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谜的《韩非子》读书笔记

哑谜

三十九、难势
（一）查字正音

今天才发现我之前好像都没有把图片插入进去。
（二）翻译
慎到说：飞龙、腾蛇在云雾中飞行，云消雾散，它们就同蚯蚓、蚂蚁一样了，这是因为它们失去了飞行的凭借。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肖的人，是因为贤人权力小地位低；不肖的人能被贤人制服，是由于贤人权力大地位高。假如尧是一个普通的人，他连三个人也治理不了；而桀做了天子，能搞乱天下：我由此知道权势和地位是足以依靠的，而贤能和智慧是不值得美慕的。一张不强劲的弩能把箭射得很高，那是风力推动的缘故；自己的品德不好，而命令却能推行，那是得力于众人帮助的缘故。如果尧以普通人身份在奴隶中施教，民众就不会听他的；而当他南面称王时，就能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由此看来，贤能和才智不足以让众人服从，而权势地位却足以使贤人屈服。有人反驳慎到说：飞龙、腾蛇在云雾中飞行，我不认为龙蛇的飞行是不依托云雾这种势的。虽然如此，如果放弃贤能而专门依靠势，难道能足以治理国家吗？这是我没有见到的。有那种云雾之势而能依托它飞行的，这是龙蛇的资质好的缘故。现在云气浩盛而蚯蚓不能乘云，雾气浓烈而蚂蚁不能游雾，这种有盛云浓雾却不能依托它们飞行，是蚯蚓、蚂蚁的资质薄劣的缘故。现在夏桀、商纣南面称王统治天下，把天子的权威当作云雾，而天下还是免不了大乱，这是因为夏桀、商纣的资质薄劣的缘故。
况且这个人以为用尧的势可以治理天下，尧的势与桀的势有什么差别呢，这是扰乱天下的说法。所谓势，并不是一定能够让贤能的人利用，而不肖的人不能利用。贤能的人利用势天下就能治，不肖的人利用势天下就会乱。从人的本性来说，贤能的人少而不肖的人多，而用威势的好处来帮助扰乱天下的不肖之人，那么这是用势来扰乱天下的多，而用势来治理天下的少了。势这个东西，是便于统治却有利于祸乱的。所以《周书》说：“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它将飞入城市，逢人便吃。”如果让不肖的人凭借权势，就是给老虎添上翅膀。夏桀、商纣筑高台掘深池耗尽了民力，用炮烙的酷刑伤害民众的生命，桀、纣能够这样放肆地干坏事，是因为有天子的威势作为他们的翅膀。假使桀、纣只是普通的人，不等他们干一件坏事就被处死了。势是滋生虎狼之心、成就暴乱之事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天下的大祸害。势对于治和乱，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而那种专讲势可以治天下的人，他的智力所达到的程度是多么浅薄啊。
如果有良好的马匹和坚固的车辆，让奴仆来驾驶就会被人笑话，让王良驾驶就会日行千里。车马没有不同，有的人驾驶可以到达千里，有的人驾驶遭人嘲笑，灵巧和笨拙相差太远了。现在把国君的位置当作车，把权势当作马，把发号施令当作马缰绳，把刑罚当作马鞭子，让尧、舜来驾驶就会天下大治，让桀、纣驾驶就会天下大乱，那么贤君和暴君相差就太远了。想赶上快速奔驰的车马到达远方，不晓得任用王良；想增进利益免除祸害，不晓得任用贤能的人：这是不知道类比带来的危害。那个尧、舜也是治理百姓的王良啊。又有人反驳这个反驳的人说：慎到认为完全可以依靠势来处理官职范围内的事；而您说“一定要等待贤人出现才能治理好天下”，这是不对的。势的名称虽然只有一个，但它有无数不同的含义。势如果一定出于自然，那就不必讨论势了。我所要说的势，是人为设立的。尧、舜降生于世而处在君主的位置，即使有十个桀、纣也不能扰乱天下，那是由于势治的缘故；桀、纣也降生于世而处在君主的位置，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那是由于势乱的缘故。所以说：“势治了的就不可能再乱，势乱了的就不可能再治。”这是自然之势，不是人为设立的势。像我说的势，只是说人所设立的势罢了，贤人能做什么事呢？