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华的《韩非子》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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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说译文：
正音：xian:铦 ：短兵器    nou:耨：锄草    yin:堙:水淹
（一）因情
凡要治理天下，必须依据人情。人之常情，有喜好和厌恶两种趋性，因而赏和罚可据以使用；赏和罚可据以使用，法令就可据以建立起来，治国政策也就进而完备了。君主掌握政柄并据有势位，所以能够令行禁止。政柄是决定生杀的本权，势位是制服众人的基础。废除什么，建立什么，如果无章可循，政权就不神圣了；如果和臣下共掌赏罚大权，君主的威势就分散了。因此，明君不带偏爱去听取意见，不抱成见去计谋事情。所以听取意见不加验证的话，权力就会被奸臣分割；不能使大家尽心竭力，君主就会受臣下困窘。所以明君行使权力时像天一样光明正大，任用臣下时像鬼一样神妙莫测。光明正大，就不会遭到反对；神妙莫测，就不会陷入困境。君主运用权势，管教严厉，臣民即使有抵触情绪，也不敢违背；毁誉褒贬的标准始终如一，不容有妄自非议的余地。所以奖赏贤人，惩罚暴行，是鼓励做好事的极致；奖赏暴行，惩罚贤人，是鼓励干坏事的极致：这就是奖赏和自己意见相同的，惩罚和自己意见不同的。赏赐最好是优厚一些，使民众觉得有利；赞扬最好是美好一些，使民众感到荣耀；惩罚最好是严重一些，使民众感到害怕；贬斥最好是残酷一些，使民众感到羞耻。然后坚决把法制贯彻下去，禁止臣下私行诛罚，不让他们破坏赏功罚罪的制度。该赏该罚，君主一定要清楚；清楚的话，治国方略就完备了。
因情心得：明君不带偏爱听取意见，不抱成见处理事情，或是听取意见还要验证，作出决定后要坚决地贯彻下去，这样就能很好的治理国家了，反观我们现在所处环境，去哪里办什么事都要找熟人，熟人好办事，我自己通过实践也是深以为之，别人找到我也因为是熟人或者是熟人介绍的，就自然能在情感上亲近一些，办事上更快捷一些，但作为一个管理者，我想真难做到以天地万物为刍狗，保持虚静是一件多么难的事。
（二）主道
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胜过众人的；仅靠一个人的智慧，是不能尽知万物的。君主与其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不如用一国人的智慧和力量，所以就能敌得过众人的智力而胜过万物。君主遇事只靠自己猜度的话，即使对了，也要花费自己精力；一旦错了，就要自己承担责任。下等的君主竭尽自己的才能，中等的君主竭尽别人的力量，上等的君主竭尽别人的智慧。因此遇到事情时，就要集中众人的智慧，一一听取大家的议论，然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如果君主不一一听取大家的议论，臣下后来发表的意见就可能悖于原先的看法，这样君主就不能分清臣下的愚智。如果君主不把大家的意见都集中起来，自己就会犹豫不决，犹豫不决的话，事情也就得不到及时处理。君主有主见地采取一种中肯意见，就不会有掉入臣下所设的陷阱里的危险。所以，要让臣下提出建议，然后威严地责令他完成。因此群臣发表言论时，一定要有记录。出谋划策的人，等事情发生后，君主要加以检验；贡献能力的人，等功效表现出来后，君主要对成败进行分析。成败经过核实，随之进行奖赏或惩罚。事情成功了，君主就收取他们的功劳；谋划失败了，臣下就承担其中的罪责。做君主的，对合符验身这样容易做的事还不亲自去做，何况是要动手操劳的事呢？君主对用智费心的事还不亲自去做，何况是要百般推测的事呢？所以君主用人时，不取彼此意见相同的人；意见相同，君主就要严厉地加以斥责。使臣下都相互制约而同为君主所用，那么君主就能神妙莫测，臣下也就会竭尽自己的智能；臣下竭尽智能，就不会向上钻君主的空子，而君主驾驭臣下的方略也就完备了。
心得：下等的君主竭尽自己的才能，中等的君主竭尽别人的力量，上等的君主竭尽别人的智慧。这句话说的非常经典，我也见过非常有才华的人一旦放在管理岗位上，就手忙脚乱，郁郁寡欢后悔升了官，就是因为没有驾驭下属的能力，反而左右为难。权势就是用来使用的，而且要光明正大，这是法，用人却要神妙莫测，这是术，和谐当时所处环境，也就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这是势，只有掌握了法术势，三者并行，缺一不可，才能竭尽别人智慧。
（三）起乱
君主懂得君臣之间利益不同的，才能称王于天下；认为利益相同，就要被臣下所挟制；与臣下共掌大权；就会被臣下所杀害。所以明君详察公私之分与各自利害之所在，奸臣就无机可乘。动乱产生于六种人：君主的母后、君主的妻妄、君主的子孙、君主的兄弟、大臣和有名的贤人。任用官吏，督责臣下，太后就不敢放肆；礼仪上区分不同的等级，妻和妾的界限就不会混淆；权势不分给庶子，庶子就不会与嫡子争夺；权位不丧失，君主的兄弟就不敢侵犯；臣民不被私门控制，权臣也就不敢蒙蔽君；禁令和赏赐坚决施行，有名的贤人就不敢暗中作乱。臣子有两种凭借，这就是国外势力和宫中亲信。国外势力是君主害怕的，宫中亲信是君主宠爱的。君主对国外的要求总是给予满足，对亲信的主张总是言听计从；这就是乱臣所要利用的。外国暗中安插官吏的情况一旦发生，君主就要追查和惩办与之关系密切并接受贿赂的人，臣子就不敢借助于外国势力了。君主按照功劳赏赐爵禄，对于无功而请求爵禄的人，连同替他请求的人一起办罪，左右侍从也就不会成为臣子作乱的凭借了。外国势力无从借助，宫中亲信无从利用，那么内奸和外奸作乱的途径就都被堵塞了。官吏逐级提拔，一直到担任重大的职务，才是明智的用人方法。对于职位很高并担任重大职务的人，要用三种不同办法来加以控制：一是质，一是镇，一是固。厚待他们的亲戚妻子而严加看管，叫做质；给予丰厚的爵禄而且一定实行，叫做镇；检验言论，督责实效，叫做固。贤者因有人质抵押而不敢妄自行动，贪婪的人因受奖赏抚慰而消除野心，奸邪的人因有种种约束而无计可施。宽容而不予制裁，臣下就会侵犯君主；小的奸邪不除掉，势必要导致大的诛罚。可见罪名和罪行相符时就该严加处置。留着这些人要坏事，杀掉又会败坏名声，就通过饮食毒死他，否则就交给他的仇敌杀掉他。这叫做除阴奸。蒙蔽也就是诡诈，诡诈也就是变化无常。君主能够见功行赏，见罪行罚，奸臣就不敢诡诈。君主不把对是非的判断泄露出去，也不将臣下的谏说互相透露，奸臣随机应变手段也就不敢使用。君主的父兄和有才能的人逃亡在外叫做游祸，它的危害在于给敌人增加了力量。君主与受过刑罚的人亲昵叫做狎贼，它的危害在于这种人的忿恨和凝结在心头的耻辱会发作。君主隐藏自己的愤怒而不发作，掌握了臣下的罪行而不揭露，叫做增乱；它的危害在于怀着侥幸心理而轻举妄动的人会起来活动。君主同时重用两个大臣，二者权势相当，叫做卷祸，它的危害在于私家势力强大，劫杀君主的灾难会发生。君主随随便便而不能表现出神妙莫测，叫做弹威，它的危害在于后纪用毒酒害死夫君的乱子会出现。这五种祸患，君主如果不能察觉，就有被劫杀的灾难。官吏的任免，由自己决定则治，由外国势力控制则乱。因此，明君在国内讲求事功，而从国外取得利益，所以本国安定而敌国混乱。导致危乱的途径是：臣下被君主憎恶，就借助外国势力，使君主像得了头晕病一样；臣下被君主宠爱，就借助君主的左右亲信，使君主像吃了暗中下的毒药一样。
起乱心得：看到这里，我感到过去的君主活着好难，要时时提防处处小心，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被篡权或者被劫杀。留心六种人，使用不同方法控制，
（四）立道
检验考察的途径是：通过严格核查来谋取功效，通过交互衡量来追究过失。严格检验，必须对臣下的言行进行解剖；交互衡量，必须对臣下的过错加以斥责。不进行解剖，坏人就会轻慢君主；不加以斥责，臣下就会朋党为奸。进行解剖的结论足以看出臣下事功的多少；严加责罚之前，不要把意图泄露给众人。观察臣下行为和听取臣下意见的一般情况是：臣下有紧密勾结的迹象，君主就奖赏那些与之离异的人；臣下知道奸情而不告发，君主就将他和坏人治同样的罪。对于言论，要汇合各方面的情况，一定要根据地利加以衡量，参照天时加以思考，运用物理加以验证，适应人情加以分析。这四方面的情况都符合了，就可以了解是非了。分析臣下的言论，用以了解他对君主是否忠诚；从不同角度观察臣下，从而了解他各方面的表现；掌握亲眼目睹的情况，以便了解臣下的反常行为。一人专职，使亲近宠幸的臣子有事可干；反复强调，让出使远方的使者感到畏惧。列举往事来了解臣下的旧况，留在身边来了解臣下的内情，派到远地来探知臣下的表现。掌握表面现象来探问暗中情况，运用诡使方法来杜绝侮慢行为；用正话反说来探明自己疑惑的事，从反面考察来了解隐蔽的奸邪活动；设置谏官来纠正大臣的独断，列举错误来观察奸臣的动静。公开说明，引导臣下避免过错；谦恭下士，核察臣下是直是诣。宣布已了解的事情以便揭露未被发现的坏人坏事，促使坏人内部争斗以使他们自行瓦解。深入探究一件事情的真相，使众人有所警戒；故意泄露不同的想法，使坏人改变企图。遇到类似情况，要通过检验弄明真相；列举臣下过失，要指明他的根本毛病。知道臣下的罪过，就要对他的罪过用刑，以便禁止他的私威；暗中派使者时时巡查各地官吏，以便了解他们是否忠诚。逐步更换官吏，以便离散勾结在一起的奸党。君主和臣下约定，要他们告发上级：针对相国，就和廷臣约定；针对廷臣，就和他属下的官吏约定；针对军吏，就和兵士约定；针对派遣的使者，就和他的随从人员约定；针对县令，就和他任命的属吏约定；针对郎中，就和他的侍从约定；针对后姬，就和宫女约定。这就叫做条达之道。假如把臣下的告密和要办的事情泄露了出去，君主考察臣下的政治手段也就无法施行了。
心得：绝不轻易开口这点非常关键，作为管理者一定要守口如瓶，即使普通百姓胡乱说话后果也是不堪设想，也让我有了更深体会，最近我遇到事情就无法安定，总想说出，但事后感到非常后悔，并且也怕对方给知情人说出去。
（五）类柄
明君最要紧的事情，在于周而无缺、密而不露。因此，如果君主的喜爱表现出来，臣下就会据以行赏，从而窃取恩德；如果君主的愤怒表现出来，臣下就会据以行罚，从而瓜分威势。所以明君的言论深蕴固藏而不表露，紧锁密闭而不外泄。所以用一人察得十人的阴谋活动，是统治下层的途径；用十人察得一人的阴谋活动，是揭露上面的途径。明君上下兼用，所以坏人不会有所遗漏。伍、闾、连、县各层组织的人像邻居一样处于互相监督之中；告发坏人就赏，不告发坏人就罚。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也是这样。所以上面和下面、贵者和贱者，在法制面前都互相畏惧，在公益面前都互相劝勉。人性要求，既有生的实惠，又有生的名声。做君主的，既有贤智的名声，又有赏罚的实权。名和实都得到满足，所以大福大善必得流芳。
心得：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情绪，喜或者怒都容易被人利用。
（六）参言
