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华的《韩非子》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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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和商鞅，代表的术和法，这两者都非常重要，君王不会用术，便无法驾驭臣子，商鞅只会用法，只在乎君主秦孝公，没有用势，最后也落得车裂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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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说疑译文
治国的大事，不仅仅指的赏罚得当。赏无功的人，罚无罪的人，不能称作明察。赏有功的人，罚有罪的人，且全无遗漏，作用仅仅局限在个别人身上，并不能起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的作用。因此，禁止奸邪的办法，首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现在世上的人都说“给君主带来尊崇，国家带来安定的，必然要靠仁义智能”，却不知道导致君主卑下、国家危乱的，必定因为仁义智能。所以掌握法术的君主，据弃仁义，废除智能，用法来使人服从。因此声誉远播而名震四海，百姓太平而国家安定，在于君主懂得使用民众的方法。一般而论，术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法是官吏应该遵循的。既然这样，那么派遣侍从官员每天把法治的道理传达到宫门之外，直到境内的民众每天都看到法令，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过去有扈氏有个臣子叫失度，兜氏有个臣子叫孤男，三苗有个臣子叫成驹，夏桀有个臣子侯侈，商封有个臣子叫崇侯虎，晋国有个臣子叫优施，这六个人都是导致国家灭亡的臣子。他们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内心阴险毒辣，外表小心谨慎，用以表明自己善良；称颂远古，使好事变坏；善于控制君主，收集君主隐微的意向，以投合君主的爱好来扰乱君主：这些都是郎中官和左右侍从一类的人。以往的君主，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安国存，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危国亡。得到大臣这一点是相同的，但利弊相差极大，所以君主对于左右近臣不能不加倍小心。做君主的确实能明察臣子说的话，那么区别贤与不贤的人就像区别黑白那样清楚了。

　　至于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是见利不动心，临危不惧的。有的给他天下都不接受，一旦遇到劳苦和屈辱，就不愿要官府的俸禄。见利不动心的人，即使君主厚赏，也不能勉励他；临危不惧的人，即使君主重罚，也不能镇服他：这叫做不服从命令的人。这十二个人，有的隐居而死在山洞里，有的枯槁而死在荒野上，有的在深山里饿死，有的投水自尽。有了这样的人，古代的圣王都不能让他们做臣，当今之世，又用他们派何用场？

　　至于夏桀时的关龙逢，商纣时的五子比干、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治、楚国的申胥、吴国的伍子胥，这六个人，都凭激烈争辩或强行劝谏来压服君主。如果君主采用他们的主张处理政事，就会出现如同师徒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君主对他们如果有一句话语不听从，一件事情不照力、，他们就用强硬的措施来侮辱君主；豁出命来等待处理，即使家破人亡，腰斩两段，手脚异处，做来也不畏惧。像这样的臣子，古代的圣王都不能容忍，当今之世，又怎么用他们呢？

　　至于齐国的田常、宋国的子罕、鲁国的季孙如意、晋国的孙侨如、卫国的子南劲、郑国的太宰欣，楚国的白公胜、周国的单荼、燕国的子之，这九个人作为臣子，他们的行事，都是结党营私来侍奉君主，不走正道而大搞谋私的勾当，对上威逼君主，对下破坏国家安定，勾结外国势力来扰乱国内政事，拉拢下属来对付君主，做来毫无顾忌，像这样的臣子，只有圣王明主才能予以控制，至于昏君乱主，能看得出来吗？

　　至于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蠢、文种、逢同、华登，这十五个人作为臣子，他们的行事，都是早起晚睡，自谦自卑，恭敬地表白自己的心意；严明地执行刑法、优异地干好职事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进献好的建议、通晓统治法术而不敢自我夸耀，立了功成了事也不敢自表劳苦；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家庭残破，为了君主安全，不惜献出生命；把君主看成上天和泰山一样尊贵，把自身看成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君主在全国有美好的名声和广泛的声誉，而自己安于接受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的地位。像这样的臣子，即使遇到昏君乱主仍可建立功业，何况遇到贤明君主呢？这就叫做霸王的助手啊。

　　至于西周的滑之、郑国的公孙申、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楚国的芋尹申亥、随国的少师、越国的种干、吴国的王孙额、晋国的阳成泄、齐国的竖刁、易牙等，这十二个人作为臣子，都是见小利而忘法纪，进则埋没贤良去蒙蔽君主，退则扰乱百官而兴祸作乱；都辅佐他们的君主，迎合君主的欲望，假如能取得君主的一点欢心，即使败坏国家、残杀民众，也不难办到。像这样的臣子，即使是圣明君王也伯被夺权，何况昏君乱主，能不失去权柄吗？有这些臣子的君主，都身死国亡，被天下人耻笑。所以周威王被杀，国家分成两半；郑君子阳被杀，国家一分为三。陈灵公死于夏征舒之手，楚灵玉死在乾溪之上，随国被楚国所灭，吴国被越国吞并，智伯被消灭在晋阳城下，桓公死后六十七天不得收殓。所以说：阿谀奉承的臣子，只有圣明君主才能识别，而昏君乱主却去亲近他们，因而落到身死国亡的地步。

　　圣王明君就不是这样，选拔臣子时，对内不回避自己的亲属，对外不排除自己的仇敌。正确的，就据以任用；错误的，就据以处罚。因此，贤良的人就得到进用，而奸邪之臣都被斥退，所以一举就能使诸侯臣服。在历史典籍的记载中，尧时有儿子丹朱，舜时有儿子商均，夏启时有儿子太康等五人，商场时有孙子太甲，武玉时有弟弟管叔、蔡叔。这五个帝王惩罚的，都是自己的父兄子弟一类的亲属，为什么要使他们家破人亡受到惩罚呢？因为他们祸国殃民，败坏法治。请看圣王选拔的人，有的隐居在山林洞穴之中，有的囚禁在监狱桎梏之中，有的从事宰割烹调、割草放牧、喂牛等活计。然而明君不嫌弃他们地位卑贱，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彰明法度，有利于国计民生，据此选拔他们，君主地位得以巩固，声望得以提高。