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卖矛和盾的人，称赞他的盾十分坚固，什么东西都刺不穿它’，过了一会儿又称赞它的矛说：‘我的矛十分锋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有人责难他说：‘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不能回答了”因为不能被刺穿的盾和什么都能刺穿的矛，按照判断是不能同时成立的。按照贤治的原则，贤人是不受约束的；而按照势治的原则，无论什么人都要受约束，“不要约束”的贤治和“什么都要约束”的势治，就构成了矛盾的说法。这样贤治与势治不能相容也就明明白白了。
况且像尧、舜、桀、纣这样的人一千年出现一个，就算是一个接一个降生了。而世上治理国家的君主不断出现的是中才，我所要讲的势，就是针对这些中才。中才的君主，与上比较不及尧、舜，与下比较也不会做桀、纣。这样的君主守住法度、据有势位就能治理国家，背弃法度、抛弃势位就会扰乱国家。现在废弃势位、背离法度而等待尧、舜，尧、舜来了国家才能治理，这是千世乱而一时治。如果守住法度、握有势位而等待桀、纣，桀、纣来了国家才出现混乱，这是千世治而一时乱。况且治千世而乱一时，与治一时而乱千世，就好比骑着好马分道而驰，二者相距会越来越远。如果放弃了矫正曲木的工具，丢掉了测量长短的尺度，让奚仲来造车，连一个轮子也做不成。没有庆功赏赐的鼓励，放弃势位和法度，即使尧、舜挨家挨户劝说，逢人就宣传辨析，连三家也治理不好。势足以利用来治理国家是明明白白的，却说“一定要等待贤人来治理国家”，这也是不对的。
况且要一百天不吃饭的人等待吃一餐美食，这个饥饿的人是活不了的；现在要等待尧、舜这样的贤君来治理当今世上的民众，这好比要人们等待美食来解救饥饿的说法。反驳慎到的人说“好的马匹和坚固的车，奴仆驾驶就会被人笑话，王良驾驶就可以日行千里”，我认为不是这样。等待越地会在海中游泳的人来救中原落水的人，越地的人虽然会游泳，而中原落水的人已经不行了。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今天的马匹，也像等待越地的人来救中原落水的人一样，行不通也是明明白白的。好的马和坚固的车，五十里有一个驿站，让一个中等水平的人来驾驶，用较快的速度驰向远方，是可以达到的，就是一千里也能在一定时间到达，何必要等待古代的王良呢？况且驾车，不是让王良来驾，就一定让奴仆来败坏它；治国，不是让尧、舜来治，就一定让桀、纣来扰乱它。这种味道不是糖蜜一样甘甜，就一定是苦莱、亭历一样苦涩。这都是在制造说辞，背离常理，趋于极端的议论，怎么可以用来责难那些有道理的言论呢？您的贤治的议论赶不上势治的理论啊。
（三）心得：读这一篇，感觉韩非子左右互搏，每个人都有有道理的一方面。贤能和才智不足以让众人服从，而权势地位却足以使贤人屈服。这个并没有错，贤能和才智可以让一部分人信服，但也会有人对闲人和才智不屑一顾。而权势地位可以使绝大多数人屈服，即便有不屈服的贤人也只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贤者用势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这也没有错，一般而言是这样子的。勿为虎附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这就是为什么党选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有德无才，也许就不作为。有才而无德，造成的损害可能更大。
最后一个说法也正确。所以这三个说法都没有错，他们都是互相不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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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问辩
（一）查字正音

