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的《商君书》读书笔记

木木

1、在我的印象中《商君书》是本什么书？      《商君书》经世济民——人与自然（天时地利），和谐发展。 2、我参加《商君书》阅读的内心理由是什么？      我有个走两端的模式，目前很关注这一端，那就先站在这一端学习圣贤案例。另一方面，学圣贤的通路，来习家里的神迹。 3、我考虑《商君书》应该怎么读？      通过阅读这些记录，琢磨其中的道理、机制，琢磨如何使用。

木木

第一周 第一至第四章 抄写原文，查字、正音，翻译，朗读通顺。简单心得。

《更法第一》
抄写、查字正音（查字正音体现在抄写段落中的铅笔标注）：


翻译：

       秦孝公同大臣商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陪侍在孝公的左右。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研究修正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的位置做了国君后不忘国家社稷之事，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订立法度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为准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来教化百姓，却又担心天下的人批评我。”

公孙鞅说：“我听说：‘行动迟疑不定就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什么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虑天下人批评您。何况做出比他人高明的行为的人，一向会被世俗所非议；有独特见解的人，也会遭到周围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事成之后还不明白是怎么成功的，聪明的人却能预见到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迹象。’‘百姓是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去开创某件事的，而只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追求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众人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没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使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是这样。我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聪明的人不去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按照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驾轻就熟，百姓也安适。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更必礼制教化百姓，我担心天下人要批评国君了，希望君王认真考虑这件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世俗的言论。守旧的人固守旧的习俗，死读书的人局限于他们听过的道理。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遵守成法，却不能同他们讨论变革旧有法度的事情。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称霸诸侯。所以聪明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无能的人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够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的工具。’我还听说：‘效法古代法制不会有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希望国君对这件事仔细考虑。”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应该遵循哪一种礼制呢？伏羲、神农旅行教化不施行惩罚，黄帝、尧、舜虽然施行惩罚但却量刑适当，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礼制。礼制和法令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法条、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就像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一样。所以我说：治理国家不一定都用一种方式，对国家有利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的；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那么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要予以谴责，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大加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争辩’。让专心的人感到兴奋、快乐的事，正是让聪明人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做管理的人所担忧的事。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言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迟疑了。”于是，孝公颁布了《垦草令》。

心得：
和们，合于何处，就是机。只有往系统发展上走，才是一个可持续的方向。

《垦令第二》
抄写、查字正音（查字正音体现在抄写段落中的铅笔标注）：


翻译：

       不允许官吏拖延政务不办，那样有私心的官吏就找不到机会到百姓那里谋求私利，大臣之间的公务就不会拖延。大臣之间的公务不拖延，那么农民就会有空闲时间。有私心的官吏没有机会到百姓中谋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盘剥。农民不受到盘剥又有空闲时间，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根据粮食的产量来收取田赋，那么国家的政策统一，而百姓感觉公平。国家的政策统一了，就使百姓对政策有明确的认知；百姓对政策有明确的认知，大臣便不敢谋私利。百姓觉得公平，就会心情舒畅；百姓心情舒畅，就不会生出异心。国家的田赋制度明确而官吏不敢谋私，百姓心情舒畅而不易生出异心，那么百姓上不会对君王不满，中间不会担忧官吏的盘剥。百姓上不对君主不满，中间不担心官吏的盘剥，那么老一辈的人就会积极从事农业生产不改做其他行业。老一辈的人积极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后代的人一定会一辈接一辈地效仿前人。后代不断地效仿前人积极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不允许因外国的势力给某些人卦官晋爵，那样百姓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百姓不认为有学问尊贵，就会愚昧；百姓愚昧没有见识，就不会到外国交游。百姓不到外国交游，那么国家就没有危险。百姓不轻视农业，就会努力生产而不怠惰。国家没有危险，百姓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怠惰，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士大夫贵族的俸禄丰厚而收取和租税又多，食客数量众多，这是有损农业生产的。那就要根据他们豢养的食客的人数，收取赋税并从重役使他们，那么这些游手好闲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这些游手好闲的人没处混饭吃，就一定会去务农；他们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下令商人不准卖粮食，农民不准买粮食。农民不准买粮食，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积极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商人不准卖粮食，到了丰年就不能牟取丰厚的利润。丰年没有丰厚的利润，那么荒年更没有过多的利润可图。没有厚利可图，那么商人就会有顾虑。商人有顾虑，就会想去务农。懒惰的农民努力从事生产，商人也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不允许淫声异服在各郡县流行，那么农民在外出劳作时就不会看见奇装异服，在家里休息时就听不到靡靡之音。休息时听不到靡靡之音，那么他的精神就不会涣散；到田间劳动时看不见奇装异服，那么他的心思一定会专心在农业生产上。心思专一而且意志不涣散，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不准许雇用佣工，那么大夫、家主就不会建院修屋。他们那些娇养的儿子无法不劳而食，懒惰的人也不能偷懒，那些靠给人作佣工生活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这样他们就一定去务农。大夫、家主不建院修屋，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妨害。卿大夫的儿女和懒惰之人不再偷懒，那么原本归他们种的农田就不会撂荒。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妨害，农民更加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取缔旅馆，那么奸邪伪诈、心思活泛、私下交游、不专心务农的人就不会外出四处周游。那些开旅馆的人没有办法谋生，那么他们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泽，那么讨厌务农、怠慢懒惰、贪欲十足的人就没有吃饭的营生。没有吃饭的营生，那么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加重收取这些东西的赋税，让赋税的数量高出它的成本十倍。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卖酒、肉的商人就会减少，农民也就不能尽情饮酒作乐，大臣也就不会大吃大喝。经商的人少了，那么从源头上就不会浪费粮食；农民不能纵情饮酒作乐，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被怠慢；大臣不大吃大喝，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不会被拖延，君主也就不会有错误的举措。源头上不浪费粮食，农民不怠慢放松农业，那么荒地也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加重处罚力度，并且建立连坐制度，那么那些心胸狭隘、性格暴躁的人就不敢争吵斗嘴，凶狠强悍的人便不再敢打架斗殴，懒惰的人也不敢到处游荡，奢侈浪费的人也不敢再挥霍，善于花言巧语、心怀叵测的人就不敢再进行欺诈。这五种人在国内不任意胡来，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让百姓不能随便搬迁，那么他们就会愚昧迟钝。而那些不安心务农的人就失去混饭吃的地方，一定会去务农了。愚昧无知、性情浮躁的人也能专心从事农业生产了，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心务农。农民安心务农又愚昧迟钝，不安心务农的人也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统一发布有关卿大夫、贵族嫡长子以外子弟担负徭役赋税的法令，根据他们的出身让他们服徭役。提高他们免除服徭役的条件，让他们从掌管徭役的官吏那里领取粮食，而不多付给粮食照顾他们。不可能逃避徭役，也不能通过游历结交权贵而做大官，那么那些子弟就不再四处游历投靠权贵，而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国家的大臣诸大夫们，不准做那些提高闻见、辩论、周游居住外乡之类的事；不准许到各郡县去居住游说，那么农民就无从听说奇谈怪论增广见闻。农民没有地方听到奇谈怪论境广见闻，那么有头脑的农民就没有办法脱离他们原本从事的农业，而那些愚昧的农民就会无知，不喜欢学问。愚昧的农民无知，不喜欢学问，那么就会积极务农。有头脑的农民不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命令军队的市场上不准有女子，还要命令军内市场上的商人自己给军队准备好铠甲兵器，让他们时刻关注军队军事行动的动向。要让军队内部的市场不能有私自运输粮食的人，那么那些打粮食主意的举动就没办法隐藏，偷盗军粮的人没有地方卖出去，运粮食的人也不能私藏粮食，那些轻浮懒惰的人就不到军中市场上游荡。偷盗军粮的人没有地方卖出去，运送粮食的人无法私自储存，轻浮懒惰的人不到军中市场游逛，那么农民就不会被迷惑，国家的粮食就不会损耗，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各郡县的政令和治理措施必须一致，那么到期离任和升迁的官吏就没有办法美化自己的政绩，接任的官吏也不能随意更改已有的制度，犯了错误被罢官的人不能隐瞒自己的错误。错误行为不能隐瞒，那么官吏中就会没有心术不端的人。升迁的人不能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不敢更改制度，那么官吏的从属人员就会减少，农民的负担就不会过重。官吏中没有心术不端的人，农民就不用离开故土四处躲避。农民不用四处躲避，那么农业就不会受到危害。官吏的从属人员少了，那么征收的赋税就不会多。农民的负担不重，那农民的闲暇时间就多。农民闲暇的时间多，征收的赋税也不多，农业不受损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加重交通要道的市集上商品的税收，那么农民就会不敢轻易经商，商人也会对经商持怀疑的态度。农民不敢经商，商人对自己所从事的产业缺乏信心，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根据商人的家庭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让他们家中的厮、舆、徒、童等仆役都一定要按照官府登记注册的情况服徭役，那么相比之下农民的负担就会轻而商人的负担就会重。农民负担轻，良田就不会荒芜；商人负担重，往来赠送的礼物就不会在各地通行。如果这样，那么农民就不会饥饿，做什么事也不用装饰门面。农民不挨饿，做事不装门面，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对公田的耕作积极努力，并且个人的田地也不会荒废，那么在农业上的事就会得到好的发展。农业上的事发展好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下令运送粮食不能雇别人的车子，更不准运粮车在返回时私自搭载其他货物。车、拉车的牛、车子的载重量，服役时一定要同注册登记的一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运粮车就会往返迅速，运粮的环节就不耽误农业生产。运粮的环节不耽误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得到开垦了。

       不准许为犯人向官吏求情并且给他们送食物让他们好吃好喝，那么作奸犯科的人就没有了指望。作奸犯科的人没有了指望，那么他们做坏事就没了劲头。做坏事没了劲头，那么作奸犯科的人就没有了根儿。作奸犯科没有了根儿，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他们的危害。农民不会受到危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心得：
绝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损恶，所以禳过。不是说话这么说，而是做事这么做，管用。