君主听话不进行检验，就无法责求臣下；不考察言论是否有用，臣下就会用邪说迎合君主。言语这种东西，重复得多了，容易使人信以为真。对本不真实的东西，听十个人说，自己就会产生疑惑；听一百个人说，自己就会倾向于相信；听一千个人说，自己就会确信不疑了。口才笨拙的人说的话使人心疑，善于辩说的人说的话使人信任。奸臣危害君主，得力于人多；凭借辩说而取得信任，用类似的事例来掩饰奸私。君主不盛怒斥责而等待参验，势必会助长臣下行奸。懂得治国道理的君主在听取臣下的话时，会督察它的作用，考核它的功效。根据功效来确定赏罚，所以无用的辩说不会留于朝廷之内。担任公职办事的人，如果智慧不足以胜任，就罢官。对说话大而不当、浮夸不实的，要追根究底，这样就能察觉坏人并严加斥责。无故而言行不符，就是行骗；臣下行骗，就要治罪。对臣下的言论一定采取对应措施，对臣下的主张一定要求带来效用，所以朋党的观点就不敢对君主陈说。听言的方法，总是要让臣下老实地谈论，君主可以从中了解奸情；总是要让臣下广泛地议论，君主得以采纳一种意见。君主如果不明智，坏人就会钻空子。下等的君主竭尽自己的才能，中等的君主竭尽别人的力量，上等的君主竭尽别人的智慧。采用几种说法进说来玩弄智巧，诱使君主自己从中采取一种意见来逃避罪责；所以让臣子同时进献几种说法是不可行的。君主所取的，是不要让臣下在一种意见之外又附加另一种意见，企图摆出一种“可能”、“或许”的圈套；而应使谏言跟以后的事实相符合，据此准确判明谏言的诚实与欺诈。明君所要采用的方略是，绝对不容许臣下作模棱两可的进说，一定要他们挑出一种；绝不容许他们妄自行动，一定要就其言求其功，这样奸臣的进路就给堵死了。
心得：君主不能允许臣下做老人，就是要明确表态，不能“可能或许等”状态，实际就是要让臣下承担责任，说出确定意见然后这么干，最后看结果，但我想好像也不太公平，有的事臣下也没干过，不给一次试错的机会就直接定罪是否太冤。
（七）听法
官吏权势大，是由于没有法度；法度不起作用，是因为君主昏暗。君主昏暗没有章程，官吏就胡作非为；官吏胡作非为，结果俸禄就会无限地增加；俸禄无限地增加，征收的租税就多；租税征收多了，官吏就越发富裕。官吏富裕，权势又大，是由混乱的政事所造成的。明君治国总是挑用能办事情的人，赞扬忠于职守的人，奖赏有功劳的人。大臣推荐的人要是合乎标准，君主就喜欢，推荐者和被推荐者都一定得到赏赐；推荐的人不合乎标准，君主就恼怒，推荐者和被推荐者都一定受到处罚。这样，进言的人就不敢褊袒自己的父兄而愿意推荐有才能的仇人了。君主给臣下的权势足以执行法令，俸禄足以保证办好公事，而私利无从产生。所以民众虽然劳苦，但并不感到官府赋税重。不要让任事的人权势太重，而要使他们得到的宠赏只表现在爵位上；不要让当官的人谋取私利，而要使他们的利益只表现在俸禄上。所以臣民尊重爵位而看重俸禄。爵禄是君主用来奖赏臣民的，臣民重视君主用来奖赏的爵禄，国家就能治理好。刑罚烦乱，赐名有误，奖赏和赞扬不当，就会使臣民怀疑，因为臣民对赞扬和赏赐同样重视。对受赏的人有所非议，就不能鼓励立功；对受罚的人有所赞扬，就不能禁止奸邪。明君的做法总是。受奖赏一定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受赞扬一定是因为他为君主效劳。奖赏和赞扬一致，贬斥和处罚并行；既然如此，民众虽然受到赏赐也不感到荣耀。受到重罚的人必有恶名，所以民众害怕。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臣民害怕刑罚，国家就治理好了。
听法心得：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人人守法，国家自然就好治理许多，现在的很多大型企业，各种规章制度也非常完善，所以管理起来也比较规范。
（八）主威
君主如果表彰个人品德，就会分散自己威势；如果听信仁慈说教，就会败坏法律制度。臣民因为有法制而畏惧君主，君主却压低自己的权势对待臣下；结果臣下就敢于放肆地触犯法令，把轻视君主的习惯作为荣耀。这样一来，君主的威势就分散了。臣民因为有法制约束而难于违抗君主，君主却听信仁慈说教去扰乱法治的推行，结果臣民就会公开追求施舍，热衷于枉法贿赂的腐败政治。这样一来，法令就被败坏了。尊崇臣下的私行而分散君主的威势，施行贿赂而动摇法制；君主听之任之就要扰乱法，加以制止就要受到诽谤，因而君主地位被人看轻，政府法制被人败坏。这就形成了所谓没有法度的国家。明君的治国原则是，不允许臣下靠个人品行得到荣誉，不允许臣下因私家利益得到功名。功名的取得，必须根据国家的法制。在法制规定之外，即使有着别人难以具备的品行，也不能得到表彰；所以臣民就没有因私利而得到名声的。设立法度来统一民众，用赏罚有信来发挥民众的作用，用明确称誉和贬斥的标准来鼓励好事和禁止坏事。名号、赏罚、法令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大臣有所作为的话，就在于尊君；民众有了功劳的话，就在于利君。这就叫做有法度的国家。
主威心得：君主已经是最为贵重了，如果他还要别人表扬增加自己的好名声，那国内的人都会效仿，如果君主听信仁慈说教靠这些去管理人，那就会让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得逞，记得西方的黑暗时代就是宗教统治时期，只有人人依法守法才最重要

八说心得：
因情心得：明君不带偏爱听取意见，不抱成见处理事情，或是听取意见还要验证，作出决定后要坚决地贯彻下去，这样就能很好的治理国家了，反观我们现在所处环境，去哪里办什么事都要找熟人，熟人好办事，我自己通过实践也是深以为之，别人找到我也因为是熟人或者是熟人介绍的，就自然能在情感上亲近一些，办事上更快捷一些，但作为一个管理者，我想真难做到以天地万物为刍狗，保持虚静是一件多么难的事。
主道心得：下等的君主竭尽自己的才能，中等的君主竭尽别人的力量，上等的君主竭尽别人的智慧。这句话说的非常经典，我也见过非常有才华的人一旦放在管理岗位上，就手忙脚乱，郁郁寡欢后悔升了官，就是因为没有驾驭下属的能力，反而左右为难。权势就是用来使用的，而且要光明正大，这是法，用人却要神妙莫测，这是术，和谐当时所处环境，也就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这是势，只有掌握了法术势，三者并行，缺一不可，才能竭尽别人智慧。
起乱心得：看到这里，我感到过去的君主活着好难，要时时提防处处小心，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被篡权或者被劫杀。留心六种人，使用不同方法控制，
立道心得：绝不轻易开口这点非常关键，作为管理者一定要守口如瓶，即使普通百姓胡乱说话后果也是不堪设想，也让我有了更深体会，最近我遇到事情就无法安定，总想说出，但事后感到非常后悔，并且也怕对方给知情人说出去。
类炳心得：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情绪，喜或者怒都容易被人利用。
参言心得：君主不能允许臣下做老人，就是要明确表态，不能“可能或许等”状态，实际就是要让臣下承担责任，说出确定意见然后这么干，最后看结果，但我想好像也不太公平，有的事臣下也没干过，不给一次试错的机会就直接定罪是否太冤。
听法心得：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人人守法，国家自然就好治理许多，现在的很多大型企业，各种规章制度也非常完善，所以管理起来也比较规范。
主威心得：君主已经是最为贵重了，如果他还要别人表扬增加自己的好名声，那国内的人都会效仿，如果君主听信仁慈说教靠这些去管理人，那就会让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得逞，记得西方的黑暗时代就是宗教统治时期，只有人人依法守法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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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译文：在上古时代，人口稀少，鸟兽众多，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这时候出现了—位圣人，他发明在树上搭窝棚的办法，用来避免遭到各种伤害；人们因此很爱戴他，推举他来治理天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蚌蛤，腥臊腐臭，伤害肠胃，许多人得了疾病。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位圣人，他发明钻木取火的方法烧烤食物，除掉腥臊臭味；人们因而很爱戴他，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为隧人氏。到了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鲧和他的儿子禹先后负责疏通河道，排洪治灾。近古时代，夏桀和殷纣的统治残暴昏乱，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搭窝棚居住和钻木取火的办法生活，那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到了殷周时代，还有人要把挖河排洪作为要务的话，那就一定会被商汤、武王所耻笑。既然如此，那么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禹、场、武王的政治并加以实行的人，定然要被现代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有个宋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从此这个末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自己倒成了宋国的一个笑话。现在假使还要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那就无疑属于守株待兔之类的人了。
在古代，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足够吃的；妇女不用纺织，禽兽的皮足够穿的。不用费力而供养充足。人口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们之间用不着争夺。因而不实行厚赏，不实行重罚，而民众自然安定无事。现在人们养有五个儿子并不算多，每个儿子又各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死就会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口多了，而财物缺乏；费尽力气劳动，还是不够吃用。所以民众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不断地惩罚。结果仍然免不了要发生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是没经修整的茅草房，连栋木椽子都不曾刨光；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场；冬天披坏小鹿皮，夏天穿着麻布衣。就是现在看门奴仆的生活，也不比这差。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锹锄带领人们干活，累得大腿消瘦，小腿上的汗毛都磨没了，就是奴隶们的劳役也不比这苦。这样说来，古代把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不过是逃避看门奴仆般的供养，摆脱奴隶样的繁重苦劳罢了；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也并不值得赞美。如今的县令，一旦死了，他的子孙世世代代总有高车大马，所以人们都很看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可以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官；原因即在其间实际利益的大小很不—样。居住在山上要到谷底汀水的人，逢年过节用水作为礼品互相赠送；居住在洼地饱受水涝灾害的人，却要雇人来挖渠排水。所以在荒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就连自己的幼弟来了也不肯管饭；在好年成的收获季节，即使是疏远的过客也总要招待吃喝。不是有意疏远自己的骨肉而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存粮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并不是因为仁义，而是由于财多；今人互相争夺，并不是因为卑鄙，而是由于财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的职位，并不是什么风格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很小；今人争夺官位或依附权势，也不是什么品德低下，而是因为权大势重。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多少、权势大小的实况制定政策。刑罚轻并不是仁慈，刑罚重并不是残暴，适合社会状况行动就是了。因此，政事要根据时代变化，措施要针对社会事务。
