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我心飞翔 于 2022-4-23 19:21 编辑
一、八说
（一）查字、正音 惽[hūn]——认识糊涂，不明事理。 铦[xiān]——古代锸一类的短兵器。 珧铫[yáo yáo]——古代用蚌壳做的原始农具。
（二）翻译
为老朋友枉法徇私叫做“够交情”，用公家财物散发施舍叫做“仁人”，轻视俸禄看重自身叫做“君子”，违反法制袒护亲人叫做“品行好”，放弃官职看重私交叫做“讲义气”，逃避现实避开君主叫做“清高傲世”，相互争斗违抗禁令叫做“刚直好汉”，施行恩惠笼络民众叫做“得民心”。所谓够交情者，官吏就会有奸邪的行为；所谓做仁人，公家财富就会有损失；所谓做君子，民众就难以驱使；所谓品行好，法制就会败坏；所谓讲义气，官职就会出现空缺；所谓清高傲世，民众就不会侍奉君主；所谓刚直好汉，法令就不会推行；所谓得民心，君主就会孤立。这八种名声，是个人的私誉，君主的大祸害。与这八种相反的，则是个人的恶名，君主的公利。君主不考察这些对国家有利害关系的情形，而听任个人的私誉，要想求得国家避免危险的动乱，是不可能的。
任用什么样的人办理政事，是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如果没有什么方法来任用人，则无论任用什么人都会失败。君主所任用的人，不是有口才、有智巧的人，就是修养好、品行好的人。任用人，就是使他有权势。智士不一定诚实，因为欣赏这种人的智谋，就错误地认为他们诚实可靠。以智士所具有的计谋，加之有权势作凭借，而去干他们的私事急务，君主就一定会被欺骗。由于智士不可信，所以就任用有修养的人，叫他们处理政事。有修养的人不一定有智谋，因为觉得这种人品德纯洁，就错误地认为他们有智谋。这种人以蠢人的糊涂，处在治理国家政事的官位上，自以为是地行事，那么政事必然要被搞乱。所以在用人上没有什么方法，任用了智士，国君就会被欺骗；任用了有修养的人，国君的事情就会被搞乱，这都是用人缺少方法的祸患。英明君主的用人原则是，地位低的人可以议论地位高的人；上级有罪，下级不告发则牵连受罪；用检验的办法去判明事情的真相；听取意见没有门户之见；因此智士就不能欺骗君主。计算功劳而给予赏赐，衡量才能而授予职事，分析事情的起因来观察官吏的过失，对有过错的人给予处罚，对有才能的人给予赏赐，所以愚蠢的人就不能担任政事了。智士不敢欺骗，愚蠢的人不敢独断专行，政事就不会出现失误。
只有明察之士才能知晓的事务，是不能作为制订法令的依据，因为民众不都是能够明察的。只有贤能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是不能作为制订法律的依据，因为民众不都是贤能的。杨朱、墨翟是天下公认的明察之士，想整顿社会的混乱但终究找不到办法，他们的学说虽然是明察的，但不能作为官府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公认的贤能的人，鲍焦抱木而死，华角投河自杀，他们虽然有贤才，但不能成为替国家种地打仗的人。所以，君主所明察的东西，有智慧的人就会在这方面去尽力施展他的辩才；君主所推崇的东西，有才能的人就会在这方面竭尽全力地干。当今的君主把没有实际用处的辩论当作明察，把没有实际功效的行为认为可贵，而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像孔丘、墨翟那样知识广博而又善于辩论，但他们不会种田，国家能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像曾参、史䲡那样讲究孝道而又少私寡欲，但他们不会打仗，国家能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什么利益呢？百姓有个人的私利，君主有国家的公利。不从事劳作而生活供给却很充足，不担任官职而名声却很显赫，这是个人的私利；停止私学而彰明法度，堵塞个人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赏，这是君主的公利。设置法令是用来引导民众，但又以仁爱之学为尊贵，那么民众对遵守法令就产生怀疑；奖赏功劳是为了鼓励民众，但又以修身养性为尊贵，那么民众就懒于生产获利。推崇仁爱之学就会使法律受到怀疑，尊奉修身养性而不专心论功行赏，要想求得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手持笏板的朝臣与手拿干戚的武士，都敌不过长矛、短枪；讲究宾主相见礼仪的人士，也不敌善于训练士卒的人才；一面演奏《狸首》乐章一面打靶射箭，也不敌直接用强弩急射箭；捍卫城邑、抗拒冲车的老战术，比不上用水或烟火来破坏敌方地道进攻的新战术。古代的人在道德上竞争，中世的人在智谋上角逐，现代的人在力量上较量。古代的事情少而设备简陋，器物质朴而不精致，所以有用蚌壳做的原始农具以及用手推的简陋车子。古时候人少而互相亲爱，东西多而轻视财利、容易谦让，所以有人拱手让出天下，推崇慈善恩惠，称道仁爱宽厚，都是像推车一样简单的治理方法。处在多事的时代，而用少事的古代的简陋器具，不是聪明人的办法；身处大争的年代，而遵循拱手相让的老规矩，不是圣人的治国方略。所以聪明人不乘坐推车，圣人不推行推车式的政治。
法律是用来管制事情的，事情是用来显示功效的。法制的设立如有困难，估计它虽有困难但能办成事情，那么就设立它；事情的成功如果包含有害的一面，估计它虽有害处但功绩很大，那么就去做。不遇到困难的法制，没有害处的事功，天下是没有的。因此占领千丈的都城，打败十万的兵众，自己死伤的将士占全军的三分之一，铠甲兵器被折损，士兵有伤亡，但还是庆贺战斗的胜利并取得土地，这是忽略它的小害处而考虑它的大好处。洗头发的人有掉落下来的头发，医治创伤要伤及好的血肉。如果有人见到这些害处而放弃他的事业，就是没有见识和办法的人士。先前的圣人说过：“圆规用久了就有误差，水面再平也有波纹，我要想改变它们，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懂得权衡得失的说法。所以理论有言之成理然而脱离实际的，言论有词句笨拙然而能立即付之实用的。因此圣人不去追求没有毛病的空话，而是致力于那些不可改变的事情。人们所以不求助于衡器量器，并不是由于正直廉洁，远离财利，而是由于量器不能为人们增多或减少，衡器不能为人们加重或减轻，对它们有所要求是不能得到的，所以人们就不去求助它们了。英明君主的国家，官吏不敢违反法禁，不敢谋取私利，人们不用进行贿赂，这样全国的事情就像衡器量器那样公正无私了。这样，大臣中如有奸邪行为的，就必然被察觉，察觉了就必然会受到惩罚。所以懂得法治的君主，不寻求廉洁的官吏，而是致力于掌握一定能察知臣下奸邪行为的方法。