　　昏君乱主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臣子的思想行为，却把国家大权委任给他们，所以轻者君主名望下降、国土丧失，重者国家灭亡、君主身死，根源就在于不懂得任用臣子。不能用法术来衡量臣子，必然根据众人的议论来判断他们的好坏。众人称赞，就跟着喜爱；众人诽谤，就跟着憎恶。所以做臣子的不惜破家费财，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来制造声誉，用暗中订立盟约来加强勾结，用口头上封官许愿来给予鼓励。说什么“顺从我的就能得到好处，不顺从我的只能得到祸害”。众人贪图奸臣给的利益，又迫于他的威势，从而认为：“他真能对我高兴，就会让我得到好处；对我猜忌恼怒，就会伤害我。”众人都归附他，民众也靠拢他，把一片赞美声传遍全国，上达到君主那里。君主又不能弄清楚实情，因此认为他是贤人。奸臣又会派出诡诈的人，在外充当别国宠信的使者，把马车借给他，给他瑞节使人相信，教他外交辞令使他庄重，用贵重的礼物资助他，让他作为外国使者来游说本国君主，暗中夹带为奸臣说话的私心而议论公事。为谁做使者呢，是为别国的君主；为谁讲话呢，是为君主左右的奸臣。君主喜欢使者的话，认为他讲得头头是道，从而认为他称赞的奸臣是天下的贤士。国家内外对于君主左右的那个奸臣，都异口同声地暗示君主：重者要君主甘愿卑身让位而居其下，轻者赏赐高爵厚禄使奸臣得利。奸臣位高禄厚，党羽越聚越多，又有篡夺君权的野心，其他党羽就变本加厉地迎合他的心意，劝他说：“古代的所谓圣明君主，并不是父子兄弟依次传授王位；而是依靠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威逼和杀害君主而谋求大利的。”奸臣问：“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党羽就说：“舜逼迫尧，禹逼迫舜，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这四个王，都是作为臣子而杀了自己的君主，天下却都称赞他们。考察四个王的思想，是出于贪得天下的野心；衡量他们的行为，是使用了暴乱的武力。然而这四个王虽说自管扩充势力，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了不起；自管显耀名声，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很高明。这样，威势足以凌驾天下，利益足以压倒一世，天下人都顺从他们。”又说；“根据现在知道的，田成子夺取齐国，司城子罕夺取宋国，太宰欣夺取郑国，单荼夺取周国，易牙夺取齐国，韩、赵、魏三家分晋，这八个人，都是臣子杀死自己的君主而立的。”奸臣听到这些话，急忙竖起耳朵点头称是。所以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窥测时机，发动政变，一举而夺取国家政权。再说，对内利用党羽挟持或杀害君主，对外利用诸侯势力来颠覆自己的国家，背离正道，心怀阴谋，对上钳制君主，对下扰乱法治，这样的奸臣，是数不清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君主不懂得选择臣子。史书记载说：“周宣王以来，亡国的就有几十个，其中臣子杀死君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所在多有。”那么祸乱从国内产生和从国外兴起的各占一半。能集中民力抵抗祸乱，即使国破身死，还都算是贤明的君主。至于改变法令，君臣易位，把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拱手交给别人，这才是最大的错误。

　　做君主的，假如真能洞察臣子的言论，那么即使打猎骑马，沉溺女乐，国家还是可保全的；不能洞察臣子的言论，即使节俭勤劳，布衣粗食，国家仍是要灭亡的。赵国的前代君主敬侯，不修德行，而喜欢尽情享乐，满足于身体安适，耳目快乐，冬天射箭打猎，夏天泛舟游玩，不分昼夜地饮酒，一连几天都不放下酒杯，不会喝酒的用竹筒对着嘴巴往里灌，进退不严肃，回答不恭敬的，就在席前杀死。请看，起居饮食像这样没有节制，处罚杀戮像这样没有标准，但是敬侯在位几十年，军队不曾被敌国挫败，土地不曾被四邻侵占，内部没有群臣百官闹事，外面没有邻国侵略的祸患，这些都是因为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燕王哙是召公爽的后裔，拥有方圆几千里国土，几十万士兵。他，不沉洒于女色，不听妙音佳乐，在宫内不兴建深池高台，在宫外不射箭打猎，还亲自拿着农具来整治田地。子哙甘受劳苦来为民操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古代所说的圣王明君，他们不辞辛劳而为国操心，也是不会比子哙在上的，但是子哙却身死国亡，君位被子之篡夺，自身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

　　所以说：臣子中有五种奸邪行为，而君主却不曾识别。做臣子的，有滥用财物行贿来骗取声誉的，有致力于奖赏赐予来拉拢民众的，有致力于结党营私网罗智士来胡作非为的，有凭借免除赋役、赦免罪犯来提高声威的，有致力于迎合下属而颠倒是非和用危言耸听、奇装异服、漂亮称号来惑乱人们视听的。这五种人，是明君所疑虑、圣君所禁止的；去掉这五种人，那么诡辩和奸诈的人就不敢在君主面前乱说乱动了。而好话说得多、实事做得少，行为不合法令的人，就不敢歪曲事实来夸夸其谈了。因此，群臣闲居时就会加强自身修养，办事时就会尽力守职，没有君主的命令不敢自作主张，乱说乱动，这是圣明君主用来驾驭臣子的办法。那些圣明的君主，并不局限于在可疑的事上观测臣子。见到可疑的事而不反过来联系到其他事，弄清真相的，是天下少见的。所以说：庶子中有和嫡子行事一样的人，配偶中有和正妻尊荣相等的妄，朝廷中有和国相权势相同的大臣，臣子中有和君主地位相似的宠臣，这四种情况，是使国家陷于危险的根源。所以说：内廷的宠妃与王后并列，外朝宠臣和君主争权，庶子和嫡子匹敌，大臣和君主相似，都是通向祸乱的必由之路。所以《周记》上说：“不要抬高妄的身价而压低正妻的地位，不要降低嫡子的地位而抬高庶出者的身份，不要推重宠臣而使他们与上卿匹敌，不要因为尊敬大臣而使他的权势与君主相当。”上述四种混淆上下关系的做法一旦被摧毁，君主就没有顾忌，臣下就没有邪行；这四种做法要是不被摧毁，便会以君主身死、国家灭亡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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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韩非子·诡使」原文
　　圣人用来作为治理国家的措施有三种：第一是利禄，第二是威权，第三是名称。利禄是用来赢得民众的，威利是用来推行政令的，名称是君臣共同遵行的准则。除了这三种，即使还有别的措施，也不是急需的了。现在利禄不是没有，民众却不受君主感化；威权不是不存在，民众却不去服从；官府不是没有法令，但办事时却没有严格按照明文规定。这三种措施不是不存在，但社会有时安定，有时混乱，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推崇的东西和他用来治理国家的措施相违背。
　　设立名位称号，本是用来表示尊贵的，而现在有人轻视名位和实权，世俗却称赞他们高尚。设立爵位等级，本是用来作为区别贵贱基本标准的，但是对君主傲慢而不愿求见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贤明。威利是用来推行政令的，而对于那些无视利禄和轻视权威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庄重。法令是用来治理国家的，但对于那些不遵从法令而为私门效劳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忠诚。官爵是用来勉励民众的，但对于那些追求声誉而不肯做官的人，世俗却称赞他们是有气节的人。刑罚是用来独揽威严的，但对于那些无视法令、不怕刑杀的亡命之徒，世俗却称赞他们是勇士。民众急于追求名声，超过了追求实利；这样，一些沦落到饥饿贫困境地的士人，哪能不隐居深山折磨自己以便在天下挣得名声呢？所以，社会得不到安宁的原因，不是下面的罪过，而是君主失去了治国的原则。君主常常尊重那些造成祸乱的行为，而轻视那些能使社会安定的措施，因此下层人士向往的，就经常和君主应该用来治国的措施背道而驰。
　　现在让臣子听从君主，是君主的当务之急。但对于忠厚老实、纯朴诚信、做事专心、说话谨慎的行为，却被说成是贫陋无礼。严格遵守法度，认真听从政令，却被说成是愚笨。尊敬君主，害怕犯罪，却被说成是胆小。言论适合时宜而有分寸，行为符合法治而恰如其分，却被说成是没有出息。对君主没有二心而不从事私学，听从官吏而遵循教化，却被说成是浅薄。