古代周文王地处丰、镐一带，方圆不过百里，他施行仁义的政策感化了西戎。进而统治了天下。徐偃王统治着汉水东面的地方，方圆有五百里，他也施行仁义的政策，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文王害怕徐国会危害到自己，便出兵伐徐灭了徐国。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得了天下，而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了国；这证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政事就会随之不同。在舜当政的时候，苗族不驯服，禹主张用武力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行德教还不够深就动用武力，不合乎道理。”于是便用三年时间加强德教，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族终于归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会被敌人击中，销甲不坚固的便会伤及身体；这表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的德政方法只能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候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候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人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然而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这套空话。”于是出兵攻打鲁国，把齐国的国界推进到距鲁国都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所以说徐偃王施行仁义而徐亡了国，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失了地。由此说来，仁义道德、机智善辩之类，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正道。如果当初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巧辩，而是依靠徐、鲁两国的实力，去抵抗有万辆兵车的强敌，那么齐、楚的野心也就不会在这两个国家里得逞了。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说他们博爱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用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开去，就不会存在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从人类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就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何况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就能靠仁爱治理好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用来表现仁爱罢了，却并非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
现在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加以责备，他无动于衷；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变。拿了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却始终不受感动，丝毫不肯改邪归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执行公务，而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旧习，变易恶行。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干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缓。所以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十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跃也不会伸手去拿。不一定受害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定要严格执行刑罚。因此，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兑，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5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这样一来，不管贤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
况且人们一向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现在的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这在事实上是肯定办不到的。
现在就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有功劳才授予他爵位的，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他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肯为公干事才疏远他，却又推祟他不羡慕世俗名利；因为他违犯禁令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是毁是誉，是赏是罚。执行起来竞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现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他反击的人，被认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随着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却被冒犯了。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行，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人们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对于不从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说他有本事；对于没有军功就获得官爵的人，说他有才能。这种本事和才能养成了，就会导致国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芜了。君主赞赏这种本事和才能，却忘却兵弱地荒的祸害；结果谋私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要落空。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吉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土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厂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木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公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旺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下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乡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灾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衡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吧，好处不多。而进攻这个国家吧，伤亡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自我拖累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五蠹心得：要与时俱进，跟随时代和环境变化而变化。如果现在都已经用手机，而我们还要固执的用BB机，那结局只有被社会淘汰
