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的《商君书》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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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内第二十二

民之外事莫难于战，故轻法不可以使之。奚谓轻法？其赏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谓也。奚谓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三者不塞，则民不战而事失矣。故其赏少，则听着无利也；威薄，则犯者无害也。故开淫道以诱之，而以轻法战之，是谓设鼠尔饵以狸也，亦不几乎？故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严，淫道必塞。为辩知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赏多威严，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见不战之辱则苦生。赏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而淫道又塞，以此遇敌，是以百石之弩射飘叶也，何不陷之有哉？

民众认为对外没有比作战更难的事情了，所以不能用轻法让他们去作战。什么是轻法，赏赐少而刑罚轻，放任的道路没有被堵住，什么是放任的道路没有被堵住？善辩者重用，游走求官的人得到重用，儒家学说得到重视。三者不堵住，那么民就不会作战，国家就会失败。赏赐少，听到的人觉得没有什么好处；刑罚轻，犯罪的人就会感觉没有什么惩罚。所以放任百姓不务正业，用轻法去让百姓作战，希望很渺茫。因此想让百姓作战，必须采用严格的法律。赏赐就要多，律法要严厉，后退之路就会被堵住。善辩的人得不到重视，游走求官的人得不到任用，儒家学员得不到重视。赏赐多，律法严那么百姓就会忘死作战，看见不参加作战受到侮辱就觉得很苦。赏赐使人忘记死亡，严明律法使人害怕痛苦的或者，用这边的办法迎敌，还有攻不破的吗？

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奚谓轻治？其农贫而富商，故其食贱者钱重，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故曰：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则民不得无田，无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di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

百姓认为对内的事情没有比农耕更苦的了，所以用轻治不能役使他们。什么是轻治，农民贫穷而商人富有，所以粮食贱钱就实，钱实商人就富，不限制工商业，那么手工业者就会获利，而游荡求食的人就会增多。所以农民用力最多最辛苦，获利最少，不如商人和手工业者。如果商人和手工业者不那么，而国家想要不富，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想要发展农业来富裕国家，粮食价格就要搞，不从事农业的人征税就要多。那么农民不得不去种田，不种田就不得买粮食，粮食价格高，那么农民就会获利，种田从事农业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粮食贵，买粮食的人就不划算，又加重了税负，百姓不得不放弃商贾、手工业而去种地。那么百姓就会把力量都用在种地了。  

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故出战而强，人休而富者，王也。

治理国家的人，边境的利益都归于军队，市场的利益对于农民。边境的利益归于军队那么军队强；市场的利益归于农民，那么农民就会富裕。所以在外征战强悍，在内休养国家富裕的，就称王天下了。

简明心得：农战为本：对内抑商促生产，提高粮食价格使民获利；对外鼓励民敢于战争，敢于战争在于赏赐到位和严明律法。这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形态，现在是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工人就是那个时候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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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第二十三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不得也。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不治。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农不离廛chan者，足以养二亲，治军事。故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
古时候君臣没有上下登记之分时，百姓纷乱不得治理。所以圣人分贵贱，设立爵位，设立名号，用来区别君臣上下的不同。土地广袤，百姓众多，物产丰富，所以设五官用来管理。百姓多产生奸邪之事，所以设立法度，度量来限制奸邪的产生。君臣有上下关系，五官分别，法律的禁止，不可以不慎重。在君主的位置上，命令不能下行，是件危险的事情；设立了五官但没有一定之规，那就乱了；法律设立了，却私行，那么百姓就不怕刑罚。君主有尊严，法令才能通行；官吏清明，才有一定之规；法律清明，百姓才会害怕刑罚。法律不清明，要求民众服从法令，那是不可能的。百姓不听从命令，而要君上有尊严，有尧舜的智慧，也不能治理。英明的君王治理天下，根据法律治理国家，按照功绩来进行赏赐。凡是百姓敢于作战不害怕死亡的，不过是为了取得爵禄。明君治理国家，战士有斩获首级，抓获俘虏的功劳，一定让他的爵位足以荣耀，俸禄足够养活家人。农民不离开居所，足够养双亲，供给军粮。所以军士才能殊死战斗，农民才能不偷懒。