《农战第三》
抄写、查字正音（查字正音体现在抄写段落中的铅笔标注）：


翻译：

       通常君主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可是国家得以强大的根本，却是农业和军事。现在民众求取官爵，都不是凭借农耕和作战的功绩，而是靠花言巧语和空洞无物的说教，这叫做使百姓怠惰。使百姓怠惰的国家，统治必然软弱无力。统治软弱无力的国家，他的国力就会被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教化民众，都是要求通过专心农战来得到官职和爵位。因此不专心农战，就不会得到官职也没有爵位。国家摒弃空谈民众就朴实，民众朴实就不放纵。民众看见国家给人们的赏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这一途径发出，那么便会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就不会私下里谋求其他事务。民众不私下里谋求其他事务，力量就会增强。力量增强，国家就会强大。现在国内的民众都说：“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同样能够得到。”所以那些豪杰之士都不惜改变自己的本行，而专门学习《诗》、《书》，追随国外的权势，好的可以得到高位，次一点也能得到一官半职；而那些平庸之人便去经商，搞手工业，凭借这些方式来逃避农耕和作战。以上情况如果都出现，国家就要危险了。国君用以上两种行为来教育民众，他的国家的实力就一定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粮仓虽满，也不放松农耕；国家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不让空洞无物的言论泛滥，那样民众就会专心于农战。民众志心农战，那么官职和爵位就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官职和爵位，那么奸滑的人就不会产生。奸民不产生，君主就不会受迷惑。现在国内的民众以及据有官爵的人，看见朝廷中能靠巧妙的空谈、诡辩的说教来获得官职和爵位，所以认为官爵不可能靠国家制定的用人法规获得。因此这些人上朝便曲意逢迎君主图谋自己的私利，就不会对国家有利，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爵位和厚禄；私下玩弄权术，就不是忠臣，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追求财利。如果这样的话，下面希望升迁的官员便说：“财产多了，就能得到想要的高官。”并且还说：“我如果不用金钱财物贿赂上级来求得升迁，那就像用猫做诱饵引老鼠上钩一样，一定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假如用为官任职的实际政绩呈给上级来求得升迁，那么就像牵着已经断了的墨线想矫正弯木一样，更加没有希望了。因为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得到升迁，那我怎能不到下面去役使民众搜刮钱财来贿赂上级，而谋求升官呢？”百姓说：“我积极务农，先装满国家的粮仓，收取剩下的粮食供养亲人。替君主舍生忘死去作战，来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现在，国家的粮仓空虚，国君地位卑微，家庭贫穷，这样还不如谋取个官做！”亲戚朋友聚在一起，会达成一致的认识，就会改变从事农战的想法。豪杰之士专心学习《诗》、《书》，追随国外的权势人物；普通人会去经商，搞手工业，人们都靠这些来逃避农耕和作战。用这种现实来教化民众，那么国库的粮食怎能不减少，而军队的实力怎能不被削弱呢！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任用官吏的法规严明，所以不起用那些头脑太灵活的人；君主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所以民众就不会私下里经营农耕作战以外的行业，那么国家的力量就集中。国家的力量集中就会强大，国家崇尚空谈力量就会被削弱。所以说：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一千人，里面出现一个学《诗》、《书》而巧言善辩的人，那么这一千人都会对从事农耕和作战松懈了。从事农耕作战的民众有一百人，出现一个搞手工业的人，那么这一百人主就都会放松了农耕和作战。国家依赖农耕和作战而安全，君主依靠农耕和作战才能尊贵。民众不从事农耕和作战，那是因为君主喜欢虚伪的空谈而不按照法规选用官吏。依法选用官吏，国家就能做到政治清明；专心农战，国家就会富强。国家富强而政治清明，这是称王天下的方法。所以说：称王天下的办法没有别的，就是自己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罢了。

       现在国君根据才能和智慧来用人，那聪明的人就会察言观色揣测君主的好恶，为官处理政务也是千方百计迎合君主。因此，国家选用官吏不遵照用人的法规，国家就会混乱而没有统一的政策法令，善于巧舌游说的人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像这样，民众从事的其他职业怎么会不多？而土地又怎么能不撂荒呢？《诗》、《书》、礼制、音乐、为善、修身、仁爱、廉洁、善辩、聪慧，国家有这十种事务，君主就无法让民众防守作战。国家用这十种东西来治理，敌人进犯国土就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进犯国家也一定会贫穷。若国家没有这十种东西，敌人就不敢来侵犯；即使来了，也一定会被赶走。如果发兵前去征伐他国，一定能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不去征伐，一定会富足。注重耕战的国家以耕战的优势进攻，以耕战的优势进攻的国家一定会兴旺；喜欢空谈的国家以不实的想法去进攻，以不实的想法进攻的国家一定会有危险。所以那些成为圣人和明主的人，并不是能任意地运用万物，而是掌握了万事万物的规律和要领。因此他们治理国家的办法，就是辨明要领罢了。

       现在治理国家的人多不得要领。在朝廷讨论治国的方法时，众人七嘴八舌都想改变对方的观点。因此国君被不同的说法弄得糊里糊涂，而官吏被这些言谈弄得昏头涨脑，国中的民众也懒散不愿意从事农耕。所以那些国家的民众，都变得喜欢空谈和从事学习，经商，搞手工业，逃避农耕和作战。如果这样，那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国家动荡，而那些有知识的人讨厌法规，商人善于变化，手工业者不能用，所以这个国家就容易被攻破。从事农耕的人少而靠巧言游说吃饭的人数众多，所以这个国家就贫困而危险。就像那些危害农作物的螟、蟘、蚼蠋等害虫虽然春生秋死，但只要它们出现一次民众就会多年歉收没有饭吃。现在一个人种地却供应一百个人吃饭，那么这些人比螟、蟘、蚼蠋等害虫的危害更大。如果这样，即使《诗》、《书》，每个乡都有一捆，每家有一卷，对治理国家也一点用处也没有，这不是改变现状的办法。所以以前君主转而依靠农耕和作战来突破困境。因此说：如果一百人从事耕作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半人从事农耕有一半人闲着，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治理国家的人都想让民众去务农。国家不重视农耕，就会在诸侯争霸时不能自保，这是因为能够使用的民力不足。因此，其他诸侯国就乘其衰弱来侵扰它，乘其衰微来进犯它，土地就会被侵占从此一蹶不振，到那时就来不及想办法了。

       圣贤的君主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因此命令民众都把心思放在农业上。专心务农，那民众朴实而好管理，诚实就容易役使，一定可以用来守城作战。民众专心耕种作战，那么就很少有奸诈之事而且重土难迁；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那么就能用奖赏和惩罚的办法来鼓励上进；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作战。民众亲附君主并且死心塌地地遵从，是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从事农耕的缘故。民众不听从管理效力国家，是因为他们看见空谈游说的人逢迎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贵的地位、商人也可以发财致富、手工业者也能以此养家糊口。民众看到这三种人的职业轻松又可以赚钱，就一定会逃避农耕。逃避农耕，那么民众就会不在意自己居住在什么地方；不在意自己居住在什么地方，那么就一定不会替君主守土作战。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害怕民心涣散不能凝聚。所以英明的君主实行农战政策，就是要凝聚民众。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年，国家就能强大十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十年，国家就能强大一百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百年，国家就能强大一千年；强大一千年就能称王于天下。君主制定赏罚作为农战政策的辅助手段，所以对民众的教化有常法，治理国家也就会有成绩。

       君主掌握了统治民众的最关键原则，所以不等君主实行赏赐民众便亲附于君主；不等君主封爵加禄民众便从事农战；不等君主使用刑罚民众就拼死效命。在国家危亡、君主忧虑的时候，巧言善辩的空谈之士成群，却对国家的安危没有任何益处。国家危亡、君主忧虑，是因为遇上了强大的敌国。君主不能战胜强敌、攻破大国，那么就要修整防御设施，占据有利地形，集中民众力量，来应付外来的入侵，这样威胁就可以消除了，而称王天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应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清除那些无用的东西，禁止那些学习空洞浮华的学问和从事游说等不正当职业的民众，让他们专心于农耕，这样国家就能富强，民众的力量也可以凝聚了。

       现在各国国君都担心自己的国家危急而军事力量薄弱，却坚决听游说之士空洞的议论。说客们成群结队，废话连篇花言巧语却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君主爱听他们华美的言辞，而不去探求这些言论的实用价值。因此说客们非常得意，无论走在什么地方都巧言诡辩，一伙又一伙成群结队。民众看这些人能用这种本领取得王公大臣之位，便都向他们学习。于是这些人结成党羽，在国内高谈阔论，议论纷纷。普通百姓喜欢这样做，王公大臣也乐于此事。因此国中民众务农的人少而靠游说吃饭的人多。游说的人多，那么从事农耕的人便会怠惰；务农的人怠惰，那么田地就会荒芜。学习花言巧语空谈成风，民众就会放弃农耕而去以谈说为业，高谈阔论。民众放弃农耕，游走混饭吃并凭花言巧语获取尊崇，所以民众远离君主，而不臣服的人成群结队。这是使国家贫穷、军队薄弱的统治措施。如果国家凭空谈任用民众，那么民众就不喜欢从事农耕。因此英明的君主知道喜欢空谈不能用来强军辟壤，圣明的人治理国家采用一个办法，就是把民众的力量集中到农业上罢了。

心得：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无为，做的都是在如履薄冰的状态下朝着系统目标前进的事，做根本的事。

《去强第四》
抄写、查字正音（查字正音体现在抄写段落中的铅笔标注）：


翻译：

       运用强民的办法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君主的统治会被削弱；运用弱民措施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君主的统治就会加强。国家施行善政，奸诈之人一定会多。国家富强却以节俭来治理，这样的国家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国家一定强大。国家贫穷却以奢侈来治理，这就叫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一定衰弱。军队能做敌人所不敢做的事，就强大。在国家大事上能做敌人认为耻辱不愿做的事，就有利。君主贵在多谋善变，国家责任在法制稳定。国家财物少，就会衰弱；国家财物多，就会强大。有一千辆兵车只守有千物的国家就会削弱。行军打仗指挥有方、士兵效命的国家就强大，打仗时指挥混乱士兵怠惰的国家就会削弱。

       农民、商人、官吏这三种人，是国家常见的职业。这三种人，产生了六种危害：岁害、食害、美害、好害、志害、行害。这六种危害生了根，国家力量一定削弱。农、商、官三种职业的根源在从事它们的三种人身上，而六种危害的根源却在国君一个人身上。能用法律来治国，国家就强；专靠政教来治国，国家就弱。任用官吏长久，治道就简洁；胡乱调动官吏，治道就繁琐。治道繁琐，国家就会弱小；治道简洁，国家就会强大。使人民强大不守法，国家就会越来越削弱；使人民弱小遵纪守法，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采用使民众变得强大的政策来整治不守法的百姓的国家就要亡国，采用使民众变得软弱的政策来整治不守法的百姓的国家就能成就王业。国强而不去征伐，毒害会产生于国内，礼乐等危害产生了，国力必然会削弱；国家进行征伐，毒害转嫁到国外，国内没有礼乐等危害，国家必定强大。任用有功劳的人国家就强大，胡乱用人危害产生国家就削弱。农民少商人多，因而公卿官吏贫穷了、商人贫穷了、农民贫穷了，这三种人都贫穷了，国家必被削弱。

