有谁不正，就可以分别出来了。
“吏啬夫”担任督察的事，“民啬夫”担任教化的事。教化应当面向百姓，论罪应当不枉法行私，行赏应当信诚，体现出君臣的精神，其成效表现为人民的守国和作战方面。这样，民音夫的职责就完成了。吏裔夫充分掌握着计量的规章和办事的法律。审议刑法、权衡、斗解、文告与劾奏，都不以私意论断，而是据事实为准。这样，吏裔夫的职责就完成了。民啬夫制成规训和吏音夫制成律令以后，那末，纵使谨朴忠信的人也不许增补；而玩忽怠情的人更不许破坏。这样，君主的职责就完成了。所以，做人君的要根据吏啬夫和民音夫的职务和职责，按照法度来考核他们。有好成绩的，就用尊贵的爵位和美厚的田产来奖赏，人民不会有攀比羡慕的心理。有犯过错的，就用撤职的耻辱和诛死的重刑来处罚，人民也不敢有疾恨抱怨的情绪。生与杀都不违背法度，人民也就安定而没有遗弃父母的。要做到这些，只有依靠上面有明确的法制和下面有固定的职责才行。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臣失其事，无以有其位。然则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虚矣。上之畜下不妄，则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虚，则循义从令者审也。上明下审，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旷其产，而莫相德也。是以上之人务德，而下之人守节。义礼成形于上，而善下通于民，则百姓上归亲于主，而下尽力于农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体而外内别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
  天有经常的气象，地有经常的形体，人有经常的礼制，一经设立就不更改，这叫做三常。统一规划全局的是人君之道；分管各项职责的，是人臣的事。人君违背了君道，就不能够保有他的国家；人臣旷废了职责，就不能够保持他的官位。既然如此，那么君养臣能够真诚，臣事君也就老实。君养臣臣真诚，就是说立法定制的君主是英明的；臣事君老实，就是说奉公行法、服从命令的臣子是审慎的。上面英明，下面审慎，上下同心同德，就相互形成为一定的秩序。君主不失其威信，臣下不旷废事业，谁也不用对谁感恩怀德。因此，在上的人讲求道德，在下的人谨守本分，义礼在上面形成了典范，美善在下面贯通到人民，这样，百姓就都向上亲附于君主，向下致力于农业了。所以说：君主英明，辅相诚信，五官严肃，士人廉直，农民愚朴，商人与工匠谨厚，那么，上下就有一定的体统，内外有一定的分别；人民生活有依靠。而农、商、工三类人也都有所管理了。
  夫为人君者，荫德于人者也；为人臣者，仰生于上者也。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为人臣者，受任而处之以教。布政有均，民足于产，则国家丰矣。以劳受禄，则民不幸生；刑罚不颇，则下无怨心；名正分明，则民不惑于道。道也者，上之所以导民也。是故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动者也。是故君人也者，无贵如其言；人臣也者，无爱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毕矣。是故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官画之，民役之；则又有符节、印玺、典法、策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灭奸伪之术也。
  做人君的，就是要用德来庇护人们的；做人臣的，就是要依赖君主生活的。做人君的，要考核功绩而发放足够的俸禄；做人臣的，要接受任务而严肃认真地执行。行政注意均平，人民的产业能够自足，国家也就富裕了。按劳绩授予俸禄，人民就不会侥幸偷生；刑罚不出偏差，下面就不会抱怨。名义正，职分明，人民对于治国之道就不会有疑惑了。所谓“道”，就是君主用来引导人民的。所以，道与德出自君主；法制和命令由辅相传布；各种事业由官吏裁定；百姓的力量，是等待命令而行动的。所以，做人君的，再没有比言语更贵重的了。做人臣的，再没有比才力更令人珍爱的了。君主的言语下通于臣，人臣的才力上达于君，君臣之道就算完备了。所以，君主出谋划策，宰相遵守执行；宰相出谋划策，官吏遵守执行；官吏出谋划策，人民就要去出力服役。然后又有符节、印空、典章、法律、文书和册籍，加以考验管理，这都是用来辨明公道和消除奸伪的办法。
  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专意一心，守职而不劳，下之事也。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为人臣者，上共专于上，则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聪明。智能聪明者，下之职也；所以用智能聪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
  评选人材，衡量能力，考虑德行，然后加以举用，这是做君主的“道”。专心一意，谨守职务而不自以为劳苦，这是做人臣的“事”。做人君的，如果向下干预官吏职责以内的事务，则主管官吏无法负责；做人臣的，如果向上分夺君主的权柄，则君主丧失威信。所以有道之君，总是端正自己的道德来领导人民，而不讲究智能和聪明。智能和聪明之类，是臣下的职能所要求的；如何去使用臣下的智能聪明，才属于为君之道。在上的要阐明君道，在下的谨守臣职，上下的职分，在任务上是不同的。而它们又合成为一体。
  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则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于赏，而不忍于刑，是国无法也。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顺事治、国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于聪明，而善人举，奸伪诛、视听者众也。
  所以，知人善任的是人君，事必躬亲的是给人使役的人。君主也事必躬亲。就不能够公正了。君主不公正，就往往喜爱行赏，而不忍运用刑罚，这样，国家就没有法制了。治因而无法制，人民就会搞帮派而在下面相勾结，搞虚伪巧诈而去完成他个人的私利。如法制行之有素，人民就不会分帮分派而能够靠拢朝廷，全心全意贡献其忠诚。所以，君主不讲究智能，却能使朝中之事得治，国家之患得除，这是因为任用大臣的原故。君主不讲究聪明，却能使善人得用，奸伪之人被诛，这是因为替国家监视听察的人更多的原故。
  是以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而官诸生之职者也。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举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胜收也。官不胜任，奔走而奉其败事，不可胜救也。而国未尝乏于胜任之士，上之明适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审知胜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贤材遂，百姓治。治乱在主而已矣。
  所以，做君主的，是掌握万事的原则，而授予众人的职事的。选拨贤良，评选人材，并且要依照法度来对待使用他们。如果举用人材正确得当，就可以坐而治国，好处是不可尽收的。如果官吏不能胜任，即使奔走从事，他们所败坏的事情，也是很难补救的。国家并不缺乏能够胜任的人才。只是君主的明察还不能够知道他们。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认真查访胜任的人臣的。所以说，君道正确，则贤才得用，百姓得治，国家治乱只在乎君主而已。
  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是以上及下之事谓之矫，下及上之事谓之胜。为上而矫，悖也；为下而胜，逆也。国家有悖逆反迕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纪也。是故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公道不违，则是私道不违者也。行公道而托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奸心得无积乎？奸心之积也，其大者有侵逼杀上之祸、其小者有比周内争之乱。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国无常法也。主德不立，则妇人能食其意；国无常法，则大臣敢侵其势。大臣假于女之能，以规主情；妇人嬖宠假于男之知，以援外权。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乱内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征也。
  所以说，君主自身是规正德行的根本，官吏好比耳目，是受这根本节制的。君主立身。人民就受到教化；君主正德，官吏就能管好，管好官吏和教化人民，其关键在于君主。所以，君子是不要求于人民的。因此，上面干预下面的职务，叫“矫”；下面干预上面的事情，叫作“胜”。在上的人“矫”，就是悖谬；在下的人“胜”，就是叛逆。国家如有悖逆违抗的行为，那就是拥有国土统治人民的君主丧失了纲纪的结果。所以，区别上下关系，规正君臣职分，叫作“理”；顺理而行，没有错误，叫作“道”。道德规范一确定，人民就有轨道可循了。有道之君是善于明确设立法制，而不用私心来阻碍的。但是无道的君主，就是已经设立法制，也还要弃法而行私。做人君的弃法而行私，那么做人臣的就将以私心作为公道。所谓不违公道，实际上也就是不违私道了。表面执行公道而实际寄托私图。若是日久而不被发觉，其奸恶思想怎能不愈积愈大呢?奸恶思想愈积愈大，那么，往大里说就会有侵逼和杀害君主的祸事，往小里说也将有相互勾结，发生内争的祸乱。这类事情所以产生，正是由于君主的道德没有树立而国家没有常法的原故。君德不立，妇女就能够窥伺他的主意；国无常法．大臣就敢于侵夺他的权势。大臣利用女人的作用来刺探君主意图，被宠爱的妇人利用男人的智谋来援引外国的力量。这样下去的结果，君主就会废夫人而害太子，内部发生兵乱，因而招来外寇。这都是危害国君的表现。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仪，以尊主位，衣服緷絻，尽有法度，则君体法而立矣。君据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上而成俗，著久而为常，犯俗离教者，众共奸之，则为上者佚矣。
  所以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设立五官以治理人民，民众就不敢越轨行事了；在下面有五衡之官以纠察官吏，执事官吏就不敢背离法制而行使职权了。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礼仪，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一衮衣和冠冕，也都有法度规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临政了。人君据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从而成风，这样日久形成常规，如果有违犯习俗背离礼教的人，群众就会共同加罪于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无事了。
  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从顺独逆，从正独辟，此犹夜有求而得火也，奸伪之人，无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让德于天；诸侯有善，庆之于天子；大夫有善，纳之于君；民有善，本于父，庆之于长老。此道法之所从来，是治本也。是故岁一言者，君也；时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于父兄之间，听其言于君臣之义，而官论其德能而待之。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为常具以给之。相总要，者官谋士，量实义美，匡请所疑。而君发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阶之上，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余日，而官胜其任；时令不淫，而百姓肃给。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职也。
  天子向天下发布命令，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命令，大夫从本国国君那里接受命令，儿子从父母那里接受命令，下听其上，弟听其兄，这是最顺的秩序。衡石的称计是统一的，斗斛的量度是统一的，丈尺的标准是统一的，武器的规格是统‘的，书写文字相同，车辙宽窄相同，这是最正的规范。如果大家都顺，而一人独逆，大家都正，而一人独偏，这就象黑夜之中找东西而见到火光一样，奸伪之人是无法隐藏得住的。这就是先王为什么坚持统一民心的原因。所以，天子有了成就，就要把功德归让于上天；诸侯有了成就，就要归功于天子；大夫有了成就，就要奉献给本国国君；人民有成就，就应当追溯来源于父亲，并归功于长辈和老辈。这就是“道”和“法”所产生的根源，也是治国的根本，因此，按年考察工作的是君主，按四时考察工作的是辅相，按月进行考核的是百官，从事劳动专务农业以等待上面命令的是一般平民。所以，对于平民百姓，应当在他们的父兄中间评量其劳动，应当就君臣的大义上面来听取其言论，然后官吏评选其德才，献给君主。大夫只安排官职以内的事务，而不论及职责以外的事情；至于辅相，就要定出经常的条例来给百官做依据。辅相总揽枢要，百官谋士们根据实际情况评议好的措施，有所疑问则请辅相匡正。君主则调发大府内有关的法令和珪壁印信，来进行稽考查验，只站在三层台阶之上，面向南接受辅相呈上的政事枢要就行了。这样，君主有余暇的时日，而百官胜任其职务；四时的政令不出错误，而百姓严肃地完成对于上面的供应。这都是因为上有法制而下面各有职分的结果。
  道者，诚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杀也。夫道者虚设，其人在则通，其人亡则塞者也。非兹是无以理人，非兹是无以生财，民治财育，其福归于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故君一国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国，其道临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诸民，其所恶者能除诸民。所欲者能得诸民，故贤材遂；所恶者能除诸民，故奸伪省。如冶之于金，陶之于埴，制在工也。
  道，是人的生命之所出，不是由人而生的。圣王明君是善于了解它和说明它的。所以，治民有经常的道，生财有经常的法。“道”是万物的枢要，做人君的掌握这个枢要来处理事情，下面就是有奸伪之心也是不敢尝试的。“道”是存在于虚处的，行道的人君在，道就通行无阻；行道的人君不在，道就闭塞起来。没有道就不能治民，没有道就不能理财。民治财育的结果，福利还是归于君主。这样，明君看重道和法而看轻国家，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君主统治一个国家就是他的为君之道在那里统治；帝王统治天下，就是他的帝王之道在那里统治。无论大而统治天下，小而统治一国，都是他们的道在那里起作用。因此，他所要求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得到，他所厌恶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除掉。所求者能在人民那里得到，所以贤能的人材就可以进用；所恶者能在人民那里除掉，所以奸伪分子就能被察觉。好像冶工对于金属，陶工对于粘土，想要制作什么都是由工匠掌握的一样。
  是故将与之，惠厚不能供；将杀之，严威不能振。严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声实有间也。有善者不留其赏，故民不私其利；有过者不宿其罚，故民不疾其威。威罚之制，无逾于民，则人归亲于上矣。如天雨然，泽下尺，生上尺。
  所以，将要行赏，过于厚反而不能供应；将要行杀，过于严反而不能震慑。杀过严而不能震慑，赏过厚而不能供应，都是由于处理的名义和实际情况不符造成的。做好事的人，不折扣他应得的奖赏，人民就不会考虑私利；有过失的，不拖延对他的惩罚，人民就不会抱怨刑威。赏罚的制定，不超过人民所应得的，人民就归附和亲近君上了。这就象天下雨一样，天降下一尺的雨量，大地里的禾苗就向上生长一尺。
   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独立而无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然则民不便为非矣。
  所以授人官职而自己不居官，给人职事而自己不任事，独立行动而无人考核的，这就是君主的地位。古代先王主持天下的时候，人民就把他的德行比作神明，先王也是善于吸收人民意见的。关于人民的意见，只个别地听取，就会是愚蠢的；全面综合地听取，就将是圣明的。即使有商汤、周武王的道德，也还要多方搜集众人的言论。因此，英明的君主，顺从人心，适应人的性情，行事都从众人共同关心的地方出发。这样，命令布置下去，就不会阻碍；刑罚设置了，却用不着。先王就是善于同人民合成一体的。与民一体，那就是用国家保卫国家，用人民保卫人民，人民当然就不去为非作歹了。
  虽有明君，百步之外，听而不闻；间之堵墙，窥而不见也。而名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纳其忠也。信以继信，善以传善。是以四海之内，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举其下也，尽知其短长，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贤人之臣其主也，尽知短长与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于正，则百姓男女皆与治焉。