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誉。故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臣闻：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民徙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瞠目扼腕而语勇者得，垂衣裳而谈说者得，迟日旷久积劳私门者得。尊向三者，无功而皆可以得，民去农战而为之。或谈议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请之，或以勇争执。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则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释法制而任名誉也。
当今的君主不是这样子，抛开法律而任人的以智慧，不注重功劳和荣耀。所以战士不愿意打仗，农民迁徙。臣听说，御民的关键在于君上。所以百姓，可以去农战，可以去游走求官，可以致力做学问，在于国君赏在何处。君主赏赐功劳，那么百姓去才加战斗；君主按人民学问赏赐，那么百姓致力学问。人民对利益的追求，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是没有东西南北方向可以选择的。人民获利而乐于做的事，就是君主的赏赐。气势汹汹尚武的人得到奖赏，游手好闲的得到奖赏，攀附效力于权贵的人得到奖赏。尊尚以上三者，那么民就要放弃农战而去做这些事情。那样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国土就会被削弱，军队战斗力就会弱，君主就地位卑微，产生这种想象的原因是，抛开法度而任虚名。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业。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所以君主慎重法度，不合法度的话不停，行为不合法度不推崇，不合法度的事情不做。说话合法度，就认为动听，行为合乎法度，就推崇；事情合乎法度，就去做。这样国家就得到治理，军队战斗力强，而君主地位尊贵。这就是治理的高境界，国君不可不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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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使第二十四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赏罚也。赏随功，罚随罪。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夫赏高罚下，而上无必知其道也，与无道同也。凡知道者，势、数也。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今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县绳之数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其数者，虽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离娄不见。清朝日䵎tuan,则上别飞鸟，下察秋毫。故目之见也，托日之势也。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今恃多官多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通数者不然也。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随跖zhi不为非焉。故先王贵势。
君主用来调动和制止的臣下的手段，是赏赐和刑罚。赏赐依据功劳，惩罚依据罪过。所以评定功劳，考察罪过不可不慎也。赏功罚罪，君主不知道其中的道理，那么法度就等于没有法度。但凡懂得法度，就是懂得客观形势合统治方法。之前君王不依仗他的强大而依靠客观形势，不依靠忠信，而依靠统治方法。就像飞鹏遇到旋风而飘越千里，是因为风的势；测量深潭能够知道八千尺的深度，是因为运用了悬绳测量的方法。所以依靠客观形势，即使道路遥远一定能够到达；掌握方法，即使非常深也能测出来。现在是黑夜，有自作大山职高，离娄恶看不到。而清晨阳光明亮，他能够分别天上飞鸟，能够分辨地上毫毛。所以所能够看见，是借了太阳的这一客观条件。善于利用客观形势君主，不用多设管理而有廉洁效果，运用合适的方法政事就会得到治理。现在依靠官多，设立监察防止官员谋私。但监察官员也想谋私，那怎么去禁止他们呢。依靠监察官员，国家仅免于危亡，通宵治理国家方法的君主不会这样。分析客观形势，使谋私利有障碍。所以说客观形势难以隐瞒其私利之时，及时盗跖也不敢做坏事，这是古代君主对客观形势的运用。