　　不接受君主的召唤，却被称为正直。不接受君主的赏赐，却被称为清廉。不接受君主的制约，却被称为平等。有令不听从，却被称为勇敢。对君主毫无益处，却被称为厚道。缺乏上进精神，为人与世无争，善于行德施惠，却被称为仁义。为人持重而妄自尊大，却被称为长者。私立学派，结帮成群，却被称为师徒道统。沉默寡言，安于现状，无所事事，却被称为善于思考问题。损害道义，追逐私利，却被称为机灵。凶险浮躁，反复无常，却被称为聪明。主张先人后己，对官爵高低同等看待，宣扬泛爱天下的，却被称为圣人。鼓吹一般原则、根本规律，理论站得住而实际不可用，干起事来悖于社会常法的，却被称为是伟人。轻视爵位俸禄，不服从君主统治的，却被称为俊杰。臣下习染这种风气到如此地步，在内就会扰乱民众，出外就会不利于祖国。君主本该禁止他们的欲望，废除他们的非法活动，这样尚且阻挡不住，还要去推波助澜尊重他们，这是教导臣下犯上作乱，还想达到天下大治。
　　总的说来，君主用来治理国家是靠的刑罚，而现在自行其是的人却得到尊重。国家得以维系是靠的社会安定，而现在浮躁凶险、搬弄是非、阿谈奉承的人却受到任用。全国民众服从君主而令行禁止，靠的是信义和德行，但现在那些狡猾奸诈而惯于诬馅倾轧的人却得到使用。法令得以实行，威严得以树立，靠的是臣下恭敬虔诚地听从君主，但现在那些隐居深山、攻击现实的人却声名显赫。粮仓得以充实，靠的是把农耕作为本业，但现在那些从事纺织、刺绣、雕刻之类末业的人反而富裕。名望得以树立，地域得以扩大，靠的是打仗的士兵；现在阵亡战士的孤儿却饥饿不堪，到处流浪乞讨，而那些优伶酒徒却高车大马穿锦衣绣。赏赐俸禄是用来换取民众为君主卖命的，现在有战功的人劳而无赏，而那些在君主跟前占卜、看手相、弄神作鬼、巧言奉承的人却经常得到赏赐。君主掌握法律条令是为了控制生杀大权，但现在奉公守法的人想用逆耳的忠言向君主进谏却得不到接见，而那些花言巧语、内外行奸、在社会上侥幸投机的人却经常得到晋见。根据法令直言不讳，名实相符，遵循有关规定，铲除奸邪的人，为的是帮助君主治理国家，但君主却越发要加以疏远；而那些逢迎取媚、顺从君主的意愿和欲望而危害国家的人却成了亲信。征收租税，集中民力，是为了防备国难、充实仓库，而士兵逃避耕战，躲藏起来，依附于权门贵族来偷免得役赋税，结果使君主失去了劳力，这样的人竞数以万计。拿出好的田地房屋作为赏赐，是为了鼓励士兵奋勇作战的，而一方面，那些身首异处、尸骨抛散在荒野上的战士，活着没有房子容身，死后田地还要被夺去；另一方面，有姿色的少女、没有功劳的大臣和亲信们，却挑选好的房屋和田地尽情享受。赏赐一律由君主颁发，是为了便于驾驭臣下的，但披甲野战的士兵得不到赏赐和职位，游手好闲的所谓学者却得以显贵。君主拿了这些反常现象作为教化，名声怎能不卑下，权位怎能不危险？使君主名声卑下、权位危险的人，一定就是那些不服从法令，怀有二心而专搞私学，反叛现实社会的人。假如不禁止他们的行为，不解散他们的群党，还要去尊重他们，那就是当权者的过错了。君主树立廉耻标准，是用来劝勉臣下的。现在士大夫却不以肮脏卑鄙的勾当为耻而做官，有裙带关系和私人交情的人不按官阶次第而升官。赏赐是用来使人尊贵的，但现在英勇作战的有功之士却贫贱不堪，而那些谄媚逢迎的人和优伶酒徒却得以越级做官。名号和功业相符合关系到君主的威势和尊严，然而现实是君主受到蒙蔽，近臣宫女同时弄权，各个部门都能给人定爵和提升官吏。这些反常现象表明当权者措施已经严重失当了。大臣任人为官，先与亲信密谋策划，植党营私，尽管他们不按法律行事，但赏罚大权已被臣下操纵了，结果君主地位就变得卑贱而大臣权势就变重了。
确立法令的目的是为了废止私行。法令得以贯彻，私行就必被废止。私行是扰乱法令的罪魁。现在那些怀有二心专搞私学、隐居山林、老谋深算的士人，重则诽谤现实，轻则造谣惑众。君主不加以禁止，还要进一步用美名抬高他们，用实利提拔他们，结果就是使无功者显贵，无劳者富有。这样一来，怀有二心专搞私学的士人怎能不挖空心思、玩弄智巧和诽谤法令，去拼命追求那些和当代政治背道而驰的东西呢？大凡危害君主统治、反对现实社会的，常常就是那些身怀异心大搞私学的人。所以《本言》说：“国家安定靠的是法，国家混乱棍子在私。法立起来的话，就没有人再行私了。”所以说：倾向于私行的，社会必然混乱；倾向于法的，社会一定大治。君主不用法治，聪明的人就有违法言论，贤能的人就有违法企图。君主有法外的恩惠，下面就有非法的欲望，圣人和智者就会成群结队地制造谣言和诡辩，用非法手段对付君主。君主不严加禁止，反而对这些人大加尊崇，那就是教育下属不听从君主、不服从法令。结果就造成了贤人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依赖赏赐而富裕起来的现象。贤人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依赖赏赐而富裕起来，正因如此，君主便再也控制不住臣下了。
诡使心得：韩非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统治者把百姓的思想全部都统一起来，以法治国，国家便没有治理不好的，不允许出现有独立思想的人，一旦这样的人出现并被人推崇，便会无法很好的治理国家，说到周朝末期，诸侯争霸，老子横空出世应该也是应时而生，他推崇的是顺应万物自然而然，道德经直到现在都被中外许多国家所认可，存在即是合理，但到底该怎么分辨？韩非好像说的也没错，但他违背了社会万物自然生长的大道，如果只让一家生那万物便不生了，天下事有合有分，如果我们都只是听从统治者，没有自己的思想，恐怕社会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不断向前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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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反译文：害怕死亡，逃避危难，本是投降败逃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珍惜生命的雅士。学做神仙，设立方术，本是违反法治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大有学问的文士。游手好闲，给养丰厚，本是社会的寄生虫；世俗却称誉他们是有能耐的人。歪理诡辩，玩弄智巧，本是虚伪巧诈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辩士智士。行侠舞剑，喜斗好杀，本是凶暴而冒险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刚强威武的勇士。包庇大盗，隐藏坏人，本是该判死刑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仗义舍身的名士。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赞美的。奔赴国难，献身君主，本是舍生取义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失多得少的人。见闻很少，服从命令，本是保全法令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浅薄愚昧的人。尽心耕作，自食其力，本是创造财富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没有才能的人。品德优异，单纯朴实，本是正派善良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蠢笨呆板的人。重视命令，谨慎办事，本是尊重君主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胆小伯事的人。打击贼人，止住奸人，本是提醒君主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奉承讨好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诋毁的。奸诈虚伪而无益于国家的六种人，社会上是那样地赞美他们；努力耕战而有益于国家的六种人，社会上却这样地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反。平民从私利出发称赞前六种人，当代的君主听到虚名而尊重这些人，而得到尊重的，一定会得到好处。百姓从私害出发话毁后六种人，当代的君主受世俗蒙蔽而鄙视他们，而受到鄙视的，一定会受到迫害。结果声誉和赏赐归于私下干坏事、应当判罪的人，而诋毁和迫害却给了为国家做好事、应当奖赏的人。这样还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事。