  虽然是明君，距离在百步以外，也照样听不到；隔上一堵墙。也照样看不见。但能够称为明君，是因为善于任用他的臣下，而臣下又善于贡献出他的忠诚。信诚导致信诚，良善导致良善，所以四海之内都可以治理好。因此，明君举用下面的人材，总是完全了解他的短处和长处，了解到他的才能的最高限度，才委任给他职务。贤人事奉他的君主，总是完全认识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认识到自己力所不及的限度，才量度能力而接受官职。君主按照这个原则来收养臣下，臣下也按照这个原则来事奉君主，上下都互相想着公正，那末，百姓男女就都能治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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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字正音和翻译


君臣下第31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名物处，违是非之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
  古时没有君臣上下之分，也没有夫妻配偶的婚姻，人们象野兽一样共处而群居，以强力互相争夺，于是智者诈骗愚者，强者欺凌弱者，老、幼、孤、独的人们都是不得其所的。因此，智者就依靠众人力量出来禁止强暴，强暴的人们就这样被制止了。由于替人民兴利除害，并规正人民的德性，人民便把这智者当作导师。所以道术和德行是从贤人那里产生的。道术和德行的义理开始形成在人民心里，人民就都归正道了。辨别了名物，分清了是非，赏罚便开始实行。上下有了排定，民生有了根本，国家的都城也便建立起来。因此，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是由于有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由于掌握赏罚，才能成其为君主。

  致赏则匮，致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者也。夫赏重，则上不给也；罚虐，则下不信也。是故明君饰食饮吊伤之礼，而物属之者也。是故厉之以八政，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国裹，贵之以王禁，则民亲君可用也。民用，则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者也。故德之以怀也，威之以畏也，则天下归之矣。有道之国，发号出令，而夫妇尽归亲于上矣；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功能于上矣。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治斧钺者不敢让刑，治轩冕者不敢让赏，坟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实，义礼明也。
  行赏过多则导致国贫，行罚过重则导致暴虐。财力贫乏和法令暴虐，都是会丧失民心的。所以，明君总是注意对于人民平时的教导，这样可以使人民平时得治，出战取胜，防守也牢不可破。行赏过多了，上面就不能供应；刑罚太暴了，人民就不会信服。所以，明君就要讲饮宴、吊丧的礼节，对人们分别等级给予不同的礼遇。所以，明君还用八种官职来勉励他们，用不同品秩的衣服来表彰他们，用国家俸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用国家法度来抬高他们的地位，这样，人们就都会亲附君主，可以为君主所用。人民可用，那末天下就会归心了。人君行道，天下就来归附；不行其道，天下就不归附。这好比浪头涌起，到了顶头又会落下来，乃是必然的趋势。所以，用恩德来安抚人们，用威势来震慑人们，天下就会归心了。一个有道的国家，通过发号施令，国内男女都会亲附于君主；通过宣布法律和宪章，贤人列士都会尽心竭力于君主。千里之内的地方，哪怕是一束布的惩罚，一亩地的赋税，君主都可以完全了解。主管刑杀的不敢私窃刑杀的权限，主管赏赐的不敢偷窃行赏的权限，人们服帖得象一个父亲的儿子，象一个家庭的情况一样，这是由于义礼分明的原故。

  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则贤人不来。贤人不来，则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则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则君危，论侵则有功者危，令侵则官危，刑侵则百姓危。而明君者，审禁淫侵者也。上无淫侵之论，则下无异幸之心矣。
  在下的不拥护在上的，臣子不拥护君主，贤人就不会出来做事。贤人不出来，百姓就不肯效力。百姓不效力，天下就不会归心。所以说，施行德政的权力被侵削，君主就危险；论功行赏的权力被侵削，有功的人就危险；发令的权力被侵削，官吏就危险；行刑的权力被侵削，百姓就危险。贤明的君主是明确禁止这种不正当的侵削行为的。上面没有不正当的侵夺君权的议论，下面就不会有侥幸投机的心理了。
  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为人臣者，变故易常，而巧官以谄上，谓之腾。乱至则虐，腾至则北。四者有一至，败敌人谋之。则故施舍优犹以济乱，则百姓悦。选贤遂材，而礼孝弟，则奸伪止。要淫佚，别男女，则通乱隔。贵贱有义，伦等不逾，则有功者劝。国有常式，故法不隐，则下无怨心。此五者，兴德匡过、存国定民之道也。
  做人君的，违背君道抛弃法制而专好行私，这叫作“乱”。做人臣的，改变旧制，更易常法，而用花言巧语来谄媚君主，这叫作“腾”。“乱”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暴虐”，“腾”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背叛”。这四种现象出现一种，就会失改，敌人就会来图谋这个国家。所以，国君多行施舍，宽容大度以防止祸乱，则人民喜悦；选拔贤者，进用人材而礼敬孝悌的人，则奸伪之徒敛迹；禁止淫荡懒惰，分清男女界限，则淫乱私通者隔绝；贵贱区分合理，等级不乱，则立功者受到鼓励；国家有确定规范，常法向人民公开，则人民没有怨心。这五个方面，都是振兴道德、改正错误、保存国家和安定人民的办法。

  夫君人者有大过，臣人者有大罪，国所有也，民所君也，有国君民而使民所恶制之，此一过也。民有三务，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则不可以守战。此君人者二过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禄，治大官。倍其官，遗其事，穆君之色，从其欲，阿而胜之，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过而不改，谓之倒；臣当罪而不诛，谓之乱。君为倒君，臣为乱臣，国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则治，易则乱。故不可不明设而守固。
  为人君的可能有大过，为人臣者也可能有大罪。国家归君主占有，人民归君主统治，有国有民而竟让人民所憎恶的人去掌权管理，这是人君的第一个过失。人民有春、夏、秋三季节的农事，君主不适时下令，向人民布置生产，那就不是他的人民了；既然不是他的人民，就不能用来守国作战，这是人君的第二个过失。做人臣的，受国君高爵重禄，负责大的职务，然而却背其职守，放弃职责，逢迎君主的颜色，顺从君主的私欲，通过阿谈的手段而控制君主，这便是人臣的大罪。君有过而不改，叫做“倒”；臣有罪而不诛，叫作“乱”。如果君主是“倒君”，人臣是“乱臣”，那么国家的衰亡，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因此，有道的君主要掌握治国根本原则，辅相要掌握重要政策，大夫执行法令以管理群臣，群臣尽心竭力为主上服务。这四种职守都能完成得好则国家治；疏忽了，则国家乱。所以，这四种职守都是不可不明确规定和坚决遵守的。

  昔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然则躁作、奸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此礼正民之道也。
  古时候，圣明君主总是把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根本，慎重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所以，对于微小的事情都十分谨慎，对于违法非法都详细辨别，并追究根底。这样，轻举妄动、奸邪和诈伪的人们就不敢尝试做坏事了。这正是规正人民的途径。

  古者有二言：“墙有耳，伏寇在侧。”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伏寇在侧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谋之泄也，狡妇袭主之请而资游慝（tè）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贵而后贱者为之驱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罚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势，比党者诛，明也。为人君者，能远谗谄，废比党，淫悖行食之徒，无爵列于朝者，此止诈拘奸、厚国存身之道也。
  古时候有两句话：“墙上有耳，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所谓墙上有耳，是说机密的谋划可能泄露在外。所谓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是说阴谋家可能争得人心。机密谋划的泄露，是由于狡猾的宠扫刺探君主内情去帮助暗藏的奸细。阴谋家争得人心，是由于从前受到贵宠后来沦为低贱的人愿意为他奔走效劳。英明的君主执政，宠臣内侍不敢窥伺君主的意图。因为刑罚首先施行于亲近；大臣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因为勾结私党者被杀的事实，是明确的。做人君的能够远离谗言诌语，废除拉帮结党，使那些淫邪悖乱和游荡求食之徒。不能混入朝廷为官，这是防止诈伪，限制奸邪，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的途径。

  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参。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缓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为缓，缓可以惠民。威惠迁于下，则为人上者危矣。贤不肖之知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财力之贡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贤不肖而可威党于下。有能以民之财力上陷其主，而可以为劳于下。兼上下以环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则为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赏而夺之实者也；先其君以恶者，侵其刑而夺之威者也；讹言于外者，胁其君者也；郁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则国之危，可坐而待也。
  做君主的，统治群臣百姓，是通过左右大臣实现的。所以左右大臣是群臣与君主之间的中间参与者。制度法令向人民布置，必须经过左右的大臣。左右大臣把可以缓办的命令改为急办，就可以因为急办对人民猎取权威；又把应当急办的命令改为缓力、，就可以因为缓办对人民表示恩惠。君主的权威与恩惠转移到左右大臣的手里，做君主的就危险了。把                  官吏的贤能或不肖报告君主的，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把各地方的民财、民力贡献给君主的，也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左右大臣能把贤能说成不肖，把不肖说成贤能，而可以在下面结成私党。又能用民财与民力去诱惑君主，而可以在上面邀取功劳。同时在君主和臣民中间两头谋求私利，致使官爵和法制对他都不起作用，做君主的就危险了。先于君主来行奖，这是侵夺君主的行赏大权和恩惠；先于君主来行罚，这是侵夺君主的惩罚大权和威严；在外面制造谣言，这是威胁君主；扣压命令不公布，这是封锁君主。这由种情况全部发生，而君主还不知道，国家的危险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

  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质，宠者从，此数之因也。是故始于患者，不与其事；亲其事者，不规其道。是以为人上者患而不劳也，百姓劳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索，则礼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进退，而形道滔赶。进退者主制，滔赶者主劳。主劳者方，主制者圆。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方者执，执者固，固则信。君以利和，臣以节信，则上下无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
  神圣的人做王，仁智的人做国君，威武勇敢的人做官长，这本是天道和人情。依照天道和人情，通显的人做君主，卑穷的人做臣仆，这是规律性所决定的，所以，主管谋划的人，不参与具体事务；亲身参与事务工作的，不管掌握原则。所以，做君主的只谋虑思患而不从事劳作；做百姓的只从事劳作而不管谋虑思患。君臣上下的职分明确定下来，礼制就建立起来了。所以，用人民来服事君上，用劳力来服事贤明， 用形体来服事心灵，这就是事物的道理。心的功能考虑举止动作，形体的功能是实践俯仰屈伸。考虑举止动作的管号令，实践俯仰屈伸的主管劳力。主管劳力的要方正，主管号令的要圆通。圆的长于运转，运转的能变通，变通就可以和谐。方的往往固执，固执的能坚定，坚定就可以信诚。君主用物利协调群臣，群臣用守本分来表示诚信，上下就不会有偏差了。所以说，做君主的要主持宽仁，做臣子的要谨守信用，这就是所说的上下之礼。
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诸己，知得诸民，从其理也。知失诸民，退而修诸己，反其本也。所求于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于人者少，故民轻给之。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纪天时，务民力。下注者，发地利，足财用也。故能饰大义，审时节，上以礼神明，下以义辅佐者，明君之道。能据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过，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

  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则齐民以政刑、牵于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民。威无势也无所立，事无为也无所生，若此，则国平而奸省矣。
  明君在上位，加上忠臣的辅佐，就可以用政策和刑罚来整治人民，使人民都关心衣食之利，这样，人民就朴实而容易使用，愚昧而容易控制。君子依靠治国之道来生活。平民依靠出力劳动来生活，这就是本分。君子没有什么权势，就无从树立个人的威望；小人没有什么作为，就无从生产财富。按这个本分去做。国家才能安定，坏人才能减少。

  君子食于道，则义审而礼明，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逾，虽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则上无危矣。齐民食于力则作本，作本者众，农以听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时也。故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虽有明君，能决之，又能塞之。决之则君子行于礼，塞之则小人笃于农。君子行于礼，则上尊而民顺；小民笃于农，则财厚而备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备足，四者备体，顷时而王不难矣。
  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义理就可以详备，礼制就可以彰明。义理详备。礼制彰明，伦理的等级就没有人敢于超越，即使拥有兵车和士卒的大夫也不敢存在侥幸作乱的心理，这样，君主就可以没有危险了。平民靠出力劳动生活，则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多了，则勤勉而听从命令。所以，明君治世，人民受君主的节制，就象草木受天时的制约一样。所以人民偏于保守，就要使他们开通一些；人民偏于开通，就要使他们保守一些。开放之则流通，堵塞之则停止。唯有明君是既能开放又能堵塞的。开放，则能使君子遵守礼制；堵塞，则能使小民专心务农，君子遵守礼制，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小民专心务农，则财物丰厚而贮备充足。上尊、民顺、财厚、备足，这四者全都齐备，在短时间内称王于天下，就不困难了。

  四肢六道，身之体也。四正五官，国之体也。四肢不通，六道不达，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乱。是故国君聘妻于异姓，设为侄娣、命妇、宫女，尽有法制，所以治其内也。明男女之别，昭嫌疑之节，所以防其奸也。是以中外不通，谗慝不生；妇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诸臣子弟无宫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奸，昭公威私也。
  四肢和六道：耳、目、口、鼻、前阴和后阴，是人身的躯体；四正：君、臣、父、子和五官是国家的躯体。四肢不关联，六道不通畅，这叫作身体失调；四正不端正，五官不管事，这叫作国家混乱。所以，国君从不同姓的国家娶妻，还设置有侄娣、命妇和宫女，都按法度进行，这为的是治理好宫内之事。明定男女分别，宣示管理男女嫌疑的办法，这为的是防止奸情。所以，宫内外不得私通，谗言、恶事不准发生，妇人说话不得涉及朝廷政事，群臣子弟不得与宫内交往，这都是先王用来彰明德行、制止奸邪、昭示公道、消灭私图的措施。