并非过去的人禅让天下就一定是仁义之举，而是利益太少，和现在相比，即使一个县令都不舍得丢掉，并非是人品问题而是利益太重，要依据时代变化而辩证的看问题
情况变了，措施也要跟着改变。，上古时代人少又单纯，靠着实行仁德就能得天下，随着社会发展，品德是实力，而不是教化
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对于一个家庭和企业都非常有用，要真正实行奖好罚恶，一以贯之才好。如果只讲仁义，孔子就是例子，周游列国跟随他的只有70人，而鲁哀公并不高明，却能让孔子俯首称臣，并不是服从他的仁义，而是服从了权势
看样子韩非是不赞成儒家文化的，君主忠臣成了父亲的逆子，而父亲的孝子又恰是君主叛臣。
国家用人不寻求中信之士有智之人，而是用制度的牢笼来约束，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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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出名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自从孔子死后，有子张儒学，有子思儒学，有颜氏儒学，有孟氏儒学，有漆雕氏儒学，有仲良氏儒学，有孙氏儒学，有乐正氏儒学。自从墨子死后，有相里氏墨学，有相夫氏墨学，有邓陵氏墨学。所以孔子、墨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对孔、墨学说的取舍相互矛盾，各有不同，却都称是得了孔、墨的真传，孔、墨两人不能复活，叫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孔子、墨子全都称道尧、舜，但他们的取舍又大不相同，却都自称得到了真正的尧舜之道。尧和舜不能复活，该叫谁来判定儒、墨两家的真假呢？自儒家所称道的殷周之际到现在七百多年，自墨家所推祟的虞夏之际到现在两干多年，就已经不能判断儒、墨所讲的是否真实了；现在还要去考察三千多年前尧舜的思想，想来更是无法确定的吧！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判断，那就是愚蠢；不能正确判断就引为根据，那就是欺骗。所以，公开宣称依据先王之道，武断地肯定尧舜的一切，不是愚蠢，就是欺骗。对于这种愚蠢欺骗的学说，杂乱矛盾的行为，明君是不能接受的。
墨家的葬礼主张，冬天死就穿冬天的衣服，夏天死就穿夏天的衣服；只要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守丧三个月就行了，当今君主认为这是节俭，很尊崇他们。儒家主张倾家荡产地大办葬礼，守丧需经三年，要悲痛到身体受损伤、扶杖而行的程度，当今君主认为这是尽孝，很尊崇他们。要是赞成墨子的节俭，那就应该反对孔子的奢侈；要是赞成孔子的尽孝，那就应该反对墨子的暴戾。现在是尽孝和暴戾、奢侈和节俭同时存在于儒、墨两家的学说之中，而君主却都要加以尊礼。漆雕氏的主张是脸上不露出屈服顺从的表情，眼里不显出怯懦逃避的神色；自己错了，即使对奴仆也要避让；自己做得对，即使对于诸侯也敢于抗争。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耿直而加以尊礼。宋荣子的主张则是完全不要斗争，绝对不要报仇，坐进监狱不感羞愧，被人欺侮不觉耻辱。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能宽恕而加以尊崇。要是赞成漆雕氏的为人耿直，那就应该反对宋荣子的为人随和；要是赞成宋荣子的宽容，那就应该反对漆雕氏的凶暴。现在是宽容与耿直、随和与凶暴同时存在于这两个人的主张中，而君主对他们都要加以尊礼。显然属于愚蠢骗人的学说、杂乱相反的论争，而君主却都要听信不疑；结果世上的人，说话没有一定标准，办事没有固定主张。要知道，冰和炭是不能长久放在同一个器皿中，寒冷和暑热不能同时到来，杂乱相反的学说不能兼收并蓄而治理好国家。现在君主对于那种杂乱、荒谬和矛盾百出的言行全都听信，怎么能不造成混乱呢？听话、行事这个样子，君主在治理民众方面也就必然如此了。
如今的学者一谈起国家治理问题。总是说：“给贫穷的人一些土地，以充实他们匮乏的资财。”现在情况是，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没有碰上丰年，没有额外收入的利益，但有的人独能做到自给自足；这不是由于勤劳，就是由于节俭的缘故。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不存在荒年、大病、横祸、犯罪等问题，却独有他陷入贫穷；这不是由于奢侈，就是由于懒惰的缘故。奢侈和懒惰的人会贫穷，而勤劳和节俭的人能富足。现在君主向富足的人家征收财物去散给贫穷的人家，这是夺来勤俭节约者的财物而送给奢侈懒惰的人；这样还想督促民众努力耕作，省吃俭用，就根本办不到了。
假定这里有个人，坚决不进入危险地区，不参军打仗，不愿拿天下的大利来换自己小腿上的一根毫毛；当代君主一定会进而优待他，看重他的见识，赞扬他的行为，认为是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君主所以把良田和宽大的住宅拿出来作为赏赐，设置官爵和俸禄，为的就是换取民众去拼死效命；现在君主既然尊重那些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再想要求民众出生入死为国事作出牺牲，就根本不可能了。收藏书册，讲究辩说，聚徒讲学，从事文章学术事业来高谈阔论进行游说；对于这些人，当代君主一定会进而优待他。说什么“尊敬贤士是先王的制度”。官吏们征税的对象是种田的人，而君主供养的却是那些著书立说的学士。对于种田的人征收重税，对于学士却给予厚赏，这样，再想督责民众努力耕作而少说空话，是根本不可能的。讲求气节，标榜高明，坚持操守而不容侵犯，听到怨恨自己的话，马上拔剑而起；对于这样的人。当代君主一定会礼遇他，以为这是爱惜自我的人。对战场广杀敌意功的人不予奖赏，对那些逞勇报私仇的人反要使之尊贵，这样要想求得民众奋勇杀敌而不去私斗，是根本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供养儒生和侠客，危难到来时用战士打仗。所供养的人不是所要用的人，所要用的人不是所供养的人，这就是发生祸乱的原因。再说，君主在听取一种学说的时候，如果认为是对的，就应该正式向官府公布，并任用倡导的人。如果认为是错误的，就应该驱逐他们，并制止他们的言论。现在是。认为正确的，却不在官府予以公布；认为错误的，又不从根本上加以禁止。对的不采纳，错的不禁止，这是导致国家混乱和灭亡的做法。
澹台子羽有着君子的仪表，孔子信以为真君子，就收他为徒；同他相处时间长了，却发现他的品行和他的容貌很不相称。宰予说起话来非常文雅，孔子相信他是真文雅。就收他为徒5同他相处时间一长，却发现他的智力远不及他的口才。因此孔子说：“按照容貌取人吧，在于羽身上行不通；按照言谈取人吧，在宰予身上行不通。”看来，即使凭借孔子那样的聪明，也还有看人失实的结论。现在流行起来的巧辩大大超过了宰予，而当代君主听起话来又比孔子还要眩惑；因为喜欢他的言论，就去任用他这个人，这怎么能不出差错呢？因此，魏国听信孟卯的花言巧语，结果带来了华阳之战的惨败；赵国听信赵括的纸上谈兵，结果造成了长平之战的大祸。这两件事，都是任用能说会道的人而铸成了大错。如果炼铜造剑时只看所掺的锡和火色，就是欧冶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可是用这把剑到水上砍死鸽雁，在陆上劈杀驹马，那么，就是减获也不会把剑的利钝搞错。如果只是打开马口看牙齿，以及观察外形，就是伯乐也不能判断马的好坏；可是让马套上车，看马究竟能跑多远。就是减获也不会把马的优劣搞错。如果只看一个人的相貌、服饰。只听他说话议论，就是孔子也不能断定这个人能力怎样；可是在官职上一试验，用办事成效一考察，就是庸人也不会怀疑他是愚蠢还是聪明了。所以，明着手下的官吏。宰相‘定是从地方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个挑选出来的。有功劳的人必定给予奖赏，那么俸禄越优厚他们就越受鼓励；不断地升官晋级，那么。官职越高他们就越能办事。高官厚禄，公务大治，是称王天下的正道。
拥有巨石千里，不能算富有；拥有俑人百万，不能算强大。石头不是不大，俑人数目也不是不多，但不能说是富强的原凶：在丁巨石上不能生产粮食，而佣人不能用来抗击敌人。现在经商谋官和凭技艺牟利的人都是不靠种田吃饭的，这样土地得不到耕种。和巨石毫无二致。儒生和游侠没有军功，却得以显贵和出名，那就是使不动的人，和俑人的作用一样。现在只知道把巨石和俑人看成祸害。却不知道经商谋官和儒生游侠也是有地不垦、不能使用，同样是个祸害，那就是不懂得据事类推的人了。
因此，实力抗衡的别国君主尽管喜欢我们的仁义，我们却并不能叫他进贡称臣；关内侯虽然反对我们的行为，我们却肯定能让他拿着礼物来朝拜。可见力量大就有人来朝拜。力量小就得去朝拜别人，所以明君务求发展实力。在严厉的家庭中不会有强悍不驯的奴仆。在慈母的娇惯下却会出败家子。我由此得知威严和权势能够禁暴，而道德再好也不足以制止混乱。
圣人治理国家，不是依赖人们自觉为自己办事的善行，要的是那种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要是靠人们自觉地为自己办事的善行，国内找不出十几、几十个；要是形成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就可以使全国整齐一致。治理国家的人需要采用多数人都得遵守的措施，不能用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办法，因此不应该推崇德治，而应该实行法治。定要依靠自然挺直的箭杆。几千年也造不出箭来；定要依靠自然长成的圆木，几万年也造不成车轮。自然长成的直杆和圆木，既然千年万载也没有一个，那为什么大家还都能有车坐、还都能射箭打猎呢？因为应用了加上木材的工具和方法。虽然也有不经过加工就自然合用的直杆和圆木，但好工匠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要坐车的不是一个人，射箭打猎也不是只发一箭。虽然也有不靠赏罚就能自行去做好事的人，但明君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法不可丧失，而所要统治的也不是一个人。所以有办法的君主，不随和偶然的天生善行，而推行必然的政治措施。
如果对别人说：“我让你一定又聪明又长寿。”那么。大家肯定会认为这是说谎骗人。因为一个人的智力，是先天造成的；一个人的寿限，是命里注定的。这种天性和命定的东西，不是能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用人家不能做到的事去讨好人家。所以大家才说他说谎骗人。向人家说那些无法做到的事，这便是奉承，而奉承是一种本性。用仁义教人，就跟用智力和寿命取悦别人一样，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光是称赞毛啬、西施的美丽，并不能使自己变得好看；用脂泽粉黛化妆—番，就能比原来漂亮几倍。空谈先王的仁义，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彰明自己国家的法度，在国内坚决实行赏罚，也就如同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的脂泽粉黛。所以明君急切地追求有效的手段，而不去理睬虚妄的颂扬，所以不讲什么仁义道德。
