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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字、正音 拙[jue]——借趉，逃走。 跖[zhi]——春秋末鲁国人，姬姓，展氏，名跖，又作蹠、雄，又名柳下跖、柳展雄，在先秦古籍中被称为“盗跖”和“桀跖”，中国民间传说中春秋时期率领盗匪数千人的大盗。 簪袅[ zan niao ]——秦、汉二十等爵的第三级，高于上造，颜说认为有此爵者，可在马上加丝带为标志。 訾[zi]——测量。 黥[qing]——又称墨刑，其法是以刀刻凿人面（体）再用墨涂在刀伤创口上，使其永不褪色。 锯铁鉇（shi）——大铁矛。
蜂虿（chai）——指蜂尾的刺。蜂和虿都是有毒刺的蛰虫。 鲛——鲛鱼，即鲨鱼。犀兕：犀牛。兕，雌犀牛。以上三种动物，其皮特坚。 百石（dan）之弩——强弩。石，古代重量单位，一石等于一百二十斤。 三、原文翻译 画策第十八
过去昊英氏时代，允许民众伐木、捕杀野兽，那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木、野兽多。黄帝之时，不允许捕杀幼小的野兽、不允许吃鸟蛋，官吏没有供自己使唤的奴仆，死了不能用棺材埋葬。昊英、黄帝做事不一样，却都称王于天下，这是因为时代不同。神农之时，男人耕种而使人们有饭吃，女人织布让人们有衣裳穿，不使用刑法和政令而天下安定，不动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死后，人们以强凌弱，以多欺少。因此黄帝制定了君臣和上下级之间的行为规范，父子、兄弟间的礼仪，夫妻之间的婚配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使用军队，同样是因为时代变了。由此看来，神农并不比黄帝高明，可是他的名声却更尊贵，这是因为他顺应了时代的变化。因此用战争消灭战争，即使发动战争也是可行的；用杀戮消除杀戮，即使杀了人也是可行的；用刑罚消灭刑罚，即使加重刑罚也是可行的。 过去能制服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能够战胜强敌的人，一定是首先战胜他的民众的人。因此战胜民众的根本在于制服民众，就像冶炼工人对金属，制陶工人对泥土一样。根本不坚固，那么民众就像飞鸟和野兽，有谁能控制他们呢？治理民众的根本，是法治。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是用法律来遏制民众，而名声和土地就都具备了。君主的名声尊贵、土地广阔，最后称王天下，是什么缘故呢？是总打胜仗的原因。君主的名望低微、土地面积少，甚至最后灭亡，又是什么原因呢？是总打败仗的原因。打仗不胜不称王天下，打仗失败而不灭亡的国家，自古至今，也未曾有过。民众作战勇敢，打仗就会获胜；民众作战不勇敢，就会失败。能让民众专心作战的君主，民众打仗就勇敢；不能使民众专心作战的君主，民众打仗就不勇敢。圣明的君主看见只能通过战功称王天下，所以要求全国的民众都当兵。走进一个国家，观察这个国家的治理情况，民众被调动役使国家就强大。凭什么知道民众被君主调动役使了呢？那就是民众看待打仗，就像饿狼见了肉一样，那么民众就被调动役使了。一般战争，是民众讨厌的东西。能让民众乐于去打仗的君主，就称王天下。强国的民众，父亲送他的儿子去当兵，哥哥送他的弟弟去当兵，妻子送她的丈夫去当兵，他们都说：“不获胜，就不要回来。”又说：“不遵守法律，违抗了命令，你死，我也得死，乡里会治我们的罪。军队中没有地方逃，我们要搬迁也没有地方可去。”军队的管理办法，是将五个人编成一伍，用标记来区分他们，用军令来束缚他们，逃走了也没有地方居住，失败了没有活路。所以三军将士服从军令，军令就像流水一样，就是战死也不向后退。 国家治理混乱，不是因为它的法度混乱，也不是国为法度废弃不用。国家都有法律，但却没有让法律一定实行的办法。国家都有禁止邪恶、处罚盗贼的法令，但却没有使邪恶、盗贼一定能受到处罚的办法。做邪恶之事、偷盗的人要处死刑，可是犯奸、偷盗的现象却不断发生，这是由于做了坏事不一定能被处罚。就是处罚了，却仍有邪恶、偷盗的事发生，这是因为刑罚轻的原因。