  明立宠设，不以逐子伤义。礼私爱欢，势不并论。爵位虽尊，礼无不行。选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然则兄弟无间郄，谗人不敢作矣。
  明立女宠之子为后。而不立长子，这是伤义的事情。优礼和私爱自己喜欢的庶子，但不能使他的地位、权力与嫡长子平等。庶子的爵位尽管尊贵，但嫡庶的礼制不能不执行。嫡长子是首要的，要用美好的衣服来装饰他，用文彩的旗帜为旌表他，为的是提高他的威望。这样嫡庶兄弟之间就可以没有隔阂，挑拨离间的人也就不敢动作了。

  故其立相也，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参伍相德而周举之，尊势而明信之。是以下之人无谏死之誋，而聚立者无郁怨之心，如此，则国平而民无慝矣。其选贤遂材也，举德以就列，不类无德；举能以就官，不类无能；以德弇劳，不以伤年。如此，则上无困，而民不幸生矣。
  所以，君主在设立辅相的时候，罗列他的功绩也同时考虑他的德行；论定他的劳绩也同时查看他是否合干法度。经过比较考核。各方面都合适，然后举用他，尊重他的权威，坦白地信任他。因此．下面的人臣没就有进谏怕死的顾虑。聚立布朝的小吏也没有抑郁怨恨的心理。这样．围家就可以太平而人民也没有邪恶了。君主在选拔贤材的时候，要举拔有德行的人进入爵位的行列，不可以包括无德之人；要举拔有才能的人担任适当的官职，不可以包括无能之辈。把德行放在功劳之上。不因为资历年限而加以抑制。这样，君主就没有困难，而人民也不会寻求侥幸了。

  国之所以乱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内有疑妻之妾，此宫乱也；庶有疑适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四者无别，主失其体。群官朋党，以怀其私，则失族矣；国之几臣，阴约闭谋以相待也，则失援矣。失族于内，失援于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听，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中民之乱，有小人之乱。五者一作，则为人上者危矣。宫中乱曰妒纷，兄弟乱曰党偏，大臣乱曰称述、中民乱曰詟谆，小民乱曰财匮。财匮生薄，詟谆生慢，称述、党偏、妒纷生变。
  国家所以衰乱的原因有四，所以灭亡的原因有二。宫里面有与嫡妻争夺地位的宠妾。这是宫中的乱：庶子里有与嫡子争夺地恢的宠子，这是家中的乱；朝廷里有与辅相争夺地位的宠臣，这是国中的乱；任用的官吏无能，这是众官的乱。对上述四者都不能辨别。君主就失去其体统了。群官结党营私。召主就丧失宗族的拥护。国家的机密大臣。暗中策划阴谋，对付君主，君主就丧失人民的支援。内部丧失宗族拥护。外部丧失人民支授，这就是灭亡的两个原因。所以嫡妻必须固定，嫡子必须确立，辅相必须以正直态度听政。百官必须以忠情态度严肃认真地办事。所以说．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百官之乱，有小民之乱。五者全发作起来，做人君的就危险了。宫中之乱是由于妻妄嫉妒纷争。兄弟之乱是出于诸子结党偏私，大臣之乱是由于他们喜用权术，百官之乱是由于他们对上诽议不满，小人之乱是由于他们财用贫乏。财用贫乏就产生薄德的行为，对上诽议不满就产生傲慢法制的行为。喜用权术。结党偏私和嫉妒纷争，则会产生变乱。

  故正名稽疑，刑杀亟近，则内定矣。顺大臣以功，顺中民以行，顺小民以务、则国丰矣。审天时，物地生，以辑民力；禁淫务：劝农功，以职其无事，则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数，下十伍以征，近其罪伏，以固其意。乡树之师，以遂其学。官之以其能，及年而举，则士反行矣。称德度功，劝其所能，若稽之以众风，若任以社稷之任。若此，则土反于情矣。

  所以，正定嫡庶名分．稽查妻妾嫌疑、诛杀奸诈的近臣，宫内就可以安定了。根据功绩安排大臣的次序，根据德行安排百官的次序，根据努力劳动安排小民的次序，国家就富裕了。详细观察天时，察看土地性质，以合理使用民力，禁止奢侈品生产，奖励农业耕作，以使无业之民有事做，小民就得到治理了。上面核定一定的数额，下到“什伍”的居民组织来征集人材，并缩短选升的期限，以坚定士人的意志；然后每乡设立教师，使士人得到学习；依据才能任官授职，到了年限就荐举使用，这样，士人都归于修德的途径了。衡量德行和功绩，鼓励其所能，再考察众人的舆论，然后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他。这样，士人都归于诚实了。


小称第三十二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操名从人，无不强也；操名去人，无不弱也。虽有天子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则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在于身者孰为利？气与目为利。圣人得利而托焉，故民重而名遂。我亦托焉，圣人托可好，我托可恶，以来美名，又可得乎？我托可恶，爱且不能为我能也，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气于面，不能以为可好。我且恶面而盛怨气焉，怨气见于面，恶言出于口，去恶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恶人之有余忌也，是以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
  管子说：“可怕的是自身不善，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丹青在深山，人们了解并把它取出来；美珠在深渊，人们也能了解并把它取出来。所以，我个人可以有错误的行为，人民却不会有错误的评价。人民看问题是太清楚了，谁也不能瞒过他而为非作歹。所以，我有好处，人们就表扬我；我有过错，人们就指责我。对待人民的指责与表扬，不需要再回去问自家人。所以，先王总是敬畏人民的。持有善名而且听从人民，没有不强盛的；持有恶名而且抵制人民，没有不衰弱的。虽然有天子诸侯的地位，人民都持其恶名而离去，那就只好弃其领地而出走了。所以先王是敬畏人民的。人身上什么最敏感？耳目最敏感。圣人得耳目之利而依靠它，故人民倚重而名声远扬。我也要依靠它。但圣人以它行善，我则以它行恶，我用以行恶，而想求美名，怎么行呢？即使爱我的人也不能帮我得到美名的。毛嫱、西施是天下的美人，脸上满载怨气，也不能算作美。我本身丑恶而满载怨气，怨气表现在面上，恶言又出于口，以恶的实际而想美的名声，能办到么？太严重了！百姓是憎恶人有重大缺陷的。所以，过长的要断短，过短的要续长，过满的要疏泄，空了要加以充实。”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称身之过者，强也；洽身之节者，惠也；不以不善归人者，仁也。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往喜民，来惧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纣不然，有善则反之于身，有过则归之于民。归之于民则民怒，反之于身则身骄。往怒民，来骄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惧声以感耳，惧气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故绳可得断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辔策，故遬（sù）兽可及，远道可致。天下者，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在于既善，所以感之也。”
  管子说：“善于责备自己的，人民就不会责备他；只有不肯责备自己的，人民才去遣责。所以，承认自己错误，是‘强”的表现；修养自身节操，是‘智’的表现；不把不善之事归于人，是‘仁’的表现。所以，明君有过则归之于己，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归之己则自身戒惧，有善归之民则人民喜悦。推善以取悦于民，反过以警戒自身，所以明君能治理人民。至于梁、纣就不是这样，有善则归之于已，有过则归之于民。过归于民则民怒，善归于己则自骄。推过以激怒人民，反善以骄纵自身，这便是身败的原因。所以明君戒惧恶声影响听，戒惧恶气影响看。这两者有关天下得失，怎么能不谨慎呢？工匠有办法影响斤斧，所以绳墨能料定木材；羿因为有办法影响弓矢，所以张弓能射中标的；造父因为有办法影响辔鞭，所以能赶速兽、致远道。天下没有常乱，没有常治。坏人当政则乱，善人当政则治。当政达到尽善，是因为善人有办法施加影响的原故。”

  管子曰：“修恭逊、敬爱、辞让、除怨、无争以相逆也，则不失于人矣。尝试多怨争利，相为不逊，则不得其身。大哉！恭逊敬爱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丧。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损也。尝试往之中国、诸夏、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皆待此而为治乱。泽之身则荣，去之身则辱。审行之身毋怠，虽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爱。审去之身，虽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恶。故之身者，使之爱恶；名者，使之荣辱。此其变名物也，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
  管子说：“讲求恭逊、敬爱、谦让、除怨、无争，以互相对待，就不会失去人心。试行多怨、争利，互相不讲恭逊，则身亦难保。恭逊敬爱之道，是太伟大了。遇有吉事可依此精神主持祭礼，遇有凶事可依此精神主持居丧。大可以治理天下而不必增加，小可以治理一人而无需裁减，行之于京都、全中国、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都可以靠它决定治乱。身上沾染它则荣，身上失掉它则辱。认真执行而不懈怠虽然不开化的人也能化为相爱；确实抛弃了它，虽然兄弟父母也能变为相恶。所以，在身上可以使之爱恶，在名上可以使之荣辱，其变化名物的作用，简直和天地一样大。所以，先王把这叫作‘道’。”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讳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管仲对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谒之，虽然，君犹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于寡人，寡人敢不从乎？”管仲摄衣冠起，对曰：“臣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夫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烝婴儿之未尝。于是烝其首子而献之公。人情非不爱其子也，于子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喜宫而妒，竖刁自刑而为公治内。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子开方事公，十五年不归视其亲，齐卫之间，不容数日之行。于亲之不爱，焉能有子公？臣闻之，务为不久，盖虚不长。其生不长者，其死必不终。”桓公曰：“善。”
  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废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竖刁而宫中乱，逐公子开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圣人固有悖乎！”乃复四子者。处期年，四子作难，围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妇人、遂从窦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不可得，其故何也？”妇人对曰：“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分齐国，涂十日不通矣。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食将不得矣。”公曰：“嗟兹乎！圣人之言长乎哉！死者无知则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见仲父于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绝。死十一日，虫出于户，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杨门之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虫出户而不收者，以不终用贤也。
  管仲有病，桓公亲自去慰问说：“仲父的病很重了，如不讳言而此病不起，仲父有什么遗言教我呢？”管仲回答说：“您即使不来问我，我也要有话对您说的。不过，怕您做不到罢了。”桓公说：“仲父要我往东就往东，要我往西就往西，仲父对我说的话，我敢不听么？”管仲整整衣冠起来回答说：“我希望您把易牙、竖刁、堂巫和公子开方辞退掉。易牙用烹调侍候您，您说，唯有婴儿的味道没有尝过，于是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献给您。人情没有不爱自己儿女的，他对自己的儿子都不爱，能爱您么？您喜欢女色而忌妒，竖刁自己宫身而为您管理宫女们。人情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他对自己身体都不爱，能爱您么？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不回家探亲，齐国与卫国之间，不用几天行程就到了。人情没有不爱双亲的，对自己双亲都不爱，能爱您么？我听说过：作假的不可能持久，掩盖虚伪也不会长远。活着不干好事的人们，也一定不得好死。”桓公说：“好。”
  管仲死后，埋葬完毕，桓公憎恶此四人而废掉他们的官职。但是驱逐了堂巫，却生了怪病；驱逐了易牙，却感到食味不佳；驱逐了竖刁而宫中混乱；驱逐了公子开方而感到自己的朝政没有条理。桓公说：“呵！圣人也难免有错误吧！”乃重新起用四人。再过一年，四人作乱，把桓公围困在一个屋子里不得外出。有一妇女，从小洞钻入，到了桓公住所。桓公说：“我饿得要吃，渴得要喝，都得不到，为什么？”宫女回答说：“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瓜分了齐国，道路已十天不通了。公子开方已把七百多社的土地和人口送给卫国了。吃的东西将得不到了。”桓公说：“咳，原来如此!圣人话实在是高明呵!要是死了没有知觉还好，若有所知，我有什么面目见仲父于地下呢！”便拿过头巾包头而死。死十一天，蛆虫从门缝里爬出来，才发现桓公死了。用门板掩盖了桓公的尸体。齐桓公之所以死十一天，蛆虫出户而无人收尸，就是因为最终没有用贤的原故。
  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饮酣，桓公谓鲍叔牙曰：“阖不起为寡人寿乎？“鲍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时也，使管子毋忘束缚在鲁也，使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国之社稷必不危矣。”
  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曾在一起饮酒，饮到高兴时，桓公对鲍叔说：“为什么不给我祝酒？”鲍叔捧杯而起说：“希望您别忘记流亡在莒国的时候，希望管仲别忘记被绑在鲁国的时候，希望宁戚别忘记车下喂牛的时候。”桓公离席再拜说：“我和两位大夫能够不忘记您的忠告，国家就一定没有危险了。”


四称第三十三
  桓公问于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诸侯四邻之义，仲父不当尽语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夷吾之所能与所不能，尽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问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邻诸侯之义，仲父不当尽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竟称于义，上下皆饰。形正明察，四时不贷，民亦不忧，五谷蕃殖。外内均和，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受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
  桓公问管子说：“我幼弱昏愚，不懂得与四邻诸侯如何交往的道理，仲父还不应当把从前有道之君的表现尽量告诉我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之所能与不能，您都全部知道，您为什么还让我讲呢？”桓公再一次问管子说：“仲父，我幼弱昏愚，不懂得与四邻诸侯交往的道理，您还不应该给我讲讲古代的有道之君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从前的有道之君，都是敬礼山川、宗庙和社程的，对于先故的大臣，施以恩德，并且使其大富。巩固武将的官位，发挥他们的能力。圣人在前，贞廉之士在左右，互相提倡行义，上下都有修治。刑政明察，四时的行事安排没有失误，人民无忧虑，五谷都有繁殖。外内和睦，诸侯臣服，国家安宁，不用兵革。把币帛授于邻国，以感怀邻国的德惠；把政令昭示于邻国，以作为他们的规范。这也就可以称作从前的有道之君了。”桓公说：“讲得好呵！”