（二）翻译
有人问道：“辩说是怎么产生的呢？”

韩非回答说：“产生于君主的不明智。”

问话的人说：“君主不明智就产生辩说，为什么呢？”

韩非回答说：“在明君的国家里，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而法律是处理政事的最高准则。除命令外，没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除法律外，没有第二种行事的准则；所以言论和行动不合乎法令的必须禁止。如果言论没有法令作依据，但可以对付诡诈、适应事变、谋得利益、推断事理的，君主必须采纳这种言论并进而责求它的效果。言论和实效相符，就给重赏；言论和实效不符，就给重罚。因此愚笨的人畏罪而不敢说话，聪明的人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这就是没有辩说存在的原因。乱世就不是这样了。君主有命令，而平民可以用学术主张加以反对；官府有法律，而平民可以用私人行为加以违反。君主反而放弃法令而尊崇学者的智慧和行为，这就是世上有那么多人从事学术活动的原因。言行要以功用作为它的目的。磨快猎箭，用来无目的地乱射，箭头不曾不射中细小的东西，但是不能称为善于射箭的人，因为没有固定的靶子。设立直径五寸的箭靶，拉开十步的距离，不是羿和逢蒙不能一定射中，是因为有固定的靶子。所以有固定的靶子，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是技艺高的；没有固定的靶子，胡乱发射而射中微小的东西，仍然算是技艺差的。现在听取言论，观察行为，不把功用作为它的目的，言论虽然很明察、行为虽然很刚直，不过是些胡发乱射的言论。因此在乱世里，听取言论时把隐微难辨作为明察，把博学多文作为雄辩；观察行为时把远离社会作为贤能，把违抗君主作为刚直。做君主的喜欢这种明察，雄辩的言论，尊重这种贤能、刚直的行为，所以那些制订法术的人，虽然确定了行为的标准，分清了争辩的是非，但没有人加以肯定。因此儒生、游侠多了，耕战的人就少了；‘坚白’‘无厚’的诡辩风行起来，宪章法令就会遭到破坏而消亡。所以说君主不明察，辩说就产生了。”
（三）心得
对于正确的、需要坚定执行的命令，不能允许反对。尤其是法规一旦设立就必须执行。违抗的人，不论是何身份地位，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样才能使人信服，也不会产生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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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问田
（一）查字正音

（二）翻译
2徐渠问田鸠说：“我听说智士不用历任低级职务就能被君主赏识，圣人不用显示出成绩就能被君主接纳。现在的陽城义渠是个英明的将领，可他曾被安排做个小官；公孙亶回是个杰出的相国，也安排做过地方官，为什么呢？”田鸣说：“这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君主掌握了法和术。况且，难道您没听说楚国用宋舰为将而败坏了政事，魏国用冯离为相而断送了国家？两国的君主为花言巧语所驱使，被诡辩利说所迷惑，没通过低级职务的考验，不具备基层工作的经历，结果有败坏政事和断送国家的祸患。由此看来，那种不经低级职务和基层工作考验的办法，哪里该是明君采取的措施啊！”

堂谿公对韩非说：“我听说遵循古礼、讲究谦让，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修养品行、隐藏才智，是达到顺心如意的途径。现在您立法术，设规章，我私下认为会给您生命带来危险。用什么加以验证呢？听说您曾讲道：‘楚国不用吴起的主张，而国力削弱，社会混乱；秦国实行商鞅的主张而国家富足，力量强大。吴起、商鞅的主张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可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因为没碰上好世道和遇到好君主而产生的祸患。’遭遇如何是不能肯定的，祸患是不能排除的。放弃保全自己和顺心如意的道路而不顾一切地去干冒险的事，替您设想，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韩非说：“我明白您的话了。整治天下的权柄，统一民众的法度，是很不容易施行的。但之所以要废除先王的礼治，而实行我的法治主张，是由于我抱定了这样的主张，即立法术、设规章，是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做法。我之所以不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而坚持考虑用法度来统一民众的利益，是因为这是仁爱明智的行为。害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逃避死亡的危险、只知道明哲保身而看不见民众的利益，那是贪生而卑鄙的行为。我不愿选择贪生而卑鄙的做法，不敢毁坏仁爱明智的行为。您有爱护我的心意，但实际上却又大大伤害了我。”

（三）心得
驱于声词，眩于辩说，赵括亡国不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吗？从基层逐级选拔干部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再好的政策也抵不住形式主义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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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定法
（一）查字正音

（二）翻译
3问话的人说：“申不害和商鞅，这两家的学说哪一家对治理国家更急需？”