慈母对于幼子的宠爱，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的。然而孩子有了不正当的行为，就得让他跟从老师学习；有了严重的疾病，就得让他请求医生看病。不跟从老师学习，就会犯法受刑；不请求医生看病，就会接近死亡。慈祥的母亲虽然慈爱，但对于拯救孩子摆脱受刑和死亡都没有什么益处，所以保护自己孩子的标准不是爱。母子之间的天性，是爱；君臣之间所考虑的，是互相算计。母亲不能用她的爱保存家庭，君主怎么能用爱来维持国家呢？英明的君主通晓使国家富强的办法，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谨慎地处理政事，是使国家富强的办法。要使法律禁令显明，要使智谋计划得到考察。法令显明就使国内不会有发生事变动乱的祸患，计谋得当就使国外不会有外来侵略的祸患。所以保存国家的办法，并不在于仁义。仁爱的人，是慈祥宽厚而轻视钱财的人；残暴的人，是内心残忍而轻易处罚别人的人。慈祥宽厚，就下不了狠心；轻视钱财，就喜欢施舍。内心残忍，憎恶别人的心思就会暴露在下属面前；轻易处罚，就会胡乱杀人。不狠心，就会赦免许多该处罚的人；好施舍，就使赏赐大都给了没有功劳的人。憎恶别人的心思表露出来，臣下就会怨恨君主；胡乱杀人，民众就会背叛君主。所以仁爱的人处在君位上，臣民就会放肆而轻易违法犯禁，以侥幸的心情希望得到君主的赏赐；残暴的人处在君位上，就会滥用法令随意处罚人，臣下和君主就会离心离德，民众怨恨而产生叛乱的想法。所以说：仁爱的人和残暴的人，都是使国家灭亡的人。
不能提供美味佳肴而只是劝饥饿的人吃饭，这不能算是能救活饥饿者的人；不能开荒生产粮食而只是劝君主施舍赏赐，这不能算作使民众富裕的人。现在学者的言论，不致力于农业生产而好谈论施舍赏赐，只晓得称引虚假的圣人来取悦于民众，这就像是没有准备好饭却劝饿人吃饭一样的空话。这种口头上鼓励人们吃饭的空话，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 书写得太简略，弟子们就会发生争论，法律条文太省略，民众的诉讼就会轻慢法律，所以圣人写的书一定论点鲜明，英明君主的法律一定详尽规定所要裁断的事情。用尽心思，估量得失，聪明的人也感到困难；不动脑筋，根据已制定的法令来责求办事的实效，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英明的君主选择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的办法，不采用聪明人感到为难的办法，所以不用费心操劳，国家就可以治理好。
酸甜咸淡，君主不亲自品尝而让管理君主膳食的官员来决断，那么厨师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宰尹了。音调的高低，音质的清浊，君主不亲自用耳朵来判断而让乐官来决断，那么乐工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乐正了。治理国家的是非，不用法术来决断而让受宠幸的人来决断，臣下就轻视君主而尊重君主的亲信了。君主不亲自观察听取政事，而是让臣下来决断一切，自己就像是寄食在国内的客人一样。 假使人们不穿衣、不吃饭而不感到饥饿、寒冷，又不怕死，就不会有侍奉君主的想法。人们的想法和欲望不受君主控制，君主也就不能使唤他们。现在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大臣手里，而君主的命令仍然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虎豹不用它的爪牙，那就和小家鼠的威风一样；有万金家财的人如果不运用他的财富，那就和看门人的资产一样。拥有国土的君主，喜欢某人却不能给他利益，憎恶某人却不能给他处罚，要想让人畏惧和敬重自己，是不可能。
臣下无所顾忌地表现自己的欲望，被说成是“侠”，君主无所顾忌地表现自己的欲望，却被说成是“乱”；臣下轻视君上，被说成是“骄”，君主轻视臣下，却被说成是“暴”。这两种行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臣下因此受到称誉，君主却因此遭到诽谤。人臣得到了大好处，君主则受到大损失。 英明君主的国家，只有尊贵的大臣，而没有重权在手的大臣。尊贵的大臣，是指爵位高、官职大；重权在手的大臣，是指君主听信他的话而他的势力又很大。英明君主的国家，升官晋级，赐予爵位，都是根据功劳的大小，所以有尊贵的大臣。对发表言论不考虑如何实行而弄虚作假的大臣，一定严惩，所以就没有权势很大的重臣。
（三）心得
治国方略要根据所处时代和国家的具体实际来实施。“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 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要防止八种危乱国家的言行，而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 地位低的人议论地位高的人；下级告发上级；听取意见没有门户之见 。这在古代实际运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现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能够实现的。 韩非子里的“仁”与儒家的仁是不一样的。韩非子的仁是假仁。儒家的仁是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存，是真仁。真仁与法不相悖。
二、八经
（一）查字、正音
帑[tǎng]——本指藏钱财货币的府库，后引申为国有、公有的钱财。 宄[guǐ]——坏人。 黩[dú]——玷污。 餍[yàn]——饱，引申为盛。 赇[qiú]——贿赂。
（二）翻译
一、因情 大凡要治理好天下，必须依据人情。人情有喜好和厌恶，所以奖赏和刑罚就可以使用；奖赏和刑罚能够使用，法令就可以建立起来，治理国家的办法因而就完备了。君主掌握了权柄并据有势位，所以能够令行禁止。权柄，是决定生杀的职责；权势，是制服众人的资本。废除和建立法制如果没有一定的标准，君主的权柄就会受到轻慢；和臣下共同掌握赏罚大权，君主的威势就分散了。所以，英明的君主不怀着个人的喜爱去听取意见，不带着自己的喜好去谋划事情。因此君主听取意见而不去多方验证，权力就会分散到奸人手中；处理政事而不去多用智慧，君主就会陷入臣下设置的困窘。英明的君主行使法定的职责要像上天一样公正无私，用人要像鬼神一样神秘莫测。公正无私，就不会遭到非议；神秘莫测，就不会陷入困境。君主运用权势，管教严厉，臣民虽有抵触情绪，也不敢违背；贬斥和赞美一律依法实施，臣民就不会议论纷纷。所以奖赏贤人，惩罚暴行，是鼓励做好事的最好办法；奖赏暴行，惩罚贤人，是鼓励做坏事的最坏办法：这就叫做奖赏相同的东西，惩罚不相同的东西。奖赏不如优厚一些，让民众觉得有利；赞誉不如美好一些，让民众感到荣幸；惩罚不如加重一些，让民众感到畏惧；贬斥不如严厉一些，让民众感到羞耻。然后坚定明确地执行法制，禁止臣下私行惩罚，不让他们破坏赏功罚罪的制度。奖赏谁，惩罚谁，君主一定要知道，知道这些，治国之道就完备了。
二、主道 一个人的力量不能胜过众人的力量，一个人的智慧不能认识万事万物。君主与其靠一人的智慧和力量，不如用一国人的智慧和力量，所以就能敌得过众人的智慧和力量而胜过万物了。君主遇事只靠自己揣度，对了，则花费了自己的精力；错了，却要自己承担责任。智慧低下的君主只是用尽自己的能力，中等智慧的君主会尽量发挥别人的力量，上等智慧的君主则能充分发挥别人的智慧。所以遇到事情就应集中众人的智慧，一一听取意见，然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讨论。君主如果不首先一一听取意见，就集合众人议论，臣下后来发表的意见就可能参照别人的观点，而改变自己原先的看法，这样前后不一，君主就会分不清臣下的愚智；君主如果只是一一听取意见而不集合众人的议论，那就会犹豫而不能决断，不能决断，事情也就解决不了。君主听取了众人意见后，应有主见地选择其中一种，那么就不会有掉入臣下所设陷阱的危险。所以君主先让臣下发表意见，然后威严地责令他完成。所以群臣发表意见时，一定要有记录。对出谋划策的人，等事情发生后，来验证他们的计谋正确与否；对贡献能力的人，等功效出来后，再来判断他们所办事情的成败。验证了成败，随之进行奖赏或惩罚。事情办成了，君主收取功劳；计划失败了，臣下承担责任。君主对合符这样容易做的事还不亲自去做，何况对用力的事呢？君主对用智的事还不亲自去做，何况对那些难以推测的事呢？君主使用人时，不取彼此意见相同的人，意见相同，君主就要严厉地斥责。使臣下意见有别相互为君所用，那么君主就神秘莫测，臣下也就会竭尽所能。臣下竭尽所能，就不会向上钻君主的空子，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也就完备了。