  桓公曰：“仲父既己语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当尽语我昔者无道之君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职美道，又何以闻恶为？”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繬缁缘繬，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缘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语我其善，而不语我其恶，吾岂知善之为善也？”管子对曰：“夷吾闻之徐伯曰，昔者无道之君，大其宫室，高其台榭，良臣不使，谗贼是舍。有家不治，借人为图，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辟若野兽，无所朝处，不修天道，不鉴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众所怨诅，希不灭亡。进其谀优，繁其钟鼓，流于博塞，戏其工瞽。诛其良臣，敖其妇女，撩猎毕弋，暴遇诸父，驰骋无度，戏乐笑语。式政既輮，刑罚则烈。内削其民，以为攻伐，辟犹漏釜，岂能无竭。此亦可谓昔者无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
  桓公说：“您既已给我讲过古代的有道之君了，是不是应该再给我讲讲古代无道之君呢？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像您这样美好而明通，既已明察美的道理，又何必再听恶事呢？”桓公说：“怎么能这样说呢？用黑色给黑衣服沿边，我怎么知道它的美？用白色给白衣服沿边，我怎么知道它的好？您已对我讲了善，而没有讲恶，我怎样了解‘善’之所以为善呢？”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从前的无道之君，都是把宫室搞得大大的，把台榭盖得高高的，不用良臣，只是留用谗贼。他们有国不治，依靠别人谋划；政令不善，黑暗得象在夜里；又好象野兽一般，没有归宿之处。不遵循天道。借鉴四方，有家不治，好象发狂病一样，大众都在怨恨和诅咒，很少有不灭亡的。他们还增加戏曲艺人，广置钟鼓音乐，沉溺于赌博之戏，玩赏乐人瞽者。诛杀良臣，戏弄妇女，不停地进行田猎，凶暴地对待诸侯。驰骋无度，戏乐笑语。施政既有偏差，刑罚就要酷烈，对内侵削人民，还自以为有功。就好象有漏洞的锅一样，怎么能不枯竭呢？这也就可以称作古代的无道之君了。”桓公说：“讲得好呵！”

  桓公曰：“仲父既已语我昔者有道之君与昔者无道之君矣，仲父不当尽语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鉴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质为臣，不宾事左右；君知则仕，不知则已。若有事，必图国家，遍其发挥。循其祖德，辩其顺逆，推育贤人，谗慝不作。事君有义，使下有礼，贵贱相亲，若兄若弟，忠于国家，上下得体。居处则思义，语言则谋谟，动作则事。居国则富，处军则克，临难据事，虽死不悔。近君为拂，远君为辅，义以与交，廉以与处。临官则治，酒食则慈，不谤其君，不毁其辞。君若有过，进谏不疑；君若有忧，则臣服之。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
  桓公说：“您既已给我讲了古代的有道之君和古代的无道之君了，您还不应该给我讲古代的有道之臣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古代的有道之臣，自从下拜为臣，从不去事奉君主的左右宠臣。君主了解他就出来做官，不了解他’就在野。国家有事，就一定为国家利益着想，而充分出力。他遵循祖德，明辨顺逆，推荐贤人，又能使谗慝不敢活动。事奉国君有义，使用部下有礼，贵贱相亲，有如兄弟，忠于国家，使上下各得其所。平居则多加思考，谈话则经过谋虑，行动起来则有所建树”治国则富，治军则胜，遇到危难或事变，虽死不悔。在近处是国君辅佐，在远处也是国君辅佐，以义来相交，以廉来处事。执行公务则尽职，遇到酒食则辞谢，不诽谤国君，也不隐讳意见。国君若有过错，进谏而不疑；国君有忧虑之事，自己承担起来。这也就可以称作古代的有道之臣了。”桓公说：“讲得好呵！”

  桓公曰：“仲父既以语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当尽语我昔者无道之臣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无道之臣，委质为臣，宾事左右；执说以进，不蕲亡己；遂进不退，假宠鬻贵。尊其货贿，卑其爵位；进曰辅之，退曰不可，以败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群处，以攻贤者，见贤若货，见贱若过。贪于货贿，竟于酒食，不与善人，唯其所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谗贼与斗，不弥人争，唯趣人诏。湛湎于酒，行义不从。不修先故，变易国常，擅创为令，迷或其君，生夺之政，保贵宠矜。迁损善士，捕援货人，入则乘等，出则党骈，货贿相入，酒食相亲，俱乱其君。君若有过，各奉其身。此亦谓昔者无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桓公说：“您既已给我讲了古代的有道之臣了，还不应该给我讲讲古代的无道之臣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从前的无道之臣，自下拜为臣以后，就敬事君主左右的宠臣。用邪说以求升进，从不想忘掉自己；知进而不知退，并利用君宠来显示自己的高贵。只重视货财，而看轻爵位身分；在朝廷辅佐国君，在下面却加以诽议，这样来败坏国君名誉，还推说‘与我无干’。纠集一群不仁之辈，攻击贤人，对待贵人就象追逐财货一般，对待贱者就象路人一样躲开。贪贿赂，争酒食，不亲近善人，只亲近自己的爪牙。为人傲慢，不结交善士却与谗贼相勾结。不排解人们的纠纷，只鼓动人们诉讼，沉溺于饮酒，仪容举止都很不整肃。不遵循祖先的旧法，又改动国家的常规，擅立法令，蒙蔽国君，夺取国家政务，来保全地位和放纵其矜夸习气。不用好人，提携市侩之类，在朝廷内部陵越等级，在朝廷外部发展私党，货贿相入，洒食相亲，全都来祸乱国君。而国君一旦有祸。又都去各保其身了。这也就可以叫作古代的无道之臣了。”桓公说：“讲得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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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字正音与翻译

侈靡第三十五
  问曰：“古之时与今之时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可与？政其诛。俈（kù）尧之时，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独出人也。山不童而用赡，泽不獘（bì）而养足。耕以自养，以其余应良天子，故平。牛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来足，故卿而不理，静也。其狱一踦（yǐ）腓（féi）一踦屦（jù）而当死。今周公断指满稽，断首满稽，断足满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地重人载，毁敝而养不足，事末作而民兴之；是以下名而上实也，圣人者，省诸本而游诸乐，大昏也，博夜也。
  桓公问道：“古今的天时相同么？”管仲回答说：“相同。”“那么。人事是否相同呢？”回答说：“不同。”这可表现在政与刑两个方面。早在帝喾、帝尧的时代，昆吾山的美金埋藏在地下都无人开采。他并非用了什么出人头地的办法。因为那时山上的林木不用采伐光人们就可以够用，河中的水产还未打捞完人们就可以够吃。人们耕以自养。用所余的供应天子，所以天下太平。人们放牧牛马都互不相遇，习俗也互不相知，不出百里就可以满足各项需要，所以有公卿而无需办事、生活是平静的。那时的罪刑，使犯罪者一脚穿草鞋一脚穿常履就可以代替死刑。然而现今的周公时代，断指、断足和断头积满台阶，被处死的人们还是不服从。这并不是人性不怕死，而是极度贫困的原故。土地贵重，人口增多，生活破败贫困而且食养不足。发展了奢侈性的工商末业，人民生活才振兴起来，这是不重虚名而注重实际的措施。圣明的君主，观察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而发展游乐事业，甚至整日整夜地进行。”
  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殆也，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阴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臧珠玉，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臧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贱所贵而贵所贱。不然，鳏寡独老不与得焉，均之始也。
  桓公接着发问说：“如何根据时代不同而改变政策呢？”回答说：“最好的办法是发展侈靡消费。”不看重“有实”之物，而看重“无用”之物，可以使国人就范而服从管教。这就是说，不看重粮食而着重珠玉，提倡礼乐制度而看轻生产事业，就是发展农业的开始。珠，是阴中之阳，所以胜过火；玉是阳中之阴，所以胜过水。它们都是变化如神的。因此，天子必须贮备作为货币的珠玉，至于诸侯则是贮备钟声等乐器，大夫则是贮备狗马等玩物，百姓则是贮备布帛等物资。不然的话，强有力者将占有珠玉，智而黠者将操纵珠玉，市场物价就会波动；不然的话，鳏寡独老之人也就不得生计了。
  政与教庸急？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标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然若謞之静。动人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备之。辟之若秋云之始见，贤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爱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贤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贤，不肖恶得不化。今夫政则少则，若夫成形之征者也，去则少可使人乎。
  都是重要措施，政令与教化哪个最为急需呢？管仲说：政令与教化相似而方法不同。教化，好象秋云的高远，能激起人的悲心；又好象夏天的静云，能浸及人的身体；深造得好象皓月的寂静，激动着人的怨思；平易如流水，使人思念又令人神往。教化的开始，必须是在上者以身作则，就如同秋云在上空出现，无论贤者、不肖者都同时感化。严肃地对待人们，挚爱地使用人们，就象在神山上筑起篱笆祭神的气氛一样，贤人虽少，不肖者虽多，但教化使人转贤，不肖者怎么能不变化呢？至于政令，则与此稍有不同。它是以强力和刑罚为其特征的。没有这点，政令对人们还能略加驱使么？
  用贫与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水平而不流，无源则遫（chì）竭，云平而雨不甚，无委云，雨则遫已。政平而无威，则不行。爱而无亲则流。亲左有用，无用则辟之，若相为有兆怨。上短下长，无度而用，则危本不称。
  如何使用贫者和富者呢？回答说：人太富了，不好使用，太穷则不知羞耻。水平则不流，没有泉源，水很快枯竭；云平则无大雨，没有稠云，雨就很快停止；政令也是只平和而没有权威，它就不能贯彻了。用人只泛爱而不分亲疏，则流于一般。但只亲左右近臣，进用无用之材，就好比以盲导盲，必然使人生怨。重其短而弃其长，无法度(原则)用人，则是危害国家根本的。
  而祀谭次祖，犯诅渝盟伤言。敬祖祢，尊始也。齐约之信，论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论威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必因成形而论于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
  不称其位而主持祭礼，是欺骗先祖。触犯盟誓和背弃盟约，则有伤信言。敬祖先是尊重根本。守盟约是讲求德行。提倡天地尊卑的道理，是为了明示权威。薄德，是人群的败类。必须以威刑晓谕国人，这才是为政之道。
  请问用之若何？必辨于天地之道，然后功名可以殖。辨于地利，而民可富。通于侈靡，而士可戚。君亲自好事，强以立断，仁以好任。人君寿以政年，百姓不夭厉，六畜鞍育，五谷鞍熟，然后民力可得用。邻国之君俱不贤，然后得王。
  怎样才可以成就王业？请问其做法如何？必须明白天地事物的规律，然后才可以发展功业与名声。懂得地利，可以使人民富有；懂得侈靡消费，可以团结士人。人君须亲理大事，强明果断，而仁爱用人。还必须祈祷丰年，使百姓无灾疫，六畜繁育，五谷丰熟，然后，民力就可以调动起来。在邻国之君都不贤的条件下，这样就可以成就王业了。
  俱贤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变而足以成名。承獘（bì）而民劝之，慈种而民富，应言待感，与物俱长，故日月之明，应风雨而种。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斯民之良也，不有而丑天地，非天子之事也。民变而不能变，是棁（zhuō）之傅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民死信，诸侯死化。
  若是邻国之君都很贤明又将如何呢？回答说：或者迅速改换大臣，或者迅速改革政事，肯改变就可以成就功名，拯救弊政则人民鼓舞，发展农业则人民富裕；适应天时的变化，顺应万物的生长；象日月放出光明，象风雨起降合宜，如天之覆，如地之载，具备这些条件，就是人民爱戴的君长。没有这些业绩而硬要比配天地，就不是天子当为之事了。人民思变而不能适应变革，就好比木头外面包一层皮革，叫作有皮革而不能变革，那是不会悦服并取信于人民的。
  请问诸侯之化獘，獘也者，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吾君长来猎君长虎豹之皮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币，好战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今吾君战，则请行民之所重。
  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庸能用之？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
  各国诸侯都保有财货，请问各国诸侯的货币情况如何？货币，是表示物价的。物价是依据人们对该物的重视程度而定的。我们国君若重视打猎，就重视虎豹的皮张。耗用功力的国君，重视金玉的货币。好战的国君，重视盔甲和兵器；而甲兵的来源，又首先在于田宅。现在我们国君要从事战争，就要举办人民所重视的事情。
  饮食、侈乐是人民的愿望，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就可以使用他们。假使只是让他们身披兽皮，头戴牛角，吃野草，喝野水，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所以，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蛋品雕画了然后煮食，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使商贾贩运不要呆滞。让富人奢侈消费，让穷人劳动就业。这样，百姓将安居乐业，百般振奋而有饭吃。这不是百姓可以单独做到的，需要在上者替他们蓄积财货。
  用其臣者，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有集礼我而居之。时举其强者以誉之。强而可使服事。辩以辩辞，智以招请，廉以摽人，坚强以乘六，广其德以轻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谓国亡之郤。故法而守常，尊礼而变俗，上信而贱文，好缘而好驵（zǎng），此谓成国之法也。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
  使用臣下的方法应当是：有所赐又有所夺，有所任又有所免；既赐与人徒使其富有，又备有刑戮使其慑服；既赐与空头爵位骄纵他们，又收取春秋财税削弱他们；既采用繁杂的礼仪来限制他们，又经常标举精明强干的典型来表扬他们。对于精明强干的人，可因材任事：能言者用他做舌辩外交的工作，有智者用他做侦查性的工作，性行廉正者用他做监督人的工作。对于性行顽强而欺凌属下的人，无德而轻蔑上级的人，则不加使用而流徒外地，因为这些人都是亡国的祸因。巩固法制而遵守传统，提倡礼节而改革民俗，重信用而贱虚伪，好柔顺而嫌粗暴，这都是立国的原则。凡治理国家，先要违反人民的习性，然后才可以与民相亲。人民图安逸，偏要教之以劳动；人民贪生，偏要教之以殉死。“劳动教育”成功了，国家可以致富；“殉死教育”成功了，国家可以扬威。
  圣人者，阴阳理，故平外而险中；故信其情者伤其神，美其质者伤其文，化之美者应其名，变其美者应其时，不能兆其端者菑（zāi）及之。故缘地之利，承从天之指，辱举其死，开国闭辱，知其缘地之利者，所以参天地之吉纲也；承从天之指者，动必明。辱举其死者，与其失人同公事，则道必行。开其国门者，玩之以善言。柰其斝（jiǎ）辱，知神次者，操牺牲与其珪璧，以执其斝。家小害，以小胜大。员其中，辰其外。而复畏强，长其虚，而物正以视其中情。
  圣明君主，更善于协调事物的矛盾，所以表面平易而内心要求严格。看起来，放任情性者伤其精神，修美质地者伤其文采，变化得最好的也必须合于名分，改革得最好的也必须应合时势发展：不能预见事物端倪者，是要遭灾的。因此，要顺应地利，服从天的意旨，厚祀祖先，开放国门，并且丰厚地祭告诸神。顺应地利，是因为可以参悟天地的规律；服从天的意旨，是因为保证行动方向明确；厚祀祖先，是因为保持与先人同道：祭祀祖先合乎礼节，祖宗成法也必然实行；开放国门，是因为可以研讨外国的高明言论；丰厚地祭告诸神，是因为可以利用祭品，执杯酒而避小灾，这样以小胜大而加强其内部。至于发展到外面，还要威慑强者，旌表谦虚。这样，全社会都将归正，臣民坦示其内心而来。  公曰：国门则塞，百姓谁敢敖，胡以备之？择天下之所宥，择鬼之所当，择人天之所戴，而前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强与短而立，齐国之若何？高予之名而举之，重予之官而危之，因责其能以随之，犹傶（qī）则疏之，毋使人图之，犹疏则数之，毋使人曲之，此所以为之也。
  桓公说：“国门阻塞，百姓喧噪不安，如何防备？”回答说：“选拔上天保佑、鬼神赐福、人民爱戴的人，付之以重任，就可以安定百姓了。”“如果良臣与劣臣同处齐国朝中，又将如何处理呢？”“可给以崇高的荣誉来表彰良臣，用重要职位来显异良臣，这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分别对待的。假使他是出身于亲族的，那就保持一定的距离，免使人嫉妒陷害；假使他是出身于疏远的，那就要多多接近一些，免使人挑拨冤枉。这都是用来保护良臣的措施。”