       国家有礼、乐、《诗》、《书》、仁善、贤良、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廉洁、智慧。国家有了这十种东西，国君就是不让民众去打仗，国家也一定会削弱以至灭亡；国家如果没有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是让民众去打仗，国家也一定会兴旺以至称王天下。用所谓良民来统治所谓好民的国家，就一定会发生动乱直至被削弱；国家用所谓奸民来统治所谓良民，就一定会治理好直至强大。国家采用《诗》、《书》、礼、乐、孝悌、仁善、贤良等儒家思想来治理，敌人来了，国家一定被削弱；敌人不来，国家也一定会穷困。不采用这八种儒家思想治理国家，敌人就不敢来入侵，即使来也会被打退。如果发兵去讨伐别的国家，就一定能夺取土地，而且夺取了土地还能够占有它；如果按兵不动，不去攻打别国，就一定会富足。国家重视实力，叫做以耕战的优势进攻；国家喜欢空谈，叫做以不实的想法攻打别国。国家以耕战的优势攻打别国，用一分力气得到十倍的收获；国家用容易做到的谈说之事为资本攻打别国，出十分的力气就会丧失百倍的利益。

       加重刑罚减少赏赐，那么国君爱护民众，民众就会为君主拼死效命；加重赏赐减轻刑罚，那么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也不为君主卖命。强盛的国家使用刑罚，民众喜欢又畏惧；使用赏赐，民众喜欢又贪图。没有实力而使用智谋和欺诈的国家，就一定会灭亡。对于胆小的人用刑罚来让他们作战，一定会勇敢；对勇敢的人使用奖赏的办法，他们就会拼死效力。胆小的人勇敢，勇敢的人不怕死，国家就没有敌手，这样的话就强大。国家强大，就一定能称王天下。用刑罚来役使穷人，让他们去务农，那就会变富；对富人施行奖赏，让他们用钱粮买官，那就会变穷。治理国家能让穷人变富，富人变穷，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实力雄厚，实力雄厚的就可以称王天下。称王天下的国家用九分的刑罚一分的赏赐，强国刑罚占七分赏赐只占三分，弱国的刑罚占五分赏赐也占五分。

       国家专心从事耕战一年，就能强大十年；专心从事耗战十年，就能强大一百年；专心从事耕战一百年，就能强大一千年；能够保持一千年都强大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国家有威势，就能以一取十，先声夺人，所以能够有威势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能积蓄实力却不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攻打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削弱；能积蓄实力也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攻打敌国”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因此，消灭虱害、使用实力、攻打敌国这三点，国家使用其中的两项舍弃其中的一项，一定强大；假如三项全部使用，国家就会有威势，必定称王天下。

       政事在十个里之内才能做出决断的，国家就弱；在五个里之内能做出决断的，国家就强大。在当日就能处理好政务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在当夜才能处理好政务的国家就强大，第二天才能处理好政务的国家就会被削弱。

       凡是民众的人数，活着的人登记造册，死了的人要从户口上销掉。如果这样，民众就不能逃避赋税，田野上就没有荒草，那么国家就能富足，国家富足也就强大了。

       用重刑杜绝犯罪，国家就能大治；用轻刑导致犯罪，国家就会混乱。所以说：加重刑于轻罪，刑罚就是不用也能将事情办成，这样的国家才能强大；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即使用了刑罚，犯法的事情却不断发生，国家会被削弱。刑罚能够衍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势，威势能产生恩惠。所以，恩惠是从实力中产生的。崇尚实力能用来成就勇敢作战，作战才能产生出智慧和计谋。

       赚了金钱就没有了粮食，有了粮食就等于有了金钱。粮食价格低廉，而从事农耕的人多，买粮食的人就少，农民就贫困，奸诈的商人就得到鼓励，如果这样兵力就弱，国家的实力一定会被削弱以至灭亡。国内赚到一两黄金，就会有十二石的粮食运到国境外；国内购入十二石粮食，就有一两黄金运到国外。国家喜欢赚取黄金，那么黄金和粮食都会损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家会弱小；国家喜欢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都能获得，粮仓、金库都会充实，国家就强大。

       使国家强大要知道十三种事物的数目：境内粮仓、金库的数目，壮年男子、壮年女子的数目，老人、小孩的数目，官吏、士人的数目，靠游说吃饭的人数、农民的数目，马、牛、柴草的数目。想要使国家强大，不知道国家的这十三种事物的数目，土地即使肥沃，人口即使众多，国家也难免越来越弱。

       国内没有对君主有怨言的民众叫强国。如果发兵去攻打别国，那么按军功的多少授予他们官职的爵位，就一定会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从事农耕，按生产缴纳粮食的多少授予官职和爵位，那么国家就一定富裕。发兵打仗就能战胜敌人、按兵不动就富足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

心得：
很多具体的措施刷了刷有点卡壳的脑花儿。这一章最突出的心得就是要把脑子腾空了来转。


第一至四章吟诵，均发送至企业微盘。

木木

第二周 第五至第八章 抄写原文，查字、正音，翻译，朗读通顺。简单心得

《说民》第五
抄写，字词，正音：

翻译：

       巧言善辩与聪明智谋，是违法乱纪的帮手；礼与乐，是放荡淫佚的引导；仁与慈，是犯罪的根源；任用举荐，是奸邪的藏身之地。违法乱纪有了帮助才能流行，放荡有了引导才能成型，错误有了根源才能产生，奸邪有了藏身之地就无法制止。这八种东西结成群，民众的力量就会胜过政令。国家没有这八种东西，政令就会压服民众。民众的力量胜过政令，国家就会被削弱；政令能压制住民众，兵力就会强大。所以，国家如果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没有办法派遣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一定会被削弱甚至灭亡。国家没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有办法役使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就一定兴旺直至称王天下。

       任用所谓的“善民”，那么民众就只爱他们的亲人；任用所谓的“奸民”，那么民众就会遵守国家的法制。民众合力互相掩盖过失，这就是用所谓的“善民”的结果；民众疏远互相监督，这就是用所谓的“奸民”的结果。表彰所谓的“善民”，民众的罪过就会被掩盖起来；任用所谓的“奸民”，民众中的过错就会受到惩罚。民众的错误被掩盖，那么民众就凌驾在法规之上；民众的罪过受到惩罚，那么国家的法规就能压服民众。民众凌驾在法规之上，国家就会混乱；法规能够压服民众，国家的兵力就强大。所以说：用所谓的“善民”治理国家，国家就一定会乱套直至被削弱；用所谓的“奸民”治理国家，就一定能治理好国家直到强大。

       国家用难以获得的耕战的实力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能取得十分效果；国家用容易做到的空谈去攻打其他国家，用十分力量会损失百倍。国家崇尚实力叫做用难以得到的东西去攻打别国，国家崇尚空谈叫做用易于获得的东西去攻打别国。民众以空谈为易，以国家役使他们去从事农耕和作战为难。国家的法令鼓励民众做那些认为难以做到的事，战争中役使他们做那些事就会觉得很容易，用实力攻打他国，有一份力量能获得十倍的收获；国家的法规鼓励民众去做空谈那些容易做的事，战争中役使他们就会觉得很困难，用空谈攻打他国，那么付出十分的力量会损失百倍。

       刑罚重，爵位才显得尊贵；赏赐轻，刑罚才更显威严。爵位尊贵，君王以此能够爱惜民众；刑罚有威严，民众因此拼死为君主效命。所以强盛的国家使用刑罚，民众会受益；施用奖赏，那么君主就会受到尊重。法令周详，那么刑罚就会繁多；刑罚繁多，那么受刑罚的人就会减少。民众不治理国家就会混乱，混乱了才去治理它就会更乱。所以要在社会安定的时候治理，国家才能治理好；在它混乱的时候去治理，就会更乱。民众的心里希望国家安定，他们做的事情却往往使国家动乱。所以使用刑罚，对民众犯的轻罪处以重的刑罚，那么轻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重的犯罪就不会出现，这不叫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去治理。使用刑罚，对犯重罪的重罚，对犯轻罪的轻罚，那么轻微的犯罪不能杜绝，严重的犯罪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就叫在民众乱的时候去治理。所以轻罪重罚，那么刑罚能避免而社会也安定，国家就会强大；使用刑罚时重罪重罚而轻罪轻罚，那么虽然运用刑罚动乱却仍然发生，国家不会被削弱。

       民众勇敢，那么国君就应该用民众想要的东西来奖赏他们；民众胆小，那么就用他们讨厌的东西消除他们的胆怯。因此对胆小的民众使用刑罚，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勇敢；对勇敢的民众使用奖赏，那么他们就会拼死效力。胆小的民众变得勇敢，勇敢的民众拼死效力，国家没有可以抗衡的对手，一定能称霸天下。

       民众贫穷，那么国家就弱；民众富裕，那么就会放纵自己。民众放纵就会产生虱害，有了虱害国家就会被削弱。所以对穷人用刑罚迫使他们参加耕战以增加收入，他们就会富足；对富裕的人用奖赏鼓励他们捐献财物来减少财富，他们就会变穷。治理国家的措施，最重要的是使贫穷的人变富裕，富裕的人变贫穷。贫困的人通过耕作变富裕，国家就会强大；富裕的人捐出财物变贫困，农民、官吏、商人这三种职业就不会有虱害产生。国家能长期保持强大又没有虱害产生，一定能称王天下。

       刑罚能够衍生实力，实力能够衍生强大，强大能衍生威力，威力能衍生恩惠，恩惠从刑罚而来。因此刑罚多，那么奖赏就显得丰厚；奖赏少，那么刑罚就严厉。民众有喜欢的事情也有讨厌的事情，民众所喜欢的事中有六种虱害，他们讨厌的事有四种。国家放任民众中这六种虱害，国家实力会被削弱；国家推行这四种民众畏难的事，兵力就强大。所以能称王天下的君主刑罚运用于多个方面，奖赏却只从农战这一个途径给出。刑罚用的方面多，那么六种虱害就能制止；奖赏从农战这一个途径给出，那么四种畏难的事就能推行。六种虱害被制止，那么国家就没有奸邪之事；四种难做的事能推行，那么军队就没有敌手。民众的欲望成千上万，可是能获得赏赐的只有农耕和作战一条路。民众不认可这一条路，那么就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那么力量就能集中；力量集中，国家就会强大。国家强大又能用来攻敌，国家就会强上加强。因此能够产生实力而又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攻打敌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堵塞谋求个人私利的门路来断绝民众的私心，只打开农耕和作战这一条路满足民众的欲望。让民众一定先做他们所厌恶的事情，然后获得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所以国家的实力才能雄厚。实力雄厚却不用来攻敌，那么民众的愿望就会落空；民众的希望落空，那么民众就会产生私心；民众有了私心，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因此能够产生实力，而不能使用实力，叫做自己攻打自己国家，一定会被削弱。所以说：能够称王天下的君主，国家不储存实力，民众家中也不囤积粮食。国家不储存实力，是为了调动民众的力量；民众的家中不贮存粮食，是国家把粮食储藏在官仓中了。