韩非回答他说：“这是不能比较的。人不吃饭，十天就会饿死；在极寒冷天气下，不穿衣服也会冻死。若问衣和食哪一种对人更急需，则是缺一不可的，都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条件。现在申不害提倡运用术而商鞅主张实行法。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所谓法，就是由官府明文公布，赏罚制度深入民心，对于谨慎守法的人给予奖赏，而对于触犯法令的人进行惩罚。这是臣下应该遵循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受蒙蔽；臣下没有法，就会在下面闹乱子；所以术和法缺一不可，都是称王天下必须具备的东西。”

问话的人说：“只用术而不用法，或只用法而不用术，这样都不行，情形究竟如何呢？”

韩非回答说：“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大臣，韩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二个国家。晋国的 旧法没有废除，而韩国的新法又已公布；晋君 的旧法令没有收回，而韩君的新法令又已下达。申不害不专一地推行新法，不统一韩国的法令，奸邪的事就增多了。所以奸人认为旧法令对自 已有利，就依照旧法令行事；认为新法令对自己有利，就依照新法令行事；他们从旧法和新法的矛盾、前后政令的对立中取利，那么申不害即使频繁地让韩昭侯运用术，奸臣仍然有办进行诡辩。所以，申不害凭借兵力雄厚的强韩，经过十七年的努力还没有成就霸业，就是因为君主虽然在上面用术，但没有在官吏中经常整顿法令，结果带来了害处。商鞅治理秦国，设立告奸和连坐的制度来考察犯罪的实情，使什伍之家同受罪责，该厚赏就一定厚赏，该重罚就一定重罚。因此秦国人民努力耕作，劳累了也不休息、追击敌人，再危险也不退却，结果使秦国国富民强，但是没用术来识别奸臣，那不过是用秦国的富强帮助群臣罢了。等到秦孝公、商鞅死后，秦惠王继位，美国的变法措施没有废除，而张仪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逼迫韩、魏的事件上。惠王死后，秦武王继位，甘茂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与周打仗上。武王死，秦昭襄王继位，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向东攻打齐国，经过五年，秦国没有增加一尺土地，而穰侯却增加了陶邑的封地。应侯范服攻打韩国达八年之久，给他自己增加了汝南的封地。打那时以后，许多在秦国执政的人，都是应侯、穰侯一类的人物。所以打了胜仗，大臣就尊贵起来；扩大地盘，就建立了私人的封地。这是君主不能用术去了解奸邪的缘故。商鞅纵然频繁地整顿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了他变法的成果。所以凭借强秦雄厚的实力，几十年还没有成就帝王霸业，就是因为官府虽然不断地整顿法令，但君主在上面不能用术，结果带来了害处。”

问话的人说：“君主使用申不害的术，而官府实行商鞅的法，这样可以吗？”

韩非回答说：“申不害的术不够完善，商鞅的法也不够完善。申不害说：‘办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越权的事即使知道了也不说。’办事不超越职权范围，可以说是守职；知道了不说，这是不告发罪过。君主用全国人的眼睛去看，所以没有比他看得更清楚的；用全国人的耳朵去听，所以没有比他听得更清楚的。假如知道了都不报告，那么君主还靠什么来做自己的耳目呢？商鞅的法令规定：‘杀死一个敌人小头目，升爵一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五十石的官；杀死两个敌人小头目的，升爵两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职和爵位的提升跟杀敌立功的多少是相当的。如果有法令规定：‘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做医生或工匠。’那么他房屋也盖不成，病也治不好。工匠是有精巧手艺的，医生是会配制药物的，如果用杀敌立功的人来干这些事，那就与他们的才能不相适应。现在做官的人，要有智慧和才能；而杀敌立功的人，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如果让靠勇气和力量的人去担任需要智慧和才能的官职，那就等于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一样。所以说：申不害的术和商鞅的法，都还没有达到很完善的地步。”

（三）心得：韩非子“斩首者令为医匠”这个类比太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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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说疑
（一）查字正音