如今的巫祝为人祈祷时总是说：“愿你长生千秋，万寿无疆！”这种千秋万岁的声音在耳边喋喋不休，可是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这就是人们看不起巫视的原因。现在世上的儒家游说君主时，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不了解奸诈邪恶的实情，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儒家侈谈什么：“要是听从我的主张，就可以称王称霸。”这就是游说者中的巫视，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明君办实事，去无用，不空谈什么仁义道德，也不听信学者的言论。
现在，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要得民心。”如果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伊尹、管仲就没有用处了，只要听任民众就一了百了了。民众的认识就像婴儿的心智一样，是不能信从的。婴儿不剃头就会肚痛，不剖疮就逐渐加重；而要给婴儿剃头和剖疮，必须由一个人抱着，由慈母给他处理；即使这样他还会哭喊不止，因为婴儿并不知道给他吃点小苦会带来大的好处。如今君主加紧督促开荒种田，为的是增加民众的收入，却被认为太残酷；制定刑法，加重惩罚，为的是禁止奸邪，却被认为太严厉；征收钱粮的赋税，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供养军队，却被认为太贪婪；使国内民众必须知道披甲上阵，而不准私自免除兵役，为的是征服敌人，却被认为太凶狠。上述四项措施，本是为了治国安民，可是民众却不欢迎。君主所以要寻求圣明通达的人，就是因为民众的认识是不能信从和作为标准。当初大禹疏通江河。而民众却用瓦石去填塞；子产提倡开荒种桑，而郑国民众却要责骂。大禹使天下人获得利益，子产使郑国得以保全，但都受到人们的诽谤，可见民众的认识显然是靠不住的。所以选拔人才时希图得到贤人智士，治理国家时指望顺应民众心理，都是造成混乱的根源，是不可能用来治理好国家的。
心得：当时比较流行的学派儒家和墨家，被称为显学，但是在不同的君主面前认可的不一样，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对于君主不影响什么，但是民众却受到极大影响，例如推崇儒家的亲人去世守孝和厚葬，民众即使倾家荡产也要跟随去做，因为这样就能得到认可和升职。治理国家要保持虚静，及要让民众自由生长，又要科学管理，就是有奖有罚，前后一致，不能听到或者感觉一个学派有道理就推崇，最后民众不知所云，人才是培养出来的，民众是管理出来的，木匠用料不可能有现成合适长成的直杆和圆木，而是通过工具纠正才能木为其用，法术用来管理民众最恰当不过，就像孩子被慈母抱箍着，求医做手术，也是为了给孩子治病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不懂的人就不理解，认为国家出台法令太严苛，慈母箍儿手术心太狠，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为国家有序运转，孩子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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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译文
    君主之所以会遇到身危国死的情况，是因为大臣过分显贵，近侍过分逞威。所谓显贵，就是无视法令而独断专行，掌握国家大权来谋取私利。所谓逞威，就是独揽权势而为所欲为。对这两种人，不能不加以明察。马之所以能负重拉车达到远方，凭的是肌肉力量。大、中国家的君主之所以能统治天下讨伐诸侯，凭的是威势；威势也就是君主的肌肉力量。如今大臣得势，亲信擅权，即是君主失去了威力；君主失去威力而仍能保有国家的，一千人中也没有一个。虎豹之所以能胜人以及擒拿其他各种野兽，靠的是它有尖爪利牙，假使去掉尖爪利牙，人就一定能制服它了。现在，权势正是君主的尖爪利牙，要是统治别人而丢失权势，便同虎豹去掉尖爪利牙一样。宋桓公把他的“爪牙”丢给了子罕，齐简公把他的“爪牙”丢给了田常，又不早点夺回来，终致身死国亡。现在不懂得法术的君主都明知宋桓公、齐简公有过错，却不能觉察他们失误的根源，是不懂得君主失去权势跟虎豹失去爪牙两事相类。
况且，法术之士与当权大臣是互不相容的。何以证明？君主如能任用法术之士，大臣就不能专制独断，近侍也不敢卖弄威势；大臣和近侍的权势消除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得以体现。现在却不这样。那些当权大臣掌握权柄、把持政务来营求私利，左右亲信结成朋党、紧密勾结来挟制关系疏远的人，那么法术之士何时能得到选拔任用，君主何时能加以论断裁决？所以，法术主张不一定被采用，又与权臣势不两立，主张法术的人怎能没有危险？所以，做君主的如果不能排除大臣的议论，摒弃左右的诬告，独自作出符合原则的判断，那么法术之士哪能冒死亡的危险而向君主进说呢？这是国家得不到治理的症结所在。英明的君主，按照功劳封爵赏禄，衡量才能进官任事。选拔的人必定有好的品德；任用的人必定有优秀才干，贤能的人得以进用，私门的请托就行不通了。有功劳的人得到优厚的俸禄，有能力的人处在重要职位上，那么寄养在私门的侠士怎么能不抛掉私勇而去奋力抵抗敌人，靠游说谋官的人又怎么能不离开私门而务求保持高风亮节呢？这就是聚集贤能人才而离散私门党徒的途径。现在的情形是：君主近侍不一定有智慧；而君主对于某人，有时欣赏他的智慧而听取了他的意见，回头又同近侍谈论来者的言论。听信近侍的话，却不先衡量一下他的智力水平，这就成了同愚蠢的人论定有智慧的人。当权的人不一定贤良；而君主对于某人，有时欣赏他的贤良而加以礼遇，回头又同当权的人论定来者的品行。听信当权者的话，而不用贤良的人，这就成了同无德无才的人论定有德有才的人。所以有智慧的人，其主张倒要由愚蠢的人来决断；有德有才的人，其品行倒要由无德无才的人来衡量。这样一来，品德好、有智慧的人便没有机会得到任用，而君主的眼睛就被蒙住了。过去关龙逢劝说夏桀，结果四肢都被肢解了；王子比干劝谏商封，结果心脏都被剖开了；伍子胥忠诚吴王夫差，结果死于属楼剑下。这三个人，做臣子不是不忠，建议不是不恰当，但是最终不免于死亡的祸患，原因就在君主不明察贤士和智者的主张，而受蠢才和恶人的蒙蔽。现在，君主如果不肯任用法术之士，而要听从没有智慧、没有德才的臣子的话，那么品德好、智慧高的法术之士，谁还敢冒着关龙逄、比干、伍子胥三个人那样的危险，去进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呢？这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人主心德：治理国家要建立健全符合国情、维护政权、政通人和、全面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及规定，保障一个国家有序发展。对于国家君主，必须以身作则，效法先行，治天下用法度治理国家，用法度达到公平正义，让贤人更贤，小人远离，久而久之，国家秩序井然。并教育引导群臣和百姓遵守国家的法度，按照国家法条生产生活，让法度在大众中扬正去邪，宏扬正气，激发爱国热情。同时加强人才培养，不断激励人才，崇尚英雄，在国家形成良好风尚和鲜明导向，保持健康向上的人才或英雄发展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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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学译文：世上最出名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自从孔子死后，有子张儒学，有子思儒学，有颜氏儒学，有孟氏儒学，有漆雕氏儒学，有仲良氏儒学，有孙氏儒学，有乐正氏儒学。自从墨子死后，有相里氏墨学，有相夫氏墨学，有邓陵氏墨学。所以孔子、墨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对孔、墨学说的取舍相互矛盾，各有不同，却都称是得了孔、墨的真传，孔、墨两人不能复活，叫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孔子、墨子全都称道尧、舜，但他们的取舍又大不相同，却都自称得到了真正的尧舜之道。尧和舜不能复活，该叫谁来判定儒、墨两家的真假呢？自儒家所称道的殷周之际到现在七百多年，自墨家所推祟的虞夏之际到现在两干多年，就已经不能判断儒、墨所讲的是否真实了；现在还要去考察三千多年前尧舜的思想，想来更是无法确定的吧！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判断，那就是愚蠢；不能正确判断就引为根据，那就是欺骗。所以，公开宣称依据先王之道，武断地肯定尧舜的一切，不是愚蠢，就是欺骗。对于这种愚蠢欺骗的学说，杂乱矛盾的行为，明君是不能接受的。
墨家的葬礼主张，冬天死就穿冬天的衣服，夏天死就穿夏天的衣服；只要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守丧三个月就行了，当今君主认为这是节俭，很尊崇他们。儒家主张倾家荡产地大办葬礼，守丧需经三年，要悲痛到身体受损伤、扶杖而行的程度，当今君主认为这是尽孝，很尊崇他们。要是赞成墨子的节俭，那就应该反对孔子的奢侈；要是赞成孔子的尽孝，那就应该反对墨子的暴戾。现在是尽孝和暴戾、奢侈和节俭同时存在于儒、墨两家的学说之中，而君主却都要加以尊礼。漆雕氏的主张是脸上不露出屈服顺从的表情，眼里不显出怯懦逃避的神色；自己错了，即使对奴仆也要避让；自己做得对，即使对于诸侯也敢于抗争。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耿直而加以尊礼。宋荣子的主张则是完全不要斗争，绝对不要报仇，坐进监狱不感羞愧，被人欺侮不觉耻辱。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能宽恕而加以尊崇。要是赞成漆雕氏的为人耿直，那就应该反对宋荣子的为人随和；要是赞成宋荣子的宽容，那就应该反对漆雕氏的凶暴。现在是宽容与耿直、随和与凶暴同时存在于这两个人的主张中，而君主对他们都要加以尊礼。显然属于愚蠢骗人的学说、杂乱相反的论争，而君主却都要听信不疑；结果世上的人，说话没有一定标准，办事没有固定主张。要知道，冰和炭是不能长久放在同一个器皿中，寒冷和暑热不能同时到来，杂乱相反的学说不能兼收并蓄而治理好国家。现在君主对于那种杂乱、荒谬和矛盾百出的言行全都听信，怎么能不造成混乱呢？听话、行事这个样子，君主在治理民众方面也就必然如此了。