       治理国家有三种情况：在家族中能决断的国家能称霸天下，由官吏来决断的国家就强大，由国君来决断的国家就弱。轻罪重罚，犯罪就能杜绝。按法规来选用官吏，国家就能治理好。减少刑罚，就要在民众中建立连保制度，对那些应该行赏的不可失信。发现奸邪一定要告发它，那是由于民众的心中能判断是非。国君发布的命令民众明白应该响应，器物在民众的家中做成，得到官府的许可方可通行，那么事情在家中就能明确。所以成就霸业的君主奖赏和刑罚在民众心中明确，器物该是什么样在民众家中明确。社会政治清明，那么民众就会心齐；社会政治黑暗，那么民众就会产生异心。民众同君主同心，国家的法令就能执行；民众同君主异志，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实行。国家的法令能执行，国家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法令不能实行，国家就会混乱。国家能治理好，民众在家族中就能判断对错；国家混乱，那就要君主做决断。治理国家最可贵的是在民众中做出决断，所以十个里以内做出决断的国这有弱，在五个里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强。事情在民众家族就能决断，官府的办事时间就充足，因此说：当日办完政务的国家称王。事情都要到官府决断，官府的办事时间就会不足，因此说：在当夜把政务处理好的国家强大。政事必须由君主来决定，君主就会忙乱，所以说：第二天才能处理好政务的国家会削弱。因此治理得当的国家，官吏处理政务不必听从君主，民众处理事务也不必听从官吏。

心得：
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治明，则同则行则治；治暗，则异则止则乱。这一章读起来有种脑容量在变大的感觉。

《算地》第六
抄写，字词，正音：

翻译：

       一般国君犯的弊病是：用兵作战时不衡量自己的实力，开垦荒地时不计算好土地。因此有地方狭小而人口众多的情况，那是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其所拥有的土地；也有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的情况，那是土地面积超过了人口数量。人口数量超过其拥有的土地，就要致力开垦荒地；土地面积超过人口，就要想办法招徕人口开荒。开垦荒地招徕外民，国力将成倍地增长。人口超过了其拥有的土地，那么国家取得的功绩就少而且兵力不足；土地面积超过人口数量，那么国家的山林、湖泽的财力物力就不会得到充分利用。放弃自然资源而放纵民众游手好闲，这是君主在行政上的过失。可是现在上上下下都这么做，因此，人口虽多而军队的实力却很弱，土地虽广而国家的实力却很小。所以君主统治国家利用土地的比例应该是：山林占十分之一，湖泊沼泽占十分之一，河流占十分之一，城市、道路占十分之一，薄地占十分之二，良田占十分之四，这是前代帝王的明确规定。所以治理国家给民众分配耕地的田赋数和兵役数是：五百小亩土地国家得到的税收，足以养活打一次战役的士兵，这是地力还没有充分利用。土地方圆百里，派出兵士一万人，这个数目也小。所以，让国家可耕种的土地足以养活那里的民众，城市乡村道路足够民众居住，山地、森林、湖泊、沼泽、山谷足够供应民众各种生活物资，湖泊、沼泽的堤坝足够积蓄水源。因此军队出征作战，粮食的供应充足而财力有余；战事结束时，民众都从事农耕而积存经常富足。这就叫以地养战的规则。

       现在君主拥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粮食还不够用来供养兵卒、装满粮仓，可是军队却与邻国为敌所以我为君主担忧这件事。土地广大却不去开垦，和没有土地一样；人口众多却不能利用，和没有民众一样。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一定是开垦荒地；用兵的办法，关键在于统一奖赏的条件。堵塞民众从耕战之外获得私利的途径，那么民众就一定会依附于农耕；民众依附于农业，那么就一定淳朴；民众淳朴，那么就一定害怕法令。禁止臣子在下面私自行赏，那么民众的力量就会集中到对敌国作战上；集中于对敌作战，就一定能获胜。怎么知道会这样呢？人之常情，朴实就会劳作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气，贫穷就会产生智谋而衡量个人得失。以出力为易事就会不怕死而乐于被君主使用，权衡利弊就会害怕刑罚而以劳苦耕作为易。以苦为易就能够尽地力，乐于被君主使用就会最大地发挥兵力。治理国家的人，能够尽地力又能够让百姓效死，名和利就都得到了。

       人天生的本性是：饿了就要寻找食物，累了就寻求安逸，痛苦了就寻找欢乐，屈辱了就追求荣耀，这是人之常情。人追求个人私利，就会违背礼制；追求名誉，就会丧失人的本性。根据什么说他们这样呢？现在盗贼对上违反了君主的禁令，而在下面丧失了臣子的礼仪，因此他们的名声不好而生命也有危险，他们仍然不停止，这是因为利益的关系。那些古代的名士，穿的衣不蔽体，吃的不能填饱胃肠，磨炼自己的意志，辛劳自己的四肢，伤害自己的五脏，这样的人物很多，这不是正常的人性，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名利。所以说：名和利之所在，民众就会趋向它。

       君主掌握着给予民众名和利的大权而能使国家功名兼得的原因，是统治方法。圣明的君主审慎运用权势来操控权柄，审视统治方法再役使民众。统治方法，是为君之术，也是治国的关键。所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统治失误却不危险，君主统治方法失误而国家不混乱的情况，从没有过。现在君主想要开辟土地统治民众却不审视统治政策，大臣想要尽责而不确立治国方法。所以国家有不服从的民众，君主有不听命的大臣。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在国内让民众来关注于农业，对外让民众谋划对敌作战。农耕，是民众认为辛苦的事；而打仗，是民众认为危险的事。民众肯做自己认为辛苦的事，干自己认为危险的事，这是出于一种利害的衡量。所以民众活着就要衡量自己的利益，死也会考虑自己的名望。对名和利的来源，不能不仔细考察。利来源于土地，那么民众就会尽力耕地；名来源于对外作战，那么民众就会拼死作战。在国内让民众尽力种地，那么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民众拼死作战，就能战胜敌国。能战胜敌国而土地又不荒芜，富强的局面使唾手可得了。

       现在却不是这样。国君竭力做的，都不是国家当务之急的事情。他们身上有尧、舜的品德，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却赶不上商汤和周武王的建树，这是他们掌握权柄之人的过错。请让我说说他们的过错：治理国家放弃统治方法而任用喜欢空谈的人，那么自身修养好可功绩却少。所以任用读《诗》、《书》的空谈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而轻视君主；任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任用勇士，那么民众就会强悍而不重视君主的禁令；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能够赚钱，那么民众就会攀附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任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空谈之人的资本在于巧言善辩，隐士的资本在于他的心志高洁，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手工业者的资本在于一双巧手，商人的资本在于他自身。所以这些人以四海为家，因为周身就是他们的资本。民众把自己谋生的资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而在国外到处寻求势力来依附。挟带借以安身立命的资本，归附于私门，就是像尧、舜那样的贤明君主也难以将国家治理好。因此商汤和周武王下令禁止这种情况，而功成名就。圣明的君主不是能够用世上容易做到的驾驭难以做到的，一定是用难以做到的来驾驭容易做到的。如果人们愚昧，那便可以用智慧战胜他们；世人的人有智慧，就可以用力量战胜他们。人们愚昧，那么他们就以出力为易而以技巧为难；世人有技巧，则以智慧为易而以出力为难。所以神农教会人们耕田而成为天下帝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军队而征服天下诸侯，这是因为诸侯们屈服于他们的强力。现在世人多机巧而且民众多放荡，正是仿效商汤和周武王的时候，可是君主们却做神农当年做的事，犯了治国的禁忌。所以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也混乱，这是因为他们特别认真去做的事情，都是错的。

       人之常情：用尺量的东西会选取长的，用秤来称的东西就会选取重的，衡量个人的得失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认真思量这三种情况，那么治理国家的原则就能确立，而民众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国家对民众的要求不多，可民众躲避国君要求的办法很多。在内役使民众依附于农业，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制定很多禁令来限制民众农战以外的才能，任用民力来杜绝欺诈行为。这两个办法推广使用，那国内的民众就会一心；民众一心，就会专心务农；专心务农，就会朴实；民众朴实，就会安于居所而厌恶外出。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让民众将收入来源寄托在土地上，而很少能够凭借欺诈在外安身。民众将收入来源寄托到土地里就会朴实，而凭借欺诈在外安身就会疑惑。民众在国内朴实，在国外疑惑，所以他们从事农耕尽力而作战时能够集聚团结。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财物就会增多，作战能够集聚团结邻国就会危险。民众财物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没有资本凭借欺诈投身外国，就是疯子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观察风俗来确立法规就能把国家治理好；根据国情从事根本之业就能治理得当。不观察当时的风俗，不考察国家的根本，那么国家法令制定了而民众却混乱；政务繁忙而功绩少。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失啊。

       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手段；赏赐，是用来辅助禁止奸邪的手段。羞辱劳苦，是人民所憎恶的；显荣逸乐，是人民所追求的。所以如果国家的刑罚不令人惧怕，而爵禄不能吸引百姓去追求，这就是亡国的预兆了。如果该受刑罚的人能够躲避逃脱，那么百姓就邪僻放纵而不惧怕刑罚，就会对于君上存着侥幸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显荣不出于一途，那么官吏就要攀附权势贵族来获取名誉。百姓不避国家的禁令，所以触犯刑罚的情况就要繁多。官吏不执行法令，刑罚就要错乱。刑罚名目繁多而又错乱，就使国家的奸行多。这样富人就不能保有他们的财产，穷人就不得从事他们的职业，土地就荒废，国家就贫穷。土地荒废，民众中会有欺诈产生；国家贫穷，国君就缺少财物进行赏赐。所以圣人治国，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如果受过刑的人位列朝班，官吏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过罪的人锦衣玉食，百姓就会贪图他们获得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职位，就会以自己忠于职守为可耻；百姓贪图非分的利益，就会以自己的奸巧为夸耀的资本。所以刑罚是禁止人们作奸的手段，而官爵是鼓励人们立功的手段。现在国家设置官爵而人们以忠于职守为耻，制定刑罚而人们以犯法为荣。这就是在法度方针上有弊病。因此国君必须掌握大权统一政策而制定统治方针，封官授爵来奖励民众，按照功劳来作用群臣。这样上上下下就会平衡。上下平衡，臣民就能为国尽力，国君也就能掌握统治权力。

心得：
任谈说则功寡。行事，要观民之性。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遍用，使民壹于农。观时俗以立法，察国本以事宜。