刑罚轻，不能惩治他们。一定要惩治他们，受刑罚处治的人就多了。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处罚不守法的人，而不奖赏守法的人，因此不用刑罚民众也为善。不用刑罚民众也为善，是国为刑罚重。刑罚重，民众不敢触犯刑法，因此也就没有刑罚。而民众没有谁敢做坏事，这时全国的民众都为善。因此不奖赏守法的人而民众都为善。不可以奖赏善良的人，就像不能奖赏盗贼一样。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像盗跖那样的人变得诚实可信，更何况像伯夷这样的人？不会治理国家的人，即使是像伯夷一样高洁之士也有犯法的可能，更何况盗跖了？假如环境使人不能做坏事，即使是盗跖一样的人也可以信赖；假如环境能让人做坏事，即使是伯夷一样高洁的人也有嫌疑。 国家或者是治理得更好，或者是治理得更乱。英明的君主在上位，他所选用的人一定贤能，那么法令便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法令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那么法度就能在下面实行，不贤之人就不敢做坏事，这就叫治上加治。不英明的君主处在上位，他所选用的一定都是不贤之人。国家没有严明的法令，不贤之人就敢做坏事，这就叫乱上加乱。军队或者是强上加强，或者是弱上加弱。民从本来想要打仗，又不能不去打仗，这就叫强上加强。民众本来不想打仗，又能不去打仗，这就叫弱上加弱。 英明的国君不会对臣子们滥施富贵。人们所说的富，不是粮食珠玉吗？人们所说的贵，不是爵位官职吗？废弃法律，以个人意志为主，给臣子爵位和俸禄，使臣子们富贵，就是滥施富贵。一般说来君主的品德行为不高于别人，智慧也不超出别人，勇敢、力量也不超出别人。可是民从即使有足够的智慧，也不敢谋求君主的地位；即使有勇敢和力量，也不敢弑杀君主；即使人数多，也不敢凌驾在君主之上；即使民众的人数达到亿万，悬重赏民众不敢争抢，实行刑罚民众也不敢怨恨，这是因为有法度。国家混乱的原因，是民众多考虑个人道义；军队力量弱的原因，是民众多追求私下的斗勇。那么在实力削弱的国家获取爵位、俸禄的途径就有许多。使国家灭亡的风气，是民众看不起爵位，轻视俸禄。不劳动而有饭吃，不打仗而有荣誉，没有爵位依然尊贵，没有俸禄照样富有，没有官职照样威风，这就叫做奸民。所说的“善于治国的君主身边不会有忠臣，慈爱的父亲身边不会有孝子”，君主和父亲都不用好言相劝，而用法律使他们互相监督，用命令让他们互相纠正。这样的话，臣民们就不能单独做坏事，也不能伙同别人一起做坏事。常人所说的富有，是进的多出的少。穿衣有限制，饮食有节制，那么支出的就不少。妇女在家中尽力做事，男人在外面尽力做事，那么收入就多。 所说的国君的圣明，是指君主没有什么地方看不到，那么大臣就不敢做奸邪之事，民众就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君主坐在安适的床上，听着丝竹之声，天下就治理好了。所说的国君的圣明，它能使民众不能不去做事。所说的国君的强有力，是天下人都被他制服了。天下人都被他制服，才能聚合天下的力量。所以强悍的人不敢暴乱，聪慧的人不敢做欺诈的事，并考虑如何被君主选用。全天下的人，没有谁敢不做君主所喜欢的事，回避君主所讨厌的事。所说君主的强大，是指他能使有勇力的人不得不为自己所用。国君的理想能实现，天下的人都受益；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天下的人也都欢喜。依靠天下的人，天下的人就会抛弃他；依靠自己，才能得到天下。得到天下的君主，首先是要得到自己；能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能战胜自己。 圣明的人懂得社会发展的道理，一定要顺应时代发展的形势。因此制定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的政策，打仗用必定勇敢的民众，下达民众一定能听从的命令。所以军队出发打仗便会无敌于天下，君主的命令下达天下便会服从。黄鹄起飞，一飞便上千里，这是因为它具备能飞行千里的翅膀。