三、起乱 君主懂得君臣之间的利益是不同的，才能称王于天下；认为利益是相同的，就要被臣下所挟制；和臣下共同执政的，就会被臣下所杀害。因此，英明的君主详察公私的不同和各自利害之所在，奸臣就没有可乘之机。产生祸乱的根源有六种：太后、妻妾、子孙、兄弟、大臣、名贤。依法任用官吏，按律督责臣下，太后就不敢放肆；区分不同的礼仪等级，妻和妾就不会混淆界限；权势不平分给后代，庶子就不会与嫡子争夺；权位不丧失，君主的兄弟就不会来侵害；臣民不为权臣私门所控制，权臣就不能蒙蔽君主；禁令和奖赏要坚定地实施，名贤就不敢暗中作乱。臣子有两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这就是国内的和国外的。国外的诸侯是君主所害怕的，国内的亲信是君主所宠爱的。对所害怕的人的要求总是给予满足，对所宠幸的人的意见总是言听计从，这就是奸臣所依据的力量。由外国暗中安插的各个官吏，君主要追查和惩办跟外国关系密切并接受贿赂的人，这样臣子就不敢借助外国的力量作乱了；爵位俸禄要根据功劳授予，对于无功而请求爵禄的人，连同替他求情的人一起办罪，这样左右亲信也就不会成为臣子作乱的凭借了。国外的诸侯不能借助，国内的亲信不能利用，那么内奸和外奸作乱的途径就都被堵塞了。官吏逐级提拔，一直到担任重大的职务，这才是明智的用人方法。对于官位很高并担任重大职务的人，要用三种办法来控制他们：一是质押，二是安抚，三是稳固。厚待他们的亲戚妻子而暗中加以软禁，叫做“抵押”；爵位俸禄优厚并坚决兑现，叫做“安抚”；多方检验他们的言论，威严地责求它的功效，叫做“稳固”。贤能的人由于“质押”而不敢有任何活动，贪婪的人由于“安抚”而消除野心，奸邪的人由于“稳固”而无计可施。容忍而不制裁，臣下就会侵犯君上；小的奸邪不除掉，势必导致大的诛罚；罪名和罪行相符，就直接除掉他。有些人留着会坏事，杀掉又会败坏名声，就通过饮食毒死他；不这样干，就交给他的仇敌杀掉他：这叫做“除阴奸”。蒙蔽君主，就是诡诈；所谓诡诈，就是变化无常。君主能够按功行赏，见罪行罚，奸臣就不敢欺诈。君主不泄露自己对是非的判断，不透露臣下的进谏和劝说，奸臣随机应变的诡诈手段也就不敢使用。君主的父兄和有才能的人逃亡到其他诸侯国去叫做“游祸”，它的害处是邻近的敌国得到许多资助。君主与受过刑罚的人亲昵叫做“狎贼”，它的祸患是这种人的忿恨和凝结在心头的耻辱会产生。君主隐藏自己的愤怒而不发作，掌握了臣下的罪行而不揭露，叫做“增乱”，它的危险是怀着侥幸心理而轻举妄动的人就会发动叛乱。君主同时重用两个大臣，二者权势相当，叫做“卷祸”，它的祸害是私家势力强大，劫杀君主的灾难会出现。君主马虎随便而不使自己神秘莫测，叫做“弹威”，它的危害是妻子贼杀丈夫、后妃毒死君主的灾难发生。这五种祸患，君主如果不了解，就会有遭到劫杀的事变。官吏的任免大事，由国君自己决定，天下就太平，由国外的力量所控制，天下就大乱。因此，英明的君主在国内讲求事功，而从国外取得利益，所以本国安定而敌国混乱。导致国家发生祸乱的途径在于：臣下被君主憎恨，就会借助国外诸侯国的力量做坏事，使君主晕头转向；臣下被君主宠爱，就会倚仗君主的左右亲信胡作非为，使君主像吃了暗中下的毒药一样危及生命。
四、立道 综合检验考察的方法是：运用多方面的情况来谋求更多的功效，运用多方面的情况来追究过失。多方面地检验，必须对臣下的言行细细分析；多方面地衡量，必须对臣下的过错严加斥责。不分析臣下的言行，臣下就会轻慢君上；不怒责臣下的过失，臣下就会狼狈为奸。分析臣下的言行所得到的证明，是以看出臣下事功的多少；君主在责罚之前，不把意图泄露给众人。观察臣下行为和听取臣下意见的一般情况是：臣下有紧密勾结的迹象，君主就奖赏那些不跟他们合作的人；臣下知道罪恶情况而不告发，君主就将他和坏人同罪惩治。对于臣下言论，要会合各方面的情况，一定要根据地利加以衡量，参照天时加以思考，运用物理加以验证，根据人情加以分析。这四方面的验证都符合了，就可以观察人的言行是非。用事实验证臣下的言论，就可以知晓他对君主是否忠诚；从不同角度考察臣下，了解他各方面的表现，掌握已经了解的情况，得知臣下反常的行为。君主要用专一任用的办法，使近臣专心尽职；君主要反复强调禁令，使出使远方的臣子感到畏惧。列举臣下过去的事情来详尽了解他们以往的情况，接近臣下以便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安排臣下到远处工作以便了解他们的在外表现。掌握已经明了的情况来探问还不清楚的事情，用诡诈使用的方法来杜绝侮慢不恭的行为。用说反话来试探自己所疑惑的事，从反面考察来发现隐蔽的奸邪活动。设置谏官来纠正大臣的专权独断，举出错误来观察奸臣的动静。公开宣传法制，引导臣下避免过错；谦卑地对待臣下，观察他们是正直还是奉承。宣布已了解的事情，以便通晓没有发现的事情；促使坏人相互争斗，以便让他们自行瓦解。深入探究一件事情的真相，使众人心中有所警戒；故意泄露不同的意见，使坏人改变他们的企图。遇到类似的事情，要用检验的方法去比照分析；列举臣下的过失，要指明他的根本毛病。知道臣下的罪过，就要对他的罪过用刑，以便禁止他的威权；暗中派使者时时巡查各地官吏，来了解地方官员是否忠诚。逐步更换官吏，来离散勾结在一起的奸党。君主和臣下约定，要他们告发上司：要告发丞相，就和廷臣约定；要告发廷臣，就和他下属的官吏约定；要告发军吏，就和兵士约定；要告发派遣的使者，就和他的随从人员约定；要告发县令，就和他任命的属吏约定；要告发郎中，就和他的侍从约定；要告发后姬，就和宫女约定。这就叫做上通下达的办法。如果把臣下的告密和要办的事情泄露了出去，君主考察臣下的手段就行不通了。
五、类柄 英明的君主，最要紧的事情是严密周到。因此，君主对某人的喜爱表现出来，臣下就会利用这种喜爱而奖赏那个人，从而窃取君主的恩德；君主对某人的愤怒表现出来，臣下就会利用这种愤怒而惩罚那个人，从而分散君主的权威。所以英明君主的言论是隔绝封闭而不泄露，严密周到而不随便外露。所以用一人察得十人的阴谋活动，是揭露下面阴谋活动的办法；用十人察得一人的阴谋活动，是揭露上面阴谋活动的办法。英明的君主兼用上、下两种办法，所以坏人不会有所遗漏。伍、闾、连、县各层组织的人像邻居一样，互相监督，告发坏人就奖赏，放过坏人就惩罚。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也是这样。所以上司和下属，尊贵者和卑贱者，都互相畏惧，不敢违法；都互相教诲，立功受奖。人民的本性，既要求获得厚赏的实惠，又希望有美好的名声。做君主的既要有贤能智慧的名声，又要有奖赏和惩罚的实权。名和实都得到满足，所以“福善”之名必定传闻于天下后世。