（二）翻译
治国的大事，不仅仅指的赏罚得当。赏无功的人，罚无罪的人，不能称作明察。赏有功的人，罚有罪的人，且全无遗漏，作用仅仅局限在个别人身上，并不能起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的作用。因此，禁止奸邪的办法，首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现在世上的人都说“给君主带来尊崇，国家带来安定的，必然要靠仁义智能”，却不知道导致君主卑下、国家危乱的，必定因为仁义智能。所以掌握法术的君主，据弃仁义，废除智能，用法来使人服从。因此声誉远播而名震四海，百姓太平而国家安定，在于君主懂得使用民众的方法。一般而论，术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法是官吏应该遵循的。既然这样，那么派遣侍从官员每天把法治的道理传达到宫门之外，直到境内的民众每天都看到法令，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过去有扈氏有个臣子叫失度， 兜氏有个臣子叫孤男，三苗有个臣子叫成驹，夏桀有个臣子侯侈，商封有个臣子叫崇侯虎，晋国有个臣子叫优施，这六个人都是导致国家灭亡的臣子。他们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内心陰险毒辣，外表小心谨慎，用以表明自己善良；称颂远古，使好事变坏；善于控制君主，收集君主隐微的意向，以投合君主的爱好来扰乱君主：这些都是郎中官和左右侍从一类的人。以往的君主，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安国存，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危国亡。得到大臣这一点是相同的，但利弊相差极大，所以君主对于左右近臣不能不加倍小心。做君主的确实能明察臣子说的话，那么区别贤与不贤的人就像区别黑白那样清楚了。

至于许由、续牙、晋伯陽、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是见利不动心，临危不惧的。有的给他天下都不接受，一旦遇到劳苦和屈辱，就不愿要官府的俸禄。见利不动心的人，即使君主厚赏，也不能勉励他；临危不惧的人，即使君主重罚，也不能镇服他：这叫做不服从命令的人。这十二个人，有的隐居而死在山洞里，有的枯槁而死在荒野上，有的在深山里饿死，有的投水自尽。有了这样的人，古代的圣王都不能让他们做臣，当今之世，又用他们派何用场？

至于夏桀时的关龙逢，商纣时的五子比干、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治、楚国的申胥、吴国的伍子胥，这六个人，都凭激烈争辩或强行劝谏来压服君主。如果君主采用他们的主张处理政事，就会出现如同师徒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君主对他们如果有一句话语不听从，一件事情不照力、，他们就用强硬的措施来侮辱君主；豁出命来等待处理，即使家破人亡，腰斩两段，手脚异处，做来也不畏惧。像这样的臣子，古代的圣王都不能容忍，当今之世，又怎么用他们呢？

至于齐国的田常、宋国的子罕、鲁国的季孙如意、晋国的孙侨如、卫国的子南劲、郑国的太宰欣，楚国的白公胜、周国的单荼、燕国的子之，这九个人作为臣子，他们的行事，都是结党营私来侍奉君主，不走正道而大搞谋私的勾当，对上威逼君主，对下破坏国家安定，勾结外国势力来扰乱国内政事，拉拢下属来对付君主，做来毫无顾忌，像这样的臣子，只有圣王明主才能予以控制，至于昏君乱主，能看得出来吗？

至于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蠢、文种、逢同、华登，这十五个人作为臣子，他们的行事，都是早起晚睡，自谦自卑，恭敬地表白自己的心意；严明地执行刑法、优异地干好职事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进献好的建议、通晓统治法术而不敢自我夸耀，立了功成了事也不敢自表劳苦；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家庭残破，为了君主安全，不惜献出生命；把君主看成上天和泰山一样尊贵，把自身看成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君主在全国有美好的名声和广泛的声誉，而自己安于接受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的地位。像这样的臣子，即使遇到昏君乱主仍可建立功业，何况遇到贤明君主呢？这就叫做霸王的助手啊。

至于西周的滑之、郑国的公孙申、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楚国的芋尹申亥、随国的少师、越国的种干、吴国的王孙额、晋国的陽成泄、齐国的竖刁、易牙等，这十二个人作为臣子，都是见小利而忘法纪，进则埋没贤良去蒙蔽君主，退则扰乱百官而兴祸作乱；都辅佐他们的君主，迎合君主的欲望，假如能取得君主的一点欢心，即使败坏国家、残杀民众，也不难办到。像这样的臣子，即使是圣明君王也伯被夺权，何况昏君乱主，能不失去权柄吗？有这些臣子的君主，都身死国亡，被天下人耻笑。所以周威王被杀，国家分成两半；郑君子陽被杀，国家一分为三。陈灵公死于夏征舒之手，楚灵玉死在乾溪之上，随国被楚国所灭，吴国被越国吞并，智伯被消灭在晋陽城下，桓公死后六十七天不得收殓。所以说：阿谀奉承的臣子，只有圣明君主才能识别，而昏君乱主却去亲近他们，因而落到身死国亡的地步。