蛩蛩巨丘这样的良马，能日行千里，是因为它们具备能奔跑千里的本领。虎、豹、熊、罴，凶猛而无敌于天下，是因为它们有一定能战胜其他野兽的能力。圣人能发现治理社会的有效制度，明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他统治民众，就像利用地势的高低控制水流一样，又像利用干湿来控制火势一样。因此说：仁慈之人能够对人仁慈，而不能使人仁慈；有道义的人能够爱别人，而不能使别人有爱心。所以明白仁义不能治理好天下。圣人有一定让天下人信任的品德，又具有让天下人不能不信任的办法。通常所说的“义”，是说作为臣子要有忠心，做儿子要有孝心，长幼之间有礼节，男女有别。如果不合乎道义，就是饥饿也不能苟且吃饭，就是死也不能苟且偷生。这些不过是有法律的正常现象。圣明的帝王，不重视道义而重视法律。法律必定要明确，君主的命令一定要贯彻执行，那就可以了。 境内第十九 国境之内，男女都在官府登记名字，新生的人就填写上去，死去的人就注销。 有爵位的人乞要无爵位的人做他的“庶子”，每一级可以要一个，没有战事的时候，庶子每月为他的大夫服役六天。有战事的时候，随着主人到军中为他做饭。 爵位从一级以下到小夫，叫做校、徒、操，爵位是公士。从二级开始到不更，叫做“卒”。打起仗来，五人编为一个名册为一伍，一人逃跑就惩罚另外四个人，如果谁能斩得敌人一颗首级就可免除刑罚。每五人设一屯长，一百人设一将。作战时，将、屯长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就斩杀；如果得到敌人首级三十三颗以上，就算达到了规定的数目，将、屯长可以升爵一级。五百人的将领，有短兵五十人。统率两个五百的将，是将中的统领，有短兵一百人；享一千石俸禄的县令，有短兵一百人；享八百石俸禄的县令，有短兵八十人；享七百石俸禄的县令，有短兵七十人；享六百石俸禄的县令，有短兵六十人。国尉，有短兵一千人。大将，有短兵四千人。如果将官战死，短兵要受刑罚。如果其中有人能够得到敌人的一颗首级，就可免除刑罚。 能在围攻敌国的城邑时，斩获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就满足了规定的数目；在野战中斩获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满足了规定的数目。将吏从操、校到大将都可得到赏赐。军队中的官吏，旧爵是公士的，升为上造；旧爵是上造的，升为簪袅；旧爵是簪袅的，升为不更；旧爵是不更的，升为大夫。旧爵为小吏升为县尉的，赏赐六个奴隶，另加五千六百俸禄。旧爵为大夫，担任国尉的，升为官大夫；旧爵为官大夫的，升为公大夫；旧爵为公大夫的，升为公乘；旧爵为公乘的，升为五大夫，并赏给他三百户的食邑。旧爵是五大夫，升为大庶长；旧爵为大庶长，升为左更；旧爵为三更的，升为大良造。大庶长、三更及大良造都赏赐三百户的封邑，另赏赐三百户的地税。爵位为五大夫，有了六百户的租税和食邑，就可以接受门客。将军、车夫、骖乘都赏赐爵位三级。原来是客卿身份为相的，满足了朝廷的规定，就升为正卿。 停战之后，把所获敌人首级示众三天，也核实三天，将军认为没有疑问，就按功赏给战士和大夫爵位。赏赐的爵位，县里过了三天还没有落实赏给将士和大夫的爵位，就撤去该县尉的职位，评判的权利在该县的丞尉。 能够斩获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赐给爵位一级，增加田地一顷，增加宅地九亩，赐给庶子一人，还可以担任军队或朝廷的官员。 其刑法规定，由爵位高的人审判比他爵位低一级的人。爵位高的人被罢免后，不再给他有爵位的人所享用的奴仆。二级爵位以上的人，犯了罪就降低他的爵位。一级爵位以下的人犯罪，就取消他的爵位；小夫犯罪则处死。 公士以上直到大夫，死后爵位每高一级，他坟旁种的树就多一棵。 在围攻敌国城邑的时候，国司空测量那个城墙的面积和厚度。国尉划分攻打的地点，校、徒分别限定以体积掘取，定出期限，并命令说：“最先完成的立头功，最后完成的斥为末等。两次被斥为末等就撤了他的爵位。”打穿了洞穴就堆上柴草，烧起木头。敢死队的士兵，城墙的每一个方向分布十八个。敢死队的士兵，都知道拼死力战，不成功，就要斩首。一个队如能抓获五个敌人，那么这个队的每个士兵，就获得爵位一级。如果战死，他的族人可以有一人承其爵位。如果怕死退避，就在千人围观之下，在城下遭受黥刑或劓刑。国尉划分地段，中军的士兵听从分派。将军搭起木台，和国家的正监、王的御史一同观望。士兵先进城的评为头功，后进城的评为落后。敢死队的士兵，尽量用自己申请的人。自己申请的人不够数，就用希望晋级的人补足。 弱民第二十