古代有句谚语说：“执政好比洗头一样，即使会有一些头发掉落，仍是必须洗头的。”看重掉头发的损耗而忘记促使头发生长的好处，是不懂得权衡利弊的人。针刺痈疮是痛的，吃药是苦的；因为苦痛的缘故就不刺痈和吃药，就救不了命，治不了病。现在君臣相交，没有父子间的恩泽，却想用施行仁义去控制臣下，那么君臣之间的交往必定会出现裂痕。况且父母对于子女，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把她杀了。子女都出自父母的怀抱，然而是男孩就受到祝贺，是女孩就杀了的原因，是考虑到今后的利益，从长远利益打算的。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利弊相对待，何况是对于没有父子间恩泽的人呢？现在学者游说君主，都要君主抛弃求利的打算，而采用相爱的原则，这是要求君主有超过父母对于子女的亲情，也就属于不善于谈论恩泽问题的谎言和欺诈了，所以明君是不接受的。圣人治理国家，一是能详细地考察法律禁令，法律禁令彰明了，官府事务就会得到妥善治理；二是能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不出偏差，民众就会听从使唤。民众听从使唤，官府事务得到妥善处理，国家就富强；国家富强，兵力就强盛。结果，统一天下的大业也就随之完成了。统一天下，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统一天下的目的来治理国家，所以他根据能力任用官员，实行赏罚没有私心。要让士人民众明白，为国家尽力拼死，功劳就可建立，爵禄就可获得；获得爵禄，富贵的事业就完成了。富贵是臣子最大的利益。臣子怀着取得富贵的目的来办事，所以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力、事，竭尽全力。死而无怨。这叫做君主不讲仁爱，臣下不讲忠心，就可以因此统一天下了。
奸人在一定能被察觉的情况下，才会戒惧；在一定要受惩罚的情况下，才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觉的情况下，他就会放肆；在不会受惩罚的情况下，他就要横行。把廉价的东西放在冷僻之处，即使是曾参、史{鱼酋}这样有修养的人也有偷窃的嫌疑；把百金放置在闹市中，即使出名的盗贼也不敢取走。不被察觉，曾参、史绍就可能在暗处于坏事；一定察觉；大盗就不敢在闹市上取走放置的百金。所以明君治理国家，多设耳目，重罚罪犯，使民众由于法令而受到约束，不靠廉洁的品德而停止作恶。母亲爱护子女要倍于父亲，然而父亲严令子女的效果更十倍于母亲；官吏对于民众没有爱心，然而对于民众发号施令，其效果更要万倍于父亲。母亲过分宠爱子女，命令就行不通；官吏运用刑罚的威严，命令就能让人服从。采用威严的略好，还是仁爱的策略好，由此也就可以决断了。况且父母寄希望于子女的，行动上是想让他们安全有利，做人上是想他们不去犯罪。君主对于民众，危难时就要他们拼死作战，安定时就要他们尽力耕作。父母怀着深厚的爱，把子女安排在安全有利的环境中，但子女却不听父母的话；君主在不用爱与利的条件下要求民众为自己出死力，命令却能行得通。明君懂得这些，所以不培养仁爱之心而加强威严之势。所以母亲对子女厚爱，子女多数不好，是因为宠爱的结果；父亲不偏爱，常用体罚，子女多数，很好，是因为严厉的结果。
现在普通人家治理产业，用忍受饥寒来相互勉励，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督促，即使遭到战争的灾难，荒年的祸患，仍然能吃饱穿暖的，一定是这种人家；用吃好穿好来相互爱怜，用安逸享乐来相互照顾，遇到灾荒年月，卖妻卖儿的，一定是这种人家。所以把法作为治国原则，虽在开始时艰苦，日后定得长远益处；把仁作为治国原则，虽有一时的快乐，日后必定困苦交迫。圣人权衡法和仁的轻重，选择利益最大的一方，所以用法来相互强制，而抛弃仁人的相互怜爱。学者的话都说要减轻刑罚，这是乱国亡身的方法。大凡赏罚坚决，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赏赐优厚，想要的东西就会迅速得到；刑罚重，厌恶的东西就能很快禁止。要想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厌恶祸害，祸害是和利益相反的东西。违反自己的欲望，怎能不厌恶呢？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必然厌恶动乱，动乱是安定的反面。因此迫切希望治理好国家的人，赏赐一定优厚；非常厌恶动乱的人，刑罚一定很重。现在主张轻刑的人，不太厌恶动乱，也不太想治理好国家。这种人不但不懂策略，也不懂道理。因此判断一个人贤与不贤、笨与智的方法，在于他对赏罚轻重的看法。况且重刑，不单是为的惩罚人。明君的法度是供人度量行为的准则。惩治大盗，不只是惩治大盗本身；如果只是惩治大盗本身，那不过是惩治了一个死囚。对小偷用刑，不只是惩治小偷本身；如果只是惩治小偷本身，那不过是惩治了一个苦役犯。所以说：严惩一个坏人的罪行来禁止境内的奸邪，这才是惩治的目的。受到重罚的是盗贼，因而害怕犯罪的是良民。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重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至于优厚的赏赐，不只是奖赏功劳，还可以勉励全国民众。受到赏赐的乐于得利，未得赏赐的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劳一个人的功业而勉励了国内民众。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厚赏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现在不懂治国的人都说：“重刑会伤害民众，如果轻刑已能制止奸邪了，何苦定要实行重刑呢？”这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言论。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未必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设置重刑的条件下，奸邪全能得到制止；奸邪全能得到制止，这怎么会伤害民众呢？所谓重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小，而君主给予的惩罚重。人们不想因小利而蒙受大罪，所以奸邪必被制止。所谓轻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大，而君主给予的惩罚轻。人们向往大利而不怕犯罪，所以奸邪制止不了。所以先圣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却会被小土堆绊倒。”山大，所以人们会小心遵循；土堆小，所以人们粗心大意。要是实行轻刑，民众一定忽视它。民众犯了罪而不处罚，等于驱使国人犯罪而抛弃他们；让人犯了罪再加以惩罚，等于给民众设置了陷阱。因此，轻刑正如会使民众不经意而摔跤的小土堆。因而把轻刑作为治理民众的原则，不是导致国家混乱，就是为民众设置陷阱，这才叫伤害民众啊！