  大有臣甚大，将反为害，吾欲优患除害，将小能察大，为之奈何？潭根之毋伐，固蒂之毋乂，深黎之毋涸，不仪之毋助，章明之毋灭，生荣之毋失。十言者不胜此一，虽凶必吉，故平以满。
  大臣的地位太高了，反容易受人谗害，我想消除这种祸患，以求得防患于未然，怎么办呢？这要象爱护古木一样，延深其根基而不去砍伐，加固其蒂蔓而不去割别，深犁其根土而不使枯竭，高育其树身而不加剪除，加强其日照而不使昏暗，帮助其生长繁茂而不使有所损伤。君主左右的进谗言者，不能胜过此六项保护措施之一，虽遇凶也必将化吉，所以是会安定而圆满的。
  无事而总，以待有事，而为之若何？积者立余日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县人有主，人此治用，然而不治，积之市，一人积之下，一人积之上，此谓利无常。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利静而不化，观其所出，从而移之。
  无事积财，以待有事，其做法应当是怎样的呢？积财者应拿出余粮大量消费，美饰车马尽情驰乐，多置酒醴尽情享用，这样一千年都不会讨口。因为这样做正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县的收入也有主持其事的，收取财物以满足需用，若不以此项满足需用，便放在市场上积累生利。但有时收入则愈积愈少，有时可愈积愈多，这叫作营利无常。老百姓别无什么宝物，只是把求利看得最重，上下奔波，唯利所趋。有财利然后能流通，有流通然后成立城市。假使财利呆滞而交易不畅，那就要查出原因，从而转移门路。
  视其不可使，因以为民等。择其好名，因使长民；好而不已，是以为国纪。功未成者，不可以独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后可以独名，事道然后可以言名，然后可以承致酢。
  看到不堪使用的官员，就应该削职为民。选择其名声良好的，使用他为民之长；一贯地表现良好，即可为治国之人才了。功业未成的不可以独享名位，事业未治的不可以谈及名位。功成然后可以独享名位，事治然后可以谈及名位，这然后才可以享受祭肉的赐予。
  先其士者之为自犯，后其民者之为自赡。轻国位者国必败，疏贵戚者谋将泄。毋仕异国之人，是为失经。毋数变易，是为败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为漏情。毋数据大臣之家而饮酒，是为使国大消。三尧在，臧于县，返于连，比若是者，必从是儡亡乎！辟之若尊觯，未胜其本，亡流而下不平。令苟下不治，高下者不足以相待，此谓杀。
  事事把士大夫放在前面，是自己犯过错；事事把人民放在后面，是自己抹黑。看轻国位的君主，其国必败；疏远贵戚的君主，其谋必泄。不可用异国之人当官，那是背弃常规。不可朝令夕改，那将会败坏成业。大臣犯了罪，就不可使之出国，那将泄漏国家的内情。不可常在大臣家饮酒作乐，那将使国运大消；饮酒逍遥，荒亡流连，经常如是，国家就由此败亡了！好比一个酒器，上部大而底部小，酒既流失而底又不会平稳。一个国家法令下达而无效，上下的关系不能维持下去，这就叫作败亡。
  事立而坏，何也？兵远而畏，何也？民已聚而散，何也？辍安而危，何也？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强而无义者，残；不谨于附近而欲求远者，兵不信。略近臣合于其远者，立。亡国之起，毁国之族，则兵远而不畏。国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犹有争名者，累哉是也！乐聚之力，以兼人之强，以待其害，虽聚必散。大王不恃众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后利之，成而无害。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谋泄，贱寡而好大，此所以危。
  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为什么？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为什么？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为什么？安定之局中断而陷入危难，为什么？一个国家，功业刚有成就便不讲信用，是危险的；军队很强而不讲正义，是残暴的；不团结近国还想要征服远国，军队是没有威信的；再加上疏于近臣而亲于远者，这就会导致“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了”。一个国家，失掉了治国的大臣，毁灭了国君的宗族，就会导致“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了”。一个国家，自己本来很小而妄行大国之政，行一点仁政不见功效，还想同别国争名，简直是自寻苦恼!但他还热衷于积聚武力妄想过人的强大，以致受害，这就会导致“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了”。当然，人君若亲民克己，百姓还是会归附聚居，奉献力量而利其治理，助成其功业而无所加害的。一个国家，疏于近亲而亲于外人，企慕仁政，但所谋又多泄露，轻视小事而好大喜功，这些都是“陷入危难”的原因。
  众而约，实取而言让，行阴而言阳，利人之有祸，言人之无患，吾欲独有是，若何？是故之时，陈财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后行。公曰：谓何？长丧以毁其时，重送葬以起身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此谓众约。问，用之若何？巨瘗（yì）堷（yìn），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瘗藏。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矣。
  本来多而表示少，实取于人而表示推让，行为诡秘而言语堂皇，利在人之有祸，唯恐人之无患，我的欲念竟存在这些东西，怎么办呢？这些致财之道，在古时尚可一行。现今财利散于下，人人察见，一定要实行放散资财的办法才行。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使丧期长久以消磨富者的时间，使葬礼厚重以耗用富者的钱财，让他们亲往亲来，以借此增进和睦。这样也就相约成风了。桓公又问：具体做法如何？挖掘巨大的墓室，使穷人有工作做；装饰堂皇的墓地，使雕、画工匠有工作做；制造巨大的棺停，使木工发家；多用随葬的衣被，使女红得利。这还不够，还有各种祭奠包袱、各种仪仗与各种殉葬物品。用这些办法使贫者维持生活，然后使人民都被其利。无论国家的守战都可以搞好了。
  乡殊俗，国异礼，则民不流矣；不同法，则民不困；乡丘老不通睹，诛流散，则人不眺安乡乐宅，享祭而讴吟称号者皆诛，所以留民俗也。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甸之众，制之。陵溪立鬼神而谨祭。皆以能别以为食数，示重本也。
  尊重各乡不同的风俗和各城不同的礼节，人民就不会流动迁徒；实行不同的法度，人民就不会感到困窘；使各地区老死不相往来，并惩罚流散人口，人民就不会外逃。让人们安乡乐宅、祭神祭祖的颂词与称呼不求一致。也就是为了保留民俗的。确定并田的地数和军赋的多少。使之成为制度；在山陵溪涧立庙谨祭鬼神；对大小人等都能使之得到相应的衣食，这些都是表示重视农业生产的。
  故地广千里者，禄重而祭尊。其君无余地与他若一者，从而艾之。君始者艾若一者，从乎杀。与于杀若，一者从者艾若一者，从于杀。与于杀若，一者从无封始，王者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是为十禺，分免而不争，言先人而自后也。
  拥有千里土地的国君，臣下的俸禄自然丰厚而祭祀规格也高。至十没有剩余土地而只有荒地的围君，就只好进行开荒。处在开荒时期的国君。其禄赏与祭祀规格，自然应随着降低。被降低禄赏的臣下，与开荒口才期的国君一样，也随着逐级下降。最后被降低者。简直与没有封地的庶人—样。王者上事，霸者生功”这两句话说明重视土地生产是为了军事；但是．“分地而不争”这句话则是要求更应坚持先人后己的原则。
  官礼之司，昭穆之离先后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战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食功而省利；劝臣，上义而不能与小利。五官者，人争其职，然后君闻。
  对于百官的管理。要先论功绩而后定名位；对十亲族序列及祭祀的管理，要尊重死者而严守祖宗旧法；对于战事的管理，要提倡立功而鄙视徒然送死；对于农业的管理。要酬赏实功而观察效益：对于劝勉臣下的管理。要注重大义而不与小利。这五种管理。可以使人们争尽其职。然后国君的名声远闻。
  祭之时，上贤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则上下均，此以知上贤无益也，其亡兹适。上贤者亡，而役贤者昌。上义以禁暴，尊祖以敬祖，聚宗以朝杀，示不轻为主也。
  人君察问细事，是自恃贤能的表现。这样。将导致君臣共管细事。君臣共管则等于地位拉平。可见，君主自恃贤能是没有好处的，适足以造成危亡。人君自恃贤能者国亡，而使用贤能者国昌。倡导正义而禁止暴行。尊奉祖先而敬事祖先，团结同族而昭明等次。抓这些大事才表明不轻为一国之君。
  载祭明置，高子闻之，以告中寝诸子，中寝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馈，中寝诸子告宫中女子曰，公将有行，故不送公，公言无行，女安闻之，曰：闻之中寝诸子，索中寝诸子而问之，寡人无行，女安闻之，吾闻之先人，诸侯舍于朝不鼎馈者，非有外事，必有内忧。公曰：吾不欲与汝及若。女言至焉，不得毋与女及若言，吾欲致诸侯，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辩于致诸侯，自吾不为污杀之事人，布织不可得而衣，故虽有圣人恶用之。(自“载祭明置”至“恶用之”一节，与“戒”篇重复；在此处前后皆不衔接，当为钳简。其内容大意参见《戒》篇之今译)
能摩故道新道，定国家，然后化时乎？国贫而鄙富，苴美于朝市国；国富而鄙贫，莫尽如市。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
  能揣摩旧办法与新办法，安定国家。然后按时代改变政策么？城市贫穷而农村富裕，没有比朝廷更实惠的；城市富裕而农村贫穷，没有比市场更繁荣的。市场，是一种鼓舞力量。鼓舞，是为发展。农业完善而工商末业也得到发展，不进行侈靡消费，农业生产就站不住脚。
  贤举能不可得，恶得伐不服？用百夫无长，不可临也；干乘有道，不可修也。夫纣在上，恶得伐不得？钧则战，守则攻，百盖无筑，千聚无社，谓之陋，一举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时也，万诸侯钧，万民无听，上位不能为功更制，其能王乎？
  得不到贤能之士，怎么能征伐不服之国呢？百人之众，而且没有头领。都不可轻易对待；干乘之国，并且治理有方，更不能妄加侵犯。象纣王那样的君主在上主政，怎么能征伐不服者呢？用兵。双方势均力敌则战，一方处于守势则攻。成百的房舍没有建筑，成千的村落没有神庙，这种情况就叫作“破败”。对这样的国家是可以一举而取的。在天下有事的时候，各国诸侯同起。万民无所适从，居上位者如不能创立功业，变革法制，还能够乘时统一天下么？
  缘故修法，以政治道，则约杀子吾君，故取夷吾谓替。公曰：何若？对曰：以同。其日久临，可立而待。鬼神不明，囊橐之食无报，明厚德也。沈浮，示轻财也。先立象而定期，则民从之；故为祷朝缕绵，明轻财而重名。公曰：同临？所谓同者，其以先后智渝者也。钧同财争，依则说，十则从服，万则化。成功而不能识，而民期然后，成形而更名，则临矣。
  遵守旧法，修订新法，以匡正各国诸侯的治国之道，在这方面谁都不如我国的国君，因此需要我管仲代谋此事。桓公发问说：此事如何进行？管仲回答说：实行同化政策。用充分的时间监临管理，到时候就可以立见功效。桓公说，何谓监临管理？回答说，所谓同化政策，那是以先进后进之间才智超越为根据的。彼此才智相同者，自然争斗，但超过一倍则对方悦服，超过十倍则服从，超过万倍那就归化了。完成功业于不识不知之中，百姓都期待这样人立为君主，并且建立霸王之业而正名，这就完成监临管理的作用了。
  请问为边若何？对曰：夫边日变，不可以常知观也。民未始变而是变，是为自乱。请问诸边而参其乱，任之以事，因其谋。方百里之地，树表相望者，丈夫走祸，妇人备食，内外相备。春秋一日，败曰千金，称本而动。候人不可重也，唯交于上，能必于边之辞。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为内因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内事。
  请问应如何守护边疆？回答说：边事多变，不可用一般见识推断。边民本无变乱而采取应变措施，这叫作庸人自扰。要请教边地人们以了解变乱原因，要使他们任事并用其谋划。在方百里的土地上，在树立标志可以互见之处，男人疾辞应征，妇人准备饭食，内外都应当有所戒备。在春种秋收季节，战争一日。等于耗费千金，所以要衡量农业情况而动兵。侦察人员不可擅离岗位，要向上报告边情，一定要克尽守护边境的职守。外交人员可否怀有私心呢？当然不可。如有私心，就可能成为内奸。要使有才能的人主持此事，做好其分内工作。
  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无使其内使其外，使其小毋使其大。弃其国宝使其大，贵一与而圣；称其宝使其小，可以为道。能则专，专则佚。椽能逾，则椽于逾。能宫，则不守而不散。众能，伯；不然，将见对。
  传之万世的国家，必有传之万世的国宝。这国宝，就是坚决遵循天地的规律，勤于内政而不务向外侵略。谨小慎微而不务好大喜功。如果弃其国宝而向外侵略，则将脱离盟国而失败。发扬其国宝而谨小慎微，则可以实现其治国之道。对能臣就应当专任。专任能臣为上者可以逸而不劳。依靠能臣是愉快的，被依靠者也与之同样愉快。有能者为官，虽不管，事情也不会乱。能者多，国家可成霸业；不然,将适得其反。
  君子者，勉于糺（jiū）人者也，非见糺者也。故轻者轻，重者重，前后不慈。凡轻者操实也，以轻则可使；重不可起轻，轻重有齐。重以为国，轻以为死。毋全禄，贫国而用不足；毋全赏，好德恶亡使常。
  人君，要善于使用臣民，而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干。如果秤上轻的一方自管其轻，重的一方自管其重，前后就不会平衡。凡轻的一方都是可以操纵重物的。因为轻的秤锤可以运用，重的一方反不能操纵轻的秤锤，轻重之间是存在一定比例关系的。如果说重的一方是国家，那么，轻的一方就好比祭礼中神保的重要地位。人君在使用臣民时，俸禄要有所限制，否则，国贫而财用不足；赏赐不可普遍施行，防止把人君的好德务施流为平常的事情。
  请问先合于天下而无私怨，犯强而无私害，为之若何？对曰：国虽强，令必忠以义；国虽弱，令必敬以哀。强弱不犯，则人欲听矣。先人而自后而无以为仁也，加功于人而勿得，所橐者远矣，所争者外矣。明无私交，则无内怨；与大则胜，私交众则怨杀。
  请问倡导联合天下而不因私结怨，反抗强暴而不因私害人怎样才能做到呢？回答说：对手如是强国，自己的辞令必须是诚恳而有道义；对手是弱国，自己的辞令也必须是恭敬而有感情。强、弱都不得罪，人们就愿意听从了。先人后己而不自夸为仁厚，加功于人而不自居为有德，那样，所包容的范围就会很大，所争取的领域也就很广阔了。表明自己是大公无私，没有特别的偏袒。别人便不至心怀怨恨。盟国多，就是胜利；偏袒多，就会因怨恨而引起杀伐。
  夷吾也，如以予人财者，不如毋夺时；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夺其事，此谓无外内之患。事故也，君臣之际也；礼义者，人君之神也。且君臣之属，也；亲戚之爱，性也。使君亲之察同索，属故也。使人君不安者，属际也，不可不谨也。
  我管仲的主张是：与其给人钱财，不如不耽误农时；与其给人饮食，不如不使他失业。这是防止产生内外忧患的力、法。忠敬是维持君臣关系的。礼仪是人君保有尊严的条件。君臣的关系靠道义，父母的情感是天性。使人君和父母的关系相同，必须靠君臣相敬。使人君不安的原因，是君臣互相戒备，这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贤不可威，能不可留，杜事之于前，易也。水鼎之汩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求珠贝者，不令也。逐神而远热，交觯者不处，兄遗利夫！事左中国之人，观危国过君而弋其能者，岂不几于危社主哉！
  对贤者不可威制。对能者不可淹滞不用，防患于未然，总是容易的。水源所流之地，人们都来聚居；土壤肥沃之处，人们都不肯离去。这就好象寻求珠贝的人不肯离开广大的江湖一样。在逐神仪式燃放火炬的时候，交杯酬饮者不肯稳坐不动，何况追逐遗利的人们呢？使举国人众策看危国过君强显其能，岂不接近于危害国家么？
  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胜。是故圣人重之，人君重之。故至贞生至信，至言往至绞。生至自有道，不务以文胜情，不务以多胜少，不动则望有廧，旬身行。
  利不可废，所以人们从事流通；神不可废，所以人们都来供奉。宇宙是不停留的，故经常变动而化故从新。得天助者，居高位不会倒台；得人心者，居低位也是不可战胜的。圣人和人君都重视这个道理。最真诚可以产生最大的信任，最信任可以产生最深的交谊。产生这些最高境界自然是有办法的；不讲求用花招掩盖真情，不讲求用贪多排斥精少，君子俨然不动，望者如墙，立身行事均平正直就是了。
  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执故义道，畏变也。天地若夫神之动。化变者也，天地之极也。能与化起而王用，则不可以道山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则与神往矣。
法制度量是王者治国的准则和工具。坚持过时的仪法和道德，就是害伯变革。天地就好象神在那里推动着，变化，乃是天地的最大特征。能参与变化而善于运用变化的人，切不可中途停顿。仁者、智者都是善于运用变化的。不是这样的人，变化的良机就空自与神逝去了。
  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亲戚可以时大也。是故圣人万民艰处而立焉。人死则易云，生则难合也。故一为赏，再为常，三为固然。其小行之则俗也，久之则礼义。故无使下当上必行之，然后移商人于国，非用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则而利之。市尘之所及，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贪动枳而得食矣。徙邑移市，亦为数一。
  衣食对于人，不可能一日离开，父母兄弟却是终将失去的。所以圣人教导百姓节衣缩食以自立。人死易亲，活着则难投合。行赏之事，行一次人们看作“赏”，二交则看作常规，三次则看成当然的事情。小行则人们满意，久之则变成一般的礼法制度了。所以不要使下面的人视行赏为当然的事。在上者必须在行赏之后善于有所转移。 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他们居处不挑选什么乡，事奉不挑选什么君主。他们卖出就是为了谋利，买进也不保守惜售。国家的山林资源，取过来就去营利，使国家的市场税收成倍增长。朝中上下都可以奢侈消费，君、臣、相上下相亲，君臣的财产都不会窖藏不动，这样贫民也就有工作而有饭吃了。此外，把有田邑的迁移入市，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
  问曰：多贤可云？对曰：鱼鳖之不食咡（èr）者，不出其渊；树木之胜霜雪者，不听于天；士能自治者，不从圣人，岂云哉？夷吾之闻之也，不欲，强能不服，智而不牧。若旬虚期于月，津若出于一，明然，则可以虚矣。故阨（è）其道而薄其所予，则士云矣。不择人而予之，谓之好人；不择人而取之，谓之好利。审此两者，以为处行，则云矣。
  桓公问道：如何与众贤亲近呢？回答说：不吃钓饵的鱼鳖，不出深水；不畏霜雪的树木，不怕天时；自己有办法的贤士，就不肯听从君主，还谈什么亲近呢？我管仲听说过，如果人无所求，用强力不能制服，用智巧不能治理，这就好象月亮的盈虚有定期，音乐的韵律有定式一样。懂得这一点，就可以处理好了。所以，控制发展出路而禄赏不使过厚，士人就来亲近了。不择人而给予禄赏叫作“空仁”；不择人而进行敛取，竭泽而渔，就叫作“空利”。明白这两条，并且作为行事准则，就可使人们亲近了。
  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
  不正确的政治措施，不能治国；局限于静止的理论，不能说明事物的道理。掌握好时代与政事的关系，就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了。把不动无为看作道，把所谓“齐”的思想看作“德”，这种消极避世主义，是谈不上进取的。
  阳者进谋，几者应感，再杀则齐，然后运可请也。对曰：夫运谋者，天地之虚满也，合离也，春秋冬夏之胜也，然有知强弱之所尤，然后应诸侯取交，故知安危国之所存。以时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国无罪而君寿，而民不杀智运谋而杂橐（tuó）刃焉。
  对于显明的事物，加以谋划；对于隐幽的事物，力求感应。经过一试再试而成功，然后就发展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关于运用谋划，由于掌握天地的盈虚与离合，理解春秋冬夏的交替，还了解各国强弱差别，然后再应合各国诸侯；取得交往经验，这样就知道国家安危的关健所在了。按照合宜的时节祭袍天，按照祭天的时节祭祀神，又按照祭神的时节祭祀鬼，这样国无灾荒、国君安寿，而黎民百姓免于瘟疫；再加上智者运用谋划，也就避免刀兵之祸了。
  其满为感，其虚为亡，满虚之合，有时而为实，时而为动。地阳时贷，其冬厚则夏热，其阳厚则阴寒。是故王者谨于日至，故知虚满之所在，以为政令。已杀生，其合而未散，可以决事。将合，可以禺其随行以为兵，分其多少以为曲政。
  满是减弱的开始。虚是新生的开始，这种满虚结合的发展过程，有时表现为事物的实体，有时表现为运动。阴阳的运动是经常交替的，冬有极寒则夏热，阳气极厚则阴寒。所以王者极为注意冬至和夏至两个节令，由此了解虚、满的情况，据以确定政令，如已到深秋杀生的时节，天气聚合而不散，可以决行狱事。秋气将合的初秋时节，可以配合时势动静进行战争，考虑军力大小以安排军事活动。
  请问形有时而变乎？对曰：阴阳之分定，则甘苦之草生也。从其宜，则酸咸和焉，而形色定焉，以为声乐。夫阴阳进退，满虚亡时，其散合可以视岁。唯圣人不为岁，能知满虚，夺余满，补不足，以通政事，以赡民常。地之变气，应其所出；水之变气，应之以精，受之以豫；天之变气，应之以正。且夫天地精气有五，不必为沮，其亟而反，其重陔动毁之进退，即此数之难得者也，此形之时变也。
  请问物之形类有天时的灾变么？回答说：由阴阳的份量不同所定，就生出甘草和苦草。只有顺应四时所宜，才可以调和酸咸，确定形色，从而产生各种声调和音乐。关于阴阳的消长变化，其满与虚的时间，很难说定，但从它的分散与集合的现象上，可以看出年景的丰歉。只有圣人不为年景的丰歉所困，他可以夺余满，补不足，使政令得以贯彻，民用得以满足。地发现灾变之气，可在其出现之处祈祷解决；水发现灾变之气，要用精诚之心对待并需要预有所备；天发现灾变之气，则唯有坚守正道来对待。天地问运动的精气有五种，不应阻碍其气运之最旺盛者而反其动向。不过，人们审知它们的运动、毁灭、前进、后退等过程，就是很准办到的。这样，物之形类就出现天时性的灾变了。
  沮平气之阳，若如辞静。余气之潜然而动，爱气之潜然而哀，胡得而治动？对曰：得之衰时，位而观之，佁美然后有辉。修之心，其杀以相待，故有满虚哀乐之气也。故书之帝八，神农不与存，为其无位，不能相用。
  正气的兴起受阻碍，如何制止静止的阻力？日的残余之气暗中思动，旧的隐蔽之气暗中哀怨，如何制止它们的蠢动？回答说：在主德既衰之时，就按照五德转移的依次来观察处理问题，相信而重视此理，就可以保持气运。因为修心立志，用五德相杀的道理来对待形势，那就有由满到虚和由哀到乐之气的出现。所以，经奢记载，古代帝王有八个，神农不在其中，这是因为他不在五德之位，不能用来参与五德终始的原故。
  问：运之合满安臧？二十岁而可广，十二岁而聂广，百岁伤神。周郑之礼移矣，则周律之废矣，则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然则人君声服变矣，则臣有依驷之禄，妇人为政，铁之重反旅金。而声好下曲，食好咸苦，则人君日退。亟则溪陵山谷之神之祭更，应国之称号亦更矣。
  问：国家命运的全部奥秘何在？二十年而政权发展壮大，十二年而摄政之权发展壮大，但百年之后则令人伤心。周郑之礼仪改易了，而周朝的律法也破坏了，中国的文化英华被转移到落后地区。于是人君的声乐、服饰改变了，臣下可以有干乘的高禄，妇人可以主政，铁的介值高于青铜。而且听的喜欢下里巴人的曲周，吃的喜欢咸苦之味的饮食，由是人君地位日退。甚至溪陵山谷之神的祭法改变了，其应祭国家的称号也改变了。
  视之示变，观之风气。古之祭，有时而星，有时而星熺，有时而熰，有时而朐。鼠应广之实，阴阳之数也。华若落之名，祭之号也。是故天子之为国，图具其树物也。
要视察天象的变化，要观测风向与云气，古代的祭祀情况不同：有时祭来睛朗的天气，有寸祭来光明的日照，有时祭来高热，也有时祭来微温。收获有小有大，那是阴阳的定数决定的；名称有美有恶，那是用作祭祀标记的。因此，历朝天子主持国家，都谋求具有本朝特色的祭坛树木与本朝祭祀所用的服色。