《开塞》第七
抄写，字词，正音：

翻译：

       开天辟地之后人就诞生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处世的原则是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喜欢谋求私利就会心存邪恶。民众多，又都区别亲疏、心存邪恶，那人类就会混乱。这个时期，民众都尽力压制对方来竭力夺取财物。压制对方就会争斗，夺取财物就会产生纠纷，发生了纠纷却没有一个公平的办法来解决，那就没有谁会顺心。所以贤者确立了公正的标准，奉行无私的原则，因此人们喜欢仁爱。在这个时候，只爱自己亲人的陕隘思想被废除了，崇尚有德之人的思想被确立了。凡是仁爱的人都把爱护别人、利他当做自己的本分，而贤人把推举贤人当做道义。人口众多而没有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治理准则，就又乱了。所以圣人顺应社会的发展，规定了土地、财货、男女等的归属。名分确定了而没有制度，不行，因此设立了法令；法令确立了而没有人来管理，不行，因此设立了官职；官吏有了而没有人统一领导，不行，所以设立了君主。君主确立了，崇尚贤德的思想就废除了，而尊重权贵的思想又树立了起来。如此看来，远古时代人们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中古时代人们推崇贤人而喜欢仁爱，近世人们的思想是推崇权贵而尊重官吏。崇尚贤德的人所遵循的原则是推举贤人，可是设立了君主的地位崇尚贤人的方法就没有用了。爱亲人是以自私自利为原则的，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自私自利便行不通了。这三个时代不是行事互相违背，而是世风变化使人们所重视的东西变了，社会形势变了人们所要施行的政策也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君王统治天下是有准绳的。君王统治天下是一个途径，而大臣辅助君主治理天下又是一个途径，他们所行的途径不同，而他们所奉行的准则却是一样的。所以说：民众愚笨，那么以智慧就能称王天下；世人聪慧，就会聪明有余而实力不足。人的本性：无知就要向人学习，力量用尽了就会服输。所以神农教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称王天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拥有强大的实力而征服了诸侯，这是屈服于他的实力。民众愚笨，心中没有知识就要向别人请教；世人聪明，可是当力量用尽时就会屈服。所以靠智慧称王天下的人就会抛弃刑罚，用实力来征服诸侯的人主不用德政。

       圣人不效法古人，也不遵循今人。效法古人就会落后于时代，遵循今人就会被社会形势阻碍。周不效法商，夏不效法虞舜时代。三代社会形势不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所以建立王业有一定的方法，而守住王业的办法却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夺取政权却推崇顺从君主，用武力夺取天下却崇尚谦让。周武王夺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业靠的却是礼制。现在强国致力于用武力兼并别国，弱国则尽力防守，远不及虞、夏两个时代，而近不遵循商汤、周武王的治国原则。商汤、周武王的治国之道被堵塞了，所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征战的，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防守的。商汤、周武王统一天下的方法已经被塞堵很久了，可现在的君主没有谁能开启这些方法，因此没有出现第四个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朝代。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听进去我的这番话，今天我愿意用实际效果来说明这个道理。

       古代的民众淳朴又敦厚，现在的民众欺诈而虚伪。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教化民众放在首位实行德治；现在治理国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使用刑罚放在前面实行法治。这是世俗之人不能理解的。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义”，就是要建立民众所喜好的，废除民众所厌恶的。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不义”，就是要确立民众所讨厌的，废除民众所喜欢的。现在二者名实颠倒，不可以不弄清楚。确立民众所喜欢的，那么民众就会被他们所讨厌的东西伤害；确立民众所讨厌的，那民众就会享受他所喜欢的东西。怎么知道会这样呢？人忧虑就要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乐就放纵，放纵就会懒惰。因此用刑罚治理，那么民众就会畏惧；民众畏惧，那么就不会有邪恶的事发生；没有邪恶的事发生，那么民众就可以享受他们的快乐了。用道义来教化，那么民众就会放纵自己；民众放纵自己，那么就会作乱；民众作乱，那么就会被民众所讨厌的东西伤害。我所说的“刑”，就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世人说的“义”，是暴乱的原因。治理民众的人，用民众所讨厌的东西去治理，最终民众一定能得到他们所喜欢的；用民众所喜欢的来治理，民众一定受害于他们讨厌的东西。

       政治修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所以称王天下的国家，刑罚占十分之九，奖赏占十分之一；政治混乱削弱的国家，奖赏占十分之九，刑罚占十分之一。人的罪过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刑罚有重有轻；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赏赐有多有少。这两种，是世人常用的方法。刑罚在人民已经犯了罪后使用，那么奸邪就不会断绝；赏赐用在人民所认为的“义”的上面，那么犯罪的事就不能杜绝。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遏止罪过，国家必乱。因此就成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那么大的奸邪就不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那么小的罪过也不会漏网。治理人民能够使大的奸邪不产生，使小的罪过不漏网，那么国家就得到治理了。国家得到治理就必定强大。一个国家这样做，他的国家就可以独享清明的政治。两个国家这样做，那么战争就可以有所止息。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合乎道德，而“义”反倒合于残暴。

       古代人们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乱，所以要求有首领。那么天下之人愿意有首领，是为了让他治理天下。现在有君主而没有法规，它的危害与没有君主相同；有了法规而不能制止混乱，和没有法规相同。天下的人都不希望没有国君，却又喜欢摆脱他的法律约束，那么天下的人就都会感到迷惑。对天下民众有利的事没有比治理天下更大的，而治理国家没有比确立君主的统治地位更好的事。确立君主的原则没有比施行法治的意义更大的，实施法治的任务没有比除掉邪恶更急迫的，去掉邪恶的根本没有比严苛刑罚更重要的。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用赏赐禁止民众犯罪，用刑罚规范民众。追究民众的过错而不理会民众的善举，借用刑罚以消除犯罪。

心得：
这一章读下来，心中一直会冒出我的父亲大人。他所使用的，就是这一套标准。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壹言》第八
抄写，字词，正音：

翻译：

       凡是要建立国家，对于制度的订立不能不仔细考虑，政策法令的制定不能不慎重研究，国家的政务不可不谨慎处理，从事国家的根本之业不能不集中力量。国家的制度合于时宜，那么国家的风俗就能改变，而民众就服从制度；政策法度清明，那么官吏就不会做邪恶的事；国家的政务统一，那么民众就服从国家调用；从事国家的根本之业集中力量，那么民众就会喜欢农耕而愿意去打仗。圣人确立法令政策而改变风俗的目的，是让民众早晚从事农耕，这是不能不弄明白的。民众所以肯为国家拼死效力，那是因为君主设立了荣誉和爵位、制定了明确的奖赏和惩罚的制度，民众不用靠空谈，请托私人门路便能建功立业。民众所以喜欢从事农耕而愿意打仗，是因为看见君主尊重从事农耕和作战的人，轻视那些喜欢空谈和靠技艺吃饭的民众，更鄙视到处游说的人。所以民众专心从事农战，他的家一定富裕，而且自己也会在国中显贵。君主开启公利而堵住行私的门路，用这种办法吸引民众的力量；为私人效力不能在国家中显达，私人也不能在君主面前请托。如果这样为国立功的人得到鼓励，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执行而荒地就能得到开垦，民众就会停止四处游荡而犯罪现象也就不会发生。治理国家能集聚民众的力量专心从事务农作战，国家就会强大；能够使民众从事根本之业而禁止商业、手工业，国家就会富足。

       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能凝聚民众的力量，也能消耗民众的力量。制定制度时考虑周全民众的力量就能集中，民众的力量集中了却不引导民众的力量就发挥不了，民众为国家出力却不能使自己致富就会发生动乱。因此，治理国家，凝聚民众的力量，是为了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消耗民众的力量，是为了消灭敌人鼓励民众立功。如果国君只打开为国出力受赏的门而不堵住为私人效力请托的门路，那么民众的想法就会增加；民众的想法多了而不攻打敌国，那么就会产生邪恶。堵住私人门路而不打开为国家出力受赏的门路，那么民众就会愚昧；民众愚昧又不被使用，那么民众的力量就会增长；民众的力量增长又不攻打敌国，那么就会产生虱害。所以集中民众的力量用于专心务农，消耗民众的力量用来攻击敌人。治理国家贵在使民众努力的目标一致，民众专一就淳朴，淳朴就会务农，民众务农就会变得勤劳，勤劳就会富裕。让富人用官爵消耗他们的财产，他们就不会放纵；用刑罚制止放荡之人的行为，他们就会去务农。所以能集中民众的力量而不能使用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会动乱，只能使用民众的力量而不能集中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灭亡。因此君主知道调剂这两个方面，国家就强大；君主不知道调剂这两个方面，这个国家就会被削弱。

       民众没有治理好的原因，是因为君主采取的政治措施不高明；国家的法规不能严格执行的原因，是因为君主助长了动乱。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能采取平庸的统治措施，不能助长动乱。国君掌握大权主持朝政，运用法律治理国家，在上能够捕获奸邪之人，而官吏也就没有邪恶的行为；赏罚决断有据，做出的各种器物有一定的规矩。如果这样，那么国家的制度清楚而民众的力量也能被充分使用，君主设置的爵位尊贵而民众也能被任用。现在各国的君主都想要治理好民众，却滋长了动乱。并不是他们乐于让民众动乱，是因为他们固守过去的陈规旧习而不清楚当前的形势。这样的话，他们虽然向上效法古代而得到的东西却在今天行不通，向下拘守现状却不能够因时而变，不明白社会风俗在变化，不了解治理民众的实际。因此滥用奖赏反而招致了使用刑罚，减少刑罚又使奖赏没有效用。君主设立了刑罚而民众不服从，奖赏用尽了财物而邪恶犯罪的事情更多。所以民从对于国君，都是先接受刑罚的约束而后受到奖赏。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不效法古代不拘守现状，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政策，考察社会风俗来制定法令。假如法度不考察民众的实际情况而设立，就不会成功；政策能适应当时形势来推行，就不会被抵触。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一定慎重立法、考察时势，将精力集中在农耕和作战上。

心得：
制度时（国俗化，民从制），治法明（官无邪），国务壹（民应用），事本抟（民喜农乐战）。抟力以富国强兵，杀力以事敌劝民。因世而治，度俗而法。慎法、察务，归心于壹。

第五至第八章吟诵，已发送群微盘。

木木

第三周 第九至第十二章 抄写原文，查字、正音，翻译，朗读通顺。简单心得

《错法》第九
一、抄写原文，查字正音：


二、翻译：

       我听说：古代的明君，建立法度，民众就没有邪恶的行为；施行政事，人才自然就干练；实行赏罚，军队就强大。这三点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君主建立 法度民众没有邪恶的行为，是因为国家法度严明而民众认为对自己也有利。施行政事人才干练，是因为职分分明。职分分明民众就竭尽全力，民众竭尽全力人才自然干练。施行奖赏军队就强大是指爵禄而言的。爵禄是军队最实质的奖赏。因此，君主赐予爵位俸禄，必须遵照公开的奖赏条件。遵照分开的奖赏条件，国家就会一天比一天强大；不遵照公开的奖赏条件，国家就会一天比一天削弱。所以赐予爵禄遵循的途径是国家存亡的关键。那些国削君亡的国家，并不是没有赐予爵禄，是他们赐予爵禄所选用的途径是错误的。三王五霸，他们所运用的方法不过是赐予爵禄，可是他们所达到的功效比其他君主高一万倍，原因在于他们赐予爵禄遵照公开的奖赏条件。因此，英明的君主使用他的臣民时，重用他们一定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功劳，奖赏一定要加在他们产的功绩上。论功行赏的原则明确，那么民众就会争着立功。治理国家能让民众争着立功，那么军队就强大了。