圣王明君就不是这样，选拔臣子时，对内不回避自己的亲属，对外不排除自己的仇敌。正确的，就据以任用；错误的，就据以处罚。因此，贤良的人就得到进用，而奸邪之臣都被斥退，所以一举就能使诸侯臣服。在历史典籍的记载中，尧时有儿子丹朱，舜时有儿子商均，夏启时有儿子太康等五人，商场时有孙子太甲，武玉时有弟弟管叔、蔡叔。这五个帝王惩罚的，都是自己的父兄子弟一类的亲属，为什么要使他们家破人亡受到惩罚呢？因为他们祸国殃民，败坏法治。请看圣王选拔的人，有的隐居在山林洞穴之中，有的囚禁在监狱桎梏之中，有的从事宰割烹调、割草放牧、喂牛等活计。然而明君不嫌弃他们地位卑贱，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彰明法度，有利于国计民生，据此选拔他们，君主地位得以巩固，声望得以提高。

昏君乱主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臣子的思想行为，却把国家大权委任给他们，所以轻者君主名望下降、国土丧失，重者国家灭亡、君主身死，根源就在于不懂得任用臣子。不能用法术来衡量臣子，必然根据众人的议论来判断他们的好坏。众人称赞，就跟着喜爱；众人诽谤，就跟着憎恶。所以做臣子的不惜破家费财，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来制造声誉，用暗中订立盟约来加强勾结，用口头上封官许愿来给予鼓励。说什么“顺从我的就能得到好处，不顺从我的只能得到祸害”。众人贪图奸臣给的利益，又迫于他的威势，从而认为：“他真能对我高兴，就会让我得到好处；对我猜忌恼怒，就会伤害我。”众人都归附他，民众也靠拢他，把一片赞美声传遍全国，上达到君主那里。君主又不能弄清楚实情，因此认为他是贤人。奸臣又会派出诡诈的人，在外充当别国宠信的使者，把马车借给他，给他瑞节使人相信，教他外交辞令使他庄重，用贵重的礼物资助他，让他作为外国使者来游说本国君主，暗中夹带为奸臣说话的私心而议论公事。为谁做使者呢，是为别国的君主；为谁讲话呢，是为君主左右的奸臣。君主喜欢使者的话，认为他讲得头头是道，从而认为他称赞的奸臣是天下的贤士。国家内外对于君主左右的那个奸臣，都异口同声地暗示君主：重者要君主甘愿卑身让位而居其下，轻者赏赐高爵厚禄使奸臣得利。奸臣位高禄厚，党羽越聚越多，又有篡夺君权的野心，其他党羽就变本加厉地迎合他的心意，劝他说：“古代的所谓圣明君主，并不是父子兄弟依次传授王位；而是依靠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威逼和杀害君主而谋求大利的。”奸臣问：“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党羽就说：“舜逼迫尧，禹逼迫舜，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这四个王，都是作为臣子而杀了自己的君主，天下却都称赞他们。考察四个王的思想，是出于贪得天下的野心；衡量他们的行为，是使用了暴乱的武力。然而这四个王虽说自管扩充势力，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了不起；自管显耀名声，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很高明。这样，威势足以凌驾天下，利益足以压倒一世，天下人都顺从他们。”又说；“根据现在知道的，田成子夺取齐国，司城子罕夺取宋国，太宰欣夺取郑国，单荼夺取周国，易牙夺取齐国，韩、赵、魏三家分晋，这八个人，都是臣子杀死自己的君主而立的。”奸臣听到这些话，急忙竖起耳朵点头称是。所以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窥测时机，发动政变，一举而夺取国家政权。再说，对内利用党羽挟持或杀害君主，对外利用诸侯势力来颠覆自己的国家，背离正道，心怀陰谋，对上钳制君主，对下扰乱法治，这样的奸臣，是数不清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君主不懂得选择臣子。史书记载说：“周宣王以来，亡国的就有几十个，其中臣子杀死君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所在多有。”那么祸乱从国内产生和从国外兴起的各占一半。能集中民力抵抗祸乱，即使国破身死，还都算是贤明的君主。至于改变法令，君臣易位，把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拱手交给别人，这才是最大的错误。