心术上第三十六
  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
  心在人体，处于君的地位；九窍各有功能，有如百官各有职务。心的活动合于正道，九窍就能按常规工作；心充满了嗜欲，眼就看不见颜色，耳就听不到声音。所以说：在上位的脱离了正道，居下位的就荒怠职事。不要代替马去跑，让它自尽其力；不要代替鸟去飞，让它充分使用其羽翼。不要先物而动，以观察事物的运动规律。动则失掉为君的地位，静就可以自然地掌握事物运动规律了。
  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无自夺，求之者不得处之者。夫正人无求之也，故能虚无。
  道离人不远而难以探其穷尽，与人共处而难以掌握。使欲念空虚，神道就将来到心里；欲念扫除不净，神道就不肯留处。人人都想得到智慧，但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得智慧。智慧呵，智慧呵，应把它投之海外而不可空自强求。追求智慧不如保持心的空虚。圣人就是无所追求的，所以能够做到“虚”。
  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未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
  虚无无形叫作道，化育万物叫作德，摆正君臣父子这类人间的关系叫作义，尊卑揖让、贵贱有别以及亲疏之间的体统叫作礼，繁简、大小的事务都使之遵守统一规范，并规定杀戮禁诛等事叫作法。
  大道可安而不可说。直人之言不义不颇，不出于口，不见于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则？
  大道，可以适应它而不能说得明白。真人的理论，不偏不颇，不从口里说出。不在表情上流露，四海的人，又谁能知道他的法则呢？
  天曰虚，地曰静，乃不伐。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纷乎其若乱，静之而自治。强不能遍立，智不能尽谋。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故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殊形异埶，不与万物异理，故可以为天下始。
  天是虚的，地是静的，所以没有差错。清扫房屋。开放门户，排除私欲，不要主观成见。神明就似乎出现了；事物总是纷杂地好象很乱，静下来就自然有条不紊。能力再强也不能把一切事情都包揽起来，智慧再高也不能把所有事情都谋划周到。物的自身本来有它—定的形体，形体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名称，立名正合于实际，就叫作圣人。所以。必须懂得什么是不由自己去说的理论，不用亲自去做的事业，然后才懂得道的要领。尽管万物的形态千差万别，但从不违背万物自身的规律，所以能成为天下万物的始祖。
  人之可杀，以其恶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休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
  人可以用杀戮来镇压，这是因为他们怕死；可以用不利之事来阻止，这是因为他们贪利。所以君子不被爱好之事所诱惑，不被厌恶之事所胁迫，安愉无为，消除了智谋和故巧。他的处事，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筹划；他的行动，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择取。有过错在于自以为是，发生罪过在于妄加变化。因此。有道的君子，他在自处的时候，象是没有知识；他在治理事物时，象是只起配合的作用，这就是静因之道。
  “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故曰“君”。“毋代马走”，“毋代鸟飞”，此言不夺能能，不与下诚也。“毋先物动”者，摇者不走，趮者不静，言动之不可以观也。“位”者”，谓其所立也。人主者立于阴，阴者静，故曰“动则失位”。阴则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攸曰，‘静乃自得。”
  “心在人体，处于君的地位；九窍各有的功能，有如百官的职务一样。”这是说耳目是管视听的器官，心不去干预视听的职守，器官就得以尽到它们的本分。心里有了嗜欲杂念，那就有东西也看不见，有声音也听不到。所以说：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所以说：心的功能，就是用虚静无为来管辖九窍的。所以叫作“君”。“不要代替马去跑”，“不要代替鸟去飞”，这是说不要取代各个能者的功用，不要干预下面的操作。所谓“不要先物而动”，是因为摇摆就不能镇定，躁动就不能平静，就是说“动”就不可能好好观察事物了。“位”，指所处的地位。人君处在阴的地位。阴的性质是静，所以说“动则失位”。处在阴的地位可以控制阳，处在静的地位可以掌握动，所以说“静乃自得”。
  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故曰“不远而难极也”。虚之与人也无间，唯圣人得虚道，故曰“并处而难得”。世人之所职者精也。去欲则宣，宣则静矣，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则明，明则神矣。神者至贵也，故馆不辟除，则贵人不舍焉。故曰“不洁则神不处”。“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此，莫能虚矣。虚者，无藏也。故曰去知则奚率求矣，无藏则奚设矣。无求无设则无虑，无虑则反复虚矣。
  道在天地之间，无限大又无限小，所以说“不远而难极也”。虚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但只有圣人能做到虚，所以说“并处而难得”。人们所要记住的是心意专一。清除欲念则心意疏通，疏通则虚静。虚静就可以专一。心意专一则独立于万物之上，独立则明察一切，明察一切就到达神的境界了。神是最高贵的，馆舍不加扫除，贵人就不来居住了。所以说“不洁则神不处”。所谓“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就是说，人们所认识的对象是外界事物，而人们认识的主体是心。不把心修养好，怎么能认识外界事物？修养心的最好办法，莫如使它处于虚的状态。虚，就是无所保留，所以说能做到连智慧都抛掉，就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能做到无所保留。就没有什么可筹划的了。不追求又不筹划就可以做到无虑，无虑就回到虚的境界了。
  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位迕，无所位迕，故遍流万物而不变，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于道。
  天道，是虚而无形的。由于虚，就不受挫折；由于无形，就无所抵触。无所抵触，所以能普遍流通于万物之中而不变。德，是道的体现，万物依赖它得以生长，心智依赖它得以认识道的精髓。所以，“德”就是“得”，所谓得，那就等于说是所要得到的东西已经实现了。无为叫作道，体现它就叫作德，所以道与德没有什么距离，谈论它们往往不加区别。硬是要问它们有所距离的道理，还是说德是用来体现道的。所谓义，说的是各，行其宜。所谓礼，则是根据人的感情，按照义的道理，而规定的制度和标志。所以，礼就是有理，理是通过明确本分来表达义的，因此，礼从理产生，理从义产生，义是根据行事所宜来定的。法，是用来划一不齐的社会行动而不得不实行的，所以要运用杀戮禁诛来划一。事事都要用法来督察，法要根据权衡得失来制定，而权衡得失则是以道为根据的。
  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说”也。莫人，言至也。不宜，言应也。应也者，非吾所设，故能无宜也。不顾，言因也。因也者，非吾所顾，故无顾也。“不出于口，不见于色”，言无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则”，言深囿也。
  所谓道，动作时看不见它的形体，布施时看不到它的德惠，万物都已经得到它的好处，但不知它的究竟。所以说“可以安而不可说”。“真人”，言其水平最高。“不偏”，说的是“应”。所谓应，即不是由自己主观筹划，所以能做到不偏。“不颇”，说的是“因”。所谓因，即不是由自己主观择取，所以能做到不颇。“不出于口，不见于色”，说的是道的无形；“四海之人，孰知其则”，讲的是蕴藏极深。
  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不变则无过，故曰“不伐”。“洁其宫，阙其门”：宫者，谓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宫”。洁之者，去好过也。门者，谓耳目也。耳目者，所以闻见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不言之言”，应也。应也者，以其为之人者也。执其名，务其应，所以成，之应之道也。“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人者立于强，务于善，未于能，动于故者也。圣人无之，无之则与物异矣。异则虚，虚者万物之始也，故曰“可以为天下始”。
  天的道是“虚”，地的道是“静”。虚就没有曲折，静就没有变动，没有变动就没有失误。所以叫作“不成。”，“清扫室屋，开放门户”：室屋，指的是心。心是智慧的居处，所以称作“室屋”。清扫它，即清除好恶的意思。门，指的是耳目。因为耳目是听、看外部事物的。“物的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形体，形体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名称，”这是说名称不得超出事物的实际，实际也不得超过事物的名称。从形体的实际出发说明形体，从形体的实际出发确定名称。据此来考察理论又规正名称，所以叫作“圣人”。“不由自己亲自去说的理论”，意思就是“应”。所谓应，是因为它的创造者是别的人，抓住每一种名称的事物，研究它自身形成的规律，这就是“应”的做法。“不用自己亲自去做的事业”，意思就是“因”。所谓因，就是不增加也不减少。是个什么样，就给它起个什么名，这就是“因”是做法。名称不过是圣人用来标记万物的。一般人行事总是立意强求，专务修饰，欣味逞能，而运用故巧。圣人则没有这些毛病。没有这些就可以承认万物的不同规律。承认万物的不同就能做到虚，虚是万物的原始，所以说：“可以为天下始。”
  人迫于恶，则失其所好；怵于好，则忘其所恶。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故曰：“君子”。“恬愉无为，去智与故”，言虚素也。“其应非所设也，其动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自用则不虚，不虚则仵于物矣；变化则为生，为生则乱矣。故道贵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其应物也若偶之”，言时适也、若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故物至则应，过则舍矣。舍矣者，言复所于虚也。
  一般的人往往被迫于所厌恶的事物，而失掉他应喜好的东西；或者被诱惑于所喜好的东西，因而连可恶的事物都忘记了。这都是不合于道的。所以说；“不休乎好，不迫乎恶。”厌恶要不丧失常理，喜好要不超越常情，所以叫作“君子”。“安愉无为，消除了智谋和故巧”，说的是保持空虚纯洁。“他的应事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筹划。他的行动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择取”。这是说“因”的道理。所谓因，就是撇开自己而以客观事物为依据。感知事物而后去适应。就不是由自己所筹划的了；按照事物的道理采取行动，就不是自己所择取的了。“有过错在于自以为是，发生罪过在于安加变化”：自以为是就不能够做到虚，不能虚，主观认识就与客观事物发生抵触了；妄加变化就会产生虚伪，产生虚伪就陷于混乱了。所以，道以“因”为贵。因。就是根据事物自身所能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君子自处时象是没有知识”；说的是最虚境界。“他在治理事物时象是只起配合的作用”，说的是经常适应事物，好比影子与形体相似，回响与发声相随一样。所以，事物一到就去适应，事物一过去就舍开了。所谓舍开，说的是又回到虚的境界。