或曰：人主执虚后以应，则物应稽验，稽验则奸得。臣以为不然。夫吏专制决事于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计书以定。事以一岁别计，而主以一听，见所疑焉，不可蔽，员不足。夫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则耳不得不闻。故物至则变，言至则论。故治国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见遁心。今乱国不然，恃多官国吏。吏虽众，事同体一也。夫事同体一者，相监不可。且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合而利同者也。若使马焉能言，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保也。民之蔽主，而不害于监，不肖者不能损。故遗贤去智，治之数也。
有人说：“君主持虚心、稳重的态度对待一切就能使事物得到相应的查验，经过查验就能发现奸邪。”我认为不是这样。官吏在远离国君千里之外的地方决断政务，十二月按时将决断的事登在簿书上。一年一计，而君主听一次，即使有所怀疑也不能断定，因为物证不足。但是东西出现在眼皮底下眼睛就不能看不到，声音在耳边响起就不能听不见。所以东西在眼前就能辩别；言论响起就能论定。所以治理清明的国家的法制，人民不能隐藏他们的罪恶，就像眼睛不能使见到的一切逃出心的审视一般。政治昏乱的国家不是这样，只凭官吏众多。官吏虽众，利益一致。利益一致不可能互相监督。而且利害不同，才是古代君主用以互相保证的。所以好的政治，夫妻、朋友都不能互相包庇罪恶，这不是不顾念亲情，而是人民不容他们隐瞒。君主与官吏，事务相关而利益不同。让马夫和马夫互相监督就不行，因为他们事务相关而利益一致。假如马会说话，马夫的罪恶就无未能隐藏了，因为马和马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利益一致，罪恶相同的人，父亲不能追究儿子，君主不能追究臣下。官吏与官吏就是利益相同而罪恶也相同。只有事务相关而利益不同的人们，才是帝王建立互相保证的根据。人民蒙蔽君主而无妨碍，这个制度，贤者不能增加，不贤的人不能减少。所以，治国可以不要贤人，不要智者，是由于运用了正确的统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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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法第二十五
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乱者治，故小治而小乱，大治而大乱。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无不乱之国。奚谓以其所以乱者治？夫举贤能，世治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世之所谓贤者，善正业。所以为善正业，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势正使污吏有资而成其奸险，小人有资而施其巧诈。初假吏民奸诈之本，而求端悫悫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众，庸主安能御一国之民？彼而党与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举一与民，民倍主位而向私交。民倍主位而向私交，则君弱而臣强。君人者不察也，非侵于诸侯，必劫于百姓。彼言说之势，愚智同学之，士学于言说之人，则民释实而诵虚词，则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以战必损其将；以守必卖其城。现代的国君没有不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所以他们小小地搞，国家就小乱；大大地搞，国家就大乱。因此，国君没有能够世代统治人民，而世界上没有不乱的国家。什么叫做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呢？例如任用贤人，就是现代国君们采用的治国方法。然而，这样治国，正是乱国。因为人们所谓贤是良善、正直，但良善正直的名声出于他们的党羽。国君听他的言论，认为他是贤能；问他的党羽，都称赞他是贤能，因而不等待他立功，就给予官爵；不等待人有罪，就加以刑罚。这种情况，正是使贪官污吏有所凭借而成就他们的奸险；使小人有所凭借而施展他们的巧诈。既然树立了官吏和人民进行欺诈的根本，而希望他们长出端正和诚实的枝叶，即使是大禹也不能支配十人之多；而况平庸的国君怎能统治一国的臣民？那些结成党羽的人们不等待国君，而就能搞成自私的勾当，国君从臣民中间，提拔这样一个人，臣民就背叛国君而倾向私交。臣民背叛国君而倾向私交，国家就弱了，大臣就强了。国君认识不到这一点，不是受外国的侵犯，就要被百姓所推翻。那些人谈说的技术，愚昧和智慧的人一齐学习，学士向谈说的人学习，因而人们都放弃实际工作，去诵读空虚的言论。人们都放弃实际工作，去诵读空虚的言论因而国家也就实力少、而诽谤多了。国君认识不到这一点，用这样的臣民去战争，必定损兵折将；用这样的臣民去守卫，必定出卖城邑。

故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欲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为诈。夫以法相治，以数相举。誉者不能相益，訾者不能相损。民见相益无益，习相爱不相阿；见訾言无损，习相憎不相害也。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国治矣。
因此，现在有明主忠臣出现能够统治他们的国家，不能片刻忘掉法度。打破战胜党羽的奸巧，制裁并取消虚妄之言，是依照法度统治。使官吏除了法度之外没有凭借的东西，那么，即使再奸巧也做不了坏事。使百姓除了战争没有施展他们能力的地方，那即使再奸诈也不能做出坏事。用法度来统治，在关系密切相互赞誉的，不会对他人有什么好处，相互诋毁的，不会对他人有什么损害。百姓见相互称誉没有什么好处就相互监督抨击坏人，见诋毁没有给他人带来什么损害就习惯于相互监督但不去损害他人了。喜爱某人，而不对其偏私；憎恶某人而不去贬损他。喜爱和憎恶都有正确之途是统治的至高境界。所以我说运用法度国家就治了。

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万乘能以战者，自完也。虽桀为主，不肯诎qu半辞以下其敌。外不能战，内不能守，虽尧为主，不能以不臣谐所谓不若之国。自此观之，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于此二者本于力，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无耕，危者无战。二者，孝子难以为其亲，忠臣难以为其君。今欲敺qu其众民，与之孝子忠臣之所难，臣以为，非劫以刑而驱以赏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释法而任辩慧，后功力而进仁义，民故不务耕战。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贯也。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为之，非好学之，所以避还。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强。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