现在的学者都称引典籍中歌功颂德的话，而不考察当代的实际情况，说什么：“君主不爱民众，赋税总是很重，于是民众因用度不足而怨恨君主，所以导致天下大乱。”这是认为使百姓财用富足并施加仁受，即使减轻刑罚，国家也可以治理好。这话就不对了。大凡受到严惩的人，本来就是在财用富足后才犯罪的；即使财用富足后君主加以厚爱，并进而使用轻刑，还是会走向混乱的。母亲溺爱子女，提供的财货足够他们花用了；财货足够花用，他们就会滥用；一旦滥用，就会挥霍无度，溺爱子女，就不能坚决加以约束；不能坚决加以约束，就会使他们骄横放纵。挥霍无度，家境就会贫困；骄横放纵，行为就会暴虐。这就是财用富足并加以厚爱、使用轻刑造成的祸患。大凡人的本性，财用富足了，就会懒于劳作；君主软弱了，就会放肆地干坏事。财用富足还努力劳作的，只有古代的神农；君主治国手段软弱而自己行为保持美好的，只有曾参、史{鱼酋}。民众比不上神农、曾参、史绍是很清楚的。老子有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耻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危险和耻辱的缘故，在满足之后不再要求什么的人，只有老子。现在认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民众都看作老子了。所以夏桀贵为天子而不满足于自己的尊贵，富有四海而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宝。做君主的纵然使民众富足，但不能使他们富足得像天子一样，而夏桀也未必以天子为满足；那么纵然使民众富足，又怎么能用来作为治国的原则呢？所以，明君治理国家，顺应时务来获得财物，确定赋税来调节贫富；厚赏爵禄使人们竭尽才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嗯嗯所以他嗯嗯然后第一风险嗯嗯嗯嗯嗯本地的虑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是通往帝王大业的政治措施。
人都睡着了，就不知道谁是瞎子；都不说话，就不知道谁是哑巴。睡醒后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来回答，那么哑巴、瞎子就原形毕露了。不听他言语，没有本领的人就不能发现；不让他任职，没有德才的人就不能发现。听他说话而责求他有相应行动，让他任职而责求他能把事办成，那么没有本领、德才不好的人就原形毕露了。要想得到大力士，却光凭自己介绍，普通人和乌获就无法加以区别。把巨鼎大案交给他们举，是疲弱还是勇健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官职是试验人们才能的巨鼎大案，让他们办事，是愚蠢还是聪明就区别出来了。所以没有本领的人从君主不检查自己言论中取利，德才不好的人从君主不任用自己办事中取利。君主不检查他的言论，他就自吹善辩；君主不任用他办事，他就自命高明。当代君主迷惑于他的善辩，轻易相信他的高明，从而尊重他们；这是不等看东西就断定他眼明，不等说话就判定他口才好，这样，哑巴和瞎子就无从得知了。明君听取言论一定要责求实用，观察行为一定要责求功效，这样，虚伪陈腐的学说就没有人再谈了，虚妄自大的行为就掩饰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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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反译文：害怕死亡，逃避危难，本是投降败逃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珍惜生命的雅士。学做神仙，设立方术，本是违反法治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大有学问的文士。游手好闲，给养丰厚，本是社会的寄生虫；世俗却称誉他们是有能耐的人。歪理诡辩，玩弄智巧，本是虚伪巧诈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辩士智士。行侠舞剑，喜斗好杀，本是凶暴而冒险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刚强威武的勇士。包庇大盗，隐藏坏人，本是该判死刑的人，世俗却称誉他们是仗义舍身的名士。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赞美的。奔赴国难，献身君主，本是舍生取义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失多得少的人。见闻很少，服从命令，本是保全法令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浅薄愚昧的人。尽心耕作，自食其力，本是创造财富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没有才能的人。品德优异，单纯朴实，本是正派善良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蠢笨呆板的人。重视命令，谨慎办事，本是尊重君主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胆小伯事的人。打击贼人，止住奸人，本是提醒君主的人，世俗却贬斥他们是奉承讨好的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诋毁的。奸诈虚伪而无益于国家的六种人，社会上是那样地赞美他们；努力耕战而有益于国家的六种人，社会上却这样地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反。平民从私利出发称赞前六种人，当代的君主听到虚名而尊重这些人，而得到尊重的，一定会得到好处。百姓从私害出发话毁后六种人，当代的君主受世俗蒙蔽而鄙视他们，而受到鄙视的，一定会受到迫害。结果声誉和赏赐归于私下干坏事、应当判罪的人，而诋毁和迫害却给了为国家做好事、应当奖赏的人。这样还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事。
古代有句谚语说：“执政好比洗头一样，即使会有一些头发掉落，仍是必须洗头的。”看重掉头发的损耗而忘记促使头发生长的好处，是不懂得权衡利弊的人。针刺痈疮是痛的，吃药是苦的；因为苦痛的缘故就不刺痈和吃药，就救不了命，治不了病。现在君臣相交，没有父子间的恩泽，却想用施行仁义去控制臣下，那么君臣之间的交往必定会出现裂痕。况且父母对于子女，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把她杀了。子女都出自父母的怀抱，然而是男孩就受到祝贺，是女孩就杀了的原因，是考虑到今后的利益，从长远利益打算的。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利弊相对待，何况是对于没有父子间恩泽的人呢？现在学者游说君主，都要君主抛弃求利的打算，而采用相爱的原则，这是要求君主有超过父母对于子女的亲情，也就属于不善于谈论恩泽问题的谎言和欺诈了，所以明君是不接受的。圣人治理国家，一是能详细地考察法律禁令，法律禁令彰明了，官府事务就会得到妥善治理；二是能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不出偏差，民众就会听从使唤。民众听从使唤，官府事务得到妥善处理，国家就富强；国家富强，兵力就强盛。结果，统一天下的大业也就随之完成了。统一天下，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统一天下的目的来治理国家，所以他根据能力任用官员，实行赏罚没有私心。要让士人民众明白，为国家尽力拼死，功劳就可建立，爵禄就可获得；获得爵禄，富贵的事业就完成了。富贵是臣子最大的利益。臣子怀着取得富贵的目的来办事，所以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力、事，竭尽全力。死而无怨。这叫做君主不讲仁爱，臣下不讲忠心，就可以因此统一天下了。