       处在同等地位而一方被迫称臣，这是因为贫富不同；相同的国家却被人兼并，这是因为国家强弱不同；拥有土地做了君主而国家有的强大有的弱小，这是政治昏庸与政治清明不同。如果治理得法，有方圆一里的土地足以安身，也能吸引有才能的人；假如屈身于集市中，便可以聚集财富。拥有土地就不能说贫穷，拥有民众就不可以说自己弱小。土地被实实在在利用，就不愁没有财富；民众被实实在在役使，就不会惧怕强大的敌人。君主品德圣明而法令能执行，那么就能使民众所有的力量为自己所用。所以英明的君主能利用的不仅是自己有的东西，役使的不一定是属于自己的民众。英明的君主所重视的，只是赐予官爵给有功之人并使他们荣耀。赏赐不使民众感到荣耀，民众就不急于得到爵位。赏赐的爵位不显贵，民众就不会追求爵位。爵位容易获得，那么民众就不认为上等的爵位尊贵。赐予爵位、给予俸禄奖赏不遵循公开的条件，民众就不会拼死换取爵位了。人天生就有好恶，所以利用它能够治理好民众。因此君主不能不了解清楚民众的好恶。民众的好恶是进行奖赏和刑罚的根本。人之常情是喜欢爵禄而讨厌刑罚，所以君主设立这两样制度驾驭民众的思想，而设立民众想要的爵禄。民众尽了力，那爵位也随着得到，建立了功绩，那奖赏也跟着得到。君主假如能让他的民众相信这一点像相信明亮的太阳和月亮一样，那么军队就会天下无敌了。

       有君主拥有封赏爵位军队的实力反而弱的；有发放俸禄国家依然贫穷的；有国家法度确立了社会政治还是混乱的，这三种情况是国家的祸患。如果君主优先考虑宠臣的求情请托，而把有功劳实力的人放在后面，那么爵禄虽然封赏实行而军队实力却削弱了。民众不拼死作战而利禄就能得到，那俸禄发放了而国家却贫穷了。立法不讲求尺度，而国家的事务日见繁多，结果是法令确立而社会政治混乱了。所以英明的君主役使他的民众，一定使他们用尽全力来谋求立功，功绩建立了，而富贵便随之而来，国家没有私下的奖赏，所以国家的政令能够成功。像这样，臣子忠诚，就会君主英明，政绩显著而军队强大。

       所以凡是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根据民众为国出力的多少加以任用，而不是根据私人恩德使用。因此不操劳便将功绩建立了起来。立法的尺度确立了，法令才可以执行。因此君主不能不慎重自身的行事。离朱能够在百步之外看清鸟兽身上细小的毫毛，却不能将他的好眼力转给别人；乌获能举起上千斤的重物，却不能将大力气转给别人。圣人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禀性，也不能转给别人。但是功业却可以建立，是因为法治啊。

三、心得：
如何实现心意壹？审民之好恶，以好恶为赏罚之本，而立所欲。

《战法》第十
一、抄写原文，查字正音：


二、翻译：

       一般说来，军事策略必须以政治为根本。政治上占优势，人民才不对抗。人民不对抗，才不能逞个人意志，而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君的政治，使民众怯于和乡里人打斗，而勇于和敌人作战。民众习惯于用实力进攻，这是难于做到的，做到了难于做到的，所以不怕死。

       看见敌兵像决堤一样溃逃，并且溃逃不停，那就放过他们。兵法说：“大胜，追赶败军不要超过十里。小胜，追赶败军不要超过五里。”

       军队有所行动，要衡量敌国的力量。政治上不如敌国时，不要和它作战；粮食不如敌国多时，不要和它相持；敌兵比我们多时，我们 就不要进攻；敌国一切都不如我们，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攻打它。所以说：用兵的重要法则在于谨慎，研究敌情、对比双方兵力的多寡，那么胜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称霸天下的军队，打了胜仗不骄傲，打了败仗不怨愤。打了胜仗不骄傲，是因为战术高明；打了败仗不怨愤，是因为知道了打败仗的原因。

       如果敌强我弱，将领有能力就能获胜，将领无能就会打败仗。假如作战的决策出于朝廷的精心谋划，将领有能力也会取胜，将领无能也能取胜。掌握获胜的战术的国家，就一定能强大直至称王天下。如果民众服从并听信君主的治理，那么国家就会富强，而军队战无不胜。长期执行这一原则，就一定能称王天下。

       用兵的错误是轻敌冒进，使军队背靠险地，超过关隘。兵士疲倦而饥渴交加，再加上遇到疾病流行，这是败军之道。所以将领役使兵士，就像骑乘良马，不能不注意调剂其体力。

三、心得：
心壹则民勇。民勇，行难而轻死。既生也克。

《立本》第十一
一、抄写原文，查字正音：


二、翻译：
       凡是用兵作战，获胜的步骤有三：军队还没有出征就制定法度；制定法度，使民众形成风气；风气形成了，那么战争所需要的一切便都具备了。这三个方面一定要在国内都实现了，然后军队才能出征。实现这三点有两个条件：一是君主辅助推行法治，法治得以实行，二是君主措施得当而法治得以确立。所以，仗着自己人多势众的，叫做徒有其众；依仗武器装备美观的，叫做徒有其表；仗着虚名的，叫做徒有其名。这三个方面，有其中一条，他的军队就一定被对方擒获。所以强国的兵士一定要强健勇于争胜，勇于争胜就能尽全力打仗，拼尽全力打仗军队就会无往不胜，这样的军队才能无敌于天下。国家的政策法令实行了，财富就会积累起来；财富积累起来，那国家的奖赏就能丰厚。奖赏专门发给有战功的人，君主赐予的爵位就尊贵；爵位尊贵，国家的奖赏就会有效。所以说，军队由政治而生，又因政策的不同而不同；风俗由法治而生，又随法治的变化而变化；运用权势出于精心考虑，就会显示出无往不胜的形势。这三个方面理顺了，国家的强大就可以保证了。因此，强大的国家一定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国家一定强大；富裕的国家一定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国家一定富裕；强大的国家一定富裕，富裕的国家一定强大。所以说，社会安定强大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定要弄清它的根本。

三、心得：
用兵三等：军队没有出征就错法，错法就能成俗，成俗就能用具。推行法治，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这很方，方得到位的感觉。错法。我需要在错法上多下功夫。我爹不让我出去晃荡，说我家事不得行，其实就是在说错法不到位。

《兵守》第十二
一、抄写原文，查字正音：


二、翻译：

       四面与他国接壤的国家贵在防御，背靠大海的国家贵在攻战。四面与他国接壤的国家发兵进攻自己的四邻，国家就危险了。因为四面的邻国每兴兵一次，自己就要兴兵四次，所以说国家就危险了。四面与他国接壤的国家，如果不能有上万户规模的城邑驻守数以万计的军队，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说，四面与他国接壤的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防御。

       防守带城墙的城镇，不懂得用民众决一死战的力量与敌人求生的力量作战，城池一定会被攻下。如果守军拼死抵抗，入侵者也不能将城墙全部攻破，入侵者就无法进入城内，这就叫用拼死抵抗的力量与敌人求生的力量作战。城墙被全部攻破，入侵者打开进城的通道，但是他们一定已极为疲劳，而城内的军队以逸待劳。用以逸待劳的军队同疲惫的敌军作战，这就叫用精力充实的力量同敌人疲惫的力量作战。因此都说：“围攻城邑的担忧，是担忧守军没有不拼死守卫自己的城镇的。”不是这两种情况，就不是实力不够，而是将领的失误。

       守卫城邑的基本原则，是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说，要仔细整理簿册，把三军的兵士按照入侵者侦察战车的数量编队。这三军是：壮年男子组成一支军队，壮年女人组成一支军队，男妇老弱之人组成一支军队。壮年女人组成的军队，让她们装好粮食，背上装土用的笼子，排列阵势等待上级的命令。敌军到了，就让她们用土堆成难以通过的障碍并挖好陷阱。毁坏桥梁，拆除房屋，如果来得及，就把拆下的东西运走；如果来不及，就将这些东西烧掉，使敌人不能用这些东西来帮助攻城。老弱之人组成的军队，让他们去放牧牛、马、羊、猪，将草木中可以吃的收集起来给它们吃，以便供给壮年男女军队的食物。要注意让三支军队不要互相往来。壮年男子到壮年女子的军队中，那男子就会爱上女子，那些坏人就会想出放纵淫荡的主意，而国家就会灭亡；男女喜欢在一起，害怕有一天听到打仗的消息，即便是勇敢的人也不愿意作战了。壮年男女到老弱的军中去，老人会让壮年人感到悲伤，体弱的人会让强壮的人怜悯；有悲伤、怜悯之情埋在心里，就会让勇敢的民众改变心意，而胆怯之人不敢作战了。所以说，注意让三支军队不要互相往来。这是增强防守力量的方法。

三、心得：
民心壹，而不涣散，各司其职，就能盛。

木木

第四周 第十三至第十七章 抄写原文，查字、正音，翻译，朗读通顺。简单心得

靳令第十三
一、抄写，字词：


二、译文：

       严格执行君主的法令，那么官府的政务便不会拖沓；执行法度公正，那么官吏中就没有邪恶之事发生。法度已经确定，就不应该用那些所谓仁义道德的空谈来妨碍法度。任用在农战中有功劳的人，那么民众就少说空话；任用所谓的讲仁义道德的善良人，那么民众就多喜欢空谈。推行法治在乡里决断政事，在五里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国家一定能称王天下，在十里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国家一定强大，隔夜才将事情处理好的国家会被削弱。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用奖赏激励民众去作战，追究过错而不追求良善。如果法度确立了而不更改，那么法度就彰显了，民众能明察惩罚的条例，他们盘算辨明法令的惩处，处罚也就停止了。贵族和平民虽然差使不同，但各都市尊贵的爵位和优厚的俸禄都要凭各自的功劳获得。国家没有犯法之民，那么都市中也没有违法之市。产品多，经商的人就多；农业生产松懈，邪恶的事就多，那么国家就会被削弱。民众有多余的粮食，让民众用粮食换取官爵，官爵一定要靠自己的实力获得，那么农民就不会懈怠。四寸长的竹管子如果没有底，一定总也装不满。授给官职、给予爵位、得到俸禄不靠功绩，那么赏赐就没有底了。