如今的学者一谈起国家治理问题。总是说：“给贫穷的人一些土地，以充实他们匮乏的资财。”现在情况是，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没有碰上丰年，没有额外收入的利益，但有的人独能做到自给自足；这不是由于勤劳，就是由于节俭的缘故。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不存在荒年、大病、横祸、犯罪等问题，却独有他陷入贫穷；这不是由于奢侈，就是由于懒惰的缘故。奢侈和懒惰的人会贫穷，而勤劳和节俭的人能富足。现在君主向富足的人家征收财物去散给贫穷的人家，这是夺来勤俭节约者的财物而送给奢侈懒惰的人；这样还想督促民众努力耕作，省吃俭用，就根本办不到了。
假定这里有个人，坚决不进入危险地区，不参军打仗，不愿拿天下的大利来换自己小腿上的一根毫毛；当代君主一定会进而优待他，看重他的见识，赞扬他的行为，认为是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君主所以把良田和宽大的住宅拿出来作为赏赐，设置官爵和俸禄，为的就是换取民众去拼死效命；现在君主既然尊重那些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再想要求民众出生入死为国事作出牺牲，就根本不可能了。收藏书册，讲究辩说，聚徒讲学，从事文章学术事业来高谈阔论进行游说；对于这些人，当代君主一定会进而优待他。说什么“尊敬贤士是先王的制度”。官吏们征税的对象是种田的人，而君主供养的却是那些著书立说的学士。对于种田的人征收重税，对于学士却给予厚赏，这样，再想督责民众努力耕作而少说空话，是根本不可能的。讲求气节，标榜高明，坚持操守而不容侵犯，听到怨恨自己的话，马上拔剑而起；对于这样的人。当代君主一定会礼遇他，以为这是爱惜自我的人。对战场广杀敌意功的人不予奖赏，对那些逞勇报私仇的人反要使之尊贵，这样要想求得民众奋勇杀敌而不去私斗，是根本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供养儒生和侠客，危难到来时用战士打仗。所供养的人不是所要用的人，所要用的人不是所供养的人，这就是发生祸乱的原因。再说，君主在听取一种学说的时候，如果认为是对的，就应该正式向官府公布，并任用倡导的人。如果认为是错误的，就应该驱逐他们，并制止他们的言论。现在是。认为正确的，却不在官府予以公布；认为错误的，又不从根本上加以禁止。对的不采纳，错的不禁止，这是导致国家混乱和灭亡的做法。
澹台子羽有着君子的仪表，孔子信以为真君子，就收他为徒；同他相处时间长了，却发现他的品行和他的容貌很不相称。宰予说起话来非常文雅，孔子相信他是真文雅。就收他为徒5同他相处时间一长，却发现他的智力远不及他的口才。因此孔子说：“按照容貌取人吧，在于羽身上行不通；按照言谈取人吧，在宰予身上行不通。”看来，即使凭借孔子那样的聪明，也还有看人失实的结论。现在流行起来的巧辩大大超过了宰予，而当代君主听起话来又比孔子还要眩惑；因为喜欢他的言论，就去任用他这个人，这怎么能不出差错呢？因此，魏国听信孟卯的花言巧语，结果带来了华阳之战的惨败；赵国听信赵括的纸上谈兵，结果造成了长平之战的大祸。这两件事，都是任用能说会道的人而铸成了大错。如果炼铜造剑时只看所掺的锡和火色，就是欧冶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可是用这把剑到水上砍死鸽雁，在陆上劈杀驹马，那么，就是减获也不会把剑的利钝搞错。如果只是打开马口看牙齿，以及观察外形，就是伯乐也不能判断马的好坏；可是让马套上车，看马究竟能跑多远。就是减获也不会把马的优劣搞错。如果只看一个人的相貌、服饰。只听他说话议论，就是孔子也不能断定这个人能力怎样；可是在官职上一试验，用办事成效一考察，就是庸人也不会怀疑他是愚蠢还是聪明了。所以，明着手下的官吏。宰相‘定是从地方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个挑选出来的。有功劳的人必定给予奖赏，那么俸禄越优厚他们就越受鼓励；不断地升官晋级，那么。官职越高他们就越能办事。高官厚禄，公务大治，是称王天下的正道。
拥有巨石千里，不能算富有；拥有俑人百万，不能算强大。石头不是不大，俑人数目也不是不多，但不能说是富强的原凶：在丁巨石上不能生产粮食，而佣人不能用来抗击敌人。现在经商谋官和凭技艺牟利的人都是不靠种田吃饭的，这样土地得不到耕种。和巨石毫无二致。儒生和游侠没有军功，却得以显贵和出名，那就是使不动的人，和俑人的作用一样。现在只知道把巨石和俑人看成祸害。却不知道经商谋官和儒生游侠也是有地不垦、不能使用，同样是个祸害，那就是不懂得据事类推的人了。
因此，实力抗衡的别国君主尽管喜欢我们的仁义，我们却并不能叫他进贡称臣；关内侯虽然反对我们的行为，我们却肯定能让他拿着礼物来朝拜。可见力量大就有人来朝拜。力量小就得去朝拜别人，所以明君务求发展实力。在严厉的家庭中不会有强悍不驯的奴仆。在慈母的娇惯下却会出败家子。我由此得知威严和权势能够禁暴，而道德再好也不足以制止混乱。
圣人治理国家，不是依赖人们自觉为自己办事的善行，要的是那种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要是靠人们自觉地为自己办事的善行，国内找不出十几、几十个；要是形成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就可以使全国整齐一致。治理国家的人需要采用多数人都得遵守的措施，不能用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办法，因此不应该推崇德治，而应该实行法治。定要依靠自然挺直的箭杆。几千年也造不出箭来；定要依靠自然长成的圆木，几万年也造不成车轮。自然长成的直杆和圆木，既然千年万载也没有一个，那为什么大家还都能有车坐、还都能射箭打猎呢？因为应用了加上木材的工具和方法。虽然也有不经过加工就自然合用的直杆和圆木，但好工匠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要坐车的不是一个人，射箭打猎也不是只发一箭。虽然也有不靠赏罚就能自行去做好事的人，但明君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法不可丧失，而所要统治的也不是一个人。所以有办法的君主，不随和偶然的天生善行，而推行必然的政治措施。
如果对别人说：“我让你一定又聪明又长寿。”那么。大家肯定会认为这是说谎骗人。因为一个人的智力，是先天造成的；一个人的寿限，是命里注定的。这种天性和命定的东西，不是能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用人家不能做到的事去讨好人家。所以大家才说他说谎骗人。向人家说那些无法做到的事，这便是奉承，而奉承是一种本性。用仁义教人，就跟用智力和寿命取悦别人一样，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光是称赞毛啬、西施的美丽，并不能使自己变得好看；用脂泽粉黛化妆—番，就能比原来漂亮几倍。空谈先王的仁义，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彰明自己国家的法度，在国内坚决实行赏罚，也就如同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的脂泽粉黛。所以明君急切地追求有效的手段，而不去理睬虚妄的颂扬，所以不讲什么仁义道德。
如今的巫祝为人祈祷时总是说：“愿你长生千秋，万寿无疆！”这种千秋万岁的声音在耳边喋喋不休，可是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这就是人们看不起巫视的原因。现在世上的儒家游说君主时，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不了解奸诈邪恶的实情，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儒家侈谈什么：“要是听从我的主张，就可以称王称霸。”这就是游说者中的巫视，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明君办实事，去无用，不空谈什么仁义道德，也不听信学者的言论。
现在，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要得民心。”如果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伊尹、管仲就没有用处了，只要听任民众就一了百了了。民众的认识就像婴儿的心智一样，是不能信从的。婴儿不剃头就会肚痛，不剖疮就逐渐加重；而要给婴儿剃头和剖疮，必须由一个人抱着，由慈母给他处理；即使这样他还会哭喊不止，因为婴儿并不知道给他吃点小苦会带来大的好处。如今君主加紧督促开荒种田，为的是增加民众的收入，却被认为太残酷；制定刑法，加重惩罚，为的是禁止奸邪，却被认为太严厉；征收钱粮的赋税，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供养军队，却被认为太贪婪；使国内民众必须知道披甲上阵，而不准私自免除兵役，为的是征服敌人，却被认为太凶狠。上述四项措施，本是为了治国安民，可是民众却不欢迎。君主所以要寻求圣明通达的人，就是因为民众的认识是不能信从和作为标准。当初大禹疏通江河。而民众却用瓦石去填塞；子产提倡开荒种桑，而郑国民众却要责骂。大禹使天下人获得利益，子产使郑国得以保全，但都受到人们的诽谤，可见民众的认识显然是靠不住的。所以选拔人才时希图得到贤人智士，治理国家时指望顺应民众心理，都是造成混乱的根源，是不可能用来治理好国家的。
显学心得：当时比较流行的学派儒家和墨家，被称为显学，但是在不同的君主面前认可的不一样，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对于君主不影响什么，但是民众却受到极大影响，例如推崇儒家的亲人去世守孝和厚葬，民众即使倾家荡产也要跟随去做，因为这样就能得到认可和升职。治理国家要保持虚静，及要让民众自由生长，又要科学管理，就是有奖有罚，前后一致，不能听到或者感觉一个学派有道理就推崇，最后民众不知所云，人才是培养出来的，民众是管理出来的，木匠用料不可能有现成合适长成的直杆和圆木，而是通过工具纠正才能木为其用，法术用来管理民众最恰当不过，就像孩子被慈母抱箍着，求医做手术，也是为了给孩子治病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不懂的人就不理解，认为国家出台法令太严苛，慈母箍儿手术心太狠，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为国家有序运转民众安居乐业，孩子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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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度译文