奸人在一定能被察觉的情况下，才会戒惧；在一定要受惩罚的情况下，才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觉的情况下，他就会放肆；在不会受惩罚的情况下，他就要横行。把廉价的东西放在冷僻之处，即使是曾参、史{鱼酋}这样有修养的人也有偷窃的嫌疑；把百金放置在闹市中，即使出名的盗贼也不敢取走。不被察觉，曾参、史绍就可能在暗处于坏事；一定察觉；大盗就不敢在闹市上取走放置的百金。所以明君治理国家，多设耳目，重罚罪犯，使民众由于法令而受到约束，不靠廉洁的品德而停止作恶。母亲爱护子女要倍于父亲，然而父亲严令子女的效果更十倍于母亲；官吏对于民众没有爱心，然而对于民众发号施令，其效果更要万倍于父亲。母亲过分宠爱子女，命令就行不通；官吏运用刑罚的威严，命令就能让人服从。采用威严的略好，还是仁爱的策略好，由此也就可以决断了。况且父母寄希望于子女的，行动上是想让他们安全有利，做人上是想他们不去犯罪。君主对于民众，危难时就要他们拼死作战，安定时就要他们尽力耕作。父母怀着深厚的爱，把子女安排在安全有利的环境中，但子女却不听父母的话；君主在不用爱与利的条件下要求民众为自己出死力，命令却能行得通。明君懂得这些，所以不培养仁爱之心而加强威严之势。所以母亲对子女厚爱，子女多数不好，是因为宠爱的结果；父亲不偏爱，常用体罚，子女多数，很好，是因为严厉的结果。
现在普通人家治理产业，用忍受饥寒来相互勉励，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督促，即使遭到战争的灾难，荒年的祸患，仍然能吃饱穿暖的，一定是这种人家；用吃好穿好来相互爱怜，用安逸享乐来相互照顾，遇到灾荒年月，卖妻卖儿的，一定是这种人家。所以把法作为治国原则，虽在开始时艰苦，日后定得长远益处；把仁作为治国原则，虽有一时的快乐，日后必定困苦交迫。圣人权衡法和仁的轻重，选择利益最大的一方，所以用法来相互强制，而抛弃仁人的相互怜爱。学者的话都说要减轻刑罚，这是乱国亡身的方法。大凡赏罚坚决，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赏赐优厚，想要的东西就会迅速得到；刑罚重，厌恶的东西就能很快禁止。要想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厌恶祸害，祸害是和利益相反的东西。违反自己的欲望，怎能不厌恶呢？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必然厌恶动乱，动乱是安定的反面。因此迫切希望治理好国家的人，赏赐一定优厚；非常厌恶动乱的人，刑罚一定很重。现在主张轻刑的人，不太厌恶动乱，也不太想治理好国家。这种人不但不懂策略，也不懂道理。因此判断一个人贤与不贤、笨与智的方法，在于他对赏罚轻重的看法。况且重刑，不单是为的惩罚人。明君的法度是供人度量行为的准则。惩治大盗，不只是惩治大盗本身；如果只是惩治大盗本身，那不过是惩治了一个死囚。对小偷用刑，不只是惩治小偷本身；如果只是惩治小偷本身，那不过是惩治了一个苦役犯。所以说：严惩一个坏人的罪行来禁止境内的奸邪，这才是惩治的目的。受到重罚的是盗贼，因而害怕犯罪的是良民。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重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至于优厚的赏赐，不只是奖赏功劳，还可以勉励全国民众。受到赏赐的乐于得利，未得赏赐的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劳一个人的功业而勉励了国内民众。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对厚赏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现在不懂治国的人都说：“重刑会伤害民众，如果轻刑已能制止奸邪了，何苦定要实行重刑呢？”这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言论。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轻刑未必能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设置重刑的条件下，奸邪全能得到制止；奸邪全能得到制止，这怎么会伤害民众呢？所谓重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小，而君主给予的惩罚重。人们不想因小利而蒙受大罪，所以奸邪必被制止。所谓轻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大，而君主给予的惩罚轻。人们向往大利而不怕犯罪，所以奸邪制止不了。所以先圣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高山绊倒，却会被小土堆绊倒。”山大，所以人们会小心遵循；土堆小，所以人们粗心大意。要是实行轻刑，民众一定忽视它。民众犯了罪而不处罚，等于驱使国人犯罪而抛弃他们；让人犯了罪再加以惩罚，等于给民众设置了陷阱。因此，轻刑正如会使民众不经意而摔跤的小土堆。因而把轻刑作为治理民众的原则，不是导致国家混乱，就是为民众设置陷阱，这才叫伤害民众啊！
现在的学者都称引典籍中歌功颂德的话，而不考察当代的实际情况，说什么：“君主不爱民众，赋税总是很重，于是民众因用度不足而怨恨君主，所以导致天下大乱。”这是认为使百姓财用富足并施加仁受，即使减轻刑罚，国家也可以治理好。这话就不对了。大凡受到严惩的人，本来就是在财用富足后才犯罪的；即使财用富足后君主加以厚爱，并进而使用轻刑，还是会走向混乱的。母亲溺爱子女，提供的财货足够他们花用了；财货足够花用，他们就会滥用；一旦滥用，就会挥霍无度，溺爱子女，就不能坚决加以约束；不能坚决加以约束，就会使他们骄横放纵。挥霍无度，家境就会贫困；骄横放纵，行为就会暴虐。这就是财用富足并加以厚爱、使用轻刑造成的祸患。大凡人的本性，财用富足了，就会懒于劳作；君主软弱了，就会放肆地干坏事。财用富足还努力劳作的，只有古代的神农；君主治国手段软弱而自己行为保持美好的，只有曾参、史{鱼酋}。民众比不上神农、曾参、史绍是很清楚的。老子有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耻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危险和耻辱的缘故，在满足之后不再要求什么的人，只有老子。现在认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民众都看作老子了。所以夏桀贵为天子而不满足于自己的尊贵，富有四海而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宝。做君主的纵然使民众富足，但不能使他们富足得像天子一样，而夏桀也未必以天子为满足；那么纵然使民众富足，又怎么能用来作为治国的原则呢？所以，明君治理国家，顺应时务来获得财物，确定赋税来调节贫富；厚赏爵禄使人们竭尽才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嗯嗯所以他嗯嗯然后第一风险嗯嗯嗯嗯嗯本地的虑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是通往帝王大业的政治措施。