六、参言 君主听到言论不检验，就不能责求臣下；不考察言论是否实用，奸邪的说法就会迎合君主。言语这种东西，说的人多了，就以为可信；对不真实的东西，听十个人说，就会半信半疑；听一百个人说，就以为可能真实；听一千个人说，就不能不相信了。言辞笨拙的人说的话使人怀疑，善于辩说的人说的话使人相信。奸臣危害君主，靠的是人多，凭借能言善辩而取得信任，用类似的事情来掩饰自己的私心。君主对此不盛怒斥责，而要等待考验，在这种形势之下，就等于帮助了臣下。通晓治国方略的君主听取臣下的言论，要察看它的用处，考核它的功效，功效考核之后，赏罚的依据就产生了，所以无用的辩说不能留于朝廷之内。担任官职的人，智慧不能胜任工作的，就罢官，收回任命。对说大话而浮夸的人，要追根究底，所以奸邪的人就能被察觉并受到严厉斥责。没有什么原因而出现言行不一的情况，就是欺骗；欺骗，就要治臣下的罪。对臣下的言论必须核实，督察它的效用，所以朋党之间相互勾结的话就不敢对君主说。凡是听取言论的方法在于，通过臣下忠诚的言论来了解奸邪的情况，让臣下广泛地议论，君主可以从中采纳一种意见，君主如果不明智，奸邪的人就有机可乘。英明君主的听言方法，对于使自己高兴的话，要探求它的虚实；对于使自己发怒的话，要明察它的是非；等情绪已经转变之后再下结论，这样就可以得出诋毁还是赞誉，为公还是为私的验证。众人用多种说法向君主进说，臣下就会玩弄智巧，要君主自己从中选择一种意见，以逃避罪责，所以同时提出几种说法是行不通的。君主所采取的，是不让臣下在一种意见之外又附加另一种意见，而又说这种附加意见也有实现的可能性，要使进言与以后的事实相符，以此来判断进言是欺人之谈，还是诚实的话。英明君主的方法是，臣下不能有两种不同的进说，一定只能用一种说法；不许他们擅自行动，进说必须符合检验的结果，这样奸臣就没有办法钻空子了。
七、听法 官吏权力大，是因为没有法制；法制不起作用，是因为君主昏庸。君主昏庸没有法度，官吏就胡作非为；官吏胡作非为，俸禄之多也就没有限制；俸禄无限制地增加，征收的租税就增多；租税征收多了，官吏就更富有。官吏富有，权力又大，是由政事混乱所造成的。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选用能办事情的人，赞扬忠于职守的人，奖赏有功劳的人。大臣进言推荐的人才合乎标准，君主就喜欢，大家都必定得到好处；推荐的人不合标准，君主就恼怒，大家都必定受到惩罚；这样进言的人就不敢偏袒自己的父兄而愿意推荐自己的仇人。君主给臣下的权威足以使他们执行法令，俸禄足以保证他们办好公事，因而营私舞弊就无从发生，所以民众虽然劳苦，但并不感到官家的赋税重。委任政事的人权力不能太大，使他们得到的宠幸只表现在爵位上；当官的人不能谋取私利，使他们的利益只表现在俸禄上；所以臣民尊重爵位而看重俸禄。爵位俸禄是君主用来奖赏臣民的，臣民重视君主所用来奖赏的爵位俸禄，国家就能治理好了。刑罚烦乱，名声错误，奖赏和赞誉不当，就会使臣民怀疑，因为臣民对赞誉和奖赏同样重视。对受奖赏的人加以非议，就不能鼓励立功；对受惩罚的人加以赞誉，就不能禁止奸邪。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受奖赏的一定是对国家有功的人，受赞誉的一定是为君主效劳的人。奖赏和赞誉一致，贬斥和惩罚并行。这样的话，民众虽然受到奖赏也不感到荣耀。受到严厉惩罚的人，必定有坏名声，所以民众害怕。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臣民害怕刑罚，国家就治理好了。
八、主威 个人的品德如果得到表彰，君主的威势就会分散；仁慈的说教如果被听信，法律制度就会被破坏。民众因为有法制而畏惧君主，君主却压低自己的权势谦卑地对待臣下，所以臣下敢于放肆地触犯法令，以轻视君主的习俗为荣，君主的威势就会被分散。民众因为法制而难以侵犯君主，君主却听任仁慈的说教去扰乱法治的推行，所以臣下就会公开追求施舍而热衷于行贿受贿的腐败政治，因此法令就遭到毁坏。尊崇臣民私人的行为而分散君主的威势，施行贿赂而怀疑法制，君主听之任之就要扰乱国家的治理，加以制止就要受到诽谤，因而君主的地位被人看轻，法制被官吏所破坏，这就叫做没有法度的国家。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臣民不能因个人的品德而得到荣耀，不能以私家的利益获取功名，功名的获取，必须来自国家的法制。在法制的规定之外，虽有难能特异的行为也不表彰，所以臣民就没有因私利而得到名声的。设立法度来统一臣民的言行，靠奖赏惩罚有信用来发挥臣民的才能，明确赞誉和贬斥的标准来鼓励好事和禁止坏事。名号、赏罚、法令三者相结合。所以大臣有作为就尊敬君主、民众有功劳就有利于君主，这就叫做有法度的国家。
（三）心得
治国理政八法
1、因情—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应根据人好利恶害的天性制定法令。而君主要避免“怀爱而听，留说而计”。
2、主道—是以事至而结智，一听而公会。结智者事发而验，结能者功见而谋成。
3、起乱—知五患（游祸，狎贼，增乱，卷祸，弹威）而防乱。以功论之内，以利资之外。
4、立道之术—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以参失。
5、类柄—明主，其务在周密。言隔塞而不通，就不会喜见德偿；周密而不见，就避免怒见威分。
6、参言—检验言论的方法：督其用，课其功，功课而赏罚生焉。言必有报，说必责用。不得两谏，必任其一语；不行擅行，必合其参。
7、听法—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赏于功。赏必出乎功利，名必在乎为上。赏誉同轨，非诛俱行。
8、主威—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名号、赏罚、法令三隅。
三、五蠹
（一）查字、正音
粝粢[lì zī]——粗糙的饭食 臿[chā]——锹。 胈[bá]——肌肉。 舋[xìn]——同“衅”，缝隙，引申为弱点。 矰缴[zēng zhuó]——古代用来射鸟的拴着丝绳的短箭，因拴着丝绳而能收回再次利用。
（二）翻译
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经受不住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起来，用树枝搭成像鸟巢一样的住处来避免各种禽兽的侵害，人民就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号称有巢氏。人民吃野生的瓜果和河里的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而伤害肠胃，人民有很多疾病。有位圣人起来，钻木取火，烧熟食物以去掉腥臊气味，人民就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号称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出现洪水，鲧和禹疏通河道。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昏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征讨。假如在夏朝时还有构木为巢、钻燧取火的人，一定会被鲧和禹所嘲笑；假如在殷商和周代还有像鲧和禹那样疏通河道的人，一定会被商汤和周武王所嘲笑。然而，假如当今之世有人赞美尧、舜、汤、武、禹那一套办法，也一定会被新时代的圣人所嘲笑。因此，新时代的圣人不羡慕远古时代，不效法永恒不变的常规，而是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宋国有个农民，他的田地里有一个树桩，有一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到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农民因此就放下农具而守候在树桩旁，希望再次得到死兔。兔子当然不可能再得到了，而他自己却受到宋国人嘲笑。现在还想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也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