有一千辆兵车用来守卫国家，可以独立存在；有一万辆兵车用来征战的国家，可以十分巩固。即使桀为君主，也不肯向敌人说半句软话。对外不能征战，对内不能防守，即使尧为君主，也不能不向不如自己的国家讲和称臣。由此可见，国家受到他国的重视，国君受到尊重，就在于自己的力量。力量是提高国家和君主地位的根本，而国君没有全力追求这些，为什么呢？国君役使百姓，劳苦的事就是耕田，危险的事就是战争。这两件事，孝子为了他的父亲、忠臣为了他的国君，都难以做到。现在想役使百姓，交给他们孝子忠臣都难以做到的事，我以为除非以刑罚来迫使他们，以奖赏来驱使它们不可。但现在的君主，没有不放弃法度而任用巧言与智慧的人，把功劳和力量置于后面，把仁义摆在前面。百姓因此不致力于耕战。人民不把力量集中在耕田上，国内的粮食就缺乏了，不把节义（节义 一译作：节制）放在战争中，对外兵力就弱了。在内缺乏粮食，对外兵力薄弱，即使有国土万里，带甲将士百万人，同独自站在平原上一样。古代帝王能让他的臣民上刀山，冒飞箭和飞石。他的百姓想这样做，不如教他们这样，从而免于刑罚。所以我们教令：百姓想追求利益，不耕田，就得不到；想避免刑罚，不去作战，就不能免除。国内的人民没有不先致力于耕沾然后才得到他们的安乐的。所以田地少而粮食多，人民少而兵力强。能在国内做到这两点，那么就成就王道霸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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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分第二十六公问于公孙鞅曰：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
秦孝公问公孙鞅说：“今天制定的法令，明天清晨就想让全国的官吏和百姓都明确了解并奉行，一致而没有奸私，应怎么办？”

公孙鞅曰：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则奏天子。天子若，则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发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犹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 为法令以罪之。有敢剟duo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宜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柙xia，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以券书从事。
公孙鞅说：制定法令，设置朴实厚重以使百姓知道法令的具体内容的人作官吏，把他作为主管法令的官吏。推荐给天子，天子应允，就命令他们主管法令。都诏令受命上任。各自主管各地的法令，百姓胆敢忘记遵守他主管的法令的名目，就用他所忘记的法令的名目惩罚他。主管法令的官吏，若有变更或死去，立刻就命人学习阅读理解法令的内容，为他指出准则，让他几日内便通晓法令内容，不能合乎法令准则的就用法令惩罚他。若有胆敢刊定法令而增减一个字以上的，就是死罪而不会得到赦免。众官吏和百姓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具体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须根据他们的问题明确答复他们。而且要制一个长一尺六寸的符券，符券上写明年、月、日、时间、所问法令的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不告诉，等到他们犯了罪，正是他们所询问的那一条，那就按他们所询问的那条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在询问时，就要把符券的左片给询问法令的人，主管法令的官吏则小心将右片装入木匣，藏在一个屋子中，用法令长官的印封上，即使以后当事人死了，也依照符券办事。