人都睡着了，就不知道谁是瞎子；都不说话，就不知道谁是哑巴。睡醒后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来回答，那么哑巴、瞎子就原形毕露了。不听他言语，没有本领的人就不能发现；不让他任职，没有德才的人就不能发现。听他说话而责求他有相应行动，让他任职而责求他能把事办成，那么没有本领、德才不好的人就原形毕露了。要想得到大力士，却光凭自己介绍，普通人和乌获就无法加以区别。把巨鼎大案交给他们举，是疲弱还是勇健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官职是试验人们才能的巨鼎大案，让他们办事，是愚蠢还是聪明就区别出来了。所以没有本领的人从君主不检查自己言论中取利，德才不好的人从君主不任用自己办事中取利。君主不检查他的言论，他就自吹善辩；君主不任用他办事，他就自命高明。当代君主迷惑于他的善辩，轻易相信他的高明，从而尊重他们；这是不等看东西就断定他眼明，不等说话就判定他口才好，这样，哑巴和瞎子就无从得知了。明君听取言论一定要责求实用，观察行为一定要责求功效，这样，虚伪陈腐的学说就没有人再谈了，虚妄自大的行为就掩饰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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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反心得：执政好比洗头一样，即使会有一些头发掉落，仍是必须洗头的。这句话比喻的很好，要想医治身体的疾病，也是需要受点痛苦的，对于我们作为父母教育孩子或者是在工作中担任管理者的职位管理下属，除了现在我们不断被学习让孩子让下属感到爱和关注，但适当的有些惩罚也是必须，也就是邢德二法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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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疑心得：做君主的要暗中洞察臣子的言论，观察臣子的行为，做到不出门而知天下事，然后虚静待之，这样什么样的人才也能为之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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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朋友行私被称为不遗故旧，把公家财产分送给人被称为仁爱的人，轻视利禄看重自身被称为君主，违反法制偏袒亲属被称为品行好，放弃官职看重私交被称为侠义，逃避现实避开君主被认为清高傲世，私斗不休违抗禁令被称为刚直好汉，施行恩惠笼络民众被称为得民心。不遗故旧，官吏就会行奸；做仁爱的人，国家财富就有损失；做君子，民众就不听使唤；品行好，法制就遭到破坏；讲侠义，官职就会出现空缺；清高傲世，民众就不侍奉君主；做刚直好汉，法令就不能推行；得民心，君主就会遭到孤立。这八种名声，是个人的私誉，君主的大祸。与这八种相反的，则是个人的恶名，君主的公利。君主不考察对于国家的利害关系，而采纳个人的私誉，要想国家没有危乱，是不可能做到了。
任用什么人办事，是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没有政治手腕而用人，没有一次任用不是失败的。君主要任用的人，不是有口才、有智巧，就是品行好。任用人，是使他有权有势。聪明人未必可靠，只因为赞赏他的智辩，就以为他们可靠而加以任用。凭聪明人具有的计谋，再加上处在有权有势的地位而去干私人急事，君主就一“定会受到欺骗。因为聪明人不可靠，所以君主可能去任用那些老好人，叫他们处理政事。老好人未必有智谋，仅由于觉得他们品德纯洁，就以为他们有智谋。这种人以愚夫的糊涂，处在治理国家政事的官位上，自以为是地处理问题，政事必然要被搞乱。所以没有政治手腕而用人，任命聪明，人的话，君主就受欺骗；任用老好人的话，君主的政事就被搞乱。这就是没有政治手腕导致的祸患。明君的治国原则是，地位低的能够议论地位高的；官吏有罪，下属不告发则同罪；用检验的方法判明事情的真相；不偏听偏信；所以聪明人无法弄诈行欺。按功行赏，量才授职，分析事情的起因来考察官吏的过失，有过错的人给予处罚，有才能的人给予赏赐，
只有明察的人才能通晓的东西，不可用来作为法令，因为民众不都是明察的。只有贤能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不可用来作为法律，因为民众不都是贤能的。杨朱、墨翟是天下公认明察的人，但他们想整顿乱世，终究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学说虽属明察，却并不能作为官方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公认贤能的人，鲍焦抱木而死，华角投河自尽；他们虽属贤能，却并不能成为耕作打仗的人。所以，君主要加以明察的，智士就在这方面竭尽巧辩；君主要予以推崇的，能人就在这方面全力去干。当代君主把没有实际功效的行为认为可尊，而想求得国家的富强，这是不可能的事。像孔子、墨子那样知识渊博、机智巧辩的人，但他们不从事耕作，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像曾参、史鲍那样讲究孝道、清心寡欲的人，但他们不参加打仗，国家能得到什么利益呢？个人有私利，君主有公利。不耕作而给养充足，不做官而声名显赫，这是私利；废除私学而彰明法度，堵塞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赏，这是公利。一方面设置法令来引导民众，另一方面却又推崇私学，民众就会对遵守法令产生怀疑；一方面奖赏功劳。来鼓励民众，另一方面却又祟尚修身养性，民众就会懒于耕战。推崇私学而使法令受到怀疑，崇尚修身养性而使论功行赏出现双重标准，要想求得到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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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说译文：为老朋友行私被称为不遗故旧，把公家财产分送给人被称为仁爱的人，轻视利禄看重自身被称为君主，违反法制偏袒亲属被称为品行好，放弃官职看重私交被称为侠义，逃避现实避开君主被认为清高傲世，私斗不休违抗禁令被称为刚直好汉，施行恩惠笼络民众被称为得民心。不遗故旧，官吏就会行奸；做仁爱的人，国家财富就有损失；做君子，民众就不听使唤；品行好，法制就遭到破坏；讲侠义，官职就会出现空缺；清高傲世，民众就不侍奉君主；做刚直好汉，法令就不能推行；得民心，君主就会遭到孤立。这八种名声，是个人的私誉，君主的大祸。与这八种相反的，则是个人的恶名，君主的公利。君主不考察对于国家的利害关系，而采纳个人的私誉，要想国家没有危乱，是不可能做到了。
任用什么人办事，是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没有政治手腕而用人，没有一次任用不是失败的。君主要任用的人，不是有口才、有智巧，就是品行好。任用人，是使他有权有势。聪明人未必可靠，只因为赞赏他的智辩，就以为他们可靠而加以任用。凭聪明人具有的计谋，再加上处在有权有势的地位而去干私人急事，君主就一“定会受到欺骗。因为聪明人不可靠，所以君主可能去任用那些老好人，叫他们处理政事。老好人未必有智谋，仅由于觉得他们品德纯洁，就以为他们有智谋。这种人以愚夫的糊涂，处在治理国家政事的官位上，自以为是地处理问题，政事必然要被搞乱。所以没有政治手腕而用人，任命聪明，人的话，君主就受欺骗；任用老好人的话，君主的政事就被搞乱。这就是没有政治手腕导致的祸患。明君的治国原则是，地位低的能够议论地位高的；官吏有罪，下属不告发则同罪；用检验的方法判明事情的真相；不偏听偏信；所以聪明人无法弄诈行欺。按功行赏，量才授职，分析事情的起因来考察官吏的过失，有过错的人给予处罚，有才能的人给予赏赐，