古时候男人不耕地，是因为草木的果实充足够吃；妇女不纺织，是因为禽兽的毛皮充足够穿。不用费力劳动而生活给养就很充足，人民数量少而财物有多余的，所以人民不争夺。因此不必施行厚赏，也不用进行重罚，人民自然安定。现在的人一个人有五个孩子不算多，每个孩子分别又有五个孩子，祖父还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数量增多而财物缺少，费力劳动而供养微薄，所以人民相互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多次地惩罚，也难免祸乱。 尧统治天下时，茅草屋顶不用修剪，栎木椽子不用砍削；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的是质量很差的兽皮衣，夏天穿的是用葛纤维做的粗布衣；现在即使是看门的人吃穿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时，自己拿着农具走在民众的前面，累得大腿肌肉消瘦，小腿上汗毛也磨掉了，现在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比这更苦。就此而言，古人让出天子王位，不过是去掉看门人那样的供养，离开奴隶般的劳苦而已，所以古代人把天下传给别人也不值得赞扬。当今的县令，一旦死去，他的子孙接连几代都会有马车坐，所以人们看重县令的位置。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很容易辞掉古代的天子，却很难辞去现在的县令，这是因为利益待遇的大小实在很不相同啊。住在山上要到深谷去打水的人，遇到节日，用水作礼物互相赠送；住在洼地苦于水涝的人，却要雇人去挖渠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对自己幼小的弟弟也没有食物供给；丰年的秋天，对来往很少的远方客人也一定招待吃喝。这不是疏远自己的亲人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收成的多少实在很不相同啊。因此，古人轻视财物，并不是讲仁慈，而是财物很多；今人争夺财物，并不是太贪吝，而是财物太少。轻易地辞掉天子职位，不是什么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古代的权势很小；争夺官职和依附权贵，不是什么品德卑下，而是因为今天的权势很大。所以圣人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然后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所以惩罚轻不是仁慈，诛杀严不是凶暴，是适应社会情况而行事。因此，政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措施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政事。
古时候周文王处于丰、镐一带，土地不过方圆百里，他推行仁义怀柔西戎，于是就统治了天下。徐偃王居于汉水以东，土地方圆五百里，他推行仁义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文王害怕徐国会危害自己，就起兵讨伐徐国，于是把它灭掉了。周文王推行仁义而统治天下，徐偃王推行仁义而丧失国家，这说明仁义可以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今天。因此说：时代不同了，事情就会随之变化。当舜统治天下时，苗族人不服，禹准备去讨伐他们。舜说：“不行。我们崇尚道德还不够深厚而动用武力，这不是正确的治国原则。”于是连续三年进行德教和精神感化，人们拿着兵器跳舞，苗族人就降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被敌人击中，铠甲不坚固的身体受到伤害。说明拿着兵器跳舞来教化的方法，只适用于古代，不适用于现代。所以说：事情变了，措施就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在道德上竞争，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当今则在力量上较量。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人。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说的那一套空话。”于是就发兵攻打鲁国，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作为边界。所以徐偃王推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善于辩说而鲁国丧失土地。由此说来，仁义、辩智都是不能用来保全国家的。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辩智，依靠徐国、鲁国的力量来抵抗拥有强大军队的国家，那么齐国、楚国的野心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假如想用宽容和缓的仁政去治理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的民众，就好像没有缰绳和鞭子而去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所带来的祸害。现在儒、墨两家都称颂先王爱天下的一切人，看待民众就像父母疼爱子女一样，拿什么来证明它是这样的呢？人们说：“司寇行刑时，君主为此而停止奏乐；听到死刑的判决，君主为此流泪。”这就是他们所列举的先王的例证。如果认为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的关系，天下就一定能治理好，那么按照这种说法推论，天下就应该没有不和睦的父子了。就人的本性而言，没有一种爱能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尽管子女都受到父母的爱护，但家庭未必和睦，即使爱得深厚，怎么就能保证不发生冲突呢？