民众弱，国家就强；民众强，国家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致力于使民众弱。民众朴质就弱，民众放纵就强。弱就会守法，强就任意作为。人民守法就听众命令，任意而行就不受控制。所以说：采取强民政策以摒除强民的国家，力量弱；采用弱民政策以摒除强民的国家，力量强。
民众，国家用“善”他们就亲爱他们的家人，用“奸”他们就亲近国家的制度。民众和同而掩盖过失，是用“善”的结果。任用“善人”就会隐匿罪恶，任用“奸人”罪恶就会得到惩罚。如果国君抛弃法度，放任人民为所欲为，那奸邪就多了。人民贫穷就会努力致富，致富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产生虱害。因而人民富裕了而没有战事，那就让他们以粮谷换取爵位，爵位的取得必须凭借他们的实力，那样农民就不怠惰。农民不怠惰，六种虱害就不会产生。所以国家富强人民守法，强上加强。 国家兵力衰弱容易，强大困难；人们都爱惜生命，贪图安逸。拼死赴国难，是难以期望做到的。若让民众觉得拼死赴国难是容易的事，兵为就强大了。人民若有羞战之心，那奸邪就会增加；国家赏赐出于一途，就没有差错。奸邪止息，敌人有过失，一定有利。兵力强大，就会产生声威；作战不以任何手段为羞耻，就利于用兵。用兵长时间处于有利形势，一定能称王。所以用兵做敌人所不敢做的，兵力就强大；做敌人认为可耻的事，国家就有利。法度有常，人民才能各安其位；君主随机应变，才能万事成功。国家有常法，国君操纵大权，就有利。所以国君以机变为贵，国家以稳定为贵。 利禄出于一个渠道，国家的物资就多；出于十个渠道，国家的物资就少。用一个渠道的国家，治理严整；用十个渠道的国家，治理混乱。国家治理严明就强大，治理混乱的弱小。强物资就会集聚，弱物资就会流散。所以国家使物资集聚的就强，使物资流散的就弱。 民众，地位卑弱就会崇尚爵位，怯弱就会尊敬官吏，贫穷就重视赏赐。朝廷用刑法统治人民，民众就乐为的用；用赏赐来奖励战争，民众就会轻视死亡。因此临战严整士兵全力以赴，就叫强。民众有自以为荣的尺度，就会轻视官位鄙视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赏赐。治理民众以刑法羞辱他们，战争时他们才会出战。民众贪生怕死，部署纷乱而去与别国交战，所以士兵与农民都会怠惰，国家力量就弱。 农民、商人、官吏这三种人，是国家稳定的职业。农民开垦土地，商人贩卖货物，官吏治理人民。这三种职业会产生六种虱害：叫做“岁”虱、“食”虱，“美”虱、“好”虱，“志”虱、“行”虱。这六种虱害生了根，国家必定削弱。农民有了剩余的粮食，于是成年安逸享乐。商人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推崇华丽好玩的物品，于是对于用品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官吏虽然设置了而不肯为国家出力，儒家的异志高行成风。六种虱害形成风气，打起仗来必定大败。 法度偏斜，统治就要混乱；任用贤良，异主就要盛行。治国的方针纷杂，国家就混乱；异言盛行，兵力就弱。法度明确，治理的方法就会省简；任用力量，异言就会停止。治理的方法省简，国家就政治清明；异言停止，兵力就强。所以治理得多，国家的力量就小；治理得少，国家的力量就大。 政策制定的是人民所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政策制定的是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更强，结果兵力就弱上加弱了。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转弱，结果兵力就强上加强了。