只有明察的人才能通晓的东西，不可用来作为法令，因为民众不都是明察的。只有贤能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不可用来作为法律，因为民众不都是贤能的。杨朱、墨翟是天下公认明察的人，但他们想整顿乱世，终究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学说虽属明察，却并不能作为官方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公认贤能的人，鲍焦抱木而死，华角投河自尽；他们虽属贤能，却并不能成为耕作打仗的人。所以，君主要加以明察的，智士就在这方面竭尽巧辩；君主要予以推崇的，能人就在这方面全力去干。当代君主把没有实际功效的行为认为可尊，而想求得国家的富强，这是不可能的事。像孔子、墨子那样知识渊博、机智巧辩的人，但他们不从事耕作，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像曾参、史鲍那样讲究孝道、清心寡欲的人，但他们不参加打仗，国家能得到什么利益呢？个人有私利，君主有公利。不耕作而给养充足，不做官而声名显赫，这是私利；废除私学而彰明法度，堵塞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赏，这是公利。一方面设置法令来引导民众，另一方面却又推崇私学，民众就会对遵守法令产生怀疑；一方面奖赏功劳。来鼓励民众，另一方面却又祟尚修身养性，民众就会懒于耕战。推崇私学而使法令受到怀疑，崇尚修身养性而使论功行赏出现双重标准，要想求得到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朝用笏板和仪仗兵器，敌不过大刀长矛；讲究升降转身繁琐礼仪，其效用难以和日行百里的士卒训练相提并论；奏着《狸首》乐章而演习射靶的仪式，比不上硬弓劲射的真功夫；捍卫城邑、抗拒冲车的防御战术，比不上通过地道水灌烟熏的进攻战术。古代的人在道德上竞争，中世的人在智谋上角逐，现在的人在力量上较量。古时候事少而设施简单，器具粗陋而不完善，所以有蚌壳做的除草农具和简陋的手推车。古时候人少而互相亲爱，物品丰富而轻视财利、容易谦让，所以有拱手把天下让给别人的作法。既然如此，那么他们行礼谦让，推祟仁慈恩惠，称道仁义忠厚，就都属于原始的政治措施了。处在多事的时代，却仍用少事时代的简陋器具，这不是聪明人该奉行的路线；处在大争的社会，却仍遵循礼让不止的老规矩，这不是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聪明人不坐古代的手推车，圣人不采用手推车式的原始政治。
法律是用来制约事务的，事务是用来显示功效的。设立法制如有困难，考虑到虽有困难但能成事，则应予设立；事务既成而有害处，考虑到虽有害处但功大干过，则应予实施。不遇到困难的法制，不伴随害处的事功，天下是没有的。因此攻克周长千丈的大都城，击败十万之众的敌军，尽管我方伤亡人数达到三分之一，武器装备严重受损，士卒伤亡惨重；但仍然要庆贺打了胜仗，获得疆土。其原因正在于考虑到了代价小而获利大。洗头总有脱发，开刀总会流血伤肉；要是有人看到这点难处，就放弃洗头治病，便是不懂得权衡利弊的人。先圣说过这样的话：“圆规再精确也会存在误差，水面再平静也会存在波纹。我想改变这种状况，是没有办法的！”这是通晓权衡利弊的说法。因此主张有言之成理但不切实际的，言论有词句笨拙但能立即付诸实施的。所以圣人不强求挑不出毛病的言论，而致力于那些无可更易的事务。人们不在衡器、量器上打主意，并不是因为他们正直廉洁，不追求财利，而是因为量器本身不能给人增多或减少财物，衡器本身不能给人加重或减轻财物，对它们有要求并不能得到什么；所以人们不去多打主意。明君的国家，官员不敢违反法禁，吏属不敢谋取私利，人们不用财物进行贿赂活动，这样，国内的事务就会都像衡器、量器一样公正无私了。这样，大臣中干坏事的就一定会被察觉，察觉了的就一定给予惩罚。所以懂得法治的君主，不寻求廉洁的官吏，而致力于一定能察觉臣下奸邪行为的方法。
慈母对于幼子的爱是任何其他的爱都无法超过的。但是孩子有不良行为，就得让他受老师管教；有了重病，就得让他就医治疗。不受老师管教，就会犯法受刑：不就医治疗，就会临近死亡。母子之间的天性，是爱；君臣之间虑的，是近利远害。母亲尚且不能用爱来保全家庭，君主怎能用爱来维护国家呢？明君通晓富国强兵的办法，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慎重地处理政事，就是富国强兵的方法。君主应该严明法令，明察计谋。法令严明，内部就没有动荡叛乱的祸患；计谋得当，对外就没有国破为虏的灾难。所以保全国家不是靠的仁义道德。讲究仁义道德，也就是要博爱慈惠并轻视财利；为人暴戾，也就是心地残忍并轻易杀伐。博爱慈惠，就不会下狠心；轻视财利，就乐善好施。心地残忍，憎恶态度就会在下属面前暴露；轻易杀伐，就会胡乱地屠戮无辜。不下狠心，就会赦免许多该受处罚的人；乐善好施，就会赏赐许多没有功劳的人。憎恶态度表露出来，就会使臣民怨恨君主；胡乱地屠戮无故，民众就会背叛君主。所以仁人处在君位上，臣下就会胡作非为而轻易犯法，以侥幸的心理希望得到君主的恩惠；暴人处在君位上，法令就会妄行，君臣就会离心离德，民众就会怨声载道而产生叛乱心理。所以说：仁爱和残暴，二者都能导致国家灭亡。
不能提供丰盛食品而去劝饿人吃饭，不算是能救活饿人的人；不能开荒种地生产粮食而去劝君主施舍赏赐，不能算作造福民众的人。当今学者高谈阔论，其主张不是要致力于耕作而是要追求仁政，只知道称引虚假的圣人来取悦民众，这就等于是凭空劝人吃饭之类的说教了。凭空劝人吃饭的说教，明君是不接受的。
书的内容太简约，弟子就会发生争论；法律条文太省略，民众就会争论不休而轻慢不拘。因此圣人著书一定观点鲜明，明君立法一定详尽规定所要裁断的事情。竭尽思虑，估量得失，聪盼人也感到困难；不动脑筋，根据已有的法律条例来责求当前事务的功效，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明君采用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的途径，不采用聪明人也感到困难的途径，所以不用费心费力，国家就可以治理好。
酸甜咸淡究竟如何，如果不亲自用嘴品尝而取决于主管饭食的官员，厨师们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小官了。音乐的高低清浊，如果不亲自去听作出判断而取决于主管乐队的官吏，奏乐的盲人们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乐官了。治国的是非得失，如果不通过政治手段来判断而取决于宠臣，臣下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宠臣了。君主不亲自了解政事，而让臣下来决断一切，自己就会变成寄食在国内的客人了。
假使人们不吃不穿而不饿不冷，又不怕死，就没有待奉君主的愿望了。意愿不受君主控制，君主就无法加以支使。如果让生杀大权落到大臣手里，而君命仍得贯彻执行的，那是从来没有过的。虎豹不用它的爪牙，就会和小家鼠的威风无异；拥有万贯家财的人不使用他雄厚的资产，就会跟看门人一样贫穷。拥有国土的君主，喜欢某人而不能给他好处，憎恶某人而不能给他处罚；要想求得别人畏惧并尊重自己，是不可能的。
在明君的国家里，有贵臣而没有重臣。所谓贵臣，就是爵位尊贵而职务高的官员；所谓重臣，就是主张被君主采用、势力又大的臣子。在明君的国家里，升官晋级，赐予爵位，根据都在于他们的功劳，所以就有贵臣出现；而对于那些言行不一、弄虚作假的人，必然地给予重罚，所以就没有重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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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说心得：八种名声，个人的利益，君主的大祸，反之则是个人的恶名君主的公利，任人办事是国家关键，又聪明又有权势的人容易让君主受蒙蔽，君主转而就会使用老好人，而这两种方法都不对，如何使用术驾驭群臣非常关键，如果君主不会用人，即使是比干那样的忠臣也不能挽救国家的衰亡，君主要赏罚得当，慧眼识人。
制定法律条款，还是要通俗易懂，不能让人看不懂，想起书上写到：刚解放时墙体上写着不许虐待妇女，很多人看不懂，就改成了不许打女人，就都懂了。
仁爱和残暴都能导致一个家庭的毁灭，母亲太过于溺爱孩子，或者父亲是施暴者，那这个家庭早晚都会毁灭或者至少生活的非常不幸福。
假使人们不吃不穿而不饿不冷，又不怕死，就没有待奉君主的愿望了，这句话很有意思，是不是如果不是要挣工资要吃要喝要生活，我也可以直接躺平了，学什么学，多辛苦。每天要上班，要学习。但是不上班干什么呢？不学习怎么能改变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