先王爱民，不会超过父母关爱子女，但子女未必不会叛逆，那么民众怎么就一定能治理好呢？况且按法令执行刑罚，君主却为之流泪，用这个表示仁爱，是不可以用来治国的。流着眼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慈；然而却不能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制。先王把以法办事放在首位，而不听从仁慈的心肠办事，那么不能用仁慈来治国，道理也就很清楚了。 况且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所感化的。孔丘，是天下的圣人，修养德行，宣传儒学，周游海内，天下的人都喜欢他的仁，赞美他的义，而愿为他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这大概是因为看重仁的人很少，能够做到义是很难的。所以以天下之广大，而能听从他指使的人只有七十人，而行仁义的只有孔丘自己一个人。鲁哀公是一个不高明的君主，他坐在朝廷里统治国家，国内的老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老百姓总是屈服于权势的，权势也的确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丘做了臣子，而哀公反而做了国君。孔丘并不是胸怀哀公的义，而是服从他的权势。所以根据义，孔丘不会臣服于鲁哀公，然而凭借权势，哀公就可以让孔丘臣服。现在的学者劝说君主，不是让君主依仗必胜的权势，而是让君主致力于行仁义就可以称王天下，这是要求君主必须做到像孔丘那样，而把世上的普通民众都当成孔丘的门徒，这是必定行不通的办法。
现在有一个不成器的孩子，父母训斥他，他不悔改；老乡责备他，他无动于衷；老师教诲他，他不肯改变。把父母的慈爱、老乡的品德、老师的智慧这三样美好的东西，一起施加到他身上，然而他始终不被触动，丝毫也不改变。直到地方官吏拿着官府的兵器，执行国家的法令，到处搜捕坏人的时候，他才感到恐惧，改变了坏品行，纠正了坏行为。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等待官吏执行严厉的刑罚，这是因为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骄横，见到权威就服从。因此十仞高的城墙，即使是善于攀登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它太险峻了；千仞高的大山，就是跛脚的母羊也容易放牧，因为它的坡度平缓。所以英明的君王总是严峻地制订国法并严格地执行刑罚。一丈左右的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成百上千两黄金正在熔化，即使是盗跖也不敢去拿。不是一定会受害时，很小的东西也不愿放弃；一定会烧伤手时，就是大量的金子也不敢去取。所以英明的君主必须要坚定地执行刑罚。因此奖赏不妨优厚而坚决兑现，使民众党派有利可图；惩罚不妨严厉且坚决执行，使民众感到畏惧；法令不妨统一而固定，使民众都知道。所以，君主施行奖赏而不随意改变，执行惩罚不会有赦免，给予奖赏的同时辅以荣誉，实施惩罚的同时加以恶名，这样贤能的人和不贤能的人都会尽力去干事。 现在却不是这样。因为他有功劳而给他爵位，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努力耕作而给他奖赏，却轻视他创立家业；因为他不愿被录用而疏远他，却推崇他轻视世俗功利；因为他触犯禁令而责罚他，却赞美他有勇气。施加给臣下的毁誉、赏罚，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被破坏，民众就越发混乱。现在如果自己的兄弟遭到侵犯，就必定帮他反击，这被叫做方正；知道自己的朋友受到侮辱，就跟随他一起报仇，这被叫作忠贞。方正、忠贞的风气形成了，君主的法令就会被破坏。君主尊重这种忠贞、方正的品行，而忘记他们违反法禁的罪过，因此民众就会逞勇犯禁，而官吏不能制止了。不从事农耕劳动就有吃有穿，却说他有才能；不打仗立功就受到尊重，却说他是贤人。“贤”、“能”的风气形成了，国家的兵力就会削弱，土地就会荒芜。君主喜欢所谓“贤”、“能”的品行，而忘记兵力削弱、土地荒芜的祸害，那么谋求私利的行为就会得逞，国家利益就会不存在。
儒家利用文学扰乱法治，游侠依靠武力违犯禁令，然而君主对他们都以礼相待，这就是造成国家祸乱的原因。触犯法制的本该治罪，而那些儒生却因懂得文学得到录用；违反禁令的本该惩罚，而那些游侠却因不守法令仗剑行凶得到供养。因此，法令所反对的，君主却加以任用；官吏要处罚的，君主却加以供养。法治所反对的和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和君主所供养的，这四种情况互相矛盾没有确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对推行仁义的人不应该称赞，称赞他们就会危害耕战；对搞文学的人不应该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楚国有个很正直的人名叫直躬，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向官吏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然忠心，对父亲却是大逆不道，因而判他有罪。由此看来，君主的直臣却是父亲的逆子。有个鲁国人跟随君主打仗，三次上阵三次败逃。孔丘问他什么缘故，他回答说：“我上有老父，我如果战死就没有人供养他。”孔丘认为他是孝子，就提拔他做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却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向上报告了；孔丘奖励了逃兵，鲁国人就容易投降敌人，临阵脱逃了。国家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是如此不同，君主既推崇个人的私利行为又谋求国家的利益，一定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 古代苍颉创造文字，把为自己盘算叫做“私”，和“私”相反的叫做“公”。公私的相互对立，那是苍颉本来就知道的了。现在认为公私的利益相同，是没有明察的失误。那么为个人打算，不如去修养品德、研习文学。品德修养好了就会受到信任重用，受到信任重用就能接受官职；文学研习好了就可以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可以显贵荣耀。这是个人美满的事。然而没有功劳却能接受官职，没有爵位却能显贵荣耀，如此处理政事，国家就必然混乱，君主就必然有危难。因此互不相容的事是不能并存的。杀敌的受奖赏，同时又推行仁慈厚道的品行；攻克城池的受爵禄，同时又信奉清廉慈爱的学说；加强戒备以预防战乱，同时又赞美宽袍大袖的服饰；富国靠农民，抗敌靠士卒，同时又尊崇文学之士；不用尊君守法的臣民，却供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像这样做，要想把国家治理得强大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养儒、侠，战争发生时用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国家所要用的人，却得不到国家的利益。因此农民和士兵就会荒废他们的职业，游侠和儒生却一天天多起来，这就是社会之所以发生祸乱的原因。