   圣人治理民众，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的，并不以满足民众欲望为转移；他只希望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罢了。所以当君主对民众施用刑罚的时候，他并不是憎恨民众，而是从爱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刑罚严峻，民众就安宁；赏赐太滥，奸邪就滋生。所以治理起民众来。刑罚严峻是国家太平的首务，赏赐太滥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民众的本性是喜欢赏赐而不喜欢刑罚。所以明君治理国家时，明定奖赏、民众就努力立功；刑罚严厉，民众就服从法令。民众努力立功，政府的事务就不受侵扰；民众服从令，奸邪就无从产生。所以治理民众，要把奸邪禁止在尚未发生之时；用兵作战．要使一切服从打仗的要求深入民心。禁令能先治本的才有效，用兵能服民心的才能服，圣人治理民众，因为先治本，所以能强大；因为先服心，所以能取胜。国家大事要争先恐后而统一民心，专行公务来杜绝私欲，奖赏告奸、奸邪就不会产生，明定法度、政务就不会烦乱。能做到这四点的。国家就强盛；不能做到这四点的，国家就衰弱。国家之所以强大，靠的是政治措施；君主之所以尊贵。靠的是权力。所以，明君有权力和政治措施。昏君也有权力和政治措施，结果渐显不同，是因为各自确立的原则有别。所以明君掌握权势而地位尊贵，统一政纲而国家太平。所以，法令是称五天下的根本，刑罚是爱护民众的根本。
民众的本性是好逸恶劳。安逸就要荒废。荒废就治理不好。治理不好就要混乱；如果赏罚不能在全国实行，国家事业就必定得不到发展。所以想要建立大功而难于吸引民众力量，大功是不可能期望成就的；想要搞好法治却难于改变旧俗，民众的混乱局面是不可能期望治理好的。所以治理民众没有一成不变的常规，只有法度才是治世的法宝。法度顺应时代变化就能治理国家，统治方式适合社会情况就能收到成效。所以，民众质朴的话。只要用褒贬进行控制就可以治理好；社会开化的话，只有用刑罚加以束缚才能使人驯服。时代有了发展而统治方式一成不变的，社会必然危乱；智能普遍提高而禁令规定一成不变的。国家必被削弱。所以圣人治理民众，法制和历史时期同步发展，禁令和智能水平同步变更。
    能在农耕方面充分发挥力量的社会就富裕，能在战争领域充分调动力量的国家就强盛，而富强得以持续发展的，就可以称王天下。所以称王天下的途在于开创什么，阻止什么；能够阻止奸邪行为的，必能称王天下。所以称王天下的方略不是依靠外部不乱。而是依靠自身的不可扰乱。指望外部不乱而立国治民，国家就会削弱；指望自身的不可扰乱而推行法治，国家才能兴盛。所以贤明君主治理国家时，立足干不可扰乱的方略。民众以爵位为尊贵，君主权势就重。所以赏赐有功的人，把爵位赐给胜任的人。坏人就无可乘之机。专心发展实力的国家，爵位就会贵重起来；爵位贵重起来，君主就会受到尊敬；君主受到尊敬，就一定能称王天下。不事耕战而依赖私学的国家，爵位就要被人看得轻贱；爵位被人看得轻贱，君主的威望就要降低；君主威望降低的话，国家必致削弱。所以立国用民的一般法则在于：能够禁闭外势、阻塞私行而着眼于自强自力，就可以达到称王天下的目的

心度心德：治理民众，在于凝聚人心、团结力量、激发动力。首要在全社会树立向善向上的精神，用思想武装民众，使广大民众从思想上认同、内心服从、行为一致。其次建立赏罚分明的制度，用法度作保障，规范民众必须按照条律执行，当然这个条律必须符合国家发展和大众利益，并不断完善，才能向前发展。三是强化宣传。一项好的主张、好的制度及法条，需要民众知晓，明白，才能遵守，因此要开展大众的宣传教育，让法条和制度深入大众，赢得认同，达到共同遵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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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译文：天下的人都认为孝悌忠顺之道是正确的，却没有什么人知道进一步对孝悌忠顺之道加以认真考察，然后再去慎重实行，因此天下混乱。都认为尧舜之道正确而加以效法，因此才发生杀死君主、背叛父亲的事情。尧、舜、汤、武或许正是违反君臣之间道义、扰乱后世教令的人物。尧本来是君主，却把自己的臣子推尊为君主；舜本来是臣子，却把自己的君主贬为臣子；商汤、周武作为臣子却杀死自己的君主，还宰割了君主的尸体。对此，天下的，人却都加以称赞，这就是天下至今不能得到治理的原因所在。所谓明君，应该是能够控制臣子的人；所谓贤臣，应该是能够彰明法律、治好官务来拥戴君主的人。现在情形则是，尧自以为明智，却不能对舜加以控制；舜自以为贤能，却不能对尧尽心拥戴；商汤、周武自以为仗义，却杀了自己的君主。这就是自称为明君的却常常失位，而自称为贤臣的却常常篡权的情形。所以直到现在还有做儿子的夺取父亲家业、做臣子的夺取君主权力的事情发生。照此看来，父亲把家业让给儿子，君主把王位让给臣下，绝不是什么确定名位统一教令的正确途径。
我听说：“臣子服事君主，儿子服事父亲，妻子服事丈夫，这三种秩序理顺以后，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如果违背了这三种秩序，天下就会混乱。”这是天下的正常法则，就是明君、贤臣也不能变更。既然这样，那么即使君主不够贤明，臣子也不敢侵犯。现在尊尚贤人、任用智者没有一定之规，是悖逆之道，一般人却总认为治国之道。正因如此，在齐国田氏得以夺取吕氏政权，在宋国戴氏得以夺取子氏政权。这些人都是有才能又有智慧的人，哪里是既愚蠢又不贤的人呢？由此看来，废弃常道去尊尚贤人就会发生混乱，舍弃法制而任用智者就会产生危险。所以说：要尊尚法制而不能尊尚贤人。
古代记载说，舜面对父亲瞽瞍的朝见，表现出局促不安的样子。孔子说：“在那种时候，真危险啊，天下危险之极！对于道德高尚的人来说，父亲的确不能再把舜当儿子看待，而君主诚然不该再把瞽瞍当臣子看待。”我认为，孔子本就不懂什么孝悌忠顺之道。照他的说法来看，难道道德高尚的人，在朝廷就不能做君主的臣子，到家来就不能做父亲的儿子吗？做父亲的之所以希望有贤惠的儿子，是因为家人贫穷时他能使家人富足，父亲痛苦时他能使父亲高兴。做君主的之所以希望有贤能的臣下，是因为国家混乱时他能够加以治理，君主卑下时他能够加以尊祟。如有了贤子却不管父亲，那么父亲居家够痛苦的；现在情形是：有了贤臣却不管君主，那么君主权位也够危险的。既然如此，那么父亲有贤子、君主有贤臣倒恰好成为祸害罢了，哪里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所谓忠臣，应该不使君主处于危境；所谓孝子，应该不对亲人进行反叛。现在情形是，舜靠着贤能夺取了君主的国家，而商汤、周武靠着道义放逐、杀害了他们各自的君主；他们都是因为贤能而危害君主的人，天下却进而赋予他们以贤能的名声。
澹台子羽有着君子的仪表，孔子信以为真君子，就收他为徒；同他相处时间长了，却发现他的品行和他的容貌很不相称。宰予说起话来非常文雅，孔子相信他是真文雅。就收他为徒5同他相处时间一长，却发现他的智力远不及他的口才。因此孔子说：“按照容貌取人吧，在于羽身上行不通；按照言谈取人吧，在宰予身上行不通。”看来，即使凭借孔子那样的聪明，也还有看人失实的结论。现在流行起来的巧辩大大超过了宰予，而当代君主听起话来又比孔子还要眩惑；因为喜欢他的言论，就去任用他这个人，这怎么能不出差错呢？因此，魏国听信孟卯的花言巧语，结果带来了华阳之战的惨败；赵国听信赵括的纸上谈兵，结果造成了长平之战的大祸。这两件事，都是任用能说会道的人而铸成了大错。如果炼铜造剑时只看所掺的锡和火色，就是欧冶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可是用这把剑到水上砍死鸽雁，在陆上劈杀驹马，那么，就是减获也不会把剑的利钝搞错。如果只是打开马口看牙齿，以及观察外形，就是伯乐也不能判断马的好坏；可是让马套上车，看马究竟能跑多远。就是减获也不会把马的优劣搞错。如果只看一个人的相貌、服饰。只听他说话议论，就是孔子也不能断定这个人能力怎样；可是在官职上一试验，用办事成效一考察，就是庸人也不会怀疑他是愚蠢还是聪明了。所以，明着手下的官吏。宰相‘定是从地方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个挑选出来的。有功劳的人必定给予奖赏，那么俸禄越优厚他们就越受鼓励；不断地升官晋级，那么。官职越高他们就越能办事。高官厚禄，公务大治，是称王天下的正道。
拥有巨石千里，不能算富有；拥有俑人百万，不能算强大。石头不是不大，俑人数目也不是不多，但不能说是富强的原凶：在丁巨石上不能生产粮食，而佣人不能用来抗击敌人。现在经商谋官和凭技艺牟利的人都是不靠种田吃饭的，这样土地得不到耕种。和巨石毫无二致。儒生和游侠没有军功，却得以显贵和出名，那就是使不动的人，和俑人的作用一样。现在只知道把巨石和俑人看成祸害。却不知道经商谋官和儒生游侠也是有地不垦、不能使用，同样是个祸害，那就是不懂得据事类推的人了。
因此，实力抗衡的别国君主尽管喜欢我们的仁义，我们却并不能叫他进贡称臣；关内侯虽然反对我们的行为，我们却肯定能让他拿着礼物来朝拜。可见力量大就有人来朝拜。力量小就得去朝拜别人，所以明君务求发展实力。在严厉的家庭中不会有强悍不驯的奴仆。在慈母的娇惯下却会出败家子。我由此得知威严和权势能够禁暴，而道德再好也不足以制止混乱。
圣人治理国家，不是依赖人们自觉为自己办事的善行，要的是那种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要是靠人们自觉地为自己办事的善行，国内找不出十几、几十个；要是形成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就可以使全国整齐一致。治理国家的人需要采用多数人都得遵守的措施，不能用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办法，因此不应该推崇德治，而应该实行法治。定要依靠自然挺直的箭杆。几千年也造不出箭来；定要依靠自然长成的圆木，几万年也造不成车轮。自然长成的直杆和圆木，既然千年万载也没有一个，那为什么大家还都能有车坐、还都能射箭打猎呢？因为应用了加上木材的工具和方法。虽然也有不经过加工就自然合用的直杆和圆木，但好工匠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要坐车的不是一个人，射箭打猎也不是只发一箭。虽然也有不靠赏罚就能自行去做好事的人，但明君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法不可丧失，而所要统治的也不是一个人。所以有办法的君主，不随和偶然的天生善行，而推行必然的政治措施。
如果对别人说：“我让你一定又聪明又长寿。”那么。大家肯定会认为这是说谎骗人。因为一个人的智力，是先天造成的；一个人的寿限，是命里注定的。这种天性和命定的东西，不是能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用人家不能做到的事去讨好人家。所以大家才说他说谎骗人。向人家说那些无法做到的事，这便是奉承，而奉承是一种本性。用仁义教人，就跟用智力和寿命取悦别人一样，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光是称赞毛啬、西施的美丽，并不能使自己变得好看；用脂泽粉黛化妆—番，就能比原来漂亮几倍。空谈先王的仁义，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彰明自己国家的法度，在国内坚决实行赏罚，也就如同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的脂泽粉黛。所以明君急切地追求有效的手段，而不去理睬虚妄的颂扬，所以不讲什么仁义道德。