心术下第三十七

  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冶。正形饰德，万物毕得，翼然自来，神莫知其极，昭知天下，通于四极。是故曰：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是故意气定，然后反正。气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义也。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
  外表不端正的人，是因为德没有养成；内里不专—的人，是因为心没有治好。端正形貌，整饬内德，使万物都被掌握理解。这种境界好象是飞鸟自来，神都不知道它的究竟。这样就可以明察天下，达到四方极远的地域。所以说，不让外物扰乱五官，不让五官扰乱心，这就叫作“内得”。因此，先作到意气安定，然后才能使行为端正。气是充实身体的内容，行为是立身持正的仪表(仪器)。内容不美则心意不安，行为不正则民众不服。所以，圣人总是象天一样。不为私被覆万物；像地一样，不为私载置万物。私，是乱天下的根源。
  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之，而天下治。实不伤，不乱于天下，而天下治。专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远之证。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
  事物都是带着它的名称而来到世间的。圣人就是根据它本身的情况来裁定它，天下便治理好了。定名无害于实际，使它不在天下发生混乱，天下便治理好了。专心一意，耳目端正，那就知远事如在近旁。能专心么？能一意么？能做到不用占卜而知吉凶么？能做到要止就止么？能做到要完就完么？能做到不求于人而靠自己解决问题么？所以说，必须进行思考。思考不得，鬼神将给予教导。这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精气的最高作用。
  一气能变曰精、一事能变曰智。慕选者，所以等事也；极变者，所以应物也。慕选而不乱，极变而不烦，执一之君子执一而不失，能君万物，日月之与同光，天地之与同理。
  一概听任于物而能掌握其变化叫“精”，一概听任于事而能掌握其变化叫“智”。广求而加以选择，仅是给事物分分等类；善于改变方法，仅是为适应事物特点。广加选择而自己不可陷于混乱，善于改变而自己不可陷于烦扰。一个坚持专一的君子，坚持专一而不放松，就能够统率万物，使日月与之同光，天地与之同理了。
  圣人裁物，不为物使。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民，故功作而民从，则百姓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至不至无，非所人而乱。
  圣人裁定事物，不受事物所支配。保持心安，国也安定；保持心治，国也治理。治理在于内心，安定也在于内心。内里有一个治理好的心，口里说的就会是“治言”，加于民众的就会是“治事”，因而事业振兴而人民顺服，百姓就算治理好了。用来掌握百姓的不应当是刑罚，用来忧惧百姓的不应当是发怒。掌握人民，治理百姓，道是最根本的。道，最伟大又最虚无，不是什么人能够败坏它的。
  凡在有司执制者之利，非道也。圣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殁世不亡。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
凡是官府各部门所实行的制度办法，并不是道。圣人的道，若有若无，拿过来运用，永世也用不完。它帮助时世变化，而自身并不改变；允许万物发展，而自身并不转移。人们天天使用它都不会有所损耗。
  人能正静者，筋肕而骨强；能戴大圆者，体乎大方；镜大清者，视乎大明。正静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于四极。金心在中不可匿，外见于形容，可知于颜色。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戈兵。不言之言，闻于雷鼓。全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昔者明王之爱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恶天下，故天下可离。故货之不足以为爱，刑之不足以为恶。货者爱之末也，刑者恶之末也。
人如能进到正和静的境界，身体也就筋韧而骨强，进而能顶天立地，目视如同清水，观察如同日月。只要不失掉这正与静，其德行将与日俱新，而且能遍知天下事物，以至四方极远的地域。内里有一个完整周全的心是不可能掩蔽的，这将表现在形体容貌上，也能在颜色上看得出来。善气迎人，相亲如同兄弟，恶气迎人，相害如同刀兵。这种不用自己说出来的语言，比打雷击鼓还响亮震耳。这完整周全的心的形体，比日月还更光亮，体察事情比父母了解子女还更透彻。从前，明君的心爱天下，故天下归附；暴君的心恶天下，故天下叛离。所以，光是赏赐不足以代表爱护，光是刑罚不足以代表厌恶。赏与罚不过是爱与恶的微末表现而已。
  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乐哀怒，节怒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外敬而内静者，必反其性。
  人的生命，一定要依靠中正和平。其所以有所差失，必然是由于喜乐哀怒。制止忿怒，什么都比不上音乐；控制享乐，什么都比不上守礼；遵守礼仪，什么都比不上保持敬慎。外守敬而内虚静，那就一定能恢复精气。
  岂无利事哉？我无利心。岂无安处哉？我无安心。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后形，形然后思，思然后知。凡心之形，过知失生。
  怎么说没有好事呢？只怕自己没有好心；怎么说没有安宁之处呢？只怕是自己没有安宁之心。心之中又有心，这个心先生意识，再说出话来。因为有了意识然后有具体的形象，有了具体形象然后就据以思考，经过思考然后才有了知识。大凡心的形体，求知过多则失其生机。
  是故内聚以为原。泉之不竭，表里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坚固。能令用之，被及四固。
因此，内部的聚集才是泉源。泉源不枯竭，表里才能通达；泉源不干枯，四肢才能坚固。能使人们运用这个道理，就有益于四面八方了。
  故圣人一言解之，上察于天，下察于地。
  因此，圣人对于道有一个字的解释，就是能上通于天，下达于地的。