况且社会上所谓的贤人，是指他们有忠贞诚实的行为；所谓智者，是指他们善于深奥玄妙的言辞。深奥玄妙的言辞，就是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把智慧极高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微妙之言，作为民众的行为规范，民众就无从懂得它。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去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衣服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是不会去渴望有刺绣的华丽服装。治理国家的事情，如果急切的事情还没有办好，缓慢的事情就不要急着去办。现在所治理的国家的政事以及民间的常事，那些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不被运用，却去羡慕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论，这就违反了治国的原则。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不是普通民众所追求的。至于看重忠贞诚实的行为，就必然会尊重不搞欺骗的人；其实不搞欺骗的人，也没有让人不搞欺骗的办法。平民相互结交，没有丰厚的财物互相利用，也没有什么权势互相威胁，所以才寻求不搞欺骗的人。现在君主有着控制人的权势，拥有一国的财富，掌握重赏严罚的大权，可以很好地处理用术所洞察的问题，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不敢进行欺骗了，为什么要等待忠诚不欺的人呢？今天忠贞诚信的人太少了，而国内所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那么能做官的人就不够官职所需的人数。人数不够官职所需，那么能够把政事办好的人就很少，而把政事搞乱的人就很多。因此，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专一地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坚定地用术而不崇尚诚信，这样法治就不会败坏，群臣也就不会有奸诈的行为了。
现在的君主对于言谈，只喜欢它的巧言善辩而不管它的内容是否适当；用人做事，只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责求他办事的功效。因此天下的民众，那些擅长辞令的人都致力于巧言善辩而不考虑是否实用，所以导致称引先王、大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国家的政事就难免不混乱；那些注重道德修养的人都竞相标榜清高，而不符合国家的事功，所以有智慧的人都隐居深山，归还君主给他的俸禄而不愿意接受，致使国家的兵力难免不被削弱。国家的兵力难免不被削弱，政事就难免不混乱，造成这种局面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尊重的，都是使国家混乱的办法。现在国内的民众都在议论治理国家的问题，收藏商鞅、管仲法家著述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却越来越贫穷，这是因为空谈农耕的人很多，而实际种地的人很少；国内的民众都在议论军事问题，收藏孙子、吴起兵书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软弱，这是因为空谈战争的人很多，而实际上战场的人很少。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民众的气力，而不听他们空谈；奖励民众的功劳，而坚决禁止无用的行为。所以民众就会竭尽全力来服从君主。耕地用力是很辛苦的劳作，而老百姓还愿意去干，说：“可以由此富裕起来。”打仗的事情是很危险的，而老百姓仍然愿意去打仗，说：“可以由此显贵。”现在讲求文学从事言谈的人，没有农耕的劳苦而享有财富的实惠，没有打仗的危险却能获得显贵的尊位，那么谁不愿意这样做呢？所以许多人去从事智辩活动，极少的人为国出力。从事智辩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会败坏；为国出力的人少了，国家就会贫穷：这就是社会之所以混乱的原因。 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不用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材；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制止游侠刺客的凶暴举止而鼓励杀敌立功的勇敢行为。这样国内的民众，那些擅长言谈的人一定要遵守法律，从事劳动的人让他们回归到农业生产，表现勇敢的人叫他们全部到军队中去服役。因此，太平时国家富有，发生战争则兵力强大，这就叫做称王天下的资本。已经积累了成就王业的资本，又能利用敌国的弱点，那么超过五帝赶上三王，一定得靠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士民在国内违法乱纪，言谈者在国外造就自己的声势，他们内外一同作恶，要对付强大的敌人，不是也很危险吗！所以那些议论外交大事的群臣，不是属于合纵或连横的一党，就是对某国怀有报仇的私心，想借助国内的力量进行报复。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国；而连横，就是事奉一个强国去攻打许多弱小的国家：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当今主张连横的大臣们都说：“不事奉大国，遇到强敌就会受到祸害。”事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好处，必须先献出本国的地图，呈上国家的印章来求得军事上援助。献出地图，国家的土地就会缩小；献上印章，君主的名声就会降低；国土缩小国家就削弱，君主名声降低政治就混乱了。事奉大国参与连横，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就已丧失了土地，搞乱了政治。主张合纵的大臣们都说：“不去援救小国而攻打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危险了，国家危险了，君主的地位也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实际的好处，且要起兵对抗大国。