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殿中，为法令为禁室，有键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山法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剟duo禁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岁受法令以禁令。
法令复制一份放在天子的殿中，殿中给法令建一个禁室，有锁钥，用封条把它封起来，把法令的副本藏入其中，用禁印封上。有擅自启开禁室的印封，和进入禁室偷看禁室的法令以及删改禁室法令一个字以上的，都是不可赦免的死罪。每年一次，将禁室所藏法令颁发给主管法令的官吏。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诸侯一首赍ji来之法令，学并问所谓。吏民欲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天子设置三个法官，宫殿中设置一个，御史设置一个，丞相设置一个。诸侯和郡县也为他们各设置一个法官和法吏，全都比照秦都的法官。诸侯郡县一旦接受禁室的法令，就如同学习询问法令的内容。官吏和百姓想知晓法令的，都询问法官，所以天下百姓、官吏没有不知晓法令的人。官吏明知百姓知道法令，所以官吏不敢以非法手段对待百姓，百姓了不敢犯法来触犯法官。对待百姓不遵守法令，人民就可以向法官询问，法官就将法令所规定的罪名告诉他们，百姓就将法官的话警告官吏。官吏知道事情这样，就不敢用非法手段对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像这样，国内官吏和百姓即使有贤良、善辩和狡猾的人，也不可说一句违法的话，即使有千金之一富，也不能使用一铢违法的钱。于是巧诈贤能的人都改变去作好事，都努力自治，服从国家的法令。人民敦厚就统治，这是由于法令明白易懂而一定要遵从。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位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 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私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que，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治之，愈乱；势治而治之，则治，故圣王治治，不治乱。
法令就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是用来防备人民的。为治国而抛弃法令，好比希望不挨饿而抛弃粮食，希望不受冻而抛弃衣服，希望到东方而向西走一样，其相去甚远是很明显的。一只兔子跑了，一百个人乱哄哄蜂拥而上，要逮住他，并不是因为捉到兔子后每个人都能分到兔子的百分之一，而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没有确定。而市场上有好多兔子在卖，盗贼都不敢去偷，这是因为市场上兔子的所有权是明确的。所以，当事物的名分没有确定以前，尧、舜、禹、汤也像奔马似地追逐，而名分确定后，贪婪的盗贼也不敢夺取。如法令不明确，其条目不确定，天下百姓都会评议，其评议因人而异没有定说。人君在上制定法令，百姓在下议论纷纷，这是法令不定，以下代上，这就是所说的名分不定。名分不定尧、舜尚且都会违法，何况普通百姓。这样就使奸恶大兴，人君失掉权威，这是国家灭亡的根本。好比古代圣人著书，流传于后世，必须由教师教授，才能知道其具体内容，如不同教师传授，人人都以自己的想法来评议，到死时也不能知道书文字的它的具体意义。所以，圣人一定给法令设置法官。设置法官做天下人的老师，就是为了定名分。名分确定了，奸诈之人可以变得正直诚实，人民都谨慎忠诚，而且都能自治。所以确定名分是势所必治的办法，不确定名分是势所必乱的办法。势所必治就不会乱；势所必乱就不会治。势所必乱再加治理，就会更乱；势所必治再加治理，才会更治。圣王在势所必治的情况下来治国，不是在势所必乱的情况下来治国。

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之，名正，愚智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限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微妙深奥的言论上等才智的人也不易理解，不需要法令作准则而行为都是正确的，在千万人中只有一个。圣人是针对千万人来治理天下，所以只有智者才理解的东西不能用来作为法令，因为百姓不是人人都是智者。只有贤能的人能理解的东西，不能用来作法令，因为百姓不是人人都贤能。所以圣人制定法令一定使它明白易懂，愚人智者都能懂得。为百姓设置法官，设置法吏，作为百姓的老师，使万民不致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圣人掌握政权，天下没有受刑被杀的人，并不是他不用刑，不杀人，而是圣人推行的法令更明白易懂，又给人民法官、法吏，作他们的老师，教他们懂得法令。从而万民都知道应躲避什么、亲近什么。怎样躲开祸患，接近幸福，而且都能自治。明君在人民自治的基础上来从事国家的治理，天下就大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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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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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的中心论点是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商君书的核心论点是农战。如果我是商鞅，我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当时天下处于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各国战斗不断，诸侯之间兼并不止，生产力低下，在这种环境里，最核心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吃饱，然后能够战胜其它国家。吃饱就是人民安心于生产，调动一切的手段，比如爵位，比如去除六虱，重刑等手段。战胜其它国家就要让自己的军事能力强起来，那么强起来的在于爵位的获得，吏治的清明。农战是一体的，农对内，战对外，只有内外兼修，内外都强，才是真正的强。我觉得像商鞅变法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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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全书中，你最印象最深的内容是哪些？为什么？

印象最深的是重刑，在我的认知里，只有轻刑的君主才算是仁君，只有轻刑才符合发展的潮流，我之前觉得重刑都是酷吏，比如唐朝的来俊臣，汉朝的张汤，是恶魔一样的人，是没有人性的。但现在看来，重刑的目的是没有刑，只有这样才能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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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商君书最终是表达了一个什么理念？合理性依据是什么？其实现逻辑是什么？
法治理念，社会的运行是有着一套规律的，所有人都在在规律之内运行，互相配合，不能超越这个规律。合理性的依据，天地万物各有性，必须在合适的范围内经行配合才是保证社会健康运行。实现逻辑在于围绕着法制的运行，设计了一整套的流程，在这个流程里包含了法度、奖惩、执行人、执行节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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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商君书有什么疑虑没有？你怎么理解你所知道的对商君书的否定性看法？

我觉得牧民 弱民  愚民等词我觉得有疑虑，人如果返璞归真后，就应该是按照道的方式来进行生活，这些词让我觉得商君很残酷，冷酷，民就像牲口一样。我觉得从实上出发来看，从国家结构来看的确需要这样，从人性出发，应该牧民，弱民，但我自己情感上感觉不舒服。