       国家虽然贫穷却致力于作战，对国家有害的事就会在敌国发生，没有六种虱害，国家一定强大；国家虽然富足却不征战，苟且偷生的事就会在国内发生，有了六种虱害，国家就一定会被削弱。国家根据战功授官于予爵，这就叫用众人的智慧谋划，用众人的勇力作战。用众人的智慧谋划，用众人的勇力作战，这样的国家一定无敌于天下。国家根据战功授给爵位，那么就会政务简明空谈减少，这就叫用政务除去政务，用空谈去掉空谈。国家根据六种虱害授官赐爵，那么就会政务繁多，空谈就会产生，这就叫用政务招致政务，用空谈招致空谈。那么君主就会被空谈所迷惑，官吏被邪恶风气搞乱，奸臣便得志了，功臣则一天一天被排挤出去，这就是治理国家中所犯的错误。君主墨守儒家的仁义思想的，就会治理混乱；坚持让民众专一从事农耕和作战的，国家就会治理好。法度已经确定，而喜欢作用六种虱害的国家就会灭亡。民众都致力于农业，国家就会富裕。六种虱害不被任用，那么士兵、民众都会争相鼓励而愿被君主使用，国境内的民众都争着以从事农耕作战为荣，没有人认为这样做耻辱。稍差一点的情况是，民众的行为是被奖赏所鼓励，被刑罚所阻止。再差一点的情况是，民众以从事农战为讨厌的事，他们为此担心，以此为耻辱。他们修饰自己的外表而四处游说，以拿君主的俸禄为耻辱，以此躲避农耕作战，同外国势力交往，这样，国家就危险了。有人宁肯挨饿死冻死，也不愿意为了利禄去作战，这是亡国的风气呀。

       六种虱害：是礼、乐，是《诗》、《书》，是修善，是孝悌，是诚信，是贞廉，是仁、义，是非兵，是羞战。国家有这十二种东西，君主就没有办法让民众从事农耕作战，国家一定会贫穷直到被削弱。如果有这十二种思想的人结成群，这就叫君主的统治不能压服臣下，官府的治理不能压服民众，这就叫做六种虱压过了国家的政策法令。这十二种思想如果生了根，国家一定会被削弱。因此，兴盛的国家不用这十二种思想统治国家，所以国家的实力雄厚，天下各诸侯没有谁能入侵它。军队出战，就一定能夺取土地；夺取了土地，就一定能占有它。如果按兵不动，就一定能富足。朝廷的官吏，应该少的不会增多，应该多的不会减少。有成绩和功勋就能获得官职和爵位，虽然有诡辩的口才，也不能因此而比别人优先，这就叫做治国有定法。凭自己的实力去攻打别国的，出一分力会获得十倍的收获；凭空谈去攻击别国，出十分力会付出百倍的代价。国家崇尚实力，这就叫用别人难以得到的东西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崇尚空谈，这就叫用容易得到的东西去攻击别的国家。

       刑罚重奖赏少，这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为得到奖赏而拼死效力。奖赏重刑罚轻，这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效力。爵位利禄出自一个途径的国家就会不敌于天下；爵位利禄出自两个途径的国家只能得到一半的好处；爵位利禄出自多个途径的国家就难自保了。刑罚重，能申明重要的法度；法度不严明，是因为有六种虱害。有六种虱害的思想的人成群，那么民众就会不被君主役使。因此，兴盛的国家实行刑罚，民众反而与君主亲近；实行奖赏，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实行刑罚，那么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那么，轻罪不会产生，重罪不会出现。这就叫以刑罚遏制犯罪，刑罚不用而大业可成。对重罪用轻刑，刑罚虽然经常使用而犯罪随之产生。这就叫用刑罚招致犯罪，这样的国家一定会衰落。

       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关键所在，所以他治理民众具有最关键的东西，所以掌握奖罚辅助引导民众专一从事农耕和作战。仁，是上下民心的连接，圣明的君主统治民众时，一定要让民众心悦诚服，所以能调动他们的力量。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德，所以说恩德产生于实力。只有圣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能在天下施行仁义。

三、心得：
事本，务必要做的，就是农战。苟且偷生，便是死之徒。

修权第十四
一、抄写，字词：


二、译文：

       国家能够安定的因素有三个：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法度，是君臣共同执掌的；信用，是君臣共同树立的；权力，是君主独自控制的。君主不能掌握权力，国家会面临危机。君臣抛弃法度只顾私利，国家必然混乱。所以确立法度明确职分，而不因为私利损害法度，那么国家就会安定。君主控制人民独掌权力就树立了威信。人民相信君主的赏赐，那么功业就能建成；相信君主的惩罚，那么犯罪就无由发生。只有贤明的君主才珍惜权力着重信用，而不因为私利损害法度。所以君主许下很多承诺而不能兑现赏赐，那么臣下就不会愿意为他所用；屡次颁布严厉的法令而不执行刑罚，那么民从就会轻视死刑。所有的奖赏，都是文治；惩罚，是武治。赏与罚，是法度的枢纽。所以贤明的君主是采用法制的。贤明的君主不被蒙蔽叫做“明”，不被欺骗叫做“察”。所以重赏树立了信用，而重罚成就了威严。奖赏不遗漏关系疏远的人，刑罚不回避关系亲近的人。这样臣子就不会蒙蔽君主，百姓就不会欺骗君主。

       世上治理国家的人，大多数都抛弃了法度而听信私议，这是国家混乱的原因。先王设置衡器，确立了尺和寸，这些至今还沿用，是因为度量的标准明确。如果抛开衡器而判断轻重，废除尺寸而估计长短，即使估计的很准，商人也不会用这种办法，因为那样不精确。所以法度，就是国家的权衡。违背法度而采用个人意见，都是不懂事理。不用法度就可断定人是聪明还是愚笨，是贤明还是无能的。只有尧，但世上不是人人都是尧，所以先王知道评议自己、称扬他人的人不能任用，必须规定法律明确标准，符合规定的就奖励他，危害国家的就惩罚他。赏罚的法度不失其标准，民众就不会有争议。授予官爵不按功劳，那么忠臣就不会尽力办事；行赏给予爵禄不按军功，那么战士就不会卖力。

       大凡臣子侍奉君主，多数投君主之所好。君主好法度，大臣就以法律事君；君主爱听好话，大臣就以美言事君。君主好法度，身边就会聚集正直之士；君主好美言，身边就都是奸臣。公私界限分明，小人就不会忌妒贤才，无能之辈也不会忌妒功臣。所以尧舜统治天下，不是以天下为私有，是为民众治理天下。选贤任能并传位给他，不是疏远自己的儿子亲近外人，而是明白治理国家的道理。所以三王靠仁义得天下，五霸靠法度控制诸侯，都不是以天下为一己私利，而是为民众治理天下。所以独得明君的美誉又能建功立业，天下的人都满意他的统治，而没有谁能动摇他。如今乱世的君臣，都得意于能够独占一国之利而掌管官吏的大权，来满足其私欲，这是国家陷于危机的原因。所以是否公私分明，是国家存亡的根本。

       废除法度喜欢私议，那奸臣就会卖官来求得财利，一般官吏就会隐瞒下情鱼肉百姓。谚语说：“蛀虫多了大树就会折断；缝隙大了墙壁就会坍塌。”所以大臣争相谋取私利而不顾及百姓，那么民众就会远离君主。民众远离君主，这是国家的“裂隙”。国家的一般官吏隐瞒下情鱼肉百姓，这就是民众的“蛀虫”。而有了“蛀虫”、“裂隙”而不灭亡的国家，天下少有。所以贤明的君主执行法令摒去私利，国家就不会有“蛀虫”、“缝隙”了。

三、心得：
治具有三：法，信，权。任私，必乱。公私之交，存亡之本。

徕民第十五
一、抄写，字词：


二、译文：

       方圆百里的地方，高山、丘陵占国土的十分之一，湖泊、沼泽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山谷、河流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城镇、道路占国土的十分之一，薄田占国土的十分之二，良田占国土的十分之四。用这些可以养活五万个农夫。其中的高山、丘陵、湖泊、沼泽、山谷、河流可以供给各种生活资料，城镇、道路足够它的民众居住，这就是先古帝王制定的规划土地、分配人口的原则。

       现在秦国拥有五个方圆千里的土地，可是种庄稼的田地还占不到十分之二，田数不到一百万，国中的湖泊沼泽、山谷溪流、大山大河中的物产、财宝又不能全部被利用，这就是人口没有满足土地啊。与秦相邻的国家是三家分晋后的韩、赵、魏三国；秦国想要用兵攻打的，是韩、魏两国。这两个国家土地面积狭小而人口众多，他们房屋错杂聚居在一起。百姓从事商贾来获利的，上无爵位，下无土地和住宅，只能靠耍奸欺诈从事工商业来维持生活。人们在山坡和湖泽的低洼处挖洞居住的超过半数。这些国家的土地不够供养它的民众生存的情况，似乎超过了秦国民众不够用来充实他的国土的程度。揣摩民众的心情，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是田地和房屋。可是这些三晋的匮乏是真的，而秦的富裕有余也是实情。即使这样韩、赵、魏三国的民众也不向西到秦国来，是因为秦的士阶层忧愁而民众辛苦。我个人认为，以为大王的官吏高明是错误的认识。他们不去争取三晋的民众的原因，是吝惜爵位和舍不得免租免役。他们说：“三晋所以弱的原因，是由于三晋人民追求安乐，而朝廷又轻易准许免除租役给人爵位。秦国所以强的原因，是由于秦国人民甘愿劳苦，而朝廷又不轻易准许免除租役给人爵位。如果我们也多给人民爵位，延长免除租役的时间，就是放弃秦国所以强大的原则，而使用三晋所以弱的原则。”这就是大王的官吏重视爵位、舍不得免除租役的说辞，而我个人认为这种话不对。我们所以叫人民吃苦来加强兵力，是为了攻打敌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兵法说：“敌国兵力弱了，我们兵力就强了。”这是说我们没有失掉进攻的能力，而敌人失掉了防御的能力。现在三晋打不过秦国，已经四代了。自魏襄王以来，他们在野外作战打不过秦国，守城必定被秦国攻下，大小战役，三晋败给秦国的次数，是数不过来的。像这样他们还不屈服，秦国仅能取得他们的土地，而不能夺得他们的人民。