援救小国不一定能保存小国，对抗大国不一定没有疏失，有疏失就会被强国所制服。出兵打仗军队就会失败，退兵防守城池就会被攻占。援救小国参与合纵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就已丧失了国土，让军队打了败仗。因此，事奉强国，就让那些主张连横的人借助国外势力在国内捞取官职；援救小国，就让那些主张合纵的人借助国内的权势在国外取得好处。国家的利益没有确立，而那些搞连横合纵的人却把封地和厚禄捞到手了；君主的地位降低了，而臣子的地位却尊贵起来；国家的土地被削弱了，权门豪族却富足了。事情成功了，那些纵横家凭借猎取的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他们就靠获得的财富隐居起来。君主听取了那些搞合纵连横的臣下的意见，事情还没有办成就给予他们很高的爵位与俸禄；事情失败了也不责罚他们，那么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功名富贵的花言巧语来谋取爵禄，而希望在事败之后侥幸地免除祸害呢？所以国家破灭、君主死亡都是因为听信了那些纵横家的夸夸其谈。这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呢？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与私的利益，没有考察正确与错误的言论，事败之后又不坚决惩罚他们。都说：“搞外交，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可以保持安全。”所谓称王天下，就是能攻打别人；所谓保持安全，就是不可能被别人所攻破。强大，就是能进攻别人；安定，就是不可能被别人所攻破。国家的安定强大不能救助于外交活动，只有从搞好内政中取得。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而专门在外交上动脑筋，那是达不到使国家安定强大的目的的。
民间的谚语说：“袖子长便可跳舞，本钱多好做买卖。”这是说条件好的事情容易成功。所以国家安定强大，就容易谋划；国家贫弱混乱，就难以想办法。所以为秦国出计谋，变化十次也很少失败；为燕国出计谋，变化一次也很少成功。不是替秦国出计谋的人一定聪明，替燕国出计谋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秦国安定强大，燕国贫弱混乱，两国的条件不同。所以周背离秦国去搞合纵，只一年的时间就被秦攻陷了；卫背离魏国搞连横，只半年的功夫就被魏灭亡了。这就是说周因合纵而被消灭，卫因连横而被覆亡。假使周、卫放缓参加合纵连横的计划，加强国内的治理，彰明法律禁令，坚定地实行赏罚，充分利用地力增加物质积累，劝导百姓竭尽全力坚守城池，天下各国即使夺取它们的土地所得利益也很少，攻打它们则会伤亡惨重，就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国也不敢在这样坚城之下把自己拖垮，而让别的强敌利用这种疲惫来进行攻击，这才是使国家一定不会灭亡的办法。放弃一定不会亡国的办法而去干势必亡国的事情，这是治国者的过失。外交上无计可施，内政上又陷入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不可挽救了。 民众通常的打算，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困苦。今天让他们去打仗，前进就会被敌人打死，后退又要被军法处死，那他可就危险了。抛弃私人的家事而坚定地去承受战争的劳苦，家庭有困难上面也不过问，那他家可就穷困了。处在穷困和危险的境地，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就事奉私家贵族而替他们修缮房屋，替贵族服劳役就能避开战争，避开战争就能得到安全。用财物进行贿赂而投靠当权者，就可以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要求得到满足，就能使自身得到安全；自身得到安全，利益就明显地摆在那里，怎能不去追求呢？因此为国家出力的人少而为私家贵族出力的人就多了。 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使商人、手工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使他们名位卑贱，因为从事农耕的人太少而经营商业、手工业的人太多。现在社会上向亲近君主的人请托的事情很风行，这样官职爵位就可以买到；官职爵位可以买到，那么经营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就不卑贱了。用非法钱财做买卖的通行于市场，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奸商搜括所得成倍地超过农民的收入，而在社会上受到的尊重又超过从事耕战的人，那么光明正直的人就会减少，而经营工商业的人就会增多。
所以扰乱国家的风气是：那些学者称颂先王之道，凭借仁义进行说教，讲究仪表服饰而又注意言语修辞，用以扰乱当代的法治，动摇君主依法治国的决心。那些言谈者，制造谎言，借助外国的力量，谋求他们的私利，把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那些游侠剑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用来显扬他们的名声，而触犯国家的禁令。那些害怕服兵役的人，聚集在豪门贵族门下，大行贿赂，依仗权贵的请托，逃避战争的劳苦。那些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制造粗劣的器物，积聚奢侈的财物，囤积居奇，等待时机，从农民身上牟取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去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供养光明正直的人，那么四海之内即使出现残破覆亡的国家，地削国灭的朝廷，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心得
“故事因于事，而备适于事” 政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措施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政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与时俱进。 在大争之世，“学者”“言谈者” “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扰乱社会风气，是五蠹。 “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除五蠹 以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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