白心第三十八
  建当立有，以靖为宗，以时为宝，以政为仪，和则能久。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上之随天，其次随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故其言也不废，其事也不随。
  建立常规常道，应当以虚静为本，以合于时宜为贵，以正确不偏为准则，这三者协调一致，就能够持久不败。不合我的准则，虽有利也不去做；不合我的常规，虽有利也不推行；不合我的常道，虽有利也不采用。首先是适应天道，其次是适应人心。人们不提倡的事不去应和，天不曾开创的事不去听从。所以，其言论不会失效，其事业不会失败。
  原始计实，本其所生。知其象则索其形，缘其理则知其情，索其端则知其名。故苞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然而，天不为一物在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万物均、既夸众百姓平矣。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不可常居也，不可废舍也。随变断事也，知时以为度。大者宽，小者局，物有所余有所不足。
  追索事物的来源，研讨事物的实质，由此来探索事物生成的根据。了解现象就可以探查形体，考究道理就可以掌握实情，找到事物的始末，就知道应该给它什么名称了。看来，包藏物类广泛的，莫大于天地；化育物类众多的，莫多于日月；人民生活急切需要的，莫急于水火。然而天不由于某一种物的需要而错行它的节令，明君圣人也不因为某一个人的需要而错行它的法度。天按照它的规律运行，万物就自然得到它的好处；圣人也按照他的法度行事，百姓就自然得到他的好处。因此，万物平衡，百姓也安定了。所以，圣人治世，总是安静地在那里等待着。事物一到，就循名责实自然地去治理它。正确的名称自然治理得好，不正确的名称自然会被淘汰。只要是名称正确法度完备，圣人是安坐无事的。名称与法度不可永远不变，也不可没有稳定。要适应变化来裁断事物，了解时宜来确定法度。因为范围偏大则过宽，偏小则局限；事物发展又是参差不齐。
  兵之出，出于人；其人入，入于身。兵之胜，从于适；德之来，从于身。故曰：祥于鬼者义于人，兵不义不可，强而骄者损其强，弱而骄者亟死亡；强而卑义信其强，弱而卑义免于罪。是故骄之余卑，卑之余骄。
  战争的出击，虽是出击他人；但他人反击进来，也会危及自身。战争的胜利，虽是敌人失败；但得来这个胜利，还是出自自身的牺牲。所以说：凡是得福于鬼神者必行义于人，不义的战争是发动不得的。强国如果骄傲就损害它的强大，弱国如果骄傲就加速它的死亡；强国谦卑就可以发展它的强大，弱国谦卑就可以免于遭到祸患。因此，骄纵的结局将是卑陋，谦卑的结局则是矜荣。
  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殊无取焉则民反，其身不免于贼。左者，出者也；右者，人者也。出者而不伤人，入者自伤也。不日不月，而事以从；不卜不筮，而谨知吉凶。是谓宽乎形，徒居而致名。去善之言，为善之事，事成而顾反无名。能者无名，从事无事。审量出入，而观物所载。
  道，一个人使用它，没有听说有余；天下人都来行道，也没有听说不足。这就叫作道。稍稍地按道行事，就稍得其福；大行之；就大得其福；完全按道行事，就得到天下信服；毫不按道行事，则人民反抗，其身不免被害。左的方位是出生，有的方位是死亡，出生的方位不伤人，死亡的方位自然会有伤人之事的。不必选择什么良辰吉日，依道行事就可以从其心愿；不用求神问卜，依道行事就可以理解吉凶。这叫作身心闲适，安坐而可以得名。说了好话，做了好事，事成后还应该回到无名的状态。有才能的往往不求出名，真干事的往往显得无事。审量政令的出入，要根据事物的实际承担能力行事。
  孰能法无法乎？始无始乎？终无终乎？弱无弱乎？故曰：美哉岪岪。故曰有中有中，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亏。故曰，孰能弃名与功而还与众人同？孰能弃功与名而还反无成？无成有贵其成也，有成贵其无成也。日极则仄，月满则亏。极之徒仄，满之徒亏，巨之徒灭。孰能己无乎？效夫天地之纪。
  谁能做到既能治理好国家而又不用亲自去治理？开创了事业而又不用亲自去开创？完成了事业而不用自己去亲自完成？削弱了敌人而不用亲自去削弱他们？这样才是美好兴旺的。所以说，不插手举事之中正无偏反而可保持中正，谁能领会这个中正的深刻本质呢？所以说，功成则将下降，名成则将有亏。所以说，谁能做到放弃功业与名声而回到普通人的地位呢？谁能做到放弃功业名声而回到尚无成就的状态呢？无成就者固然重视成就，有成就者更应重视尚无成就的本色。太阳到了最高之后，便走向偏斜；月亮到了最满之后，便走向亏缺。最高的要走向偏斜，最满的要走向亏缺，最巨大了就将走向死亡。谁能把自己忘掉呢？学一学天地的运行法则吧。
  人言善亦勿听，人言恶亦勿听，持而待之，空然勿两之，淑然自清。无以旁言为事成，察而征之，无听辩，万物归之，美恶乃自见。
  人们说好，不轻易听信；说不好，也不轻易听信。保留而加以等待，虚心地戒止冲突，终究会寂然自明的。不要把道听途说当成事实，进行观察与考证，不听信任何巧辩，把万事万物归并到一起，相互比较之下，美、恶就自然显现出来了。
  天或维之，地或载之。天莫之维，则天以坠矣；地莫之载，则地以沉矣。夫天不坠，地不沉，夫或维而载之也夫！又况于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动也。夫不能自摇者，夫或摇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视则不见，听则不闻，洒乎天下满，不见其塞。集于颜色，知于肌肤，责其往来，莫知其时。薄乎其方也，韕乎其圜也，韕韕乎莫得其门。故口为声也，耳为听也，目有视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
  天好象有个东西在维系着，地好象有个东西在擎载着。天若没有东西维系着它。就将坠下来了；地若没有东西擎载着它，就会沉下去了，天不坠，地不沉，或者正是有个什么东西在维系而擎载着它们的吧!何况于人呢？人也是有某种力量在支配着他，就象鼓被敲击之后才发声一样。凡是自己不能推动自己的事物，就仿佛有种力量推动着它们。这个仿佛存在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上面所讲的那个东西了。看又看不见，听又听不着，洒满了天下，但又看不到充塞的现象。聚集在人的颜面上，表现在人的皮肤上，但探其往来，却不能了解它的时间。它既象广平的方形，又象浑圆的圆形，但又团团地找不到门。看来，口能发声，耳能听音，眼能看，手能指，足能行路，一切事物也都是依靠着它的。
  “当生者生，当死者死”，言有西有东，各死其乡。置常立仪，能守贞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故书其恶者，言其薄者。上圣之人，口无虚习也，手无虚指也，物至而命之耳。发于名声，凝于体色，此其可谕者也。不发于名声，不凝于体色，此其不可谕者也。及至于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故曰：济于舟者和于水矣，义于人者祥其神矣。
  “当生则生，当死则死”，这句话是说事物无论在西在东，都遵循它自身的趋向发展。立规章，定准则，能保证正确么？办政事，讲道理，能保证管好人们么？所以，著书是令人厌恶的，立说是令人鄙薄的。最高的圣人，口不空说，手不空指，事物出现以后，给它一个名称说明就是了。有名声、有体色的事物是可以说明白的；无名声、无体色的事物是无需说明白的。至于一种最好的处理方法，则是让它自己存在下去，或让它自己消亡下去。所以说：能渡船的，自然会适应水性；能行义于人的，自然会得福于鬼神的。
  事有适，而无适，若有适；觿（xī）解，不可解而后解。故善举事者，国人莫知其解。为善乎，毋提提；为不善乎，将陷于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县乎日月无已也。愕愕者不以天下为忧，剌剌者不以万物为策，孰能弃剌剌而为愕愕乎？
  办事情本有恰当的方法，然而在人们尚无此法时，才有人提出来。骨锥开解绳结。也是在绳结无法解开时，才有人想出来用它。所以，善于举事的人，国人往往不理解他的方法。做好了，不可张扬显示；做得不好，还将陷于刑网。好与不好，取信于国人就完了。是左好呢？或是右好呢？还是正中为好。正中就能象日月悬空，永无息止。落落无牵挂的人总是不以天下事务为忧虑，烈烈有为的人总是不以统率万物为满足。但谁能做到放弃烈烈有为而奉行落落无为呢？
  难言宪术，须同而出。无益言，无损言，近可以免。故曰：知何知乎？谋何谋乎？审而出者彼自来。自知曰稽，知人曰济。知苟适，可为天下周。内固之，一可为长久。论而用之，可以为天下王。
宣布一项政策法令是不容易的，它必须符合众人心愿才可以发表出来。不要说增加的话，也不说减少的话，只要接近众人心愿就免事增删。所以说：论智慧，自己有什么智？论谋略，自己有什么谋？凡是查明众人心愿而制定出法度政策的，人家自然会投奔来。只了解自己心愿，依此行事叫作“稽”；能了解他人心愿，依此行事叫作“济”。了解人心如能做到准确，可成为天下君主；把此事牢记在心，便可以永久不败，经过讲求、研究而运用之，就可以成就天下的王业。
  天之视而精，四璧而知请，壤土而与生。能若夫风与波乎？唯其所欲适。故子而代其父，曰义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故曰：孰能去辩与巧，而还与众人同道？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狭，卧名利者写生危，知周于六合之内者，吾知生之有为阻也。持而满之，乃其殆也。名满于天下，不若其已也。名进而身退，天之道也。满盛之国，不可以仕任；满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骄倨傲暴之人，不可与交。
  天的观察万物是精确的，四面没有障碍而看得清楚真实。一直到大地土壤及其所有的生物。但人们能够象大自然的风与波浪一样么？只按照其愿望行事。本来儿子继承他的父亲坐天下称为义，可是臣子继承他的君主坐天下，就叫篡了。篡怎么能歌颂呢？周武王却又是被歌颂着的对象。所以说：谁能不用诡辩与巧诈，而与众人共同信奉—个道理呢？所以说：思索愈精细的人明智愈加不足，德行越有修养的人王道越加狭窄，大量拥有名利的反而有生命危险的忧虑，智慧遍及天地四方的，我相信他的生机就要受到阻碍了。骄傲种持而自满起来，那是非常危险的表现。名满天下的。不如早些罢手。因为名进而身退，才合于天道。极盛的国度，个可给它当官；极盛的家族，不可同他结亲；骄倔傲暴之人，是不可同他交朋友的。
  道之大如天，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与能服也，弃近而就远何以费力也。故曰：欲爱吾身，先知吾情，君亲六合，以考内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养生。左右前后，周而复所。执仪服象，敬迎来者。今夫来者，必道其道，无迁无衍，命乃长久。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一以无贰，是谓知道。将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责其往来，莫知其时，索之于天，与之为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故曰：吾语若大明之极，大明之明非爱人不予也。同则相从，反则相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从之同也。
  道，其大如天，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毛。人们与它共处。但对它却很少了解。所以说，为什么道离人很近而不努力实行呢？弃近而就远，人们又何必浪费力气呢？所以说：要珍爱自身求道，先就来了解自身实际。普遍观察宇宙事物，来验证身体内部。从这里了解典型，乃知道可行之事。既知道可行之事，就懂得修养生命。要查访左右前后，一遍一遍地寻找。然后就举行仪式，穿上礼服，恭敬地迎接来者。这个来者降临，一定走自己的路，不改变也不拖延，生命便能长久。和协而返于正中，使形体与精气相保，专一而无二意，这就叫懂得了“道”。人们将要行道。开始就必须专一，然后再坚定地贯彻厂去。要探求道的往来，总是不知其时。可以索之于天，与苍天互定约期。只要不失约期，就能得到它了。所以说，我的话就象日月升到最高处—样，象日月之明那样的没有隐蔽，只是人们不肯追求而已。与道相同的就相从，与道相反的就相距。我从考察反则相距的道理中，了解到同则相从的“同”字是个什么涵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