       现在大王发布的优惠政策，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现在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赋税，不用参加作战。秦国四境之内的丘陵、坡地、洼地，十年不收赋税，并把这些都写在法律中。这样做足以招来上百万农夫。方才我说：“揣摩民众的心情，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是田地和房屋，可是三晋的匮乏是实情，秦的富余也是实情。情况如此而韩、赵、魏三国的民众也不向西至秦国来的原因，是秦的士阶层忧愁而民众辛苦。”现在赐给他们田地住宅，又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赋税，这就是给他们想要的，又不让他们干不情愿干的事。这样崤山以东的民众没有不西向秦而来的，这就是归德啊。如果不是这样，从各国来的民众充实了荒芜的土地，使那里土地有所产出，百万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所创造的好处之多，仅仅是不丧失进攻的力量吗？

       秦国所担心的，是发兵去征伐他国，那么本国就会贫穷；安居务农，那么敌人就得到休息。这就是大王所不能两全其美的事。过去三代国君都打了胜仗，可天下诸侯国却不服气。现在用秦国原有的民众应对敌国的军队，而让新招来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军队即使驻扎国外上百天，国内也不会对农时有片刻耽误，这就是富国强兵两全其美的效果。我所说的用兵，不是要全部发动尽数使用，而是要研究清楚国内所能供给军队的马匹和车辆。让秦国原有的民众去打仗，让新招来的民众供给粮草。天下诸侯国如果有不服从的，那大王用这些军队在春天骚扰他们种地，夏天去吃他们贮藏的粮食，秋天夺取他们收割的庄稼，冬天使他们藏的粮食上冻，用《大武》篇所言动摇他们的国本，用《允文》篇所言安抚他们的后代。大王如果这么做，十年以内，各诸侯国中会没有与秦国不一条心的百姓，大王为什么还要吝啬爵位而舍不得免除赋役呢？

       伊阙之战和华阳之战的胜利，秦国军队斩获颇多又向东挺进。向东进攻没有什么好处，也是很明显的，而官吏们认为能立大功，因为这样能杀伤敌国。现在我们用长满荒草的土地招徕韩、赵、魏三国的民众，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这样地敌人的破坏，同战胜敌人有同样的效果。而秦国得到他们的民众让他们生产粮食，这是军事和生产两个方面都能成就的妙计。况且秦国在伊阙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中，损失了多少人呀？秦国的民众因为在外征战不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又有多少呢？我个人认为没有办法计算了。假如大王的臣子中，有能够运用这些兵力，只用这些兵力的一半，来削弱韩、赵、魏三晋的实力而使秦国强大，取得如同三次战役一样的胜利的人，大王一定会重加赏赐。现在我所说的方法，民众不需服一天的徭役，官府不浪费多少钱，可是却能削弱三晋的实力，使秦国强大，远胜过那三次战役，而大王却还是认为不可行，那么我愚笨对此不能理解了。

       齐国有个叫东郭敞的人，贪欲较强，希望自己能拥有万金。他的徒弟请求救济，他不给，说：“我打算用这些钱换取爵位。”他的徒弟很生气就离开他到宋国去了。有人说：“这个人吝惜还没有得到的东西，还不如将已有的东西先给他的徒弟。”现在三晋有民众，而秦国还吝惜免除的徭役和赋税，这也是吝惜没有到手的东西却因此失去了原有的东西，这和东郭敞的吝惜没有到手的爵位，反而失去自己的徒弟有区别吗？上古的时候有尧、舜，在当时被人称颂；中古时候有商汤、周武王，在位时民众都信服。这四位帝王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称赞，被视为圣王，但他们治理国家的方法却不能被以后的统治者使用。现在免除三代的徭役和赋税，那么三晋民众就能全被招来了。这不是以大王您今天的贤明，而让三晋的后世的人替大王效力吗？那么看来不是圣人的说法特别，而是听从圣人的教导很难啊。

三、心得：
人本，人民是本。让自己的人民安心事本，便是长治久安。

赏刑第十七
一、抄写，字词：


二、译文：

       圣人治理国家，统一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教化。实施统一的奖赏，军队就会无敌于天下；实行统一的刑罚，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执行；实行统一教化，那么民众就会听从君主的役使。高明的奖赏不浪费财物，严明的刑罚不任意杀戮，修明教育不随意改变风俗，而民众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国家也没有异样的风俗。高明的奖赏的极致是达到不用奖赏的境界，严明的刑法的极致是达到不用刑罚的境界，修明教育的极致是达到可以不用教化的境界。

       所说的统一奖赏，就是指利禄官爵都出于战争中的功绩，没有其他途径的恩惠。因此那些无论聪慧还是愚昧、富贵还是低贱、勇敢还是胆怯、贤德或者不贤德的人，都用自己全部的智慧，竭尽自己全部的力量，拼死替君主效力。天下的英雄豪杰追随君主如同流水就下一样。所以军队无敌而政令得以在天下贯彻实行。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不敢在野外迎战他的军队，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不敢守卫城池。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如果有在野外向它的军队迎战的，只要战争打起来就将全军覆没；拥有千辆兵车的小国如果防守城池，只要他进攻就会被攻下城池。迎战就一定消灭别人的军队，进攻就一定占领别人的城池，那么所有的城池便都能占领，天下所有的诸侯都宾服来朝。这样即使给出的奖赏丰厚，财物怎么会有不足呢？从前商汤封在赞茅，周文王封在岐周，方圆也只有百里。商汤与夏桀在鸣条的原野上开战，周武王与商纣王在牧野地区交战，他们都大败敌人的强大军队，最后商汤和周武王都划分土地，分封诸侯。凡是坚守阵地的士兵，在家乡都拥有登记在册的社。战车停放一旁不再乘坐，将马放到华山的南坡，将牛放到农泽一带的地里，一直到老死也不收回来。这就是商汤和周武王的奖赏啊。因此说：赞茅、岐周的粮食，如果用来奖赏天下的人，每个人还得不到一文。所以说：本来只拥有方圆百里土地的君主，却能封自己的大臣为诸侯，这些大臣的封地比他们原来的国土还大；参加作战的士兵，在家乡都拥有登记在册的社。他们的奖赏所及，甚至包括牛和马，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善于借助天下的财物，来奖赏天下的民众。所以说：高明的奖赏并不浪费财物。商汤、周武王已经攻破了夏桀、商纣王，国内没有什么危害，天下十分安定。他们修建了各种专门的仓库，收藏起来各种兵器，停止战争，实行文教。将兵器倒着放好，君臣朝见于廷，又创制了音乐来彰明自己的功德。在这个时候，奖赏和利禄都不实行，可是民众却很有规矩。所以说：高明的奖赏的最高境界，就是不用奖赏。

       所说的统一刑罚，是指刑罚没有等级差别，从卿相、将军直到大夫和平民百姓，有不听从君主命令的，触犯国家禁令的，破坏君主制定的法律的，处以死罪，决不赦免。从前立过战功，但后来行动失利，也不因从前的功劳而减轻惩罚。从前做过好事，后来又犯了错误，也不因前面的好事而减轻刑罚。忠臣孝子犯了罪，也一定根据他们罪过的大小来定罪。执行法令和相关的官吏有不实行君主法令的，判其死罪决不赦免，而且刑罚株连到他们的父、母、妻子。官吏的同僚，知道他们的罪过能向君主揭发检举的，不仅自己能免受刑罚的处分，而且无论他地位高低，都能继承被揭发的官吏的官爵、土地和俸禄。所以说：加重刑罚，株连他们的亲人，那么民众就不敢以身试法。民众不敢以身试法，也就等于没有刑罚了。古代帝王制定的法令，或将人处死，或砍断犯人的脚，或在犯人脸上刺字，这不是要伤害民众，而是要禁止奸邪阻止犯罪。因此禁止奸邪阻止犯罪，没有什么办法能比得上使用重刑。刑罚重并且坚决执行，那么民众就不敢以身试法了，所以国家就没有受刑罚的民众。国家没有受刑罚的民众，因此说：严明的刑罚不是为了杀人。晋文公想要严明刑罚使百姓亲近他，于是把所有的诸侯大夫招集在侍千宫，颠颉来晚了，官吏请晋文公处罚他，晋文公说：“按照法规办吧。”执法官司于是腰斩了颠颉并且示众。晋国的民众，叩首至地都害怕了，说：“颠颉是国君宠爱的大臣，触犯了刑律都要腰斩来示众，何况我们！”后来晋文公发兵进攻曹国及卫国的五鹿，回师时又攻破了郑国的城墙，命令卫国的田垄一律改为东西方向，在城濮大胜楚人。晋国的三军将士，命令他们停止前进，他们立即像被砍断脚一样停止不前；命令他们进攻，他们就像流水一样迅速。三军的将士，没有谁敢于违反命令。因此晋文公只借颠颉犯轻罪而处以重刑腰斩的办法，晋国就得到了治理。从前，周公旦杀了管叔，流放了霍叔，说：“他们是犯了法令的人。”天下的人都说：“亲兄弟犯了罪都不能免除制裁，更何况我们这些关系远的人！”从此天下人都知道周公将刑罚用在了朝廷内，而国境内得到了治理。因此说：公正严明的刑罚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刑罚。

       所说的统一教化，是指见闻广博、聪慧而富有辩才、诚实廉洁、精通礼制音乐、有道德修养、结成朋党、任侠有声誉、请谒，不能因为这些而富贵，不能因为这些而逃避刑罚，不能独自创立常说中凌驾于国家法令之上。对那些顽固派要摧垮他，对那些锋芒毕露的人要挫败他。即使所谓的圣明睿智、阿谀奉承、根基深厚的人，也不能在军功之外从君主处得到好处。这样那些富贵家族的人，也只能将希望放在战场上了。只有那些积极打仗的人，才能踏进富贵的大门。那些骄横跋扈的人，触犯了法律而不能得到赦免。这样那些父亲伯叔、兄弟、相识的朋友、儿女亲家、志同道合的人，都说：“我们要加倍努力的地方，只能在战场上而已。”因此那些年富力强的人都努力作战，年老体弱的人努力从事防守，那些死在战场的人不后悔，活着的人互相鼓励，这就是我说的统一才教化。民众中想要得到的是富贵，这个念头死后盖上棺材才会停止。可宝贵一定是由战争而来，所以民众听说中要打仗便互相庆贺，起居饮食时所唱的歌谣，全是打仗的事。这就是我所说的严明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教化。

       这些就是我所说的三种教化。圣明的人不是能通晓一切，而是明白万事万物的要领。因此他统治国家抓住要领而推及万物，所以就能教化简单而功绩卓越。圣人治理国家，明白道理容易实行起来却很难。所以圣人不用称赞，平凡的君主不一定要废掉；杀人不算残暴，奖赏人不算仁爱，国家法律自会辨明。圣人凭功绩授官职赐给爵位，因此贤德的人不用担忧。圣人不宽恕别人的错误，不赦免罪犯的刑罚，因此那些邪恶的事无法发生。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只是考虑统一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教化而已。

三、心得：
壹赏，壹刑，壹教。兵无敌，令行，下听上。以至于，无赏，无刑，无教。不仁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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