如今的巫祝为人祈祷时总是说：“愿你长生千秋，万寿无疆！”这种千秋万岁的声音在耳边喋喋不休，可是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这就是人们看不起巫视的原因。现在世上的儒家游说君主时，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不了解奸诈邪恶的实情，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儒家侈谈什么：“要是听从我的主张，就可以称王称霸。”这就是游说者中的巫视，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明君办实事，去无用，不空谈什么仁义道德，也不听信学者的言论。
现在，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要得民心。”如果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伊尹、管仲就没有用处了，只要听任民众就一了百了了。民众的认识就像婴儿的心智一样，是不能信从的。婴儿不剃头就会肚痛，不剖疮就逐渐加重；而要给婴儿剃头和剖疮，必须由一个人抱着，由慈母给他处理；即使这样他还会哭喊不止，因为婴儿并不知道给他吃点小苦会带来大的好处。如今君主加紧督促开荒种田，为的是增加民众的收入，却被认为太残酷；制定刑法，加重惩罚，为的是禁止奸邪，却被认为太严厉；征收钱粮的赋税，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供养军队，却被认为太贪婪；使国内民众必须知道披甲上阵，而不准私自免除兵役，为的是征服敌人，却被认为太凶狠。上述四项措施，本是为了治国安民，可是民众却不欢迎。君主所以要寻求圣明通达的人，就是因为民众的认识是不能信从和作为标准。当初大禹疏通江河。而民众却用瓦石去填塞；子产提倡开荒种桑，而郑国民众却要责骂。大禹使天下人获得利益，子产使郑国得以保全，但都受到人们的诽谤，可见民众的认识显然是靠不住的。所以选拔人才时希图得到贤人智士，治理国家时指望顺应民众心理，都是造成混乱的根源，是不可能用来治理好国家的。

忠孝心得：臣子服事君主，儿子服事父亲，妻子服事丈夫，这三种秩序理顺以后，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如果违背了这三种秩序，天下就会混乱。”这是排位序列，我深以为然，没有序列就会出问题，比如如果马路上没有红绿灯，汽车乱开，就会造成秩序混乱。
与其羡慕别人美貌，不如自己梳妆打扮，在现有的基础上能够更好看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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饬令译文：整饬法令，法令就不会随意改变；法令公正，官吏就无从成奸。法令既经确定，就不要因为善良言论来损害法令。按功劳来任用，民众就会祟尚空谈。执行法令，实行乡里断案制度。以五个乡里为断案单位的国家，能够称王天下；以九个乡里为断案单位的国家，能够强盛起来；而案子得不到及时处理的国家就会削弱。
　　要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用赏赐来鼓励作战，实行厚禄制度，。巡查都邑中的违法行为，都邑中就没有违法买卖。奢侈物品多，工商业者多，农事放松，奸邪势盛，国家就必定削弱。民众有了余粮，就让他们用粮食捐取官爵；官爵的取得一定得凭自己的力量，农事就不会懈怠了。三寸长的竹管如果没有底子，是装不满的；授给官爵和俸禄如果不根据功劳，也就像没有底子的竹管一样。国家根据功劳授予官和爵，这叫做用成绩来集中智谋，用威势来鼓励勇敢作战，而这样的国家是无敌的。国家根据功劳授予官和爵，治国就能省事，空话就被杜绝，这叫做以简明法治排除繁琐人治，以法律条文排除无用言论，因为是按功劳授予官爵的。正因如此，国家就实力雄厚，天下就没有哪个能侵犯了。出兵一定有所攻取。攻取以后一定能够长期占有；按兵不动的话。国家也必定富强。朝廷政事，小的方面也不准诽谤，只有立功才能取得官爵。朝廷上即使有人说坏话，也不能干扰这种做法。这叫做用规章制度治国。凭实力进攻敌人，出分力可取得十分的成果；凭空话进攻敌人。出十分力会受到百分的损失。国家崇尚实力，这叫做从难处着眼准备进攻；国家崇尚空谈，这叫做从易处着眼准备进攻。
刑罚重，赏赐轻，这是君主爱护臣民，臣民就拼死立功求赏；赏赐重，刑罚轻，这是君主不爱护臣民，臣民就不会拼死大功求赏。赏赐的唯一来源在于召主，这个国家就无敌于天下；赏赐的来源一分为二，军队就只有半数听用；赏赐出于十个地方，民众就保不住了。用重刑促使民众明白取舍，对君主就有利。执行刑罚时，对轻罪要重罚，这样人们轻罪就不敢犯，重罪吏不敢碰。这叫做“以刑除刑”。要是对重罪用轻刑的话，刑罚轻了，犯法的事就容易发生。这叫做“以刑招刑”，而这样的国家必致削弱。
饬令心得：赏罚分别，有赏有罚，令行禁止，这是韩非一贯的治国主张，并且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地方可以刑法或者赏赐，如果处于多个地方，民众就保不住了，因为民众不知该听谁的，那就谁的赏赐重就向谁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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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分译文
    凡是国土广大、君主独尊的，自来都是因为法制严厉而可以在天下达到令行禁止的。因此作为君主在划分爵位、制定俸禄时。就必须严格执行重法原则。国家太平，民众就安定；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法制严厉符合人之常情。法禁松弛不符合社会实际。况且拼命出力．是民众固有的，他们的心理无非是想拼命出力去获得渴望的东西。而民众赛欢什么。厌恶什么。是由君主一手控制着的。民众喜欢的是利禄，厌恶的是刑罚；君主掌握民众好此恶彼的心理来使用民力，和实际情况个应该有差错。既然如此，那么法禁松弛，政事有失，正是由于刑赏不当。君主治理民众不能掌握法度除恶务善。这样情形一旦出观。也就等于没有法制了。
    所以根据国家治乱的原理，应把致力于区分刑赏作为当务之急。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哪位君主不实行一定的法令。然而结果却是存亡各异；君国灭亡，在于法令之中刑赏不分。进一层说，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哪位君主实行刑赏时是不加区分的。然而有的所谓“区分”，是拿了不同标准进行区分。实际上这并不能称为真正的区分。至于明察的君主的刑赏区分，则是按统一标准进行的区分。因此明君统治下的民众都重视法制畏惧禁令，既希望不要犯罪，又不敢妄自取赏。所以说：不等到用刑用赏。民众就都服服贴贴地做事了。
因此，那种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善于把禁止奸邪作为急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禁止奸邪的法律是和人情息息相通。和政理紧密相关的。既然如此，那么去掉那些不易觉察的奸邪行为要用什么方法呢？关键在于一定要使民众窥探彼此的隐情。那么又怎样使民众互相窥探呢？大致说来。也就是同里有罪连坐受罚罢了。假定禁令有牵连到自己的、从情理上看他们不得不相互监视，唯恐牵连到自己头上。不允许有奸心的人得到隐匿的机会，靠的是四下里有眼睛盯着。这样一来。民众自己就会谨慎小心而对别人进行监督。从而揭发坏人的隐秘。告奸的人免罪受常，有奸不报的人一定要连带受刑。如能这样，各种各样的奸人就被揭发出来了。连细小的奸邪行为都不容发牛，是靠暗中告密和实行连坐所起的作用。
    对法律整饬得极其严明的君主，依靠的是法律条文而不是一二人才。因此有办法的国家，毋需名扬四海。就能无敌于天下，国家得到治理，这都是是依靠法度的缘故。丧失主权的国家，让敌兵公开地在境内活动而不能予以防御机制止的原因，在于只凭一二人才而没有法术，自取灭亡，是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进攻别国，是法术的力量在起作用。所以在有办法的国家里。总是排斥空谈而仟用法术。
    凡属和有关条例存关奈例曲相附会的虚功是难以识破的，凡属经花言巧语掩饰的错误是难以发现的；因此。刑赏易为表里不一的情况所惑乱。所谓依据条例而难以识别的功勋。就是奸功；臣下那些难以发现的过失，就是失根。依据条例则不能发现虚功．仪依常情判断就发现不了奸情。这样一来。刑罚和赏赐怎能不双双产生差错呢？因此，徒有虚名的功臣在闰内捞得声誉，夸夸其谈的说客在国外巧取私利，结果愚妄、怯懦、暴庆、巧诈的种种人物串通一气，用虚无的道理迎合世俗、取悦社会。所以那些国法得不到执行，而罪不容诛的犯人得以逃脱刑罚的制裁。这样的话，刑罚和奖赏怎么会不发牛歧异？事实本来摆在面前，但按常理推断却失去了正确度量。度量发生差错，并不是法度造成的；尽管法制业已明定，但依靠的却是私智。放弃法制而依靠智慧，那么接受任务的官员怎能把握要领？事务要领与事务本身统一不起来。那么法令哪能不出差错，而刑罚又哪能不趋烦乱？因此，赏罚混乱不堪，国法错误百出，是由于刑赏区分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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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分心得：韩非子在这篇文章中谈的虽然是君主治国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但对两千多年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仍然是具有某些借鉴意义的。“制分”，即掌控好刑赏的界限、分际——也就是标准。在这篇文章中，韩非子再次申述了君主治国要靠刑赏两手来控制臣民的“法治”主张。利用臣民好利恶害的本性，对好的行为用奖赏以鼓励，对违法的行为用刑罚以惩罚，这样就能很好地驾驭他们，从而把国家治理好。与《韩非子》前面各篇有所不同的是，他在这篇中更加强调了“法治”(即刑赏)标准的重要性，认为治国有法制，但却有的存、有的亡，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掌握好刑赏的分际。而“法治”的分际或标准关键在于两条：一条是通过“同里相坐”的方式以“去微奸”，二是对难以识别的功劳和难以发现的过错，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应严格地“任数不任人”、“去言而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