所以实行强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上加弱，国力就削弱；实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强上加强，就能成就王业。用强民的政策治理强民和弱民，强民仍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治理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可见用强民政策统治弱民，国家就会削弱；用弱民政策统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 明君任用他们的臣下，任命一定要充分彰显他的功绩，奖赏一定要囊括他的所有功劳。国君使臣民相信这一点就像相信天上的日月一样，那样就无敌于天下了。离娄能看到秋毫之末，而不能将他的明目借给旁人；乌获能举起千钧的重量，却不能把他的神力给予旁人；圣贤的才能在于禀性，也不能给予旁人。当今掌握政权的人，如果想成为圣人，那就要实行法治。舍弃法度治理国家，好比任重道远而没有牛马，又像想渡过大河而没有舟船。现在国家人口多兵力强，是成就帝王之业的绝好资本，但如不严明法令巩固它，就接近危亡了。所以明君修明法度，使国内的民众没有淫邪的念头，游客处士都参加战斗，万民都努力于农作和战争。国君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啊。楚国的民众行动迅速而统一，快如旋风。手持宛地的长矛，如蜂蝎的刺一样锋利；身披鲛鱼、犀牛皮制的铠甲，像金石一样坚硬。又有长江、汉水作护城河，有汝水、颍水作险阻，有邓林作屏障，有方城作要塞。可是秦兵到来，攻下鄢、郢如同抖落枯叶；楚国大将唐蔑在垂涉战死，庄蹻在国内起义，楚国就一分为五。楚国土地不是不广阔，人民不是不众多，兵甲财物不是不充足；而作战却不能取胜，防守不能坚固，这就是不修明法度导致的，舍弃法度治理国家，如同舍弃权衡而去量轻重一样。 外内第二十二 民众认为对外没有比战争更难的了，所以朝廷用轻尘就不能使他们去作战。什么叫轻法呢？即奖赏不多而刑罚不重，放任的道路没有堵住。什么是放任的道路呢？就是能言善辩的人得到尊重，游走求官的人得到任用，儒家学说得到显扬。这三种途径若是不堵住，那么民众不肯出战而国家就会失败。所以朝廷赏赐少，听从法令的人就得不到好处；刑罚轻，违反法令的人就得不到什么处罚。所以开启放任之途诱导百姓不务正业，而用轻法驱使百姓去参战，这同诱捕老鼠而用狸猫作饵一样，岂不是希望渺茫？因此要想让人民出战，必须用重法。赏赐必须多，刑法必须严，放任的道路必须堵住。让能言善辩之人得不到尊贵，游走求官之人得不到任用，儒家学说思想得不到显扬。赏赐多则刑罚严，民众见到作战的赏赐多就忘记了死的危险，见到不参加战争受到的侮辱就害怕那样活着。重赏使他们忘记死的危险，严刑使他们害怕痛苦地活着，放任之路又被阻塞，用这样的办法迎接敌人，好比用百石的强弩射飘摇的树叶，还有攻不破的吗？ 民众认为对内之事，没有比农事更苦的了，所以用轻治不能役使他们。什么叫轻治？即农民穷而商人富，所以粮食贱而钱就“实”，粮食贱农民就穷，钱“实”商人就富；不限制工商业，那么手工业者就会获利，而游荡求食的人也有增多。因此农民用力最为辛苦，而获利最少，不如商人和手工业者。如果能使商人和手工业者不那么多，而国家想要不富，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想发展农业来富国，国内的粮价必须贵，而对不从事农业生产者的赋税必须增加，贸易的利税必须加重。那么百姓不得不去种田，不种田就不得不买粮，粮价高农民就获利，种田获利从事农业的人就会多。粮食贵，买粮就不划算，而又加重赋税，那么百姓就不得不放弃商业、手工业而赚取田利。所以百姓的力量都集中到农业上了。 所以治国的人，要把守卫边境的好处都给士兵，贸易的好处都给农民。边境的好处给士兵的，就强大：贸易的好处给农民的，就富庶。所以在外征战强悍，在内休养生息国家富裕的，就称王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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