做君主的，假如真能洞察臣子的言论，那么即使打猎骑马，沉溺女乐，国家还是可保全的；不能洞察臣子的言论，即使节俭勤劳，布衣粗食，国家仍是要灭亡的。赵国的前代君主敬侯，不修德行，而喜欢尽情享乐，满足于身体安适，耳目快乐，冬天射箭打猎，夏天泛舟游玩，不分昼夜地饮酒，一连几天都不放下酒杯，不会喝酒的用竹筒对着嘴巴往里灌，进退不严肃，回答不恭敬的，就在席前杀死。请看，起居饮食像这样没有节制，处罚杀戮像这样没有标准，但是敬侯在位几十年，军队不曾被敌国挫败，土地不曾被四邻侵占，内部没有群臣百官闹事，外面没有邻国侵略的祸患，这些都是因为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燕王哙是召公爽的后裔，拥有方圆几千里国土，几十万士兵。他，不沉洒于女色，不听妙音佳乐，在宫内不兴建深池高台，在宫外不射箭打猎，还亲自拿着农具来整治田地。子哙甘受劳苦来为民操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古代所说的圣王明君，他们不辞辛劳而为国操心，也是不会比子哙在上的，但是子哙却身死国亡，君位被子之篡夺，自身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

所以说：臣子中有五种奸邪行为，而君主却不曾识别。做臣子的，有滥用财物行贿来骗取声誉的，有致力于奖赏赐予来拉拢民众的，有致力于结党营私网罗智士来胡作非为的，有凭借免除赋役、赦免罪犯来提高声威的，有致力于迎合下属而颠倒是非和用危言耸听、奇装异服、漂亮称号来惑乱人们视听的。这五种人，是明君所疑虑、圣君所禁止的；去掉这五种人，那么诡辩和奸诈的人就不敢在君主面前乱说乱动了。而好话说得多、实事做得少，行为不合法令的人，就不敢歪曲事实来夸夸其谈了。因此，群臣闲居时就会加强自身修养，办事时就会尽力守职，没有君主的命令不敢自作主张，乱说乱动，这是圣明君主用来驾驭臣子的办法。那些圣明的君主，并不局限于在可疑的事上观测臣子。见到可疑的事而不反过来联系到其他事，弄清真相的，是天下少见的。所以说：庶子中有和嫡子行事一样的人，配偶中有和正妻尊荣相等的妄，朝廷中有和国相权势相同的大臣，臣子中有和君主地位相似的宠臣，这四种情况，是使国家陷于危险的根源。所以说：内廷的宠妃与王后并列，外朝宠臣和君主争权，庶子和嫡子匹敌，大臣和君主相似，都是通向祸乱的必由之路。所以《周记》上说：“不要抬高妄的身价而压低正妻的地位，不要降低嫡子的地位而抬高庶出者的身份，不要推重宠臣而使他们与上卿匹敌，不要因为尊敬大臣而使他的权势与君主相当。”上述四种混淆上下关系的做法一旦被摧毁，君主就没有顾忌，臣下就没有邪行；这四种做法要是不被摧毁，便会以君主身死、国家灭亡而告终。
（三）心得
燕王子哙让位于子之，导致身亡国破，我从前只以为子哙是大昏君，不料却如此苦身忧民，用现在的话说毫无领导才能，最后只能被奸臣发张“好人卡”。另一方面，身边簇拥着阿谀奉承之人，能保持清晰的认知也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对这本书有些失望的是，中华书局出品，应该是品质有保障的，但已经看到两处明显的翻译错误。628页，“有得人而生安国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国亡者”，所谓人是人臣，并不是同一种人，不能翻译为“得到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